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廂早上國台辦剛搬出東北抗聯、八路軍、新四軍戰果，稱當年合計殲敵近七十萬人，不容篡改；這廂下午陸委會就丟出新聞稿反嗆，說日本厚生省戰後發布的數據，日軍不過戰死五十萬人出頭，嘲諷台辦自欺欺人。

當年日帝侵華，國共其實是在一面旗幟下並肩抗敵。戰後翻臉成仇，始有你我之別。但究竟各自殲敵多少，雙方說法殊異。在南京受降的何應欽翌年認定，日軍八年共戰死四十八萬餘人，當時並無國共之分。隨何應欽受降的共諜郭汝瑰在其所撰《正面戰場作戰記》則稱，正面及敵後各殲敵五十三萬、五十二萬人，幾乎不分軒輊。國民黨則以近三百名將領犧牲，來證明抗日戰爭中，國民黨不容置疑的領導地位。

就像已是ＡＩ時代的今天，俄烏戰爭雙方各自多少人裹屍沙場，仍是一團亂麻。

民進黨在抗戰議題上與對岸爭功，但轉頭又把抗戰勝利說成終戰，似猶與當年的昭和天皇同悲，精神分裂莫此為甚！台灣光復節轉眼將至，屆時民進黨是為光復歡騰、還是為終戰黯然，是馬是驢，當一目了然！

如此龐大金額的基金，如果沒有足夠透明的監管和效率，很容易淪為黨政裙帶沆瀣營私的淵藪。最經典的主權基金弊案，就是馬來西亞的主權基金醜聞。一名馬來西亞商人「劉特佐」，憑著靈活與大膽的手段，搭上好萊塢明星李奧納多，再輾轉搭上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與阿拉伯政要，用種種投資名義掏空了馬國主權基金「一馬公司」四十多億美元。他因此遭美國與國際刑警組織通緝，迄今仍未緝獲到案。華爾街日報記者將這個故事寫成《鯨吞億萬》一書，堪稱「詐騙聖經」。

正因主權基金金額巨大，而政治一向藏汙納垢，因此全球許多主權基金都是「制衡監督不上軌道」的國家在操作；因為在這些國家，反正大家都不敢過問。少數成功的例子，例如挪威，它民主環境成熟，監督公開透明，且基金投資多為穩健獲利型、少做特定目的的操作，舞弊空間自然減少。新加坡的「淡馬錫控股」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因善於投資，為該國提供了不少財政收入；但淡馬錫近年連續投資新創事業失利，也虧賠了數億美元。

賴總統對主權基金的目的和運作顯然所知不多，他說台灣成立主權基金是要「幫傳統產業打開國際通路」，根本是邏輯錯亂。這種說法，與去年行政院經發會顧問會議聲稱「設置創投基金幫中小企業走向國際」如出一轍，只是把「中小企業」改為「傳統產業」，再把「創投基金」改為規模更大的「主權基金」，都在魚目混珠。去年經發會的離譜建議明顯想圖利特定關係人，隨即遭學者聯名痛批；如今賴政府換個包裝捲土重來，實可謂「利之所在，不屈不撓」。

台灣的中小企業、傳統產業走向國際，政府確實能提供一些協助。例如，政府可以在共有資源（例如展場、廠辦）方面提供積極協調、收集分享資訊，一則減少廠商風險，二則增加他們的外部機會。這些，其實是經濟部、外貿協會的法定業務。但這些面向都涉及複雜的評估，若評估有利，則此類「殺雞」之事經貿部門原本就該做，用不到主權基金的「牛刀」；如果評估不利，主權基金更無需插手。以「協助傳產」之名設置主權基金，立論荒謬近乎痴愚，在國際基金操作實務上極其怪誕，而論述者從來不敢接受公開的檢驗，一看就知是「詐騙集團」的情節。

賴清德競選總統時，浩浩蕩蕩組織了一個政見白皮書的團隊，財經政見洋洋灑灑一拖拉庫，號稱「國家希望工程」。當選後，他棄政見如敝屣，卻讓觀風望向之輩幫他鼓吹主權基金之如何必要，意圖創造一個比當年「台杉案」規模大一千倍的「黨政要員爽快基金」，然後說這是要「協助傳統產業走向國際」，還說這樣就可以「給美國交代」。如此天馬行空的大話，從目前的政經情勢及一般常理來判斷，誰會相信真的是要幫助傳統產業，又如何幫得到傳統產業？這麼拙劣粗糙的話術，在野黨不但要擋下，全民也無法接受！

過去一周，全球多數目光多聚焦於北京天安門的九三大閱兵，其實，在大閱兵之前，從8月底到9月初在天津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同樣值得重視，而且，合起來看，更可以隱約感覺到中國對未來如何重建世界秩序、優化全球治理的意圖與策略。

本屆由輪值主席中國主辦的峰會，取得了四個成果：一，成員國元首理事會共同發表聯合聲明，強調銘記歷史、反對歪曲二戰真相，並呼籲推動聯合國改革與多極國際秩序；二，發表「天津宣言」，反對集團對抗與單邊制裁，擴大本幣結算，推進上合組織開發銀行落地；三，通過《2026~2035年發展戰略》，呈現強大企圖、向外輻射的上合戰略圖景；四，習近平主持「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並在會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議」，強調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攜手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更強調，面對加速演進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上合組織要發揮引領作用，當好踐行全球治理倡議的表率。

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是緣起於上個世紀末，由中、俄及四個中亞國家針對區域安全經由對話，然後在本世紀初2001年建立的國際組織，其後，隨著地區形勢趨於穩定，定位也從安全、政治擴大延伸到了經濟與人文，同時也開始擴容。目前，上合已有十個正式成員國、二個觀察員國、14個對話夥伴。據了解目前還有沙烏地阿拉伯、阿聯酋、埃及、土耳其、敘利亞、緬甸、柬埔寨等一眾國家正排著隊等待「入群」。

當今世界的主要國際組織中，上合與同樣以中國作為主角的金磚國家組織，都有持續擴容、朋友圈不斷加大的現象，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無論上合或金磚，所有成員清一色為「南方國家」，南方國家之所以被稱為南方國家，就是發展相對滯後或發展條件差，全都有希望能進步的強烈企圖心。中國以前也跟它們一樣，但今天的中國，無論中國現象或中國模式，不僅在南方國家中鶴立雞群，其表現與光芒甚至還超過許多發達國家，自然成了一眾南方國家想要仿效與追隨的對象，加入由中國主導的上合與金磚於是就成了最佳選擇。

二，中國除了本身的國家治理能力出色，近年來持續不斷針對全球治理提出的理念，也受到普遍的關注與歡迎，比如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近年來針對人類與世界的未來，一連串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及全球治理倡議，都給世界各國尤其是南方國家，帶來了新的方向、希望與信心。

三，當然，美國作為一個反面教材相信也是主要原因之一。21世紀的美國，明顯地已從上個世紀曾經作為世界秩序的主導者及維護者，變成了世界秩序的破壞者：經濟上反全球化、去全球化，貿易走保護主義，政治搞單邊主義，合起來就是霸權主義。川普2.0上台以後，不僅南方國家受美國霸凌，甚至不分親疏，連美國自己的盟友或夥伴也都難以倖免，世界秩序至此已成了赤裸裸的叢林法則。在這樣的情況下，世界各國無不興起望治之心，能有上合或金磚可以加入，自然不會放過。

中國也正是看到了這樣的大趨勢，除了為了自己本身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必要時，與美國霸權強硬博弈外，也開始在重建世界秩序，優化全球治理方面，為國際社會指出新的方向，開闢新的道路。

從地緣角度看，上合是個起點，從中國出發，延伸至中亞、南亞、東南亞、西亞、中東；同時，中非合作論壇則是中國加上非洲全部54個國家中的53個；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則是中國加上阿拉伯所有22個國家；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包括中國及共同體的所有33個成員。

世界秩序，新與舊，正在展開一場全面的大博弈。

純就槍枝暴力而論，無論是否與政治有關，美國槍枝氾濫令人髮指。廿多年前科倫拜校園槍擊事件後，筆者在美國見識了學校演習；台灣防災演習是防地震，美國防災演習是防槍擊。華盛頓州警方上周逮捕了一個「將進行大規模槍擊案」的十三歲少年，從家中搜出廿多把槍械及大量彈藥，宛如軍火庫。今年六月，明尼蘇達州民主黨議員夫婦在家中遭槍殺身亡，槍手冒充執法人員登門行凶；事後，當局建議居民遇到類似狀況切勿開門，且須驗證警察身分。然而，如今非白人在美國不時遭到無證件的蒙面人盤查，若不配合恐被冠上聯邦罪名，當局建議如同空話。

柯克之死，是否比民主黨議員夫婦兩死兩傷值得同情，眾人心中各一把尺，但由於他如同台灣的「青鳥網紅」，是總統在民間的政治盟友，故官方立刻下令全國降半旗哀悼。如此不辨輕重的偏頗，恰恰是政治兩極化的引信。筆者的美國同學說，羨慕台灣人民讓大罷免大失敗，用民主程序消弭紛爭。我回答：「你們的確該羨慕，因為柯克槍擊案可能變成川普的藉口，派國民兵去鎮壓在野黨執政都市、起訴更多政治對手，明年美國能否順利進行期中選舉都未知。」

當前政治極化伊於胡底，源頭在於國家認同。筆者在美國留學時，學到的包容、平等、多元、尊重憲法；當川普上任後打壓美國學界，我才猛然醒悟，所謂「真正的美國人」其實與白人、宗教相關。台灣的大罷免甚囂塵上時，筆者看了青鳥獵巫路人、出征店家，及賴清德對二戰的解讀，才切身體會所謂「真正的台灣人」是什麼。但這是政黨政治該有的樣貌嗎？

政治之目的是平息分歧，而非替分歧代言；從政應是追求眾人幸福，而非製造紛擾。台灣人民可能不確知各種預算該編列多少，但總是希望透過選擇政黨與信任的人，將自己的價值觀與對政治議題的實際判斷轉化為政治決定。美國人民也可能不確知醫療健保該往左（社會化）或往右（商業化），兩黨間的分歧卻反而鼓動支持者去謾罵政治對手。政客放大分歧，民眾陷於集體憤怒、敵對和負面情緒，都是政客公開擁抱特定國家認同，使族群走向兩極化對立的後遺症。

去年底，辭典出版商韋氏公司選出Polarization（兩極化）為年度代表字；字義為缺乏同理、鼓勵選邊站。死了一名右翼網紅之後，川普會怎麼做？大家心裡有數。然而真正的解決之道唯有對話。左右兩派不必事事達成一致，但需像感恩節或耶誕節大餐一樣，能一起坐下來好言溝通，而非不擇手段掌握每個機會去消滅政治對手。

從法律觀點看：一，部分清潔員身分屬於公務員，垃圾在丟棄後，依法歸屬地方環保單位所有。二，任何私自取用、轉送，理論上可能構成「侵占公有財產」或「利用職務機會圖利」。三，《貪汙治罪條例》對公務員的規範非常嚴格，即便價值低到幾十元，也可能被認定違法。

法律並沒有「價值太低就不算」的明文寬免；但實務上，有時會依「情節輕微」判決免刑或緩刑。

從社會觀點出發。一，常情層面：一個舊電鍋送給需要的人，本意是善意，並沒有Ａ政府之心。二，比例原則：用「貪汙」大帽子去處理價值卅多元的物品，給人「小題大作」的觀感。三，民眾感受：社會期待清潔員不要中飽私囊，但對這種小額善舉，大多會認為不該上綱到貪汙。

法律上，檢方起訴有其法源依據，因為公務員不得隨意處理公有財。社會情理上，大多數人會覺得不合情理，認為應該用行政處分、教育或規範，而不是動輒用刑事貪汙罪處理。爭議點是，台灣貪汙罪的規範過於僵硬，缺乏「小額無害行為」的彈性處理空間，應修法規範。

平心而論，長久以來，許多高官貪汙或富賈超貸的金額之多，何止上億，許多人尚且能規避刑責，那麼清潔隊員此舉何必小題大作呢？

總之，「依法」檢舉與起訴是合理合法的，但這「合乎理法」在此刻顯得不合理。真正問題在於制度缺彈性，導致與社會常情脫節，值得立委修法。

最高法院在九六年台抗字第五九三號裁定早已明確指出：在審判階段，羈押與否係屬法院職權判斷，檢察官並無聲請權，自然也不生抗告權。這個裁定的意旨非常清楚，審判程序應由法官依職權把關人身自由，檢察官在此不再扮演聲請者的角色。若容許檢察官對法院的不羈押決定再提抗告，便等於賦予其法律所未授予的權力，實屬制度扭曲。

然而，司法實務長期未落實這項裁定，導致檢察官繼續提出抗告，上級法院亦未從程序上加以駁回。於是產生一種不對稱的情況：其他強制處分，例如搜索或通訊監察，一經法院駁回，檢察官即不得聲明不服；唯獨羈押，雖然對人權侵害最為嚴重，卻反而容許檢察官不斷抗告，不僅不合比例原則，更使被告的人身自由淪為反覆拉鋸的籌碼。

羈押是最嚴厲的強制處分，關係到憲法第八條所保障的人身自由。當法院已經訊問被告並裁定釋放時，便代表司法權的自由心證已漸完成。此時，檢察官若還能提出抗告，不僅造成程序延宕，更使被告處於不確定狀態，甚至繼續被關押。這樣的設計，顯然與保障人權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馳。

因此，法界資深學者主張應明確修正《刑事訴訟法》，具體規範如下：第一，在第二六四條增訂條文，規定提起公訴案件移審，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裁定保釋時，檢察官不得聲明不服。這樣可以消弭長期以來實務上的誤用，落實法官保留原則。第二，在第四○四條增訂條文，限制檢察官關於羈押裁定的抗告僅得一次。這樣可以避免多次往返，浪費司法資源，也減少被告在程序拖延中遭受人身自由侵害。

這樣的修正，既符合最高法院裁定的意旨，也符合憲法比例原則的要求。羈押應由最直接訊問、最了解案情的法院裁定，上級法院的角色應在於必要的法律審查，而不是允許檢察官無限次地挑戰原裁定。

從人權保障的角度來看，羈押不同於一般程序問題。對一個人而言，即使短暫的羈押，都可能帶來身心崩解、工作與家庭的失序，以及名譽的毀損。法律制度如果不能防止檢察官濫用抗告權，那麼我們對人身自由的保障便是空洞的。

呼籲立法院能正視這項修法，將最高法院的見解明文化，堵住制度漏洞，還給人民一個更公平的司法程序。檢察官的角色是追訴犯罪，而不是無止境地挑戰法官的裁量。羈押與否，應回歸法官保留，這才是真正符合法治國與人權保障的憲政要求。

我聽完半信半疑，因為網路太多不實或捏造的假新聞，也沒有隨之起舞。然而，次日打開聯合報，令我十分訝異，果真出現白紙黑字的社會新聞，點燃了我心中的正義之火，實不吐不快。

有惻隱之心的清潔隊員，把一個被棄之如敝屣但堪用的老舊電鍋，拿去送給貧寒的老婆婆使用，不捨被當成廉價的廢棄物；之後被告知這樣會違法，便買了新電鍋把舊鍋換回來，結果還是吃了「侵占非公用私有財物罪」。

闔上報紙，心情難以平復。漢明帝時期「政事嚴峻，九卿皆鞭杖」，但針對的是食俸的高官給予示警糾德，以整飭官箴，而非針對基層百姓。但處於號稱民主自由的國度，厚祿官員中飽私囊，不知幾兮？縱使罪證確鑿，也能逍遙法外，又能奈他何？

反之，基層的清潔隊員只是發自內心善良的本性，愛物惜物的情操，卻踩到法律的紅線。縱使如此，告誡一聲也就算了；若明知故犯，再施以懲戒，也都算合情合理，否則難免讓人感慨：只許州官放火、不容百姓點燈，寬嚴不一。

再說，貧富兩極化嚴重的社會，貧者在物價高漲中掙扎，把回收的舊物接濟需要的人，雖違反清潔隊規定，也算符合社會共同認知與價值體系的行為。相關處置雖符合當前法規，但國法實不應抱殘守缺，若能藉此案重新思考法律的界線、價值與意義，或許才能保住人民那顆最質樸的心。

台灣的司法，長期以來存在著「階級感」。所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聽來堂皇，實際上卻往往是「窮人面對法律，法律是山；有錢有權人面對法律，法律是水」。

當基層公務員或小人物被抓到收賄數十數百元時，檢調幾乎雷厲風行，立即偵訊、起訴，甚至還要羈押禁見，以示反貪腐的決心，彷彿要藉著這些「小案」來證明司法的公正。對這些人而言，幾十數百元的「貪汙」可能斷送整個人生，職位丟掉、名譽掃地、家庭破裂，甚至坐牢多年，人生再也翻不了身。

然而，當涉及與政府交好的大企業、財團、或是政商高層的巨額貪腐案，情況卻往往完全不同。收賄金額可能是上百萬、上千萬，甚至動輒以億元計算，但司法卻常常顯得「溫柔」。不是先「請回」，就是「交保候傳」，數十萬的交保金額，對這些權貴而言僅是九牛一毛。輿論吵一陣後，案子便漸漸淡出，最後不是無罪、逃亡境外、就是曠日廢時直到社會忘記。結果往往是有錢有勢的人頂多失去一點形象，但日子一樣過；窮人卻徹底被司法輾壓，連翻身的機會都沒有。

這種司法落差，實際上反映了三層結構問題。第一，檢調與媒體的選擇性嚴格：辦小案容易出績效，辦大案牽扯龐大關係網，怕得罪人。於是小人物成了替罪羊，讓社會誤以為司法嚴厲。第二，保釋制度的階級化：保釋金制度原本是保障人身自由的機制，但在台灣卻變相成了有錢人的「特權」。窮人連交保金都湊不出來，直接被關；有錢人隨手拿出幾百萬，就能回家吃晚餐。第三，社會對權貴的寬容：一般人對政商名流的貪腐，往往抱著「反正大家都這樣」的無奈心態；但對基層公務員或小人物卻格外嚴苛，甚至幸災樂禍。這種「向上寬、向下嚴」的氛圍，也反映出台灣社會的扭曲。

如果司法只會把窮人當祭品，把有錢有權勢的人當貴人，那麼社會的信任將徹底崩塌。當人民不再相信法律能伸張正義，就會轉而尋求其他方式自保，這才是真正的危機。

「窮人貪汙被起訴，權貴A錢可交保」，這不是一句抱怨，而是一種警訊。台灣司法若不改變這種「雙重標準」，最終將會失去存在的正當性。真正的司法獨立，不是來自政府口中的廉價口號，而是來自制度性的制衡、懲處、汰換、與透明；司法的墮落，不是從民眾的不信任開始，而是從檢調辦案的偽善與雙標開始。當一個國家失去了最基本的司法信任，在所有民主進步的假像底下，剩下的只會是赤裸裸的獨裁專制與相對剝奪感。而無知與冷漠，正是培育這些無良政客與司法打手的最佳養分。

看來雙方仍是各說各話，中共不僅不會放棄台灣，更進一步向美方闡明是其核心利益；而赫塞斯把亞洲視為美國利益，卻充滿帝國主義色彩，美國與中國相距半個地球遠，美國把亞洲當做自己的利益，對亞洲國家本就不對等；若中國把美國西岸太平洋畫歸中國利益，美國能接受嗎？

從中國大陸九三閱兵甫結束，美國五角大廈周邊披薩店的購買率，應聲攀升至平日之四、五倍看來，美中之間這兩次通話來得恰是時候又有必要。九三閱兵，總的來說就是中共向美方警告，在一邊站著即可，切勿長臂管轄。

赫塞斯雖表示美國堅決維護其在亞太地區的重大利益，言下之意或許就是保護台灣，但美軍從第一島鏈後撤卻是不爭的事實。如果中美兩軍因美軍的長臂管轄引發各式戰爭，都是美國不可承受之重，故美國不會與中國打核戰；然而一旦戰爭開打，卻又很難不出動核武。

在九三閱兵上，中共端出東風５Ｃ、東風61洲際導彈、潛射型巨浪三型等核打擊武器，明顯「以核懾美」，阻止其對中國大陸的盲動。若發生核戰，結果會是中美同時毀滅，俄羅斯必然漁翁得利；中美俄三強是等邊三角形，任何兩邊發生戰爭、直接開戰（代理人戰爭除外），三角形必向一邊傾斜。

ＡＰＥＣ會議即將於十月底在南韓舉行，川普與習近平可能藉機見面；除了談商貿，或涉及九三閱兵後中美俄的相互關係，一切還待會議上交鋒。呂祖謙《東萊左式博議》云：「古人之所謂量力者，蓋有說矣！養而未充也，為而未成也，修而未備也，於是量力未敢輕動焉。」足見中美兩軍目前均因「養而未充也，為而未成也，修而未備也」，故均不敢輕舉妄動來打破恐怖平衡的均勢。

當中共已可完全主宰西太平洋時，就是其強力推動兩岸統一時。現在還沒動手，只因中共自認「養未充、為未成、修未備」。台灣現不思追求兩岸關係正常化，待其「養已充、為已成、修已備」，屆時台灣將如何自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