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罷免慘敗收場，賴總統的黯淡時光也隨之而來。不透明的對美關稅談判，第四輪談判顯然不順利，最後期限前又被迫進入第五輪。台灣將向川普支付什麼樣的天價？與此同時，賴清德原訂八月初「趁勝」出訪中南美友邦，也因美中貿易談判及川普可能訪中，因此「過境」美國的安排受阻，而無法成行。

不珍惜靜好歲月，卻要搞渾一池清水；上不尊重憲政法理，下亦不恤民情；賴清德的跛腳處境，恐不會有太多人同情。年初南鯤鯓的國運籤，即有「任他改求終不過」的警語；五月白沙屯媽出巡，又有鑾轎遇罷團鑽轎底煞停的示意，雖是民間信仰也反應了民眾的情緒。賴清德終於來到面對現實的時刻。

回到去年五月，如果賴清德對綠營的「雙少數」民意有一絲尊重，謙卑理性地執政；一年下來，他或許能為自己締造輝煌時刻，贏得多數支持。但他一心一意力推大罷免，想用四成挺綠民眾劫掠另六成民意，結果輸得灰頭土臉。如今，內政撞牆、外交碰壁，賴清德難道要學當年的陳水扁演出賭氣的「迷航外交」？

天怒人怨之外，賴清德還得提防眾叛親離。罷免慘敗夜，蔡英文發文呼籲繼續「支持賴總統」，顯已看出綠營鬆動的跡象。賴清德拒不道歉，卻讓秘書長林右昌辭職扛責，黨內也有人公開鳴不平。無論如何，賴神的風光時刻，已被他自己親手終結了。

大罷免全軍覆沒，新民意不認同藍軍立委是「親中賣台」的指控，清晰否定了賴總統的「抗中保台」路線。而賴清德卻還在肯定罷團「確立反共護台的國家方向」，完全不承認「新民意」對他的鞭策；衛福部次長呂建德還說「剿匪不是一次就成」，將政黨競爭比喻為「朝殺野」的內戰。賴總統若不調整執政路線，必將越陷越深，把台灣帶向內耗的深淵。

賴清德的抗中路線，隨著大罷免的推進，一路把路越走越窄。去年五月，民進黨利用大陸流亡作家袁紅冰稱「習近平指示占領立院」，開始指控藍委接受中共指揮，並召喚青鳥包圍國會。民進黨團隨即不斷誣指在野黨癱瘓國政，「亡國在即」。賴總統順勢重申新兩國論，鋪墊「亡國感」，並以「反滲透」為由限縮兩岸交流，抵制陸配和陸客。其後「賴十七條」出台，將大陸定位為「境外敵對勢力」，方便罷團以「滅國賊」全台串連，更利用漢光演習加深人民的危機感。

這樣的操作，對於罷團和挺綠群眾自是如魚得水；但廣大的民眾對國家突然由和平安定墜入危機四伏，都感到惴惴不安。人們憂心的，倒不是中共即將攻台，而是台灣的民主自由不斷受到賴政府以「抗中保台」為藉口加深管制與限縮，且毫無止盡地席捲而來。在漫天的「中共同路人」口號下，民眾在街頭拍照便遭到青鳥們的惡意質問，聲譽卓著的樂團在對岸演唱便挨批「賺人民幣」。再這樣下去，台灣將變成什麼模樣？

正因這樣的質疑，當綠營把所有藍委無差別抹紅為「中共同路人」，民眾當然不以為然。大家更擔心的是，這種信口的抹紅栽贓，不知何時會落到自己頭上。近兩年，台灣的兵役被迫延長，宮廟要被徵調為彈藥庫，接著是漢光演習把「城鎮戰」拉進人民生活的社區。民眾困惑的是：賴政府真的在強化社會韌性？或只是在加強販售「芒果乾」，以利大罷免圍剿在野黨？賴清德若心繫百姓，他為何在天災中袖手旁觀，要求農村老弱自己爬上屋頂去補漏？為何口口聲聲強化韌性的黑熊，遇到救災卻閃得遠遠的？

「抗中保台」路線的失敗，對賴清德是一記重擊。蔡英文時代能熱賣「芒果乾」，曾得力於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張力；但牌傳到賴清德手裡已經打爛，民眾不再埋單。再拉長時間看，「抗中保台」其實已步上「九二共識」的後塵，都因淪為政治口號，並豢養出政治買辦，逐漸失去民意認同。走出亡國感的台灣民眾，需要一套能修復信任及重新定位的兩岸政策。

賴總統這次再度受到近六成民意的鄙棄，他已形同跛腳。如果他想一新社會耳目延續執政，必須修正路線，設法恢復與大陸的和平交流。如果對外宣稱「抗中」，對內卻犧牲人民的言論和行動自由；一方面強調「保台」，一方面又讓社會陷於猜忌、仇恨，如此矛盾的政策無論如何是走不通的。

至於國民黨，歷經大罷免後的再生，亟須重新找出一條可行的兩岸路線，避免在「恐共」和「舔共」之間無所立足。藍營的國家認同不能因畏於「外來政權」的指控而和稀泥，要勇敢與年輕世代溝通對話，爭取民意支持從「文化認同」出發的交流路線。當各國都在與中國建立新互動，紅帽子已不能取代政策辯論。藍白要借鏡國際趨勢，爭取年輕人支持兩岸交流發展。

民意期待兩岸和平，是這次大罷免的關鍵訊息，無論朝野都應謙卑解讀，並各盡自己之所長，在安全、和平及主體性之間尋求一個更平衡的交集。

全球掀起AI浪潮，台灣也正全力投入這場競賽。行政院甫公布的「AI十大建設」藍圖中，預計於2028年投入千億元資金、培育百萬AI人才、創造7兆元產值，宣示打造「科技島2.0」的雄心。但在這場看似光輝的AI轉型工程背後，有一道尚未被正視的系統性難題：能源，特別是電力，正日益成為台灣AI發展的阿基里斯腱。

生成式AI、深度學習模型與大規模語言模型的訓練與部署，不僅仰賴運算資源，更對電力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根據Deloitte 2025年報告指出，全球AI資料中心的電力需求將從2023年的4 GW，在2035年暴增至123 GW，是目前的30倍。這樣的成長曲線遠遠超出傳統電力預測模型的負荷能力，也讓AI成為近代人類科技史上首個迫使國家電網升級的技術應用。

美國深知此一趨勢，在其公布的「AI Action Plan」中，特別將AI基礎建設列為三大戰略支柱之一，明確指出美國將擴增電力產能，而電網的現代化、擴容與分散式設計，必須與AI基礎設施同步前進。為此，美國提出簡化電力設施建設的許可流程、投資電網擴容、鼓勵再生能源與儲能整合、建置高安全資料中心等一系列措施，以確保AI發展不致因電力瓶頸而受挫。

反觀台灣，我們雖也喊出AI產業願景，卻對支撐其運作的能源著墨甚少。2023年，台灣再生能源占比僅9.9%，而燃氣占比高達43.4%，能源結構高度仰賴進口天然氣與燃煤，與2050淨零轉型的政策目標背道而馳。核電退場、綠能未成氣候、燃氣倚賴進口，導致能源政策陷入「減法多、加法少」的失衡狀態。這不僅是環保議題，更是國家安全與產業競爭力的警訊。

當前台灣正面臨能源轉型與經濟轉型的雙重壓力，核能退場導致基載電力大幅下降，而燃煤受到環保政策限制，再生能源則受限於地形與氣候不穩。台灣正處於能源結構最脆弱的「灰色交接帶」，舊體系退得快，新體系來得慢。在這樣的背景下，再加上AI資料中心、半導體廠如雨後春筍般成長，未來的電力需求勢必節節上升，而供應端卻難以跟上腳步，形成結構性缺口。

這不是空泛的警告，而是具體數據所揭示的風險。台灣2024年全國用電量達2,833億度，工業用電占比達57.3%，遠超住宅與服務業總和。單一企業台積電的用電需求預估將在2030年前就占全國總電量15%，成為名副其實的「電力巨獸」。若以目前的成長曲線推估，再加上AI產業的資料中心與邊緣運算節點遍地開花，2035年前台灣電力需求恐將翻倍，但發電與配電系統是否具備這樣的韌性，令人憂心。

雖然政府並非毫無作為，台電積極推動再生能源與儲能設施的建設，也試圖發展分散式電網來分攤壓力。然而這些努力與AI產業發展之速度與規模，仍存在巨大落差。特別是AI資料中心的布局計畫，往往由企業主導，與地方政府或能源主管機關缺乏協調，導致區域性電網壓力急速上升，甚至發生搶電事件。

在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國際上電力與AI整合的新方向。例如Google與Amazon在歐美資料中心全面導入綠電採購契約，確保100%再生能源來源供應AI運作。NVIDIA與美國能源部合作建置低碳高效能運算設施，甚至連沙烏地阿拉伯也將AI作為推動太陽能與儲能商轉的關鍵動能。這些例子無不強調一件事，AI與能源的未來，必須並肩規劃，不可分離。

因此台灣未來的AI政策若要實踐，不僅需要「人才、晶片、應用」三軸推動，更須補上「能源」這第四根支柱。這不只是工程問題，更是政策與治理的挑戰。AI帶來了知識社會的無限想像，但電力才是將夢想照亮的光源。若我們不在此刻直視問題，將來恐只能在黑暗中尋找答案。在AI加速演化的時代，電力不再只是民生基礎，而是國家競爭力的最後防線。

賴總統依舊固執，未記取大罷免大潰敗的教訓，回應人民對司法改革的期待及對司法不公、檢調濫權的不滿，無絲毫反省。請問賴總統，何時才要兌現司法改革的競選支票？

日前，前副總統呂秀蓮揭露大罷免潰敗的八個原因。其中，司法雙標、檢調濫權名列其中；她質疑柯文哲案為何檢媒關係密切、偵辦罷免案死亡連署又為何選擇性辦案？賴上任以來，首先是對鄭文燦肅貪，接著針對柯文哲；為什麼檢察體系跟某特定媒體密切關係？分明依法偵查不公開，卻有特定媒體一五一十將內幕揭露。為何檢察官可以在清晨按鈴，未帶搜索票即進行大搜捕？為何突然有多名國民黨黨務人員被搜押，且到現在還未交保？她質疑檢調一面倒、選擇性辦案，尤其針對死亡連署的大搜捕，為什麼只針對特定陣營？

呂秀蓮已察覺民進黨執政九年來，有關司法改革的競選口號迄今都成芭樂票，不但未見絲毫改革動靜，司法檢調雙標濫權的景況更變本加厲。前總統蔡英文曾大張旗鼓舉辦「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並提出「五項允諾」，且承諾國是會議結束後要緊盯司法改革進度，後來卻不了了之。賴清德競選總統時曾提出「司法革新」三大目標，宣稱「面臨專制與民主選擇之際，引領正確方向守護台灣」，如今都已成空話，甚至是開民主倒車的笑話。施政毫無建樹，卻成天計算如何鬥倒政敵、團滅在野黨、擺脫民意監督；以「更大的民主」為藉口遂行「大罷免」，不但無心於司法改革，反而利用司法檢調追殺政敵。

一年來司法檢調全力配合大罷免，只偵辦藍營涉嫌假連署，卻未見同樣偵辦綠營亦涉嫌類案，更對國民黨「反惡罷」的行動大動干戈，甚至多起罷免案還在連署階段，就由檢調搜索藍營地方黨部並逮捕羈押大批黨工；如此只辦藍、不辦綠，導致藍營「罷綠」選民深恐遭恫嚇，不敢踴躍出面連署，最後導致罷綠委無一成案。

尤其，柯文哲涉及京華城案與政治獻金案，迄今檢調仍未提出柯涉嫌貪腐的金流證據，卻羈押迄今。台北市前副市長彭振聲，因捲入京華城案致其妻子發生不幸；這宗悲劇暴露了一年來，檢調不斷以「押人取供」的手法把看守所當監獄、把嫌犯當罪犯，根本踰越人權和法治底線。如今這些只辦藍、辦柯的檢調人員受到賴總統青睞，都升官了！

司法檢調如此雙標濫權，事出必有因。細究賴總統的「團結十講」，主題分別是國家、團結、憲政體制、外交、國防、兩岸、民主、和平、繁榮與均衡台灣，卻獨獨未見「司法」。賴總統何時兌現司法改革的競選支票？或未來司法檢調仍是賴總統駕馭權力的專擅怪獸，是恐嚇人民、消滅政敵、剷除異己、團滅在野黨的工具？

無論是「浮世繪」、「開懷篇」，或是「各行各業」、「童心童話」，往往一則短訊，就能博得讀者會心一笑，回味不已；還有那些膾炙人口的溫馨勵志故事及奇人異士側寫，總能在千迴百轉中，激勵讀者領悟各種面向的生命哲理；此外，把關嚴謹的科學新知與健康養生報導，不僅可拓展讀者視野，也能孕育陽光正向的生活模式。

當年中文版創刊時，由林太乙籌備半年後就出刊，一時洛陽紙貴，掀起中西合璧的文藝風潮。其後她主持編務長達廿三年，獨樹一幟的洗鍊風格，創下多項中文雜誌發行的新紀錄。如今，由於印刷和出版成本不斷上漲，再加上網路文摘滿天飛，中文版只好功成身退，讓忠實讀者空留遺憾。

眾所周知，林太乙家學淵源，乃幽默大師林語堂的掌上明珠，中英文學造詣極高，年輕時就曾出版過膾炙人口的文學著作。除此之外，還有一張歷史照片在吾輩印象中格外鮮明：穿著旗袍的林太乙坐在打字機前打字，而側身相伴的是穿著襯衫、打著領帶的林語堂，兩人都笑容可掬。那部打字機是林語堂一九四七年發明的中文打字機，筆者多年前參觀林語堂陽明山故居時，曾看過其極具巧思的設計圖。

該部打字機之所以命名為「明快」，有人說是因為它「清晰快速」，也有人說是「明確快速」，個人推敲可能是因為其輕巧靈活的「魔術眼」鍵盤設計，讓使用者可以眼「明」手「快」輸入中文。可惜明快打字機後來未能成功量產，而那部原型機在賣給排版機大廠Mergenthaler Linotype Company後，竟也下落成謎，不知仍否在世？

今年初，紐約長島小鎮有位婦人在整理長輩遺物時，發現一部具有中文字樣的打字機，她請先生將打字機照片貼到社群媒體，立即引發網友關注。曾撰寫「中文打字機：機械書寫時代的漢字輸入進化史」的史丹佛大學教授Thomas Mullaney，近年來蒐羅各式各樣早期開發的中文打字機，經他鑑定後確認這部中文打字機正是匿跡多年的明快打字機，令人雀躍不已。原來該婦人的長輩是Mergenthaler Linotype Company的員工，可能是在工廠搬離布魯克林時，將明快打字機搬回家中，就這樣意外的將如此珍貴的人類資產保存下來。

學貫中西的林語堂，「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其藝術與發明天分過人，堪稱是廿世紀的達文西。前陣子在紐約上東城搭船時，正巧路過林語堂的紐約故居，想當年林先生就在這裡寫下了經典名著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藝術），也在這裡設計了明快中文打字機。筆者撫今追昔，心中充滿無限感佩與追思！（作者為台大資工系教授）

廿世紀末，西方政治哲學最重要的議題是「公民資格」，亦即「誰才是合格的公民？」此指的公民不是法律意義而是道德意義。以我國為例，年滿廿歲、沒褫奪公權，在法律上就符合公民的資格；但是一個法律上符合資格的公民，道德上卻不一定夠格。

加拿大學者Will Kymlicka指出，許多古典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主義的民主即使缺乏有品德的公民，只要制度上有監督制衡，即使個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不顧公共福祉，但一組私利將會制衡另一組私利，公共利益會應運而生。但實踐結果證明，以制度來均衡私利並不夠，某種程度的公民品德是必要的。

例如全民健保是一個好制度，但是虧損連年，因為人民對濫用和浪費公共資源無感；當大量人民缺乏公德心時，再好的制度也難以為繼。垃圾掩埋場或焚化爐的興建，一定遭到場址附近居民的抗爭，抗爭者知道垃圾需要去處，但「只要不在我家後院就好」；在公共政策的思考上，完全以私人利益出發，不是道德上合格的公民而是「私」民。

哈佛大學教授Michael Sandel在《錢買不到的東西》一書中提到，一九九三年瑞士選定一個中部山區的小村做為核廢料貯存場，公投結果五成一的居民表示接受。後來經濟學家加了一項有利條件：如果政府每年提供居民補償金，你贊成嗎？支持率不升反降至二成五，為什麼？願意接受核廢貯存設施，反映的是公共精神、是公民對社會的責任，補償金卻感覺像賄賂。在瑞士，顯然金錢敵不過公民承擔社會責任所產生的榮耀感。

自由社會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公民品德，再好的制度也是事倍功半。同理可知，學法律的人不一定守法，因為知法是知識，守法卻是道德；有缺德的法律人，法律再完備也枉然，「徒法不足以自行」就是這個道理。自由社會的健康發展，需依賴相當數量具有品德和公共精神的公民，而這才是道德上合格的「公」民。

檢驗這次大罷免行動中，賴總統極力吹捧的「公民團體」，是由道德上合格的公民組成、是深化民主的力量嗎？自由與容忍是一體的兩面，因為自由社會一定會出現多元的聲音，學習和異己和平共存則是「道德公民」最起碼的品德；一個無法容忍不同政治主張的人，是「自由」的敵人。挺大罷免的「公民團體」在沒有任何證據下，對政治異己任意貼上「中共同路人」、「賣台」甚至「共產黨」的標籤，是偏離自由民主社會的正軌，向專制獨裁的方向傾斜。

也許「公民團體」反共護台的動機值得肯定，但是把自己的主張當成唯一真理，卻不容許他人用別的方法「愛台灣」，則是讓「自由」的旗幟蒙羞，所以這些團體成員在道德上當然是不合格的公民。

然而就巴拉圭總統貝尼亞本月中旬率先宣布賴清德即將到訪觀之，總統府和外交部的說法應為謹慎保守之詞，以免過境美國的安排提前受到中共當局的打壓。

至於取消出訪的主因，許多消息都指向美國川普政府不同意賴清德現階段過境美國紐約、達拉斯等本土大城。若前述消息屬實，再細究背後的美方考量，可有以下兩個最可能的推論。

第一，川普極在意對中國大陸的關稅及貿易談判，或者川普已經在規畫本年的「川習會」，因此不容過程中橫生枝節，亦不樂見在談判協商中被陸方以「支持台獨、破壞兩岸關係」為由要求讓步。

而且，當賴清德將訪問中南美洲的消息遭披露，中共駐美使館必強力抗議，給美政府形成壓力，所以賴清德想過境紐約、達拉斯的計畫，闖關不成暫留遺憾。

美方這樣的決定很可能並非出自國務院或國安會，而是出自於川普本人或其極核心幕僚突如其來的反對，所以原本給賴清德過境的綠燈忽然變紅燈，否則我政府單位應不會在美方點頭前便開始各項準備。

這可說是賴清德執政後和美方的互信仍舊不足，以致後者擔心賴過境時會出現「台獨擦邊球」，無論是出身自台灣的僑胞揮舞台灣獨立旗、高喊台灣獨立，美國國會議員致詞時稱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外國媒體報導「台灣總統」過境訪問美國，或者民進黨及其側翼利用大內宣、大外宣炒作一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第二，雖然中共使館對美抗議，但美方其實同意賴清德過境夏威夷或阿拉斯加，因為那不是美國本土、僑胞又少，造成的政治效應小很多。如果美方提這建議，賴的國安團隊可能會婉謝，因為類似於走去年繞路過境夏威夷、前往馬紹爾群島的安排，而且又沒法踏上美國本土，易遭外界非議。

然而，倘確有此事，將顯示民進黨政府其實在意的是過境美國，而非至中南美洲友邦訪問，友邦領袖看在眼裡不知作何感想。

總之，在對外關係中，對美的實質關係和對友邦的外交關係都極為重要。假設賴清德想做的過境外交和訪問邦交國，都是為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和外交空間在努力的話，全民應團結在中華民國國旗之下，予以最大支持。

經過這次過境美國的波折，可見我國外交處境仍非常艱難，絕對沒有樂觀的本錢。但也正因為如此，國家元首出訪的決策過程就應更加客觀、謹慎，不要以為世界繞著台灣在轉，結果決策品質顯待加強。

這次規畫賴清德八月初出訪、過境美國，正好遇到美陸關貿談判、「川習會」正在成形，遑論美國正欲對我國片面課徵關稅、對我國提出巨額貿易投資要求，所以此時想過境美國本土，不僅變數極多，而且難以取得談判協商中勉強對等的地位，可謂天時地利人和都差一點。領導人和相關決策官員應記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這次大罷免堪稱世界首例，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曾在媒體上公開表示，此舉是他和總統及行政院長共同商定「以小博大」的策略，將其宣稱為「自由民主」的創舉更是世界首見。因此，當此「世界第一次」的憲政運作有了結果後，總該要在憲政制度上發生一定的政治效果。

辦理「大罷免」是動用國家資源並依據法定制度，即使民進黨主席、秘書長和立院黨團總召都辭職，也只是對其黨員負起政治責任，卻和以憲政角度回應大罷免的投票結果無關。故而，若大罷免的結果存在政治責任問題，也應是對全國民眾，而非僅對黨員。

事實上，總統得票率和國會議員席次皆未過半的「雙少數執政」，原本就不符合多數統治的民主原則，但執政黨策動「公民團體」、濫用罷免權來「以小博大」，則是企圖以非常態的民主手段來扭轉其少數執政的「病態民主」。因此，當真正的全體公民全面否決了大罷免後，如何導正少數執政的病態民主？才應是執政者該做的事情。

這次大罷免還「插花」罷免停職中的新竹市長高虹安，結果是不同意罷免票有十二萬多，遠超過其當選時的九萬八千多票。高虹安因一審判決有罪遭內政部依法予以停職，民進黨仍對其發動罷免之目的，是期待能造成補選機會，否則四年的市長任期裡，極可能由非民選副市長代理三年多。

地方制度法規定縣市長若涉貪汙、一審判決有罪，內政部應即給予停職處分。姑且不論高虹安涉案情事與其市長職務無關、內政部對她作出停職處分仍有適法疑義外，罷免高虹安的投票結果顯示，新竹市民仍然支持其市長「身分」，故在憲政制度上即應對此罷免結果有所回應。

地方制度法規定之「貪汙一審有罪判決須停職」的理由，是因人民對民選地方首長執行職務的信賴感將有所質疑，大罷免的投票結果卻證明，新竹市民對高虹安的「信任程度」比她當選時還高，也等於否定了遭停職的理由。

在法院未判決貪汙罪定讞前即為「無罪推定」，若縣市長涉貪、一審判決有罪時，縣市民眾若對其執行職務的信賴產生質疑，理應以發動罷免的方式決定其去留；故而，現行法律對縣市長應予停職規定，其實不符地方自治的民主原則，從憲政角度，立法院亦應修法回應高虹安罷免案遭否決的結果。

美國在稍早也與日本達成類似雙邊協議。日本將設立高達五五○○億美元對美投資基金，導引資金投入美國能源基礎建設、半導體製造、關鍵礦產開採、藥品生產、商業與國防造船等戰略產業。作為交換，美國同意把日本輸美商品關稅從原本威脅的百分之廿五降至百分之十五，包含先前最具爭議的汽車與零部件關稅。日本並承諾大幅開放市場，將自美國進口的稻米提高百分之七十五，並額外採購總計八十億美元農產品；在能源領域擴大進口美國頁岩油氣，並與美方協商新的阿拉斯加天然氣長約；此外還同意購買一百架波音客機，增加對美武器採購，取消對美汽車與卡車進口配額限制，首次承認美國車輛安全標準，並全面消除非關稅壁壘。

從美歐與美日談判可看出，川普團隊將二三二條款的「國安關稅」與「對等關稅」高關稅機制結合，創造「談則優待、不談則懲罰」談判新常態。在此架構下，美國不再拘泥於多邊貿易規則，而是透過單方面設下關稅門檻，憑藉自身龐大市場作為籌碼迫使夥伴接受其條件。歐盟與日本最終妥協，正是對美國經濟與安全影響力的現實低頭。美方藉由這些協議獲得前所未見的實質利益，不僅長期處於逆差情況可望獲得改善，還換得大規模境外資回流投資。更重要的是，美國成功將汽車、半導體等關鍵產業的進口稅率納入可控範圍，為本土製造業提供保護屏障。

然而，川普以關稅為武器的強硬策略對台灣帶來前所未有壓力。台美關稅協議談判進入關鍵階段，傳統聚焦降低「對等關稅」稅率的討價還價雖持續進行，但該部分影響範圍僅占台灣對美出口總額約兩成。真正攸關台美經貿未來的是涵蓋台灣輸美產品比重近八成的半導體、ＡＩ伺服器及資通訊產品等。這些產品因涉及國防軍事與關鍵產業，被美國視為潛在國家安全風險，正受到二三二條款調查與懲罰性關稅威脅。川普的動作傳達當關稅政策與國家安全直接掛鉤時，關稅已不再只是平衡貿易或保護產業經濟工具，而升級為重塑供應鏈布局的地緣政治武器。

因此，台灣與美談判須有前瞻性思維，將焦點從傳統關稅談判轉向產業安全合作，強調台美在半導體、資通訊供應鏈互賴關係，設法讓美國理解，限制台灣等同削弱自身產業競爭力並影響國家安全，藉此降低被課以高國安關稅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