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府原訂昨天邀藍白領袖「共商國是」，但雙方敲了半天，最後宣告破局，朱立倫和黃國昌都拒絕與會。其原因，除朝野間原本互信不足，且大罷免已箭在弦上，氣氛顯然不宜。更重要的是，府方把會面形式安排成在「大禮堂聽簡報」，讓人倒盡胃口！

美其名「共商國是」，卻要坐在那裡聽兩小時「簡報」，還得簽保密協定，誰提得起興致？潘孟安也夠天才，拿著國安簡報的令旗就來邀約，內容、形式都邊走邊談，有時雙方都是閱報才知細節。總統邀約在野領袖，搞得這麼落漆，誰都知道結局不會太美妙。

府方規畫的簡報，長達兩小時，分別由國防部、外交部、陸委會、國安局四個單位報告，內容均與中共的挑戰與威脅有關。可惜朱立倫、黃國昌沒聽到，其中或許不乏頗有價值的情資。但連聽兩小時後，眾人大概也都累趴，還有力氣「共商國是」嗎？

再說，在野黨感興趣的「國是」，是大罷免、朝野對峙、地方補助款遭刪、乃至能源政策更張等議題。但賴總統想餵給在野黨的，卻是中共謀我日亟的危機感。這也就不難理解府方何以一連安排四場簡報了：賴總統只希望你帶著「耳朵」來；至於嘴巴，就省省吧！

好在藍白都保留善意，未拒絕日後的邀約。為此，府方請再安排一次夠誠意的真正國是會議吧！

上周在台北舉行的民間版「二○二五台海防衛兵推」，預想二○三○年北京發動對台侵略，先入侵灰色地帶，再實施航運攔檢，最後全面開戰。共軍先奪取我周邊離島，以其為跳板拿下澎湖，再「聲西擊東」攻占東部。此次兵推核心人物在國防領域均有一席之地，又邀到十多位中外退將參加，一時成為輿論焦點。

活動受矚目，謗亦隨之而來，皆來自立場相左陣營。兵推進行到全面戰爭時，扮演美、日政府的兩國退將表示，考慮放棄「一中」承認台灣；遭大陸學者質疑，這是一場勾結美日、推動反中的「台獨兵推」。光譜另一端，兵推至共軍入侵灰色地帶，國軍未對闖入領海的共艦開火，後又陸續丟失離島、澎湖、東部；綠媒高層隨即宣稱，這是蓄意「唱和在野黨與中共」，塑造台灣不堪一戰的印象。

邱吉爾曾謔稱，「所有戰爭計畫，都在開打當下瓦解」，形容戰爭複雜到難以事先預判。儘管如此，各國仍不斷進行兵推，希藉由反覆模擬提前察覺原本被忽略的問題。相較於國防部漢光演習，民間兵推資源遠遠不及，更多變因必須預設為固定，參演各方「出招」的戰果與損失，也更仰賴管制官裁定。但兵推的價值在於其過程中的腦力激盪，而非結果輸贏；戰爭原非公平競賽，兵推設定從嚴從難，旨在強化磨練效果。

這次兵推暴露的問題是，包括望安、七美、綠島、蘭嶼等離島，幾乎都沒有守軍，卻有機場等基礎設施。敵方一旦奪占，可當成制空制海火力點，及直升機突擊前進基地。至於共艦闖入領海、我方卻不下令開火，雖飽遭外界質疑，卻忠實呈現決策者的困境：面對「戰爭邊緣」式挑釁時，應否發出「第一擊」指令，開啟無法回頭的全面大戰？

一般民眾難免對兵推投射過多個人情緒，彷彿兵推獲勝就可喜可賀，落敗就有亡國之憂，甚至抱怨「裁判不公」。錯誤解讀兵推，賦予不合理的情感期待，就會演成「只許勝不能敗」。尤其近年政府奉「認知戰」為圭臬，高度重視輿論風向，但一旦宣傳異化成尾巴搖狗，一切只求宣傳效果，將使兵推失去價值，成為粉飾太平的大戲。

此次兵推事前宣告，僅推演軍事攻防，不涉政治決策。但檢視各方後來對主辦單位的批評，大都出自政治面，或批評「劇情走向」不如預期，或冠上台獨或中共同路人的大帽子。近年國內幾乎所有公共政策，都陷於同一窠臼，批評者往往純為意識形態黨同伐異，從龐大資訊中擷取部分炒作，根據自己預設的立場調味。一旦失去就事論事的能力，再多兵推，也無助自我提升與改善。

中共的軍事威脅，是台灣頭頂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但台灣社會的意見，卻越來越陷於兩極立場之爭，而無法聚焦在人們應正視的兩岸現實。如此分裂的社會，當然不利我們應對大陸的文攻及武嚇。以最近以色列對伊朗的奇襲為例，其戰術能夠奏功，除了要有精良的武器系統和人員訓練，還得靠情報特務機構「摩薩德」的長期布線埋伏，才能深入虎穴，於近身之處擊殺核心敵人。反觀伊朗，神權政治原本就侷限現代國家的開放發展，無論最高領導人哈米尼應對以色列如何強硬，終究難掩技不如人的窘境。

從以伊之戰看台灣的兵推，不免令人警惕。我們不知道賴政府在大陸的敵後布局如何，但如果官員只會將矛頭對準國人或在野黨，動輒扣以紅帽，又禁止兩岸互訪交流。種種舉措，從任何角度看，都無助於我方的攻防能力。

人工智慧（AI）技術雖已發展數十年，真正大規模改變全球經濟與社會的契機，則始於近兩年生成式AI的飛躍式進展。從ChatGPT問世、企業級AI應用加速，到各國競相制定AI政策，AI已從研究室走入國家戰略核心。然而，AI的本質資源─資料（Data）卻長期被忽視。掌握資料即是掌握主權，而資料治理能力的高低，將決定一個國家在AI世代的戰略位置。

早在2006年，英國數學家Clive Humby即提出「資料是新石油」（Data is the new oil）的觀點，凸顯資料在數位經濟中的價值。不過，不同於石油的有限性與一次性使用，資料具有可複製、可再利用、可衍生出多重價值的特性。尤其在AI模型訓練與應用階段，高品質、系統性且合法取得的資料愈發成為關鍵競爭力。

地緣格局劇變下，資料治理成為主權戰略。在當前美中科技對峙加劇的背景下，資料治理與主權AI（Sovereign AI）概念迅速崛起。美國近期強化對中國AI晶片出口管制，不僅禁止NVIDIA高階晶片進入中國市場，亦對中資技術的第三地布局保持高度警戒。馬來西亞5月中旬原宣布採購華為AI晶片，僅數日內即宣告擱置，可見地緣壓力對國家AI戰略的牽動之深。

反觀中國，雖受制於先進晶片技術封鎖，卻憑藉其長期累積的龐大資料基礎，仍在AI應用與商業化方面維持領先。透過實名制的社交支付工具（如微信支付、支付寶）與高滲透率的影音平台（如抖音、TikTok），中國企業建構起資料密度極高的應用場景與演算法模型，充分發揮AI潛能。這一模式的核心，並非硬體優勢，而是資料治理與應用的高度集中與效率。

回頭看台灣，資料資產齊備，主權AI發展正當其時。台灣儘管不具備中國規模性的人口資料紅利，卻擁有全球少見的完整資料資產結構。包括全民健保系統、戶政與地政資料、車籍與金融稅務資料等，均具備橫跨數十年的歷史紀錄與制度性整合潛力。如果能在隱私保護與資安風險可控前提下，進行合理資料開放與跨域整合，台灣將具備發展高品質主權AI模型的天然優勢。

政府近來也已釋出政策訊號。國科會推動AI應用導向計畫，行政院提出「AI新十大建設」，明確宣示建構「AI之島」的國家願景。唯有從「資料即資產、應用即戰力」的視角出發，擺脫純粹追逐晶片效能與硬體供應鏈角色的侷限，台灣才能真正於全球AI競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除了政府角色的積極部署，企業部門的參與亦不可或缺。在中國「官企合一」模式下，企業難以掌握自身AI資料主權，甚至成為國家監控體系的一環。相對而言，台灣企業有機會在民主法治與法遵架構下，發展自主、安全、可信賴的主權AI系統。例如，已有本地資料治理服務公司提出「企業主權AI解決方案」，協助企業建構專屬資料平台、進行合規訓練與模型微調，降低依賴外部黑箱模型風險。

這些案例顯示，台灣在主權AI領域不僅具備制度優勢，也可望開拓以「高信任度AI」為核心的新興出口服務產業，尤其在醫療、金融、法律、教育等需高資料治理水準的領域，潛力更為可觀。

台灣過去在半導體與ICT領域建立世界級供應鏈能力，如今則須將焦點轉移至資料治理與智慧應用的上游競爭。資料治理不只是法遵問題，更是國家資源重分配與數位治理的戰略關鍵。主權AI不應只是一句口號，而應成為跨部會協調、企業與學界合作的整體政策方向。

AI革命雖帶來無限機遇，但若台灣自滿於硬體優勢、忽視資料治理與主權AI布局，終將錯失成為亞太智慧治理領導者的關鍵機會。唯有掌握資料價值、整合治理能力、發展可信AI，台灣才能從「硬體島」蛻變為「智慧島」，在國際AI新秩序中站穩腳步。

在「館長」大讚上海基礎設施、環境秩序等各項軟硬體建設後，官員評論「希望館長能看到更多東西」，去旅遊其實看不出來社會真實面；還建議「館長」可以在那邊久住，就可以知道真正生活是什麼樣態。此外，也有側翼建議館長到鄉村看看什麼叫做城鄉差距，云云。然而，在海峽論壇開幕時，出席的國民黨高層認為「館長」具有大批粉絲基礎，這次訪問讓很多人看到真實的大陸。

藍綠陣營出現如此極端見解，到底誰對？或者說，誰比較接近真實？應該指出的是，即便一個人都可能有多面性格，更別提若以領土遼闊的國家做比較，美國內陸與沿海城市風貌亦差距頗大，而號稱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連一地的階級、貧富差距都可以道里計。中國大陸領土廣大又仍在發展中，其面向差距之廣，當前還堅持做大陸田野研究的學者看得愈多，愈了解並深感所知不足；因此誰又能肯定他看到的，就是大陸人民的真正生活呢？遑論「整體」。

或許有人認為，應該注意的是多數大陸人民生活過得如何？根據大陸二○二○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居住城鎮的人口占比為近六成四，雖然不及台灣，多數人也過著都市化生活了。這對於過去歷史上長期困頓的苦難中國而言，無疑是個巨大的進步；而「館長」所論者，多為對綠營過去極端或偏頗宣傳的回應。幸虧「館長」此行全程直播，俗語說得好「眼見為憑」，即便是批評他看不出社會真實面者，也不能否定「館長」所見上海生活水準的真實性。

相較於上述討論，綠營最近對馬前總統出席海峽論壇的談話「三宗罪」的指責，則是更等而下之了！公共政策的討論，應該立基於事實基礎，捨此不為卻亂噴口水，只會浪費社會論辯資源、阻擋有意義的對話，毫無助於公共利益。綠營指出馬此行有「違憲、賣台、誤國」等三罪。僅以白紙黑字的中華民國憲法為例，綠營批評馬英九迎合中共、否定「兩岸互不隸屬」的基本立場，指控馬為了配合北京的政治操作，甘於自我否定、踐踏憲政原則。

然而，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前言寫得清楚明白：「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再加上內文提到的「中華民國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顯而易見，究竟誰主張兩國論？誰才是違憲？只要看得懂中文者就能一目了然。過去每當綠營被質疑違憲總是推說民意支持，但從賴政府上台後硬拗風格更甚，台灣政治文化因此進一步惡化；執政黨實難辭其咎，誠盼民眾明辨是非。

不論是詐騙報案數、還是愈來愈多青少年成為詐騙加害者，種種數字背後是無數民眾的血汗錢。政府雖然投入極大資源，但詐騙集團依然花招百出並翻新詐騙手法，讓每日的報案數依舊維持在五、六百件，實在令人憂心。

詐騙集團早已進行轉型，不再只是簡單的電話騙術，而是一場有組織、高科技、深度操控的人性戰爭。從假投資、假檢警到情感詐騙，每一種手法的核心都是「利用人性」：貪婪、信任、恐懼、愛情。其中，假投資詐騙成為詐騙手法第一名。近期各地頻傳詐騙案，例如基隆一名郭姓男子遭「複合式詐騙」，先被「假外甥」騙走二三○萬元現金，隨後又遭假銀行、假一六五、假檢警以「資產公證」名義詐取七兩黃金，損失慘重。台北市一名退休男子在交友軟體結識女網友，被引導加入假股票群組，於面交四○三萬元後無法出金，才驚覺受騙報警。桃園八十歲蔣姓老翁亦遭投資詐騙，先損失百萬退休金，對方再索廿七萬元時被友人發現異狀，報警後警方逮捕兩名詐騙集團成員。

除了假投資，假檢警等傳統詐騙手法明顯升級。以往詐騙集團多透過電話謊稱民眾涉及刑案，要求監管帳戶，而現在，他們更採用視訊技術進行詐騙，甚至穿上警察制服、模擬辦公室背景，用視覺逼真度提高說服力。有被害人指出，曾在視訊中看到十多位「警察」坐在辦公桌前操作電腦、列印資料，對方甚至用正式語氣要求配合偵查並不得對外透露訊息。這種心理壓力讓受害人無法思考，逐步落入對方詐騙節奏當中。

最可怕的是利用人性的善良。詐騙分子了解人們面對恐懼時會尋求庇護、面對金錢時容易被利誘、面對感情時缺乏戒心。他們投入大量時間經營關係、製造陪伴感，讓人誤以為遇到真愛、真朋友或真警察。一位護理師在社群平台上認識一名自稱在美國從事房地產的男子，對方長時間與她互動，最終以資金困難為由，騙走她的帳戶資料與積蓄。這不僅只是金錢詐騙，更是情感掠奪與背棄。

從這些案例可以看出詐騙集團的手法已經進化，從「誘騙點擊」轉為「打造情境」，進化成為團隊運作、分工明確的犯罪網路，並非單靠警方或宣導活動就能根治，需要整體社會共同警覺與提高反詐騙素養。

事實上，詐騙的本質是心理戰，若民眾本身缺乏辨識與自我防衛能力，再多制度都可能被繞過。楊小隊長說：「當你認為自己不可能被騙時，你就離被騙不遠了。」這句話點破核心問題：多數人不願相信自己會成為受害者，正是這樣的心態，讓詐騙有了可乘之機。當全民具備警覺意識，當「不貪、不信、不怕」成為社會共識，詐騙集團才會失去他們所依賴的人性破口。

此外，實行不久的租金補貼政策也出現變化，內政部日前發函給各地方政府指，由於財劃法通過，地方統籌分配款大幅增加，明年起三百億中央擴大租金補貼經費，將依縣市財力由中央及地方共同負擔。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新聞，其實有著重大關係。

租金補貼的誕生，來自政府無法壓抑房價高漲，原是治標不治本的狗皮膏藥，如川普給的人道走廊，不過，至少可暫時讓弱勢租屋族獲得喘息，轉移目標，讓人覺得政府有在替弱勢的租屋族著想，是一個房屋政策友善的開始。

數千元落差，對有錢人來說，只是一頓飯錢，卻可能是底層人一個月的伙食費。

對門鄰居將不大的公寓改成數間小套房，像鴿子籠的房間，連電鍋也只能放床頭，租金高昂，且不乏租客。有租客拜託家人跟屋主求情降租，家財萬貫的屋主說：「寧願養蚊子也不願降價。」

另外，住家頂樓加蓋住了一對中年租屋客，前陣子一直提到房東準備漲房租，一漲就是數千元！誰想到幾天後，頂樓那對租客竟成為社會新聞。

政府的通膨計算方式令人不解！萬物明明持續高漲，數據卻那麼低，和底層人民的體感通膨有著天壤之別。身邊一位退休數年的朋友，最近開始跑外送，還頻頻四處打聽，哪裡有較便宜的房屋可租，因受不了房東年年調漲房租。

台灣許多政策生成迅速，生命周期非常短，本來大家就要有心理準備，租金補貼一個隨時會消失的現象！只是，大家還是沒想到，租屋族的苦日子這麼快就來了。

這是一個民主國家，總統人選是大部分選民同意的，能怨誰？

但我們不見得要向錢靠攏，隨通膨起舞，租金可以殺人，當然也可以救人。有位朋友就遇到一位佛系屋主，本來租金就便宜，疫情期間還降價，至今沒有調漲的意思，於是，很多家具故障，朋友自己花錢買，沒跟屋主報帳，牆壁掉漆，也自己粉刷。

善有善報！至於我家頂樓那間上了社會新聞的空屋，至今屋主仍頭痛著，不知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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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在短時間完成文意通順、段落分明的作文已不易，六篇範文也多能做到修辭法的運用，如排比句型、成語使用、實例說明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僅兩篇做到「引用」的修辭法，其中一篇引用屈原〈漁父〉中的「餔其糟而歠其醨」及雨果的文章，另一篇則引用老舍及聞一多的文章。

在作文教學中，多寫多看是基本功，每位老師的教法可能不盡相同，但所謂鳳頭、豬肚、豹尾應是教學上都會提到的寫作手法，這次公布的範文，或許是因時間因素，或平日閱讀量不足，在引用修辭上明顯不足。

就古典文學的寫作手法來說，今年這種兩者對立的文章，其實古代已有多人使用過，如〈為學一首示子侄〉中的「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或是《孟子》中的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甚至〈後赤壁賦〉中也有「二客從予，過黃泥之□」之描寫手法。但此次的範文對古文或近代文學的引用明顯偏少，也因此會陷於詞藻的堆砌，長此以往，對語文教學將會有不利影響。

以六朝駢文為例，最後導致追求形式上的工整對偶和華麗辭藻，忽略了內容深度和表達的清晰，使得敘事功能弱化。由這些文章明顯可看出學生或以擬人方式寫作，或舉自身經歷，缺乏深度的論述，這些應是推動素養教學時應特別注意的事項。

台灣在地球上是一個小點，堪稱彈丸之地，島內互打卻十分嚴重。人們期盼三黨能坐下來理性溝通，解決內耗不已的國家頹勢，「終於等到」總統府發出邀請函，乃是停止政爭的有利契機，竟然瞬間煙飛灰盡，不勝唏噓！

有關談判，古今中外皆然。遠在戰國時期，各國君王都想壯大、併吞鄰國以擴大版圖，這時位處西方、地貧人寡的秦國，是最後才被周天子承認的諸侯國，遭受其他六國輕視，強大的魏國還併吞其河西諸地；弱如累卵的秦國，只能忍氣吞聲。直到秦孝公繼位，發出求賢令，商鞅有了入秦大展長才的機會，前後覲見秦王四次，終於得到支持與肯定。

然而，商鞅提出變法改革的宏願，雖然獲得君王百分之百的信任，但秦孝公並沒有馬上昭告天下，雷厲風行，因為考量到國內有不少保守勢力或既得利益貴族會反制，就把最有影響力的甘龍和杜摯請來，由君主親自主持會議，讓那兩位巨頭與商鞅來個思想論戰；二打一，其實是不公平的辯論，但憑著商鞅的真知灼見與辯解無礙的口才，終於說服了保守勢力。

由於秦孝公懂得開天窗說亮話，透過雙方你來我往而有效的激辯後，終於達成共識；從此改革之門一開，全國老百姓都願意配合，讓歷史留下有名的商鞅變法，成功打造秦國統一天下的基礎。若是沒有甘龍、杜摯對上商鞅的辯論會，商鞅變法執行起來恐背腹受敵、窒礙難行，終將功敗垂成。

歷史經驗如此，雖然無法照本宣科，卻頗有參考價值。如今的台灣有兩、三股勢力在抗衡，且都各自有打不死的「鐵粉」，僵持在原地打轉，困境愈陷愈深。執政黨雖高舉與在野共商國是大旗，但顯然算計多於誠意，卻有理由拿來說嘴，佯稱不是我不願意會談協商，是在野黨拒絕參加；這是一射雙雕的狡詐伎倆。

賴總統應該有「解鈴還須繫鈴人」的智慧，多多學習秦孝公，讓不同意見的巨頭們有機會抒發己見，使公理愈辯愈明，而不僅是找在野黨主席來「密室聽訓」。

原本令人期待的有利朝野的對談國是，變成單向的「國安簡報」，從會議安排初始就頻頻出現問題。總統府雖強調比照民主國家慣例，卻未設公開程序、未設雙向互動、也未開放在野領袖發表立場。民眾黨批評議題限縮、安排倉促、過程缺乏溝通；國民黨則提出具體建議，包括至少應讓在野黨主席於簡報前公開發言、公開會前段落，及增列非國安議題如經濟、科技與能源安全等對話內容，總統府卻始終未正面回應。當朝野對話淪為總統致詞與部會報告的時間配置競技場，「簡報」變成主軸，「溝通」反成點綴，自然難以獲得在野黨認同。

尤有甚者，會議前後更頻見媒體放話、側翼攻訐，甚至涉入國安會副秘書長徐斯儉的角色操作，種種行徑與「坦率真誠交換意見」的初衷背道而馳。民眾黨指出，國安會成員疑似配合政治側翼攻擊在野黨主席，國民黨也質疑總統府刻意設計閉門形式，藉以營造「在野不挺國安」的輿論氛圍，為未來推動國安相關立法與「大罷免」正當性鋪路。若「國安簡報」變成政治操作的工具，無異於濫用憲政資源、削弱民主制度的正當性。

民主政治講究對等、講究程序，更講究信任的建立。在此背景下，總統府一方面安排「國安簡報」，另一方面卻密會罷免推手，實難讓人相信其召集在野會談是為了誠意對話而非策略部署。這場「國是共商」最終演變為朝野斷線，與其說是在野缺席，不如說是「制度本身缺席」，誠信已然破功。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適逢大法官提名進入立院審查期，本應是朝野在制度價值上的交集時刻。若此時不能誠懇搭建對話平台，未來重大憲政議題恐將淪為另一場政治角力。正因如此，重啟朝野對話之門，不是形式安排的問題，而是執政者能否放下高姿態，接住在野與社會釋出的橄欖枝。

誠如在野黨所言「行動勝於空談，人民大於朝野」，總統若真心為國，應正視在野訴求、回歸制度正軌；否則再多的簡報，也掩蓋不了對話破裂的實質；再多的政治語言，也無法修補人民對民主誠信的信任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