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在義大利威尼斯舉行的一場豪華婚禮,成為國際媒體熱議的焦點。這場據估約耗資5,000萬美元的婚禮,不僅聚集了影視名流,也引發當地年輕人與多位知名人士如影星莎莉賽隆等激烈的批評。
這場婚禮所象徵的,其實遠不只是紙醉金迷與八卦熱潮,而是一場清晰無比的社會寓言。在世界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中,權貴與庶民的鴻溝已不僅限於收入與財富,而是一種生活感受的失聯與價值觀的斷裂。
根據報導,這場婚禮設有三天慶典活動、米其林星級餐飲、專屬水上接駁船,以及名人雲集的派對。儘管官方聲稱婚禮對威尼斯的觀光帶來了高達11億美元的經濟效益,但當地青年卻集體抗議,指責這場婚禮象徵資本霸權、惡化城市環境和排擠居民等問題,並以「我們要封鎖運河」作為反抗的號召。
貧富不均並非僅是數字問題,更是社會結構的失衡。當一場婚禮的代價等同於上千個家庭一整年的生活開銷時,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資源分配究竟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現代社會公平的基本要求?
台灣的貧富差距表面上未如美國般極端,卻逐漸惡化。根據主計總處統計,2024年台灣前20%家庭所得為後20%的6.12倍,創下近十年新高。此外「中產階級空心化」與「青年世代下流化」成為普遍現象,許多大學生畢業後薪資仍低於35K,而房價所得比卻高達20倍以上,使得購屋成為一輩子的夢想。
類似於威尼斯抗議者口中的「我們無法再住在這座城市」,在台灣,「北漂青年」與「被迫返鄉」的聲音亦日益高漲。都會地區的租金高漲、公共資源失衡、托育與教育支出沉重,讓許多年輕人感受到階級上升的困難與絕望。
而另一端,台灣的企業巨頭與政商名流卻頻繁出現在豪華酒會、私人包機、海外資產投資的新聞中。這種「兩個台灣」的分裂現象,與貝佐斯婚禮所象徵的「兩個世界」,本質並無二致。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種貧富差距造成的價值觀撕裂與公民社會的解體。莎莉賽隆在評論這場婚禮時直言:「世界正在燃燒,而這群人選擇開派對。」她提到移民政策、性別暴力、戰爭難民等議題,都在這場婚禮中被徹底邊緣化。
在台灣,我們也觀察到類似的社會「失語」現象。當無殼蝸牛與外送員在夏日午後抗議勞動條件時,媒體版面卻集中在大罷免、政壇與明星八卦;當高房價與少子化成為全民焦慮時,決策者卻仍迷信「資本誘因」與「富人回流」,而非制度重建。
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場「階級仇恨」,而是結構性改革,包括強化累進稅制與資本課稅。富人婚禮所帶來的話題性,正好提醒我們資產累積與所得稅制的失衡,需要透過更有效的財富再分配機制來修正。
其次,建立社會參與式預算與青年住宅政策,讓年輕世代在城市中也能有居住與生活的可能。再來要促進企業倫理改革,當貝佐斯被批評「剝削勞工、拒絕工會、拒絕提高最低工資」時,台灣亦應反思那些仰賴派遣、約聘、外包而規避責任的企業模式。
最後要強化公民教育,讓下一代明白,真正的成功不在於婚禮有多盛大、身價有多高,而在於能否建立一個更加公平與共好的社會。
有人可能會說,批評富人婚禮不過是出於嫉妒。但事實正好相反,這場婚禮之所以成為焦點,不是因為羨慕,而是因為它過於巨大,巨大到無法忽視它與這個世界的不對稱。在這場紙醉金迷的背後,是成千上萬無法成婚的年輕人,是日漸失衡的生活現實,是被擠出城市邊緣的庶民人生。
貝佐斯的婚禮,是一面鏡子。照見的不只是富豪的權勢與傲慢,更映出了一個分裂的世界。而在這樣的鏡像中,我們也該誠實問問自己:我們要建構一個怎樣的社會?我們是否願意讓公平與正義,重新回到公共討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