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總統說大罷免後台灣要「休養生息」，但民進黨卻把戰鬥號角吹得很響。他忙下鄉「廿二講」，不為體察民瘼，而是要整軍明年選戰。賴系立委郭國文沒閒著，肯定日相石破茂請辭自民黨魁「避免黨內分裂」，藉此追打柯建銘辭總召。東廠並適時釋放柯文哲。

賴清德與老柯在神明前互拍示好，另一邊郭國文則發逼宮文，如背後捅刀。黨中央催逼各派系簽下「倒柯」連署書，三分之二綠委交出投名狀。原要參選黨團雙長的范雲、陳培瑜卻臨陣縮手，怕站錯邊。朝野都在看，賴清德是否扳得倒老柯，贏得「第三罷」鞏固領導。

大罷免慘敗，賴清德切割罷團，側翼失望透頂。見柯Ｐ滿血回歸，網軍如打雞血，再衝戰場。「兩個太陽」論充斥綠媒，分化阿北和黃國昌，並修理藍營「一個太陽也沒有」。這齣「休養生息」大戲，滿滿血腥味。

郭國文以石破逼宮老柯，豈料狗腿絆倒主子。石破茂輸掉多場選舉，日美談判後雖民調走揚，仍不敵派閥壓力。相比之下，賴清德大罷免慘輸，民調破底，黨內不服。他不辭黨主席，竟還內鬥同志、外鬥藍白，讓國家內耗不止。石破為政局穩定下台，折射賴清德之不堪。

該學石破茂知所進退的是賴清德。可嘆，他以「休養生息」粉飾「四分五裂」，賴活在親手搞砸的動盪政局裡。

七月大罷免投票前，許多外媒提到國民黨，都固定冠上「親中政黨」的形容；評論在野黨刪減預算，就說是削弱賴政府「抗中」的力量。大罷免失敗後，外媒的態度大幅逆轉，批評大罷免缺乏正當性，認為根本原因是賴政府執政失敗。近日，擔任TaiwanPlus英籍主管的艾永青因不堪政治干預及惡意攻擊，辭職舉家遷回英國；他的臨別長文，也將民進黨「大外宣」的虛幻暴露得無所遁形。

民進黨近年的大外宣，幾乎是一路順風，無往不利。一方面，因民進黨執政的「長期化」，加上大肆揮霍預算籠絡，有利於它對外媒的關係與影響力。二方面，由於兩岸情勢微妙，民進黨的「抗中保台」路線符合西方國家圍堵中共的需求，具共同利害。三方面，國民黨被沒收黨產後三窮四絕，又因失去政權而無力經營外國媒體，逐漸喪失國際話語權。在這三種因素交錯作用下，近年外媒報導台灣政治議題幾乎呈現一面倒的「親綠」，到了難以維持中立的地步。

更糟的是，這些外媒不夠客觀的親綠報導，往往又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被民進黨政府引用來自我吹噓，誇示成自己的「勳績」及「正確」。這種現象，又進一步對民眾的認知構成困擾，以為民進黨的執政路線頗受「國際社會肯定」，彷彿不應當再予以質疑。簡言之，外媒對民進黨的過度偏頗，確構成國內輿論或在野黨評論執政黨時的一種障礙，成為民進黨自恃的保護傘。

民進黨發動大罷免後，英國《經濟學人》今年五月率先發難，批評賴政府口中高喊團結，卻用大罷免使台灣社會分裂加劇，核心原因其實是「政府失能」。然而，《經濟學人》當時的報導仍聚焦在對中國的圍堵，認為中共正加強利用「灰色地帶戰術」滲透台灣，而台灣則在川普關稅戰威逼下，經濟實力可能受到削弱。如此一來，將導致台灣愈發分裂而孤立的危機。

大罷免大失敗後，則是國際媒體風向驟變的開始。《紐約時報》分析，這是賴政府的「民意警鐘」，認為賴總統必須調整策略。日內瓦國際與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則批評，世界範圍內，還沒有哪個國家的立法機構面臨過像台灣這樣大規模的罷免。其後，一向親綠的日媒《讀賣新聞》和《產經新聞》以社論批評大罷免的意圖和正當性，並擔心賴清德會變成「陳水扁第二」。這些，顯示賴清德正失去日本輿論的支持。可想而知，賴政府投票前對外國駐台機構提供了誇大的預測，結果卻遭現實狠狠打臉。

英籍記者艾永青憤而求去，暴露的又是另一層次的大外宣問題。TaiwanPlus是公廣集團旗下的一個對外宣傳平台，艾永青身為高階主管，他所不滿的是賴政府有太多政治干預，包括大罷免期間對在台陸配的鎖定與打壓，對親中網紅或一般人民都不放過，甚至有綠營側翼以模仿「納粹」的手法鎖定特定群體攻擊。艾永青並聲稱，自己和家人都成為「極端份子」的攻擊目標。這點，從他離台後招致的各種批評，顯然不假。看每天青鳥網軍的張牙舞爪，台灣社會已到了「非我族類，必欲誅之」的地步，竟連外國媒體人也不放過。孰令致之？

大罷免是賴政府對台灣民主政治發動的惡意奇襲，但西方媒體對此卻只是漠然以對；直到台灣民意強力擋下大罷免，他們才驚覺自己目擊的是一場反民主行動，民進黨多年來營造的民主假象這才徹底破滅。外媒只從西方或民進黨的角度看台灣，是危險的；在民進黨大外宣幻滅後，我們期待外媒保持客觀的高度。

財劃法去年底修正後，財政部按明年度統籌分配稅款（簡稱統分稅款）推估數，設算分配各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之金額，於9月之前通知各地方政府。未料和多數縣市依自己的人口、面積、營利事業營業額等指標所計算的數額有落差，引發一片譁然。

一般民眾對於財劃法的修正欠缺整體性瞭解，因此有必要先對統分稅款作簡要的說明，才知道問題之所在。

統分稅款的來源，為所得稅收11%、營業稅收減除1.5%的稽徵經費及發票獎金後之全部收入及貨物稅收10%。財政部即按次一年度的相關稅收，推估統分稅款總額。

統分稅款的支用方面，先以96%為普通統分稅款，4%為特別統分稅款（由行政院依實際情形分配，支應地方緊急及其他重大事項所需）。普通統分稅款的分配，則將90.5%分配給六都及本島13縣市（共19縣市）；2.5%給離島三縣市（澎、金、馬），5%給鄉鎮市，另外2%平均分配給全部22個縣市。

以本島19縣市為例，財政部算出統分稅款的90.5%為19縣市的總額。再按五個指標，即個別縣市的營利事業營業額，房屋稅、地價稅及土增稅收之前一年度成長率排名序位分數，規費、工程受益費、罰鍰等收入占其自籌財源比例，土地面積，人口指標（包括人口數、所得能力兩項），當作分子，照理應除以全部19縣市的指標總數（分母），再乘上個別指標的權數，再加上1／22的平均分配數，即求得本島19縣市的個別縣市應分配的普通統分稅款。

離島三縣市的統分稅款分配也是一樣。先以總額的2.5%算出離島三縣市的總額，再按相同的五個指標，占全部離島三縣市指標總數的比率（分母），乘以相關權數，再加上1／22的平均分配數，即為離島三縣市個別的統分稅款分配數。

經詳細審閱財劃法的分配公式，發現問題出在本島19縣市和離島三縣市的分母，都是用「全部直轄市及縣（市）」的總數，而不是分別用19縣市、離島三縣市的總數當作分母，才會產生誤差，甚至有300多億無法分配出去，而連江縣應分配的數額，甚至比修法前少。

上述問題，只是財劃法修正時的小瑕疵，若當初行政院積極參與而提出自己的版本，也許本可避免。因此，財政部長莊翠雲說，尊重立法院的修法意旨，分配方式的爭議，期盼立法院各黨團儘速調整修法，可說是公允而正確的方向。但是，由於地方政府急著將下年度的預算案送請議會審議，統分稅款屬於地方政府的稅課收入，不能坐等立法院修法，緩不濟急。既然卓院長說將和縣市長會面溝通，不妨就先請財政部先按照「合理且正確的分母」，重新計算19縣市和離島三縣市的統分稅款數額，讓地方政府可以根據新而正確的數額，編列稅課收入。

立法院的修法方向也極為清楚，就是將19縣市和離島三縣市「錯誤的分母」改正過來，和財政部按合理正確的分母重新計算的數額核對，而且應當列為重大優先法案，相信一定可以儘速通過。

至於有些官員主張，若是修法不會只針對公式，將會全盤檢討垂直、水平分配，顯然是「小題大作」，大可不必。

新財劃法打破中央集錢現象，讓中央收入占全部政府收入的比率，從上次修法後的75％降到66％，讓六都分配的統分稅款由原來的62％多，降至54％，16縣市的人均數高於六都，確實縮小南北、城鄉差距，幫賴總統實現當台南市長、行政院長的心願和政見，毫無大修的必要。

何況，主計總處5月突然砍掉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補助款636億（高達27％），讓地方政府難以信賴中央；又擬將一般性補助款範圍從原先明確的教育、社福及基本設施，改為「具經常性、普及性、基本建設或維運性質、財政均衡」等抽象用途，要地方提撥搭配款還要申請，增加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及財源的不確定，更有違憲、違法的問題。

因此，建議賴政府和立法院合作，從共同改正統分稅款的分配指標及定義的小瑕疵做起，重建和地方的夥伴關係。

教育體系強調以學生自主為核心，學生或家長對政策稍有不滿，往往能迫使主管機關退縮。例如教育部推動校園手機管制，據聞因學生反彈而延宕；事實上，這種保護主義已逐漸滲透至體育與國防教育領域。

筆者為一線體育老師，明顯感受從高中到大學，體適能測驗成績下滑趨勢，主因考慮學生意願與狀態。另觀察到由於教官陸續退出校園，現行國防教育已淪紙上談兵；相較於過往強度，課程內容缺乏實質訓練，不僅難以培養學生應變能力與戰爭心理準備，一旦真有危機，如此的教育訓練恐難支撐年輕世代挺身而出。更令人憂心的是，領導人常高喊「抗中保台」、對外採取激烈言辭，實際卻未見有具體政策落實於國防教育或全民防衛。口號與作為脫節，不免令人搖頭。

無人樂見戰爭，但和平亦非憑空而來。若青壯世代沒有足夠的體能、國防意識與基本軍事素養，國家防衛力量形同虛設。筆者呼籲，國防安全根本之道需從教育體系做起，務實推動體能與軍訓課程，培養學生必要之體能與紀律；否則當風雨真正來臨之時，再多的口號也顯得蒼白無力。

柯Ｐ聰明絕頂，這一年的磨練其實是政治家夢寐以求的機會。他引用韓國瑜「世上苦人多」就表示他看到了。看到了又如何，做還是不做？To be or not to be？這是柯Ｐ面臨的抉擇。甘地、曼德拉、甚至耶穌，佛陀，都面臨過這一刻。這個to be不只是小我的生命，也可能是一群人的未來、或是一個文化的走向。

以柯Ｐ為例，他可以再度參選總統，搞得藍白俱焚。他也可以退一步路，替台灣人爭更健全的民主。假如他真能徹悟，那不得了。

這次中共大閱兵，幾乎任何人都看得出來其無意對台用兵。中華民國就是唐僧，大家都要吃唐僧肉，例如抗戰的正統；除了抗戰，這唐僧肉也是民主的實驗場。所以柯Ｐ退一步路就是進百萬步路，但他要能自己看得清楚；當然，他也可以獨善其身。只是以柯的性格，應該不會。我們拭目以待。

不僅柯Ｐ，許多政治人物如川普、普亭、甚至富豪如馬斯克都面臨哈姆雷特時刻。今後的幾年也是未來人類是否還有民主的關鍵時刻，我們也拭目以待。

筆者曾擔任過特奧運動教練，但對於身障者與高齡者運動有兩個期許。首先是照顧身心障礙者，筆者社區有位自閉症的小朋友，因為是獨子加上缺乏同儕，常獨自一人騎著自行車在社區車道繞圈。筆者曾和這位小朋友接觸過幾次，發現其運動細胞不錯，互動過程情緒穩定且專注；可惜筆者並非專業教練，這孩子也沒有安全運動的環境，無法規律運動。

若這樣的身心障礙者能夠得到專業指導，對其身心健康與家人喘息都將有莫大助益。有關身心障礙者的運動，卻是目前最易忽視且難以普及的領域，期許運動部成立後，也能對身心障礙者運動多所挹注與關懷。

其次，是銀髮族運動觀光經濟。兩年前電視上播出自行車環島實境節目，家族中長輩掀起一波「騎車環島」的討論，卻因晚輩們都需要上班而無法陪同，且各自體力與經濟狀況不一，對於高齡者環島的任務規畫實在很難達成共識。長輩們討論後，以年紀稍長者騎乘機車伴隨，另年紀稍小且體力堪負荷者則以電輔車為運具，預計途中造訪十座媽祖廟為首波行程目標。

台灣進入超高齡化社會，銀髮族運動觀光經濟有極大發展空間，運動部若能有妥善的規畫，打造友善的銀髮族運動環境，將有助於推動國內銀髮運動普及，也能藉此吸引年長的外國遊客來台運動觀光，讓運動經濟為台灣觀光注入新活水。

賴總統一再重申「和平四大支柱」，並呼籲中共當局與台灣民選政府進行對話，然而，兩岸僵局無法化解，問題的關鍵，正是賴總統堅持「新兩國論」，導致兩岸之間無法建立政治互信。

但眾所周知，兩岸現有各項交流與協議成果，都是基於在一九九二年兩岸兩會共同確立的「一中（各表）」前提。大陸當局對於一中原則及國家統一的堅持，歷經多屆中共領導人更迭均未動搖過，又豈可能因台灣執政黨輪替和民意變化而改變。

賴總統明知與中共當局的政治歧異之大，兩岸恢復溝通猶如空中樓閣，又何須惺惺作態？歸根究底，賴總統對於兩岸關係的表態，還是滿滿的選舉盤算；既不想得罪深綠基本盤，又想將兩岸無法恢復對話的責任推給對岸，企圖以此博得中間選民的認同，重整旗鼓為明年的地方大選打好基礎。

縱觀當今國際局勢，就是美中兩大強權的較量，而美國盟友如日韓及歐盟，都在設法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來對沖川普關稅政策的風險，賴政府卻因無法改善兩岸關係，只能一再被川普政府予取予求而無計可施，對台灣可謂百害而無一利。此外兩岸僵局無解，台海緊張局勢持續，台灣作為弱勢一方，如戰火一起，最終受苦的還是台灣百姓。

賴總統若真心推動兩岸對話，明智之舉就應將中華民國憲法作為我方與中共溝通交流的「護國神山」，如此一來，朝野之間對於如何處理兩岸關係有了最大公約數，可以團結國人和台灣社會；而憲法的「一中框架」，也能作為與陸方重建互信的有效依託。否則兩岸實力差距日益擴大，台灣編再高的國防預算也無法與大陸軍事力量抗衡，不化解兩岸僵局，和平永遠只是空談，望賴總統三思。

現今台灣政經、社會等生態瀕臨解構，不公平關稅壓境、政府潛藏負債狂漲倍數、效能核電束之高閣、詐騙貪腐叢生，以及軍費激增擠壓教育產業經費等。也難怪柯文哲交保後，痛批賴總統讓台灣四分五裂。

民進黨成立前的黨外人士們，當年很喜歡唱的一首閩南語歌「補破網」，揶揄當時執政黨統治下的破碎台灣，亟待像補漁網一樣地修補。物換星移，現今賴總統要補的破網，務必先從兩岸關係的破口補起。

筆者上述台灣各式社會生態解構之說，源於各類生態實乃環環相扣，生死與共。當賴總統抗中大刀砍下時，不僅重創台灣旅行與交通產業，受傷產業相互連動有如漣漪效應、擴散不止，教育產業即是受害者之一。

補破網先擇兩岸破口下手，單陸生來台就學一事，早先中部幾所績優私立大學的陸生從四、五百人至千餘人不等，挹注各校學費數千萬至億元以上，非但助益各校資源，陸生相對也受惠；很多陸生挾其在台受教優勢，申請到香港或新加坡等研究所名校深造，其互惠循環的結果，台灣教育業可得複數效益。

中國大陸今年的九三抗日勝利紀念活動，賴政府似乎僅聚焦在如何規範台灣什麼人不准參加對岸的閱兵活動，可有留意大陸央視播放國民黨名將張自忠等抗日英勇事蹟；還有，重慶市中山四路的「桂園」，這處一九四五年國共談判的地點內，不隱匿國民黨抗日史實圖片資料，不收門票對外開放。歷史就是歷史，傳承後人，可供學習與改進。

賴總統閉門高舉「抗中保台」，也將之訴諸行動，然而他可曾思慮：樹立客觀正確史觀對後代子孫的教育價值，方可孕育子孫對生命深層認知、進而擁有判斷國內外事務的能力。這才是正念。

兩岸交流互惠，台灣不會全然是輸家，賴總統看待兩岸議題「勿緊握鐵錘治國」，這是筆者去年六月在聯合報民意論壇撰文「賴總統 勿緊握鐵錘治國」的建言，再請賴總統丟棄認知偏見，速速縫補兩岸破網。

知名憲法學家、慶應義塾大學教授駒村圭吾曾指出：雖然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但日本接受該公告的國內法效力，其實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間就已產生。當天皇詔書經內閣審議後發布時，這一國家意思便對文武官員形成拘束。換言之，八月十五日的「玉音放送」更多只是對既成法律事實的公開宣告，而非法律效力的起點。

然而，法律效果的明確性並不能消解曖昧政治修辭的必要性。既然無論「終戰」還是「敗戰」，都無法改變日本作為戰敗國須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條款的嚴酷現實，那為什麼「終戰」這個刻意淡化失敗色彩的詞彙，會在政治表述中成為主流？

回溯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決策過程，「終戰」的誕生是場精心設計的政治妥協。在原爆與蘇聯參戰的雙重壓力下，主戰派終於不得不退讓。八月十日，內閣會議討論以「護持國體」（維持天皇地位）為唯一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陸軍大臣阿南惟幾仍聲稱「戰局是五五波」，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則直言「科學戰與武力戰皆已徹底失敗」。雙方爭執不下，最後由天皇在御前會議上裁決，以「天皇統治國家大權不變」為條件接受投降。

然而，美國國務卿伯恩斯隨後代表盟國回覆，明言「天皇與政府的權限必須從屬於盟軍最高司令官」。阿南援引學者平泉澄的見解，認為「從屬」將威脅國體，主張再次照會，但外相東鄉茂德反對。八月十四日的御前會議最終由天皇再次確認日本投降。當天，內閣審議天皇詔書草案時，政治修辭的操作達到極致。原文中的「戰勢日非」在阿南反對下改為「戰局不一定好轉」，以避免直接承認敗戰；漢學者安岡正篤援引《左傳》的「義以成命」一詞而擬「義命所存」，也因艱澀難懂而被改為「時運所趨」。日本政治史學者原武史批評，這等於把敗戰歸咎於「運氣不好」，讓天皇與領導層迴避自身責任。

駒村教授進一步指出，這種內向的「日本式法治」，也就是官僚文章治國，滿足的只是統治菁英心理上的需求，卻無法改變因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所帶來的法律效力。

從憲法學視角看，「終戰」只是政府的言論表述，沒有拘束力。戰後日本國會與法院其實也常交替使用「敗戰」。如果必須賦予「終戰」政治意義，那麼它反映的就是統治菁英的自我認知─日本不同於德國的「無條件投降」，而是以維護「國體」為條件的「有條件投降」。至於「國體」究竟意味著天皇制度本身，還是日本人對神聖天皇的崇敬？這不是本文的重點。不過，正如美國歷史學家約翰﹒道爾在《擁抱戰敗》中揭示的，「終戰」可視為統治菁英為維繫集體自尊而打的一場「認知戰」；即便日本輸掉戰爭，至少還能向國民強調「國體」得以保存。

然而，理想的擘畫要落地生根，就須正視盤根錯節的現實困境。當前台灣的競技運動員培育體系猶如多頭馬車，各方力量雖看似目標一致，實則步調與利益皆不盡相同。其次，觀察運動部、國訓中心與各單項協會的「合作」關係，其複雜性更甚於選手的個人掙扎。運動部做為最高主管機關，手握資源分配與政策走向，但往往因距離第一線訓練場域過於遙遠，政策難以切中要害。國訓中心擁有最精良的硬體設施與運動科學團隊，但其服務對象主要為已達金字塔頂端的國家隊菁英，難以顧及廣大的基層潛力選手。

面對此一困境，李部長在政策執行上須有更細緻的配套措施。第一，針對學生運動員的學業與訓練平衡，應建立「分級分類」輔導機制。對於以國內大專院校為升學目標的選手，應強化現有的「運動績優生升學輔導辦法」，並要求合作的大專院校提供更彈性的學分修習制度與課業輔導資源，確保選手在訓練之餘亦能獲得學識成長。而對於有潛力挑戰國際職業舞台的頂尖新秀，則應借鏡國外模式建立更專業、更集中的「競技體育中學」或訓練基地，提供客製化的學程，使其在訓練上無後顧之憂。

第二，強化運動部、國訓中心與協會的合作，關鍵在於建立一個「權責分明、利益共享」的平台。 運動部的角色應是資源的「整合者」與制度的「建構者」，而非單純的經費發放單位。可考慮推動「運動項目分級補助計畫」，根據各協會的組織治理透明度、選手培訓成效及基層推廣實績，給予不同的資源挹注，以此激勵協會進行內部改革。

同時，應下放更多權力給國訓中心，使其不僅是「訓練中心」更是「人才發展中心」。國訓中心可主動與各級學校、重點協會合作，建立區域性人才發掘與培訓網路，將頂尖的運動科學資源向下延伸，協助基層教練與選手獲得更科學化的訓練知識。單項協會則需專注於辦理國內外賽事、完善教練與裁判制度，並積極尋求社會資源。三方應定期召開協調會議，就選手的選拔、培訓、參賽計畫進行實質討論，讓資源真正用在刀口上。

台灣的競技體育從來不缺有天賦的選手，缺的是能讓他們無後顧之憂、專心致志的成長環境。李洋部長的美好藍圖能否化為實景，考驗著新團隊的智慧與執行力。唯有各自擺脫本位主義，從學生運動員的真實需求出發，建立一個權責清晰、資源共享、溝通順暢的合作生態系，才能真正整合台灣的競技運動，讓每一滴在賽場上拚搏的汗水，都能灌溉出最豐碩的果實。

據估計，曼哈頓地區核發的餐車超過千輛，業者通常根據許可證畫定的特定區域、時間及相關規範來駐點營業。在許多情況下，這些餐車會選擇定點來停放擺攤，以便招攬周遭的忠實顧客。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駐點是固定不變的，因為如果能臨機因應變動需求，餐車的營運將更加靈活豐收。

例如，許多餐車都會選在中午時段停在辦公區域、學校附近或主要交通路口，這樣能夠吸引大量的上班族或學生客群；等到晚上或周末時，部分餐車就會移駕到夜生活區域，如時代廣場、東村、華埠等，這樣才能服務夜間出遊的人群。

餐車到處趴趴走，大家要如何找到自己的最愛呢？手機上有幾款非常便捷的應用軟體可以協助追尋，例如Roaming Hunger（漫遊飢餓）、Street Food Finder（街頭食物搜尋器）、Truckster（餐車）、Food Truck Finder（餐車搜尋器）等，光看ＡＰＰ名稱就已讓人垂涎欲滴。使用者透過它們可即時定位偏好的餐車，也能快速找到附近駐點的餐車；此外，大家也可查詢餐車的營業時間、菜單與預訂選項，甚至還能線上點餐外送。

如今，資通訊科技的迅速發展已對流動餐車文化帶來顯著變革，尤其是營運模式、顧客互動、行銷方式和餐車挑選等方面；馬路餐車已從傳統小型的地方性行業，逐步轉型為在全市範圍、甚至全國或全球蓬勃發展的「網路游擊」行業。透過社群媒體的行銷力量，餐車業者能夠創建自己的品牌形象，並且針對特定族群進行推銷。他們在社群媒體上與顧客保持互動，不僅能即時發布自己的擺攤地點及優惠訊息，同時也可適時回應網路評論。

餐車文化融合街頭飲食、移動餐廚、異國料理和社交經濟，形式上從早期的手推車、馬車、腳踏車，一直到目前國內外都相當風行的胖卡餐車，已然形成一種特殊的流動飲食文化。餐車的軌跡在社群網路「來有影、去有蹤」，可靠度因而大大提升，一掃往日大家對餐車「跑得了和尚也跑得了廟」的戒慎恐懼。

前陣子回國時，發現住家附近的一塊畸零地，每日早中晚都有各式各樣的餐車輪流駐點擺攤，讓人彷彿置身「月不落」小夜市。由於該市集就在捷運站出口，人潮絡繹不絕，路過民眾都很好奇駐足觀望。其實，只要加入該市集的社群網路群組，每天晚上就可得知明日前來擺攤的餐車，並且還可透過記事本預訂餐飲。

在「傳統情報站」理髮店的介紹下，筆者日前也加入該群組，了解一下住家旁的流動饗宴；不加還好，一加不得了！每日數百則訊息蜂擁而至，三不五時還有吵架的和勸架的。唉！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那一則又一則的雜訊，可真讓人滑不勝滑呀！（作者為台大資工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