在司法恫嚇及國民黨輕忽下，「罷綠委」幾全軍覆沒，大罷免只剩「罷藍委」。司法偵辦罷綠連署造假仍持續進行，但在罷綠委皆未成案下，再濫用司法資源羅織株連，已無實質意義。

罷綠連署造假遭到嚴辦，已有近廿人被羈押，約二百人遭約談或被告，國民黨若干地方黨部幾遭團滅。如此大規模偵辦偽造文書及違反個資法，顯不純為司法正義，而是為了政治操作。寒蟬效應下，罷綠無一成案，正是賴政府想要的效果。

《刑法》偽造文書成立要件，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且不論「死人連署」可經戶政勾稽剔除，是否符合此要件，恐有疑義。如今所有罷綠案件均未成案，對於公眾、他人，當然也未生危害。繼續辦下去，就是為了政治追殺而已。

事實上，被舉報連署有問題的，不只是藍罷綠；若干綠罷藍連署，也有幽靈連署。罷藍已有卅多件成案，若其中也有虛假連署，才是真正「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司法對此卻不聞不問，心中天平之歪斜可知。

巧的是，偽造文書因「未生損害」而獲判無罪，中選會主委李進勇恰好是代表人物。四十年前任法官時，李進勇為了考績獎金，要書記官造假筆錄時間。此舉雖被認定「偽造文書」，但因未造成損害，最後判決無罪。李進勇如支持辦下去，豈非自證有罪？

總統府上周電邀在野黨主席「共商國是」，宣稱將首次向在野黨領袖進行「國安簡報」。誰料，他次日隨即接見大罷免要角曹興誠與沈伯洋，聽取罷免藍委最新進度。此舉引發外界議論，質疑總統府邀在野黨共商國是，也是大罷免策略一環。綠營將大罷免稱為「反共聖戰」，而在野黨似乎還對此邀約充滿期待；如果毫無準備而去，只怕落得被羞辱而回的地步。

「國安簡報」是賴清德就職周年之倡議，稱將藉此與在野黨「共商國是」，在「相同事實基礎」上交換意見，化解僵局。事隔近月，在議程不明下，由秘書長潘孟安致電發出邀約。正當大罷免箭在弦上，罷團將「反共護國聖戰」當成口號；賴清德此際安排與綠營眼中「國賊」的在野黨主席會面，時機讓人大惑不解；是受到外界的壓力，還是其中另有算計？

民進黨利用「國安」名義賺取政治紅利之例，不勝枚舉。蔡英文尋求連任時，曾發生「王立強事件」，以假匪諜抹紅國民黨，取得選票利益。賴清德大選時，中共發射衛星，國防部發布國家級警報謊稱對岸發射飛彈，影響選情。賴總統首次出訪，國安單位捏造中共「聯合利劍Ｃ」軍演，爭取國際注目。綠委沈伯洋被踢爆父親「賺紅錢」，綠媒隨即引「國安報告」稱此案是中共利用紅媒協作，對付我方「國安資產」。

這些國安事件，都出於特定政治目的，可見國安情資已淪為政治洗地的文宣包裝。這次賴總統以「國安簡報」為名邀朝野對話，但官方出示的情資是真是假，誰能保證？府方要求在野黨主席簽保密協定，但誰能保證府方不會洩漏給特定媒體，再嫁禍在野黨？

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長期被匪諜寄生，司法卻不調查他未依法進行安全查核。賴總統不清查府院黨被滲透情況，反將安全管制鎖定基層軍公教及在野黨和民間。國安工作早已失去人民信任，還能拿出什麼有料情報和在野黨分享？分享之後又要做什麼？大幅動員社會防禦？還是大幅提高國防預算對美軍購？

朝野需要對話的議題不可勝數，總統偏挑最不透明的「國安」進行簡報問題，動機不簡單。國安局長蔡明彥說，中共統戰滲透嚴重，必須「形塑各黨對國安威脅的共同圖像，強化社會共識」。且不論國安報告可信度如何，藍白主席不能與同志或支持者分享報告內容，如何形塑社會共識？何況，國安政策是總統職責，他大可赴立院進行國是報告，或開記者會爭取社會認同；但賴清德捨此不為，偏偏選擇密室與在野黨領袖溝通。

國民黨立委本會期提出《國家安全戰略法》草案，希比照美日英德法，由政院針對綜合國力發展需要提出資源分配計畫。對此，綠營卻反批藍委「侵犯、架空總統職權」。但賴總統卻可一手找在野黨聽國安報告，一手為大罷免設局；國安難道又成為賴清德政治操作的萬靈丹嗎？

「共商國是」是頂美麗的帽子，讓在野黨無法拒絕。問題是，在野黨想要「共商」的議題，卻根本不在會議桌上。更糟的是，「國安簡報」並不像用來溝通的工具，而是「強迫填入」的宣傳。在這樣的場域，在野黨能期待與賴總統有什麼坦誠的「對話」，又有什麼「國是」可望得到溝通？如果在野黨完全處於「被邀約」的消極狀態，而不對會面內容與形式提出任何主張，其結果必然是一場空。

我們更要提醒，在大罷免卅一比○的懸殊成案比下，如果朱立倫要頂著國民黨被栽贓的「紅帽子」進場聽取國安簡報，他最好有一套周全備案，確知自己明天要怎麼進去、怎麼出來。

中國大陸央媒《人民日報》6月10日頭版刊登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專訪，標題：《任正非：國家越開放，會促使我們更加進步》。《人民日報》對中國頂級民營企業家任正非進行專訪，並於頭版刊出，意義極大。

首先，任正非強調開放，認為國家愈開放，社會就愈進步。折射的是任正非作為民營企業家面對競爭的健康心態，以及，歷經了鄧小平改革開放40多年歷程後的自省與自信。《人民日報》以之做標題，也同樣反映了國家對開放的自省與自信。不僅如此，中國高舉開放大旗，在全球因美國主導「反全球化」而走入歧途時，也給了全球一種撥亂反正的期待，也許提供思考誰才是世界領導者。

最值得注意的是對基礎理論的重視與強調。任正非呼籲中國必須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他列舉了貴州農學家羅登義、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屠呦呦，還有地球物理學家黃大年，都是長期研究默默無聞，研究成果後來才對國家或人類作出重大貢獻的例子。他說，「理論科學家是孤獨的，我們要有戰略耐心，要理解他們。」對理論科學家，社會要寬容，國家要支持。

任正非說，華為一年1,800億人民幣投入研發，大概600億做基礎理論研究，不考核；其餘1,200億做產品研發才考核。「沒有理論就沒有突破，我們就趕不上美國。」

美國知名經濟學家理察．沃爾夫（Richard D. Wolff）在美中貿易戰升溫之際，為文重批資本主義，公開呼籲美國應正視中國制度的成功經驗。沃爾夫指出，美式資本主義過度追求利潤最大化，反而削弱國家治理能力。對此，任正非作出了回應，他說，中國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偉大壯舉，「從基礎設施建設看，我們也必須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不然高鐵、高速公路、水壩……這些東西都建不起來。」

其實，資本主義本身沒有問題，因為資本主義的核心是市場經濟，有市場經濟才能優化配置資源，才有效率。沃爾夫批評的美式資本主義的問題，其實在於只有資本主義而沒有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強調個人利益，忽略社會整體利益，所以美國加州300公里高鐵，搞了二、三十年迄今仍是爛尾。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必須以社會主義與之配套，換言之，正確的模式必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中國從1978年的計畫經濟誤區中走了出來，然後「摸著石頭過河」竟然摸上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切，也正是沃爾夫對美國的遺憾與任正非對中國的慶幸。

但必須進一步看到，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絕非單純地靠一個理念或口號就能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它還深入到政治經濟體制的內核，也就是分別與政黨政治、產權體制及專家政治等三大核心有關。

就政黨政治而言，美國強調要政黨競爭與輪替，四年一選，所以很難在國家發展上有長期視野及遠程謀劃；中國強調一黨執政，眾黨協商，所以國家發展一看就是十年、20年甚至30年，且多能實踐達成目標。兩黨或多黨政治能否克服此一難題也許是政治學理論上的挑戰。

就產權體制而言，中國從全民所有制的誤區中走出，走上了混合所有制，既有國企又有民企，民企配合市場經濟發揮效率與生產力；國企體現社會主義，發展戰略產業，推動基礎建設，兩者相輔相成，兼顧成長與分配，效率與公平。

再一個，就是專家政治。政治猶如360行中的任何一行，有其專業甚至是高度專業性。專業就必須靠長期培養歷練，而不是靠民粹。

任正非的專訪，不經意地點出了國家治理之道，也讓大家看到了美中世紀之爭隱含的脈絡與邏輯。

公廁最重要的是隨時保持乾淨清潔。日本電影「我的完美日常」，主角役所廣司在片中飾演一個公廁清潔員，其認真專精投入清潔工作的態度令人感佩。日本城市公部門對清潔公廁以認真態度，輪班、巡迴、專業工具齊備，使公廁總是保持著乾淨整潔，這是日本公廁贏得觀光客讚賞的原因。

但國內還是有不少人選擇蹲式，因為他們怕使用坐式馬桶，會與前一個使用者有「肌膚上的接觸」，深怕被傳染疾病，因此坐式與蹲式，目前可能以一定比例設置為宜。國內政府機關、圖書館、捷運站等公廁維護還算可以，但在公園、登山路線或河濱步道上的正式公廁或流動公廁，卻常汙穢不堪、慘不忍睹，有待改進！無論坐式或蹲式馬桶，整潔才是最重要的。

回想自己年輕時擔心坐式馬桶衛生堪慮，偏好使用蹲式馬桶。留學美國期間，只見學校公廁全採坐式，輔以一次性紙坐墊，使用時頗為方便。更年期後，骨密度急遽下降，復因小兒麻痺後期症候群發作，肌力與平衡感下跌，導致我的患肢多次因跌倒骨折、手術、使用石膏固定，膝關節因此攣縮、無法下蹲；外出時如遇蹲式公廁，成了我的夢魘。

記得有一次我在社區圖書館閱讀書報，因內急需如廁，但身障廁所被占用，不得已只好使用蹲式公廁，因無法蹲下、被迫採半蹲半站姿勢，不但弄髒公廁，連長褲都噴得滿是尿液。另有一次我拄著拐杖使用蹲式廁所，用畢後站起來時不慎滑倒；雖未受傷，衣物卻沾滿汙漬，只得連忙收拾物品趕緊回家，從內到外徹底洗滌並更換衣物。

乾淨的坐式公廁能及時解決行動不便者的需求，讓人得以放心外出尋找樂趣，相信高齡肌力衰退者會感同身受。

這份履歷的學歷欄早已清楚標示為「啟聰學校」，對方顯然是聽障或有某種障礙，但這樣的自我努力與勇氣，竟成了被群嘲的對象。如果今天被貼出來的是自己家人的履歷，卻被網友當笑話轉傳，還笑得出來嗎？這讓人想起費茲傑羅在《大亨小傳》開頭的一句話：「每當你想批評人的時候，要記得，世上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樣擁有許多優勢。」

我們總以為自己擁有的，都是正常且理所當然的，但其實那不過是「幸運」罷了。我們會洗碗、會整理房間，是因為我們有健全的身體、有能夠教導我們生活知識的家人、有可以學習的環境資源；對一些人來說，他們卻必須用幾倍的時間，靠自己摸索練習，才能學會一般人眼中的「簡單動作」。在說出「這有什麼好寫的？」之前請先想一想：可曾有過在一個陌生環境中，用盡全部力氣才學會一件小事的經驗？

社會的穩定與良善，從來都不是靠少數天才或精英維持的。不是只有會寫程式的人才重要，不是只有當醫生、律師、工程師的人才值得尊重。馬桶壞了、環境沒人清潔、垃圾沒人收，你我照樣寸步難行；每一個默默把碗洗乾淨、把地掃乾淨的人，都是讓這個社會能夠正常運轉的重要螺絲釘。他們領的或許是最低工資，做的或許是最不起眼的事情，但正是這些人撐起了我們以為「正常」的生活；沒有他們，再高學歷、高收入，也只能坐在髒亂的屋子裡發愁。

社會到底怎麼了？連一個聽障孩子寫下「我會洗碗」都拿來當作笑料？覺得會洗碗有什麼了不起，但你的「理所當然」可能是別人的「用盡全力」。請記住，尊重不是留給你認為了不起的人，而是留給那些努力活著、努力學會生活的人。

以鄰國日本為借鏡，日本的廁所文化，在我們的記憶之中總能領先於前，達到令人驚嘆的設計與服務境界。整潔的公共廁所裡，有些設置了免治馬桶，提供自動掀蓋的功能、讓人溫暖的溫度馬桶、發出水流音效避免如廁聲音尷尬的「音姬」等，都是日本以使用者為導向，將藏於角落中、生活不起眼的事物，以極慎重的態度款待使用公廁的客人。

德國導演文溫德斯執導的電影「我的完美日常」，讓原先只是要拍攝「The Tokyo Toilet」東京公廁計畫的廣告，一躍成為讓世界看見日本對公共衛生執著的媒介。日本對「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共識，就是「城市」與「彼此」相互尊重，造就出與我們如此不同的日本公共生活品質。

任何一位使用過台、日公廁的民眾，都能看出兩地公廁文化的顯著差異；這不僅需要清潔員以人為本的堅持，更重要的是使用者個人的「維護意識」。每個人都應該為下一個使用者著想，如果僅停留在「如廁後請沖水」、「請勿蹲在馬桶上」等舊標語，並無法真正讓每位使用者以珍惜愛護的態度使用公廁。

從公廁就可以看出一個地方的教養，凡時刻有髒汙、異味、缺衛生紙的公廁，永遠無法降低我們對於公廁的疑慮眼光。一個讓民眾滿意的公廁不僅需要定期清潔，更重要的是使用者們的衛生習慣，少一點自私行為、多一點為下一位使用者著想的細心，則公廁自然潔淨宜人。公廁馬桶以坐代蹲是必然趨勢，若民眾更願意使用公廁的坐式馬桶，表示廁所的公共衛生確實獲得了改善。

熱的是網紅「館長」去了上海，他一路開直播，流量破表；冷的是詩人鄭愁予過世，消息零星飄過網路，還有人好奇的問他是誰。

這兩件事，像一場時代文化的並置對照實驗。

一個是台灣的健身網紅，用汗水、情緒與國罵吸引了大量的眼球；一個是台灣現代詩的里程碑，用詩意、失落與餘韻活成了跨時代的文化幽靈。這兩個台灣人，一個活得像火爐，一個走得像餘煙。但他們之間，正好標示出一個令人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台灣到底要輸出什麼給世界？

館長所代表的，是一種強烈、直接、可複製的態度表演：肌肉、情緒、粗話、直播鏡頭裡的兄弟義氣、反骨個性。這些，在中國的年輕人眼中，是「真男人」、「不裝的台客」，甚至是一種對既有文化體制的挑釁。

而鄭愁予的輸出，則是難以歸類、無法複製的詩意體驗：他不是政治家，不是娛樂明星，也不是教科書的寵兒。但他的那句詩「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卻成為整個華文世界裡最被記憶的詩句之一。他輸出的，是飄在語言邊緣、情感底部、歷史縫隙裡的鄉愁與不安。

我們不能也不應該輕視館長的文化輸出。他的現象，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台灣「草根自主文化」的生命力。不靠國家資源、不需主流認證，以自媒體力量打入對岸的流量市場。

但問題是，這樣的輸出，是否有可延續性？是否能在時間的長河中，留下某種影響力？是否能在觀眾關掉直播之後，還餘下一絲反思？

而鄭愁予代表的詩人、文學人、漂泊知識分子，雖然不熱，不擴散，但他們的文字像種子，埋在了許多心裡。詩人記得他，學者記得他，從香港到新加坡的中文系學生都曾在課堂上讀過他。鄭愁予的詩，是台灣某段集體氣質的凝縮，是「未完成的台灣文化理想」的幽靈註腳。

我們不必選擇站在館長或鄭愁予的一邊，但我們必須誠實地回答，十年後，有誰還會記得館長說過什麼？但鄭愁予的詩，可能會一直烙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裡。

如果把中國當作市場，那麼館長的輸出策略是有效的。但如果把中國當作文化競逐的地景，那我們是否也要問自己：我們能輸出更多的鄭愁予嗎？

他代表的不只是台灣詩人，更是一個歷史命運下流亡者的身分演出。他是一九四九之後那批文化游魂，在台灣重新扎根，又終其一生在詩裡書寫他回不去的故土。他的「中國性」不是國族認同，而是文化記憶；他的「台灣性」不是政治立場，而是語言與美學的再創造。

當台灣開始思考「文化輸出」這個命題，我們不能只看有多少點閱數、有多少互動率、有多少話題感。我們要問：我們所輸出的，有沒有可能成為對方文化記憶的一部分？

當我們輸出台灣，輸出的會是直播的國罵三字經？還是詩行之中沉默的光？

賴清德總統邀請在野黨主席明天至總統府，聽取國防、外交、兩岸及國安相關首長進行「國安情勢簡報」，賴並將全程參與。另一方面，台灣高檢署、台北地檢署日前分別依法起訴涉嫌為大陸發展組織的民進黨員黃取榮、邱世元、何仁傑、吳尚雨四人。其中，何仁傑是吳釗燮任外交部長及國安會秘書長幕僚；在此同時，吳釗燮上周赴歐訪問。

這三件事皆圍繞國安議題，共諜案真相不明，民進黨政府的反情報機制幾近失靈，卻無人引咎辭職。於此國安破口尚未彌補之際，賴總統或以為檢調完成起訴即可對在野黨進行國安簡報，卻要求在野黨主席簽保密協議；另一方面，又傳出賴清德與曹興誠共商大罷免事宜。換言之，無論動機與時機皆讓人起疑，也難怪有在野黨立委直言「不要去一場鴻門宴，最後惹了一身腥」，更擔心對方「一手遞橄欖枝，另一手下毒手」。

共諜案四人中，何仁傑跟隨吳釗燮一路從外交部到國安會長達九年，所接觸的機密層級最高。檢方於起訴書指出，何仁傑於吳釗燮在外交部時期，洩漏部長與外賓會談及友邦資料等內容。儘管檢方有意輕描淡寫洩密詳情，惟外交部所轄百餘個駐外機構，平日往來的電文與部內公文書等，凡能上呈部長室者皆具相當重要性與機敏性，是以何仁傑平日在辦公室耳濡目染的機密遠高於一般部會首長，其實不需由何某直接接觸。至於吳釗燮升任國安會秘書長後，何仁傑若有機會見識和聽聞軍情警彙報機敏性情資，恐更甚於外交部時期。

以反情報人員擅長的逆向工程為例，中共從我方文件中，即可推估外交部與各駐外機構的虛實；從鞏固友邦的情資，亦可研判邦誼安危和我方籌碼。至於洩漏國外交換的情資，中共足以掌握對方的人員及管道，並採取手段切斷國外情報來源，或故意餵假情報滿足對方，用以混淆耳目。

冷戰時期，蘇聯ＫＧＢ人員為蒐集美方情資，以長期偵測美大使館打字機敲打鍵盤、引發玻璃窗震動的頻率，逆向研判繕打文件的內容。從吳釗燮辦公室洩漏的任何文件，恐輕易讓中共摸清我方作為，難怪何仁傑提供的文件還被中共人員大讚「很有價值」。何仁傑於偵查中始終否認犯行、編造謊言，意圖誤導偵辦方向且犯後態度不佳。

共諜案因為屬國安案件，庭訊採不公開審理。由於吳釗燮身為何仁傑的雇主，外界無從得知他是否已接受我反情報機構的調查。國內外的情報部署是否重整、友邦情報交換的管道是否重建？諸多疑點尚未明確交代之際，賴總統此際卻擬向在野黨主席進行國安簡報，不僅突兀，且不啻讓人質疑是否拿國安作為設「鴻門宴」的工具？想來真令人驚心。

然而，與此同時，全美近兩千個城市，包括紐約、芝加哥、費城等地，爆發了以「No Kings」（無王日，不要國王）為主題的大規模抗議行動，反對川普的經濟政策，與日益明顯的社會財富不均及種族問題。

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凸顯了當前美國內部張力與公共敘事的焦慮與裂痕。

大多數美國媒體對這場閱兵持保留態度。ＮＢＣ與ＣＢＳ兩大電視台直言這是總統川普強化個人政治品牌的「個人秀場」。在當天的新聞報導中大量利用現場「雙重視角」鏡頭：一部分是白宮附近交通管制與安檢設施森嚴的閱兵區戒備線，接著又切換到遍及全美兩千座城市的 「No Kings」遊行抗議人潮，提醒人們社會暗湧遠非軍樂與焰火所能掩蓋。

歐洲媒體關注的焦點則在於閱兵的社會效應。「德國之聲」指出，美國當下對外背負巨額國債，對內又面臨基建老化的困境，此時大規模閱兵，勞民傷財，顯得格外突兀。ＢＢＣ 擔憂為了維穩，部署國民警衛隊來鎮壓各地民眾的抗議遊行，可能侵蝕軍隊的非黨派傳統。

中國媒體則從另一角度切入：「環球時報」形容這是一場「矛盾的狂歡」，將閱兵與抗議並置，凸顯川普政府既要炫耀強軍形象，又無力平息社會裂痕。「北京日報」則列舉美國現行治理體制無法化解深層次社會矛盾的事實。直指這場閱兵為「夕陽餘暉」，暗示美國霸權正步入黃昏。

尤其不可忽視的是各地「No Kings」 抗議遊行，在TikTok與Ｘ（Twitter）平台上第一天的播放量就突破五千萬次。社交平台穿越國界，讓閱兵與抗議在同一時空並存，形成一種無法被單一敘述框架所涵蓋的「多聲道現實」。這些影像與聲音的交織，映照出一個事實：閱兵早已超越軍事演示的範疇，而成為權力傲慢與社會積怨的引爆點。

這場閱兵式究竟是展示了美國的力量，還是暴露了它的脆弱？國家的力量不僅來自槍炮，更來自人民的信任與團結。因此，最後的問題或許是：當全球化衝擊、國內分化、種族矛盾此起彼伏，一場閱兵的華彩，能成就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願景嗎？還是，展現出帝國沒落前夕，西方那一抹最後的彩霞？

美國哲學家孔恩將「典範」理念使用到科學世界，也被運用與管理領域。「典範」是一種可遵循的規定或價值，而「典範轉移」則是對既有認同的信念、價值與方法加以轉變。

行之於政治，則稱為「變法」，哲學語彙則稱為「典範轉移」；典範行之愈久，觀念愈堅固，「變法」愈不易成功。中國歷史上除商鞅變法成功外，新莽變法、宋神宗變法、明神宗國本之爭，都引發黨爭，最後導致亡國，韓國傳統政治的「兩班」文化也導致黨爭糾紛。

相較於此，日本的大化革新、明治維新，卻都使國家扭轉乾坤。這是因為大化革新以前尚無漢文化做典範；明治維新前，西方「蘭學」早已在日本扎根兩百餘年。

變法不成，則有類似「湯武革命」的軍事行動來改變現狀。法國大革命如果沒有伏爾泰、盧梭的思想鼓吹，難以引發大革命海嘯；動盪長達十餘年，因為拿破崙加冕皇帝而回歸帝制，此後十年拿破崙戰爭，日後帝制與共和交乘，直到「第三共和」建立時，政局才逐漸穩定。

「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變法多來自體制內部發生嚴重矛盾，被迫進行改革。王安石所言「先王之政」乃是典範，「法其意」乃主張進行典範轉移。

政治上的典範轉移必引發對立，因利益盤根錯節、思想新舊不一；小則朝臣口角衝突、中則結黨攻伐、大則意氣之爭而國危不顧。東漢亡於黨錮之禍，李唐因牛李黨爭而亡，北宋、明代都亡於黨爭。

改革力量沛然莫之能禦，則改革易成。福澤諭吉《勸學篇》指出：「天不造人上之人，亦不造人下之下。」力主人權平等。「至於道德方面，吾將人定位為萬物之靈，能自尊自愛，不做卑鄙之事，不做不道德之事。」人有自覺能力，故要喚醒自覺之心。

福澤諭吉曾提出「脫亞入歐論」，即使今日依然傷了華人的心；但是，當時日本卻未有為了入歐而搗毀漢文物、迫害漢學家的舉動，今日唐宋文化依然是日本多元文化的基調之一。反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成為十年浩劫，文物、思想、人性被嚴重斲傷。文革亦可視為另類「脫亞入歐論」的延長，脫離傳統中國文化，進入馬列思想。

今日台灣政治民主自由，但全民關□自己的國家？能獨立思考？「無事袖手談心性，臨事一死報君王」，明遺老顏元反思宋明理學，認為過度重視心性而乏於實務，乃明亡之因。深思之，明非亡於「心性之學」，乃亡於不關心實務，僅存廟堂黨爭，事涉意氣私欲，置國家利益於無物。

國家是全民所構成，政府是全民推舉之有能有賢者組成；又為防政府專斷，設議會制衡其權力；恐議會一黨獨大，又有兩黨或多黨政治。反問廟堂袞袞諸公，政府官員與議員們，從政之初心如何？

「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范仲淹這段話，說明知識分子本懷，不論在朝在野，都依然心繫天下。

今日讀〈岳陽樓記〉，依然令人感動不已，這才是超越典範的千古知識分子本懷！

（作者為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