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推大罷免華麗巡講，怎料，團結十講意外團結「反罷」民意。挺罷陣營擔心演成「翻車十講」，有人建議鳴金收兵，引發內訌。前綠委林濁水說，多數民意認為大罷免弊大於利，總統和多數民意對立到底，「若推翻不了，代價很高」，勸他及早決斷。綠營怕主帥出馬變票房毒藥，顯示賴總統大登場的反效果。

賴總統每放送一講，都被打回原形。他藉長毛象挺台獨的無知程度，讓民眾懷疑是否低能到不會google？他誣指馬英九在大陸海協會長面前「自稱區長」，如同側翼自甘下流瞎扯謊言。他說「打掉雜質」、「不是表決多數贏就可以」，助長校園霸凌，嚇壞家長，感嘆公民教育碰到總統都不算數。

上次大選，幕僚就賣力為賴清德修片遮醜。例如否認「台獨金孫」標籤，邀習近平喝珍奶佯裝和平使者。但投票前夕，他仍現形暴走「憲法災難說」，最後得請蔡英文收拾殘局。這回如出一轍，靠府方小編事後刪文，抹去黨同伐異各類妄言，冷卻反罷浪潮。

總統從政治性格到知識能力，無不秀下限，連自己人都看不下去。這也揭穿：原來大選時的賴清德是個假貨。當時他若現本尊，傾吐「打掉雜質」之類真心話，還能獲取四十趴選票嗎？

七二六是賴清德給選民校正回歸的機會。請用選票證明：他連四十趴都不保。

賴總統的「團結十講」已開講四場，每場都狀況連連，引發爭議。其中，有弄錯史實而鬧出笑話，有民主觀念缺角而鄙視異己，有一廂情願拼接政治想像而顯得無知。民進黨原本意圖藉賴清德的「大登場」為大罷免衝出高峰，誰料，得到的卻是「大出糗」的反效果。更糟的是，這除暴露「台獨金孫」的本質，更凸顯他的幕僚群缺乏輔佐能力。

既然目的在「團結國家」，賴清德的演說照理應該釋出「黏合」與「包容」的善意，或至少應該描繪全民共同的追求和願景。但他這幾場演講，賴清德不斷強調的卻是「歧異」與「拆分」，毫不遮掩地表達他對「他者」的敵意與不滿。他的第一講強調的是兩岸之間毫無瓜葛，中共沒有任何統治台灣的正當性；第二講更露骨，要把不同於自己立場和認同的「雜質」打掉；第三講則直接攻擊國會，把民選產生的立法院稱為「民主之弊」，必須利用憲法法庭及大罷免把它「贏回來」。

一個僅四成民意的元首，卻用如此充滿敵意的語言攻擊國會、攻擊在野黨和其他人，賴清德的言行令人訝異，演講內容的粗魯更令人驚心。也不過是一場罷免，他就把仇恨腔調拉得這麼高；萬一台灣遇到更危急或更挑戰的時刻，他將使出什麼樣的手段來對待百姓？他會容許任何人說出不同的意見嗎？屆時，這位口口聲聲「民主憲政」的總統，不會變成生殺予奪的大暴君嗎？

賴清德一向被台派捧為「台獨金孫」，他也一步步照他們的期待出人頭地，並坐上元首大位。現在，賴總統或許覺得，他回報獨派厚愛的時候到了。儘管他只是一位四成總統，但大罷免提供了他一個「登天」的捷徑，他立即抓緊機會，將他積累多年的台獨意識及台獨論述化為「團結十講」，傾腹吐出。遺憾的是，他這次堂皇的「出櫃」演出並不驚艷，反而令人為其「金孫」之金身剝落而感到難堪。

如果是一位真金打造的台獨金孫，何以對史實和民主如此草率而粗魯？一九四六年，台灣派了十八名制憲代表前往南京參加了中華民國制憲會議，其中包括李萬居、連震東等民主前輩。如此鐵打的史實，賴清德為何會說「台灣沒人參加」？這項錯誤被糾正後，總統府還不認錯，還歪理反駁說他們「不是普選產生」。事實上，制憲會議就是各個行憲國家在草創初期的民主奠基工程，沒有制憲會議，哪來的普選？賴清德的知識及理念之貧乏，還真深不可測。

從賴清德這幾場演說，可以看出他的台灣國家論述，採取的是凡事「去中」的切割法。例如：企圖從《舊金山和約》切入，否認北京對台灣的治權；或從制憲會議著手，想要切割兩岸既有關係；甚至想藉南島民族及猛□象的系譜，證明台灣自遠古即「自成系統」，與中國大陸無關。然而，這種「以偏概全」的手法卻漏洞百出，更因選擇性認知而自暴其短；有些論述一經科學驗證，更顯荒誕不經。這幾天，總統府的小編忙著為他的「團結十講」補漏糾錯，已淪為笑談。對此，賴清德難道全然無感？

國家因團結而得到發展與繁榮，是所有人民的願望。賴清德身為元首，卻打著團結國家的旗幟來打擊政敵、製造分化、推動大罷免，這如何贏得尊重與信服？從這幾場失格的演說，恰印證六成選民去年沒有對他投下贊成票，絕對是明智的抉擇，他沒有贏得台灣人民的衷心付託。作為集獨派寵愛於一身的台獨金孫，賴清德的認知、智慧與表現，證明他只是個「鍍金仔」。

國科會將於台南市歸仁區的台糖沙崙農場一帶設立「生態科學園區」，也就是南科四期，面積廣達500公頃，鄰近高鐵車站和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目前正進行可行性評估，希望在7月底前報行政院核定，並在2027年下半取得開發許可。由於交通便捷加上面積廣闊，引發業界矚目。

下世代AI人工智慧發展快速，台灣半導體產業投資和設廠需求持續擴大，例如台積電（2330）董事長魏哲家公開宣示，要在台灣增蓋11個生產線。國科會估計在2050年前，仍需開發2,000公頃的科學園區方足使用，顯見南科四期只是下一波園區開發的第一個階段。台糖擁有雲嘉南屏等多處土地，將會是政府滿足園區需求的最佳對象。

資通訊產業是台灣的出口主力，半導體業更是出口的重中之重；為創造亮麗出口和經濟績效，政府對台積電等明星業者的設廠需求自然是「有求必應」，各地方政府更是大力爭取、全力配合。所以，新開發的產業園區，無不以半導體為主的高科技業者需求為主，這也是自然合理的現象。然而，政府積極回應高科技業者的土地需求，並不表示產業界的土地需求全都能獲得滿足。因為，除了半導體、AI人工智慧和生技等高新產業之外，台灣還有廣大的傳統產業，包括食品、橡塑膠、化學、紡織、石化、非金屬礦物、鋼鐵、機械、汽機車等，雖然在偏高的勞工和土地成本下競爭力急遽下降，但就業人數遠超過資通訊等高新產業，若新設的園區都給了高新產業，對這些傳產不僅不公平，更將加速傳產外移和倒閉的速度，對台灣產業結構造成巨大的風險。

尤有甚者，傳產快速消失的結果，將嚴重衝擊國家的「經濟安全」。日前，衛福部查核我國的「醫療韌性」，發現我國「血袋」完全仰賴進口，因我國不生產醫療級的PVC材料；這應是塑膠業大量外移之下，衝擊國家經濟安全的最新案例。事實上，就算政府政策性地要求塑膠業者生產本國血袋，若無化學材料業者生產醫療級PVC，問題還是存在。但醫療級PVC的本國市場太小、成本太高，若無政策性補貼可能難以存續；而降低其成本的有效方式，可以是提供地租低廉的「傳產國安產業園區」－涉及國家安全的傳統產業園區。

其實，除血袋之外，口罩和防毒面具也都是韌性醫療所需，口罩生產在新冠疫情嚴重時在台灣「起死回生」，但防毒面具在台灣基本上也仰賴進口，除數量有限的軍用所需之外，幾乎無本地廠商生產，一旦戰爭貿易斷絕將陷入險境。以此類推，應可發現許多和國家安全、經濟韌性有關的傳統產業需要政府政策性的關照，降低其生產成本才有可能在台灣存活、生產。政府在規劃新產業園區時，似乎完全無視於這種狀況，一股腦兒提供給高新產業之需，有必要思考改變。

台灣工業區過去主要由經濟部或縣市政府開發提供業者使用，但因都會發展，這些工業區地價已十分高昂，傳統產業難以承受。近年來由國科會開發的科學園區，基本上是台糖取得國有土地，價格遠低於傳產工業園區；但都提供給高科技業者，傳產業者難以進入使用。台灣一般製造業者投資新廠的土地成本經常占總投資一半以上，為全球最高昂者之一。但如同上述，部分傳產企業在韌性經濟或國安考量下，有必要提供廉價土地（租金）來降低其生產成本，讓它們有機會在台灣存活，提供民眾安全保障。

因此，建議新開發的科學園區，能保留部分幅員給安全考量下盤點出來、必須存在的傳統企業，政策性地創造其生存條件，才是國安風險竄升下合宜的產業園區政策。

無獨有偶，近年來台灣中小學師資供需與師培制度也出現諸多問題，儘管代理教師權益已有長足改善，但不只偏遠地區，就連不少都會區學校也面臨多次招考方得補齊人力的窘境。而更令人憂心的警訊則是，取得合格教師證的師資培育生中，竟有高達四成選擇不投身教育工作。

被媒體稱為「跳船潮」的師培生放棄教職現象，無情印證了當前教師職涯的艱難處境，也與社會對台灣教育現場的普遍觀察不謀而合。令人費解的是，相較於基層教師的深切憂慮，教育部卻以近五年「取證同年即任教」比例約六成的數據，樂觀宣稱新進教師投入趨勢穩定。同樣令人困惑的，是教育部對此「四成流失」的對策；除微調實習獎助金外，並將重心置於擴大開設各類師培學分班，部分領域甚至祭出「免修職前學分、免考試、免實習」的「三免」措施。不禁要問，高達四成的有證教師無意擔任教師，這算是「師資穩定」？還是國民教育的深層危機？

過往教師職業象徵穩定與社會尊重，在公費師培年代，吸引眾多優秀學子投身師範體系，素質整齊的中小學師資是台灣教育發展的重要基礎。詎料，如今竟有高達四成的持證者無心從事教育工作，校園現場也因為層出不窮的學生問題與行政負荷疲於奔命，這樣的教育職場現況，不正是師培生選擇「不上岸」的主因？

依此，不能僅以個人職業選擇小看師培問題，事實上，師培生修習教育學程時，不僅有相應的學業成績要求，一定也懷抱相當的教育理想與熱忱，應該追問的是，為何有相當比例準教師在取得證書後選擇轉向他途？若非師培生個人覓得更佳職業出路，即是當下中小學教育環境與教師工作本身已嚴重喪失吸引力；這不僅是師資培育的瓶頸，更是整體教育環境扭曲的警鐘，問題惡化已然到了不容迴避的程度。

持有教師證者大量不願投入教職，除凸顯師資培育制度的危機，更是對當前教育環境日趨惡質化的明確警訊。教育部調高獎助金或放寬門檻僅能暫時緩解症狀，唯有從源頭對症下藥方能真正化解危機。目前的困境既源於準教師不願進場，解方自應聚焦於提升入職誘因，而非一味擴充師資儲備量，甚至不惜降低培育門檻。

要重燃師培生從教意願，除改善誘因，更應以具體行動打造友善校園的實質環境。

學校教育人員普遍面臨高壓、低信任、超負荷的工作環境，教師動輒得咎、專業自主權不彰；校園濫訴層出不窮、非關教學的行政業務有增無減，都是讓現職教師感嘆不如歸去、有證師培生寧願不上岸的關鍵。教育部應痛定思痛、展開重建專業尊嚴的具體行動，唯有改善現職教師的勞動條件，才能重燃師培生對教育的熱忱。

這不是戲劇性的轉折，而是真實發生在眼前的血淚。這樣一位原本於政壇與市政上兢兢業業的公僕，怎會一步步走到今日痛哭流涕、咆哮質問司法良心的地步？這起案件不僅讓人重新審視容積率爭議本身，更讓人不得不嚴肅面對司法體系中，人性、情理、政治交織而產生的無情與壓迫。

彭振聲在柯文哲市長任內參與市政規畫與都市更新事務，因而涉入「京華城容積率案」。其在檢調偵辦中一度認罪，表示願意配合調查，只求爭取交保。但他不是基於承認罪責而「認罪」，而是為了讓身心俱疲的妻子放心，不再日夜憂懼；只是，這份對家人的深情卻未能換來合理的司法待遇。如今他的妻子選擇以極端方式告別世界，留下他獨自面對法庭的質問、社會的冷眼及撕心裂肺的痛。

司法應為公理與正義而存在，然而在長期的偵辦過程中，檢方高壓式偵訊、交保遲遲不決的手段，讓人質疑司法是否以查明事實為核心，抑或已演變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在壓力下，彭振聲選擇「認罪」，內心恐怕早已不在討論對錯，而是在面對「如何讓家人免於崩潰」的抉擇。當司法讓一個人必須透過「認罪」來換取家庭的喘息空間，這還有公正嗎？政治之冷，司法之硬，將一位事務官推至人生的懸崖。

對體制哀鳴，彭振聲在法庭上的哭喊：「良心在哪裡？」不是為了博取同情，而是出自心靈深處的痛楚與不甘。他不過是一個希望讓妻子安心、讓家庭平靜的丈夫，卻在政治壓力下被逼到極限，眼睜睜看著最親密的人在痛苦中離去。當司法變成不斷拉鋸、無限延宕的「手段」時，當政治鬥爭的火焰燒進法庭時，正義的天平還存在嗎？我們的司法是否已變形為一把無情的利劍，傷害了被拖入深淵的人？

彭振聲的個案不是孤例，在許多高度政治化的司法案件中，被告往往身處極端高壓與名譽摧毀的狀況。這些非法律的「附加刑罰」帶來的痛楚，往往才是最致命的打擊。如果司法失去人性，那麼它所造成的不只是冤案，而是永遠無法修補的人生慘劇，將人推入絕望的深淵。彭振聲的痛苦映照出政治與司法最冰冷的一隅，他的悲劇讓我們警覺到，下一位哭喊「我不想活了」的人，會不會是你我熟悉的人？

願彭夫人安息。這絕不只是個案的哀歌，而應是一場集體的反思。一個文明的社會不能讓司法正義淪為程序的殺戮，更不能任由體制的冷酷踐踏人的尊嚴。彭振聲的眼淚不該白流，他的吶喊應成為革新的起點，否則悲劇還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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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師重道」在今日的台灣校園，是否已成為一個遙遠而模糊的詞彙？「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老師是知識的引路人，也是品格的塑造者；在這個人人皆可申訴的「大投訴時代」，這份敬意還剩下多少？

保護學生的申訴管道，原是為了防堵權力不對等下的霸凌與傷害，立意良善；但當它被部分學生因一己之私而濫用時（例如本案疑因學生作弊被抓而心生不滿)，這條原本的保障線，便扭曲成一把可輕易刺向老師的利刃。

過去社會擔憂老師欺負學生，如今學生是否正在欺負老師？當學生能以數則不實指控，「輕易」地啟動一場針對老師的「性別事件調查」，迫使老師接受調查以證自身清白。

當「無罪」的正義來臨時，多少不公不義的流言蜚語，卻早已對老師形成巨大的精神折磨。

經歷了這一切風雨的老師，還剩下幾分教學熱情？當他再次走上講台，看到的是求知的火花，還是潛在的「檢舉人」？當他需要管理課堂秩序、糾正學生錯誤時，心中閃過的會是教育的使命感？還是對可能引發下一場風暴的恐懼？

然而，真正需要修復的，是整個教育生態的信任危機。我們需要的絕非一個讓老師不敢管、不願管的校園，也不是一個讓學生動輒以「申訴」為武器的環境。我們需要的是重建親師生間的信任基礎，是教導下一代「權利」與「責任」並存的公民素養；更要建立一個既能保護受害學生，也能避免老師慘遭無辜獵巫的、更細膩而公正的申訴處理機制。

對個人而言，沒有人會否定家庭對於個人成長學習的重要性。但對社會而言，家庭卻是決定財富分配的首要機制；有人含著金湯匙出生，有人出生一貧如洗，「輸在起跑線」的諷喻一點都不誇張。

大家在為扁擔女孩喝采之餘，似乎也是在為諸多缺乏家庭資助而默默努力向上的人「按讚」。相對地，女雙學霸的學倫爭議，讓我們得以注意高階家庭資源的傳遞複製，可能帶來的反挫與傷害；其中的關鍵之一，在於如何看待學習歷程檔案中的多元表現。

具體言之，學習歷程檔案的多元表現，究竟代表申請人的真正能力，還是反映家庭和父母資源的累積再製？所謂的多元表現，到底符合了誰的標準？或只是複製了可主導遊戲規則的資產階級家庭之多元學習想像呢？「多元」似乎已不再多元，反而變得僵化單一。

以引起爭議的科展報告涉嫌抄襲為例，學生當然有必須檢討之處，但批評學生容易，反省入學制度和學習檔案卻相對困難。以筆者的教學經驗來看，一般大學生和研究生要寫出一篇可堪檢驗的論文就已不容易，一個高中生如何可能在兩年半之內寫出一篇符合研究方法和學術倫理的參展報告？

此外，「繁星推薦」也會看見家庭和階級再製的影子。繁星看似希望拉近城鄉差距，卻不易排除家庭和階級的影響。

可以看看那些以繁星計畫入學頂大的學生背景，就能夠了解繁星到底是幫助了高階學生還是低階學生？再問，除了偏鄉之外，其他地區，就沒有值得鼓勵協助的低階學生嗎？

科技日新月異，ＡＩ衝擊更是方興未艾，追求平等的社會訴求卻未減緩，反而更具爭議；關鍵之一就在如何省思個人與家庭間的二元矛盾。扁擔女孩和女雙學霸，正好說明了此一趨勢的必然。

「民主的紛爭，要用更大的民主來解決。」賴清德總統在「團結國家十講」中的這句宣示，語氣堅定，意涵響亮，表面上看似展現了對民主理想的忠誠與承擔。

然而，在民主語言反覆被政治權力操控與再詮釋的此刻，我們必須更嚴肅地思考：這句話，究竟是民主精神的再確認，還是政治動員的命令？「更大的民主」究竟是更開放的包容對話？還是更高壓的異議壓制？這正是當代台灣所面對的民主試煉。

近年，民主政體在全球皆面臨嚴峻考驗，而其中最關鍵的危機之一，是「民主語言」的挪用與異化。當「民意」成為動員的正當性來源，而非制度對話的動力，「民主」被簡化為選票與號召的符號，而非包容異議、節制權力的倫理實踐，民主就極有可能在自身名義下走向它的對立面。

以當前台灣政局為例，在國會改革法案爭議引發憲政角力之際，總統選擇訴諸罷免與複決，試圖以直接民主的形式來突破體制僵局，並引用野百合、太陽花、青鳥等社運歷史，形塑出一種由下而上的正當性敘事。這樣的策略固然具備動員效果，卻也伴隨一個深刻的隱憂：當歷史記憶被權力者選擇性引用、當反抗語言成為治理話術，我們是否正見證一種新型的壓制─以民主之名的壓制？

真正成熟的民主，不在於執政者能動員多少支持者，而在於能否容納反對者的失望與憤怒。正如美國社會改革家珍．亞當斯在其著作「民主與社會倫理」所言：「醫治民主之道，唯有使之更為民主」。這裡的「更為民主」，語意上就是賴總統所說的「更大的民主」，但內涵並非更多動員意符或更多投票機制，而是一種植基於同理、節制與制度包容的生活方式。

哲學家約翰．杜威更進一步指出：「更為民主」並非更多的制度機器，而是對民主理念本身的澄清與深化。民主應是一種文化，一種能在衝突中尋求理解、在對立中創造公共意志的社會倫理。當政治人物訴諸「更大的民主」時，我們該警覺：這究竟是回歸民主精神，還是強化權力運作的手段？

民主，若僅剩下執政者的正當性而沒有制度的節制，極可能走向彌勒所憂心的「民主暴政」。

當執政者掌握行政資源與媒體話語優勢，再號召民意「站出來」，異議聲音很容易被汙名為「阻撓進步」、「破壞團結」的少數。這種語言上的非我即敵，正是「以民主包裝壓制」的表現。

民主不是讓「我們的聲音」更大，而是讓「他們的聲音」也能安心被說出。真正「更大的民主」，是更大程度的容忍、更深層次的制度保障，以及更穩健的對話空間。政治領袖若真心擁抱民主，就須具備容納失望與批判的胸襟，而非只在掌聲中尋找正當性。

「雜質論」引發極大爭議，是因「誰有權定義雜質」？什麼樣的言論、立場或價值被認定「不純」？又由誰來裁定這些標籤？這樣的語言，投射強烈排他性與清算意圖。總統身為元首，竟以如此價值獨裁的語言操控輿論。

觀察這波罷免行動，訴求核心並非來自具體的違法或怠職事實，而是透過剪輯立委與對岸交流片段畫面或其他片面方式，試圖將正常問政行為貼上「通中」、「共諜」等汙名化標籤。這種政治獵巫式的手段，模糊了問政的真正核心，讓台灣社會逐漸習慣以仇恨作為政治節奏主旋律。

更諷刺的是，民進黨對兩岸議題的選擇性檢視已到荒謬程度。同樣有與中國往來的民進黨人士、政要家屬未受檢視，甚至對外經貿、文教交流也照常進行，但只要是在野黨人士參與的兩岸交流，則多遭汙名化打擊。當執政黨無視一貫標準，將「立場正確」視為合法性來源，就已把民主制度轉變為政治忠誠測驗場。

此外，賴清德也在第三講中，提到「中華民國憲法制定時，台灣並未派員參加」。此說法一方面無視歷史事實，另一方面則可能誤導民眾對台灣在憲政體制中角色的認知。

事實上，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完整保有憲政體制與正統性，歷任總統也以憲法為治理基礎，包括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皆不曾否定此一憲政延續性。若否定這段歷史，不僅是對先賢貢獻的否定，也將使台灣法統正當性動搖，徒增國內外誤解與危機。

作為國家領袖，總統更應謹言慎行，歷史不是可隨意重構的政治工具，憲政體制也不該成為意識形態操作的犧牲品。

政黨競爭可以激烈，改革方向可以不同，但必須在共同承認的制度框架與歷史事實上對話。而不是透過仇恨與扭曲，重構所謂「人民的敵人」來達到政治目的；更不應將罷免變成打壓監督、壓制反對的武器。

今天的台灣，不缺選舉與投票，缺的是制度的尊重、歷史的誠實與對異己的包容。真正的民主是讓不同立場都能安全發聲，而非由執政者定義「誰是雜質」。

賴總統應當深思，與其高喊團結口號，不如以實際作為示範憲政尊重、包容異己。否則，所謂的「團結」，只是一場獨唱，一場去除異音的沉默合唱。

清代筆記小說家蒲松齡著作《聊齋誌異》膾炙人口。他熱中功名，十九歲，縣府院三試拔得頭籌而登秀才，身價騰譽，此後卻屢試皆沒，不得不委身為各級官員之賓幕或設帳課徒。他每到一地蒐集神怪傳奇，思緒飛揚、情節緊湊、瑰奇動人。

電影「倩女幽魂」的聶小倩、寧采臣、燕赤霞等人，形象早已進入人心。據說每成一篇，呈同鄉藝壇巨擘王士禎閱讀，王讚嘆贈詩曰：「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王士禎為清初名士，但今日蒲松齡著作翻譯成英法德西俄等國語言，風行全球，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曾說幼年愛讀聊齋。聊齋誌異雖言妖言怪，實言人欲天理。

「考城隍」為首卷首篇，內容大體如下。聊齋先生之姊夫祖先宋燾，病倒，夢一牙差持公文牽馬敦促赴試，遂騎馬相從，至都邑，巍峨如王城。入座，座旁有秀才張生。上出考題「一人二人，有心無心」，宋燾答卷有：「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諸神稱善，召言：「河南缺一城隍，君稱其職。」宋燾方知己亡。哭訴，老母七旬，無人奉養，請得終其天年方赴任。經查，宋母尚有九年陽壽。關帝曰：「應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宋燾本應赴任，仁孝，死而復活。九年後母亡，葬禮畢，沐浴入室隨亡。

中國政治以科舉取士，成為統治集團。為免「九品中正制」致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的壟斷現象，隋文帝行科舉。唐代科舉取士漸穩固，宋代相沿，元代中斷；元仁宗復行科舉，朱熹註解《四書》為統一教科書；明代制定八股文取士；清朝聖祖、乾隆曾因其無實務，一度想廢科舉，礙無新制，延續到一九○五年，袁世凱奏請方才廢除一三○○餘年的科舉考試。科舉開辦以來，約十萬人登進士第，舉人、秀才逾百萬，士族寒門透過科舉魚躍龍門。

科考窄門，士子皓首窮經，為顯揚父母鄉里。及第任官、治國平天下，率多成為妝點官僚系統的語彙，幾人還記得讀聖賢書，所學何物？國家日常運作依靠官僚系統，官僚系統繫於層層節制的科層體制。科舉考得了才智，卻無法評價出個人專業實踐能力與道德良知。唐宋元明清之亡，亡於皇帝一人之昏庸？還是士子們的私慾權貴與黨爭？

一九二四年，年輕氣盛的于右任提出「亡國三惡因」，其二是：「善不能舉，惡不能退，利不能興，害不能除。」清朝已滅，民國動盪，其理自明。〈王陽明答羅整菴少宰書〉提到：「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人若無自省之心，則雖言孔子之言，其人也非。

「考城隍」考的不只是文采，而是一顆良知的心。友人問我：「誰來考誰善誰惡呢？」康德言「普遍意識」、王陽明言「致良知」。法國伏爾泰說：「若上帝不存在，亦須將其造出。」是故，居上位者，當為人倫之表率；知識分子，當自反而縮；廣大民眾，當心存公義。（作者為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