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縣市長選舉提名，民進黨只有「執政任滿縣市」將辦理初選，即只有嘉義縣、高雄市和台南市三個縣市。其餘縣市，都是透過協調，由黨中央徵召。「黨內初選」形同被黨主席賴清德沒收。

這並非民進黨首度「沒收黨內初選」，前兩次縣市長選舉，民進黨也都是「徵召為主，初選為輔」。二○二二年甚至規定，六都候選人一律由「黨中央徵召」，不辦初選。諷刺的是，那兩次九合一選戰，民進黨都以大敗收場。

與過去不同的是，明年縣市長選舉提名，賴清德的公正性深受懷疑。台南、高雄雖仍辦初選，但賴清德在台南偏袒林俊憲、打壓陳亭妃；在高雄則以司法搞臭林岱樺。沒初選的縣市，提名由黨中央乾綱獨斷；有初選的縣市，則是賴清德說了算。

「沒收初選」是為勝選，還是為大權獨攬，綠營早已議論紛紛。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前主委吳怡農即認為，這將「否決公平公開競爭、阻礙政黨未來發展」。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吳怡農無法改變民進黨決策，反為自己惹來一身腥。

民進黨曾是最早倡議「黨內民主」的政黨，在國民黨還是「黨主席說了算」時，民進黨已採黨內初選。曾幾何時，民進黨卻以勝選為藉口、攬權為目的，讓黨內民主消失。賴清德高呼「信賴」，但在黨內，其實是要候選人都「姓賴」吧。

高雄市長陳其邁最近得到了「震怒王」的封號。原因是，其轄內環境破壞、工安意外不斷，市府治理失當頻遭質疑，迫使他震怒連連，一再揚言要祭出鐵腕。從大樹區光電場遭到「鬼剃頭」，到興達電廠的天然氣新機爆炸，到美濃農地被挖成大峽谷並盜填廢棄物，高雄市府一路表現出治理失能、反應失靈的狀態，受到民眾指責。高雄市府的渙散鬆馳，何以致之？

說穿了，在深綠鐵票區的「舒適圈」舒適慣了，耳朵裡聽到的都是歌功頌德，再無其他雜音，陳其邁和他的市府早已陷入「自我感覺良好」的催眠。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厚愛加持，年年領取優渥的建設補助，不斷給予政策上的優先挹注，陳其邁就算「躺著幹」仍然集三千寵愛在一身。這一切，直到有志角逐下屆高雄市長的國民黨立委柯志恩頻頻穿梭在山林農田間揭弊，「美好高雄」的真相才陸續曝光。

以美濃大峽谷為例，當地有六公頃的農田被挖成深達廿公尺的峽谷，令人驚心動魄的景象。當地居民為此已陳情三年，但中央與地方均無人聞問，直到柯志恩把媒體帶到現場直擊，才讓各界譁然。試想，要將農地挖成那麼深的峽谷，需要動用多少挖土機及砂石車才能成事；但當地官員不知是渾然不覺，或是故意閉著眼睛任違法者橫行，才變出個人工大峽谷？

高雄市府稱，今年一月已發現盜採土石情事，三月開罰一百萬元；四月發現坑洞擴大，六月加重裁罰兩百萬元，並移送偵辦及下令回填。九月遭揭露後，再加重裁罰一千多萬元。問題是，不肖業者一手盜採砂石，另一手以廢棄物回填，不法利益高達三億元；高雄市府開出區區百萬罰款，不痛不癢。有何嚇阻作用？開出不成比例的罰款，又不積極作為，這跟默許業者持續犯罪有何兩樣？

最令人驚愕的是，即使此事已成為全國矚目事件，近日仍有車輛和怪手趁著天黑進入現場，繼續回填廢棄物。不肖業者之膽大，令人瞠目結舌；亦可見法紀與公權力在他們心目中，已如同無物。又或者，高雄市府的鬆散放水，在業者眼裡，早就見底了。

不僅如此，這兩天地方居民持續爆料，指除了已知的美濃新吉洋段農地變峽谷，在高美大橋附近也有很多「精彩坑洞」，值得調查。此外，位於高雄內門、旗山、田寮交界的馬頭山保育區，當地自然人文協會聲稱，當地遭棄置兩千八百多噸廢棄物，深埋在水源保護區四公尺下。今年初，檢方曾緝獲七名棄置廢棄物的嫌犯，事後都以情節不嚴重交保，所有廢棄物迄今均未清除。該協會呼籲，陳其邁也幫馬頭山居民「震怒」一下，不要放過後續的究責與處理。

如果不是多年鬆散的積弊，高雄今天不會突然「百病齊發」，林地、良田不斷淪為奸商民代爭相染指的俎上肉。近幾年高雄利用「演唱會經濟」帶動觀光，贏得口碑；但這是透過「減免場租」的方式達成，已遭審計部要求檢討。兩相對照，「暖男市長」利用施恩手法創造演唱會經濟的盛況，固然締造了表面繁榮，未必是長久之計；但他對於高雄土地環境遭破壞仍選擇溫和以對，則是絕對不智，本末輕重都倒置。

近幾年，台灣說不完的農田、山林、埤塘破毀的故事，極為集中的發生在民進黨執政的綠色縣市，其實並非偶然。錯誤的能源政策，造成光電板大量侵吞農漁用地，地方只能一味曲意配合；遭收編的環保及社運團體不再為民喉舌，自甘成為幫凶。也因此，心盲的政府，也摀住了自己的眼睛。

人類社會正處於一場無聲卻劇烈的變革之中。那並不是因為某個戰爭或瘟疫，而是一種看不見卻無所不在的力量正在重新定義人與工作的關係。AI的崛起，特別是近年來生成式技術的快速普及，讓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職場階梯，正一階階被悄悄拆除。這場轉變所帶來的不僅是技術上的震撼，更是一場關於公平、尊嚴與未來社會形貌的問題。

AI的威力不容小覷，在某些領域，它的效率提升已達人類的數倍，甚至數十倍。例如軟體開發、文案生成、數據處理與客服系統等，本就是高度標準化與可預測的工作，如今成為AI「自動化打擊」的首要目標。而這一波淘汰潮，首當其衝的不是年資已深的老將，而是剛要踏入職場的年輕人。從實證資料觀察，22至25歲的年輕人，在高度AI暴露職業中，工作人數近年來明顯下滑。AI彷彿將學歷與初入職場的熱情，一拳打入了冷宮。

這並非單一國家的困境，而是全球性的焦慮。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發現，所受的高等教育已不再保證一份穩定職涯。不少企業寧願聘用資深、能靈活運用AI工具的員工，也不願投資於培育初階人力。更有甚者，一些傳統入門職務被AI取代後，整條升遷與學習的路徑也隨之瓦解，使得社會流動機制出現斷裂的危機。當入門磚石不再存在，下一代的出路從何而來？

但真相從來不是單向的，並非所有人力都被AI掃地出門。在那些能與AI協同工作的領域，例如創意設計、決策輔助、人際溝通等，反而出現人機互補的良性循環。甚至有部分企業透過AI降低門檻，使得某些過往需要專業訓練的職務，現在讓更多人得以參與和嘗試。

經濟體系的回應多半延續著過往科技演進的經驗，人失去工作沒關係，反正新產業會創造新機會。然而這樣的信仰，開始受到現實的挑戰。即使某些國際金融機構仍樂觀預估長期失業率影響有限，卻無法否認短期的結構性失業與青年勞動萎縮正逐步成形。更可怕的是，這不再只是產業轉型過程中的自然陣痛，而是極可能成為新的常態。

面對這股浪潮，我們需要新的制度想像。例如將AI所創造的超額利潤納入社會分享機制，建立主權財富基金，並藉由全民基本收入維繫社會基本穩定。當然這樣的方案容易流於烏托邦幻想，唯有配套以重訓機制與社會參與義務，才能兼顧公平與動能。

企業的角色亦不容忽視，若只將AI視為降低人事成本的工具，而非協作夥伴，那麼最終將連自身的永續經營都陷入風險。反之，那些願意投入人力再訓練、重新設計內部職務結構與升遷路徑的企業，將可能成為新時代的典範。在這樣的企業中，AI不再是排擠人力的威脅，而是人類能力得以擴張的助力。

從總體經濟的視角觀察，AI所帶來的不僅是個別產業的調整，更可能在整體需求結構與資本勞動分配間引發劇烈震盪。一方面，生產力的提升確實有可能壓低商品與服務的邊際成本，使GDP在短期內上升，甚至讓通膨壓力得以舒緩。然而另一方面，若所得集中於資本持有者與少數高技能人員，整體家庭部門的消費能力反而可能萎縮，形成一種「成長失衡」的現象。當大多數人無法有效參與經濟活動，需求端的疲弱將牽制投資與創新擴張的動能，進而影響總體經濟的循環穩定性。此外若青年就業機會長期萎縮，不僅會衝擊未來的勞動參與率與人口結構，也將增加社會福利支出與公共財政的壓力。

社會也必須開始重新定義「工作」的意涵，當維生的必要性不再與全職勞動綁定，那麼藝術、公益、環境保護等長期被邊緣化的價值，或許將重新被賦予應有的光芒。人不一定要工作才能活下去，但人總需要某種形式的參與，來確認自己的存在感與價值。若我們願意投注資源，讓每個人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貢獻方式，那麼或許AI時代並非人類價值的終點，而是另一種文明階段的開端。

美國在台協會在最近說「台灣地位未定」，這句話聽起來耳熟，過去許多人都習慣這樣說，實則它具有傷害性。美國杜魯門總統在一九五○年六月講：「台灣未來的地位，必須等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恢復，以及對日本的和平條約成立，或經過聯合國討論後，再作決定。」這句話時是針對北京政權，用以嚇阻其對台灣用兵。於今來看，時移勢遷，再說這句話已不符合國際法規範和實際政治。

美國政府在此時拋出此一議題，剛好是川普總統即將前往英國進行國是訪問，同時與北約國家協商共同抗俄之策的前夕，而美國一貫的做法是要兼顧印太的平衡，印太地區也需要強調其戰略目標，藉以牽制北京的行動；如果北京過度傾向俄國，美國將以「台灣地位未定」作為對策。只是美國拿出一九五○年代的戰略思維對付北京，符合美國對北京的全球戰略，卻傷害了台灣。

回顧蔣中正在一九五○年三月一日在台灣宣布「復行視事」，其政府在當時繼續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包括美國。惟美國在一九五○年八月派遣藍欽為美國駐華（台北）大使館臨時代辦兼公使，美國還在觀望，擔心蔣中正政權不能持久，致未派大使。一九五一年，對日和平會議在美國舊金山召開，中華民國政府和北京的中共政權都沒有派代表出席。會後通過的和平條約規定日本放棄台灣、澎湖列島。按照國際法的「繼續保持占有主義」（或原則，principle of uti possidetis），當有領土被放棄而沒有指定給誰時，是由原領有國繼續占有。

當時領有並管轄台、澎的就是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是依據國際法「先占」原則而取得對台灣和澎湖的領有權。

一九五二年，中華民國和日本簽署「中日和平條約」，兩國建交，日本正式承認蔣中正政府的合法性，也承認台、澎屬於中華民國管轄。美國鑑於日本和中華民國開展外交關係，才在一九五三年四月二日，由艾森豪總統正式派任藍欽為駐華之首任大使；繼之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和中華民國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卻也將條約納入協防的中華民國領土限縮在台灣和澎湖。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架構下，基本上美國承認台灣歸屬於中華民國。

從以上列舉的情勢和法律規範來看，杜魯門在一九五○年所作的政策性聲明，已被後來的國際多邊條約、雙邊條約，及中華民國在台、澎超過七十五年以上的實際有效管轄所推翻、改變。毫無疑問，無論從法律或實際，台、澎都是屬於一九五○年三月，蔣中正「復行視事」後的中華民國政府所有，請不要再說「台灣地位未定」。

美國在台協會於九月十三日表示，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舊金山和約等文件，均未決定台灣的最終政治地位。但此一說法，顯然違反國際法規範及歷史事實。

首先，就開羅宣言而言，該文件由中、美、英三國領袖─蔣中正、羅斯福、邱吉爾共同簽署。內容明確指出，其宗旨在於使日本自中國竊取之領土，包括東北、台灣及澎湖群島歸還中華民國。而美國國務院出版之《1776-1949美國條約和其他國際協定彙編》，亦收錄了一九四三年第一次開羅會議相關文件。

由此可見，即使從美國立場觀之，台灣歸屬中華民國並無疑義。雖有部分人士聲稱開羅宣言僅屬新聞公報，缺乏法律效力，但依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二條規定，文件名稱並不影響條約的成立效力；而在國際法經典著作《奧本海國際法》中，亦明確指出新聞公報可構成國際協定。因此，依國際法實踐觀之，開羅宣言無疑屬於國際協定，而其中「台灣應歸還中華民國」的內容，自然不容爭辯。

其次，波茨坦公告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廿六日由中、美、英三國政府共同發表（後蘇聯亦加入）。該公告第八條明確指出：「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由此可見，開羅宣言中「台灣歸屬中華民國」的規定必然執行。進一步而言，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天皇代表日本政府簽署「降伏文書」，明白宣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條款；此舉即意味著，日本承認將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包括釣魚台列嶼）歸還中華民國。因此，無論依據波茨坦公告或日本「降伏文書」，台灣主權歸屬中華民國毫無疑問。

再次，關於舊金山和約。該和約僅為戰敗國日本與部分同盟國之間所簽訂，並無權推翻此前盟國已共同承認之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雖中華民國未參加簽署，但其後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廿八日與日本簽署中日和約（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Japan），其中明確確認「日本放棄台灣之主權」，尤以第三條與第十條最具關鍵性。

中日和約第三條規定：「關於日本國及其國民在台灣及澎湖之財產，及其對於在台灣及澎湖之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所作要求（包括債權在內）之處置，及該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在日本國之財產，及其對於日本國及日本國國民所作要求（包括債權在內）之處置，應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國政府間另商特別處理辦法」；第十條規定，台灣及澎湖居民及前屬台灣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後裔為中華民國國民、具有中國國籍。若台灣主權不屬中華民國，則日本無須就台灣人民財產與國籍問題與中華民國政府協商。

更重要的是，自一九四五年起，中華民國已在台灣設置行政機關並實施法律，恢復了台灣居民之中華民國國籍。一九四九年中央政府遷台後仍持續有效統治台灣，並延續國家主權之行使。從「有效統治」的角度而言，自一九四五年至今，中華民國一貫治理台灣，主權已定、歸屬中華民國政府殆無疑義。是故，美國在台協會所謂「台灣政治地位未定」之說，既不符國際法規範，亦與歷史事實相悖。

美國在台協會（ＡＩＴ）日前指中國刻意曲解二戰時期文件，包括「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舊金山和約」，ＡＩＴ表示這些文件均未決定台灣最終的政治地位。我外交部則感謝ＡＩＴ公開明確重申美方對台政策立場，並駁斥中方虛假不實的論述，及再次展現對台灣國際參與的堅定支持。

細究外交部的新聞稿用語，以「我國」、「台灣」取代「中華民國」；以「中國」、「北京」、「中方」、「中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等稱呼對岸，隻字不提「中華民國」，迴避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法律用語。依中華民國法制，中共不等於「中國」。「台灣不屬於中共」與「台灣不屬於中國」，兩者之論述差異體現語言背後的政治立場。外交部新聞稿的語言已然凸顯台獨路線，繞過憲法與法律、以「兩國」定位兩岸關係，後果難以預料。

在當前台灣內部政治與國際戰略情境中，「台灣不屬於中共」與「台灣不屬於中國」兩種語句經常被混用，卻隱含根本性的立場分歧。「台灣不屬於中共」符合中華民國法制；而「台灣不屬於中國」則被中共定性為台獨，兩者在本質上差異重大；前者否定中共等於「中國」、否定中共統治台灣；後者則切割台灣與中國的任何關係，也切斷中華民國與「中國」的關係。

「台灣不屬於中共」的核心主張是，台灣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中共政權從未統治過台灣，否定中共對台灣有統治的事實與正當性；在兩岸分治的政治事實上仍維持一中框架，但中國尚未統一。在法律上遵守中華民國憲法，並依憲法增修條文前言「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之表述，來定位兩岸關係。

「台灣不屬於中國」的核心主張則是台灣主權獨立、不隸屬於「中國」，拒絕一中原則、九二共識及任何走向兩岸統一的框架；追求「正名制憲」、「建立台灣國」、「台灣人自決」、「台灣命運由台灣人決定」。在法律依據上援引舊金山和約，主張「台灣地位未定」。對岸因此發動法律戰、軍事威嚇或經濟脅迫。

「台灣不屬於中共」有其法制基礎，可做為政黨競合中的最大公約數，並有利於社會團結；「台灣不屬於中國」以台灣為主體、強調台灣主權意識，除造成內部對立，更具有法理上的衝突，自必影響內政與外交政策。外交上，以中華民國主權為主體，或能在兩岸外交休兵之下爭取外交空間；後者主張台灣與「中國」脫鉤，卻須面對兩岸外交烽火、國際大多數國家不承認的現實困境。

外交部必須警覺，官方文書的語言選擇即國家路線選擇。在當前兩岸高度緊張、國際結構劇變之際，「台灣不屬於中共」與「台灣不屬於中國」，二者不僅是修辭，更涉及對台灣定位的選擇。若台灣不屬於中共，尚可爭取戰略模糊與兩岸對話空間；但若堅持台灣不屬於中國，則需承擔可能衝突的代價。

民眾黨主席黃國昌質疑柯文哲交保後，民進黨秘書長徐國勇及閣揆卓榮泰進入總統府與賴清德密商；徐怒嗆黃國昌「有病就要看醫生」，更直言賴兼任黨主席，他「當然可以去總統府報告黨務」。

徐國勇說話很大聲，氣也很壯，但理有直嗎？徐是民進黨秘書長，不具公務人員身分，且與政府公務沒有任何業務往來，如果是下班時間到兼具私人生活領域的總統官邸找「賴主席」談事情，勉強說得過去。但總統府是國家中樞權力機關，徐國勇憑什麼可任意到府內談論政黨的家務事？

易言之，總統府並非民進黨分部，賴清德進到府內，其身分就是總統，與徐國勇談論黨務，顯然不妥。

火球對撞

在全球矚目的九月武器大展上，習近平說：「加快建設世界一流軍隊，堅決維護國家主權…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前一天，賴清德說：「我們要的和平，是透過實力達到的真和平。唯有強化國防戰力…才能真正守護國家主權與民主自由。」

兩個「敵對勢力」的領導人，措辭竟然雙胞胎似地一模一樣。賴總統說要和平，目標是「真正守護國家主權」，手段是「強化國防戰力」。習主席說要和平，目標是「堅決維護國家主權」，手段是「建設世界一流軍隊」。

主權對主權，軍隊對軍隊，分明就是火球對撞，喊出的卻是「和平」。

在日益緊繃的國際局勢裡，政治領袖談「和平」時，其實都在談「戰爭」─因為談和平，比談戰爭困難、危險、代價高。

和平是苦藥

戰爭輕易可激起人類最原始、最強烈的情感─恐懼、悲憤、集體榮譽、愛國激情，讓領袖們一呼百諾，而和平，需要的是激情的理性節制、對敵人的同理心、妥協折衝的智慧、深遠周密的思慮。主戰是糖果討好，主和是苦藥難嚥。

北愛爾蘭人太明白這種反差了。一九七○到九○年代的「動盪時期」，北愛人習慣進餐廳不靠窗坐，以免被武力抗英的「愛爾蘭共和軍」臨街掃射或爆炸傷到。一九九八年「貝爾法斯特協議」簽署，英、愛政府承諾北愛人民可以自由選擇認同和國籍歸屬─武器，放下了。

北愛從此被譽為成功的和平典範，可是在過程裡，那率先主張開啟對話的人，就是「賣國者」，千夫所指，萬人踐踏。

一九九三年，坐在以色列國會裡，我見證這種過程。外面群眾激動怒吼，裡面反對黨捶拳叫罵，一生沙場的老將軍總理拉賓，走上講台，說：「我們這些從血染沙場歸來的士兵…我們這些來自每天埋葬自己兒女的國度的人…今天要對你們用最大而清晰的聲音說：夠了！血和淚，夠了！」

緊接著上台的反對黨領袖，內唐亞胡，聲調高亢，激情煽動，指控拉賓提出以巴和平，是猶太的叛徒。

兩年之後，拉賓被反和平的自家人刺殺身亡；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目睹以巴土地上的人間煉獄。

謙卑有萬鈞之力

政治領袖總是高喊「和平靠軍力」，然而歷史上「真和平」的到來，往往不是通過砲火，而是通過謙卑。

西德總理布蘭特在華沙下跪，承擔戰爭責任，用謙卑重設了此後與整個東歐的關係。

法國的戴高樂主動邀請戰敗後的德國總理阿登納出席蘭斯大教堂的彌撒。在這個歷史高地，戴高樂牽起敵人的手，告訴全世界：和平從這裡開始。百年仇恨、三度交戰的死敵，頓時化為夥伴，奠下了後來歐盟的基礎。

南非總統戴克拉克，在全面掌握國家機器的時候，釋放曼德拉、解禁黨派，終結壓迫，走向和解。

強勢者下跪、牽手、釋放，舉動謙卑寬柔，卻力道萬鈞。

這些改變了未來的強者，用歷史的謙卑提醒今天的強國如中國和美國：軍事的硬實力換來的，是國際孤立、經濟拖累、社會撕裂，以及壓制衝突所埋下的仇恨與後患─循環的復仇，有一天會反噬。

戰爭的代價遠超過和平，因此強勢者必須記得：和平最大的責任在強國，而且，和平不是慈善，不是讓利，而是強國對自己最有利的投資。

更何況歷史會尊敬而記住的，不是那發動戰爭的人，而是那終結戰爭的人。

和平不能外包

那麼，不是強國，對和平是不是就沒有責任呢？

今日台灣的公共語境裡，提出「和平」的人往往被貼上「親共」「賣台」的標籤。針對和平論述，最常見的兩種反駁是：

其一：「要和平？去跟中國說！」

其二：「中國不可能給和平，所以談和平是天真而無用的。」

這兩種說法看似直截了當，卻隱含一個預設前提：戰爭，責任全在中國；因此，和平是否可能，也只有中國能決定。既然中國「不會給」，那麼台灣根本不需要想。

這種邏輯其實等於宣告：台灣既沒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未來，也沒有能力規畫自己的和平路徑。

然而，台灣真的如此無力嗎？我們追求和平，要等中國決定？設計台灣的和平路徑，要先等中國宣布放棄武力威脅、終止一黨專政？先等中國大崩潰？等中國民主化？如果和平的鑰匙全掌握在對岸，那麼台灣所謂的主體性就毫無意義。

事實上，和平不是天真的祈禱，而是一種積極的戰略選擇。不論中國對台展現的是懷柔或恫嚇、善意或敵意、領導人可信或不可信，台灣都必須主動設計自己的和平路徑，因為只有透過主動的、有縱深的和平布局，台灣才能爭取到生存所需的空間與時間：國際支持、兩岸對話的空間；軍事強化、社會韌性深化的時間，以及，避免意外衝突的迴旋餘地。

更重要的是，台海並非只是兩岸問題，而是一張多方「利害關係人」交織的戰略桌：中美日韓、印太各國，無不在其中，台灣則更是攸關生死存亡的一方。只要是利害關係人，就有責任深思：如何讓各方在這張桌上不怒而掀桌，不鋌而走險─這，正是和平策略的核心。

換句話說，和平不是空泛的許願，而是一種智慧型的國家風險管理。這樣的責任與策略，能「外包」給中國嗎？

韌實力、和平推

賴總統說「真和平唯有強化國防戰力」，是的，堅強的戰力嚇阻當然是和平策略中至為重要的一環，可辯論的是，把軍事戰力做為競賽的「唯有」擂台─請問，比拳頭，是台灣的優勢嗎？

台灣或許可以更自信一些，因為軍事以外的「實力」，台灣並不弱。台灣的「韌實力」─譬如不可或缺的晶片科技，譬如ＡＩ時代「數位信任」的基礎建設，台灣都領先全球。這兩者都指向一個更根本的深層資源：長期投資於教育、文化和民主實踐的台灣很幸運已經培養出一個相當成熟的公民社會─它有能力研發創造，有經驗自我治理，了解個人自由與國家權力的分界，不間斷地學習如何辨別謊言與真相，而且一直在努力堅固自己對尊重多元、包容異議的信念。

這一套價值並非只是抽象觀念，而是社會的「韌實力」，一個柔韌的「武器」，可以用來和各「利害關係方」─包括中國的黨政和人民─溝通、周旋、說服、贏得善意、建立信任，避免最可怕的結果，那就是，中美對峙，以台灣為焦土。

「兵推」重要，但不見得換來和平，可是不做「和平推」，絕對得不到和平。

主動的籌碼

台灣不必把自己綁定在「第一島鏈前線豪豬」的「被害者」位置，然後在內部擴大恐懼、製造分裂，緊縮自由，在外部惴惴然祈求國際同情和保護。對自己的「韌實力」多一點認識，深化強化，台灣本身可以是文明力量的貢獻者，更可以是和平想像的開啟者。 □

和平，不是軟弱和退讓，而是主動的籌碼。和平，不是屈服和投降，而是對自己的未來做選擇、設計、投資。

9月20日台北國際和平論壇：https://civictaipei.org/peace-program-zh/peace-forum-zh

當年我從上海來到台灣，最使我感到興奮的就是在台北看到了山，之後我發現，在台灣不論走到哪裡都可以看見山。中央山脈阻擋了來自東部海上的颱風，很多大颱風碰到了中央山脈就減弱了，中央山脈的確保護了這個寶島。若沒有中央山脈，颱風造成的災害絕對更大。

關稅風暴來襲，我問一家紡織工業的紡織機公司是否受關稅影響？他們說當然有一點，可是該公司現在推出很多專門給世界各地研究單位使用的紡織機，這些研究單位需要一種材料，而這個材料需要利用紡織機的技術製造，這家公司有能力製造各種不同的紡織機；而這些研究單位不可能自己製造這種材料，全世界也沒有別家可以買到這種材料。所以這家紡織機公司的負責人告訴我，因為關稅的緣故，出貨的價格確實是高了，卻完全不影響銷路。

很多人說紡織業是傳統工業，但我知道我國紡織業主要的產品，已不是利用設備來做普通的紡織品，而是製造高性能的紡織機。全世界的人都要穿衣服，紡織工業是絕對不可能消失的；我國的紡織工業已經不錯了，可是政府應該分析一下我國紡織工業猶待改進之處。我國的紡織業若能與義大利的紡織業媲美，那麼我們又多了一座可以護國的山脈。

我也和一家工具機公司有聯絡，他們很多產品都是非常特別的工具機，也是先進國家訂做的，當然，要做出這種特別的工具機得花上很多時間，所以這家公司的負責人說有很多案子都在進行之中。他認為該公司的產品多是客製化，客戶並不很重視價格，所以他判斷關稅也許會有一些影響，但不會很嚴重。

我國的工業不僅會製造普通的產品，若要使我們的工業產品非常傑出，一定需要大批優秀的工程師。萬丈高樓平地起，這些工程師在物理、化學、數學、生物的基礎一定要非常之好，而且有做研究的興趣，因為傑出的產品不能只靠外國的技術產生；一個公司要有自己獨特的技術，必須經過長時間的研究。我國已經有這一類的工程師，如果有更多的科技公司肯投資經費，讓工程師有時間做研究，我們的工業一定能夠更上一層樓。

全民都必須知道，我國的工業已是護國的中央山脈，但政府有絕對的責任和義務幫助更多企業，方能提升這座山脈的高度。我們已有一座半導體的護國神山，還應努力造出機械、化工等護國神山。沒有理由說這一切只是空想，政府和民間都要加把勁！

（作者為清大榮譽教授、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榮譽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