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台協會ＡＩＴ日前悄悄透過網媒，以答記者問形式稱，中國刻意曲解二戰文件，但包括《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舊金山和約》，「這些文件從未決定台灣最終政治地位」。此一表態，立刻掀起「台灣地位未定論」爭議。

對此，「中華民國」派不埋單。台派、獨派則喜不自勝，稱美國主張台灣主權未決，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屬於中華民國，「台灣人終於等到前途自決」。

ＡＩＴ說，北京論述企圖孤立台灣，限制他國與台灣交往的主權選擇。網民立刻反問：美國不受中國限制，那台美可以建交了嗎？

ＡＩＴ低調為台灣主權發聲，發文網媒還因寫出發言人名字而重發。說詞前所未見，但音量小到讓國家通訊社不察，直到次日才發稿。美國務院隨即為ＡＩＴ背書，但兩者訊息皆未刊官網；而是北京抗議後，才透過美國之音中文版刊發完整訊息。除重申原說法，還補充開羅宣言曾提到「台灣應歸還中華民國」，及「美國將繼續堅持一中政策」等，似有微調之意。

四個月前美中展開經貿談判，川普冒出「有利統一與和平」之說。這回，美中正為川習會緊鑼密鼓，「台灣地位未定論」同場加映。好巧不巧，川習準備對話前，美國又打台灣牌。

川普開心宣布本周五和習近平通電話。「台灣地位未定論」，不知有無續集。

美國極端保守派人士柯克遭槍殺，凸顯美國政治暴力之極端與氾濫。柯克以右翼新世代領袖力挺川普當選總統，成為「讓美國再次偉大」重要推手；他打破保守派同溫層巡迴校園與自由派學生辯論，形成風潮。暗殺他的嫌犯是一名大三學生，出身共和黨家庭，近年熱中政治，批評柯克「散播仇恨」。凶嫌與柯克沒有辯論，那顆刻著激進印記的子彈，成為這兩名年輕人僅有的對話。柯克之死，意味美國社會更大的分裂。

去年川普遇刺逃過死劫，美國政治暴力迅速升級。今年六月，明尼蘇達州民主黨分支所屬兩對州參、眾議員夫婦分遭槍擊，一對身亡，一對倖存。三個月後，共和黨網紅柯克也被槍殺。社會撕裂，政治極化，左右兩派都成為彼此狙殺的對象。路透社統計，從二○二一年國會山莊暴動至去年總統大選，全美至少發生三百起政治暴力事件。學者也指出，美國今年上半年發生約一五○件政治動機攻擊事件，年增約兩倍。政治極化與暴力正嚴重威脅美國民主。

柯克遇刺身亡，社群平台卻出現一些左派網民幸災樂禍，或暗示柯克咎由自取的言論；右派網民群表悲憤，誓言政治清算和報復。在柯克遭槍殺的猶他州，共和黨籍州長柯克斯期盼終結政治敵意，擁抱差異，進行對話，尋找出口。但川普卻拒絕呼籲團結，反而以報復為基調，痛責左派激進分子才是問題。

川普反對社群平台管制言論，但柯克之死，卻造成網路言論的全面監控行動。全美各州陸續傳出教師、消防員或官員，因對柯克之死叫好或歸咎其言論賈禍，遭到開除、停職或調查。國防部警告軍人不得發表「不當言論」，國務院則鼓勵舉報，並揚言對嘲諷柯克的外籍人士撤銷簽證。激烈對立與肅殺氛圍，正在美國社會蔓延。

川普無疑是民粹風潮的最大推手，美國和全世界都深受極右派崛起的衝擊。問題是，儘管川普爭議不斷、支持度大幅滑落，但沒人能制止他。英國《經濟學人》九月初曾以封面故事探討這個問題：「一人統治是個錯誤」是貫穿美國建國以來的政治理念，川普卻正在這樣做；共和黨對川普百般臣服，民主黨則已迷失方向；川普支持率不高，但民主黨更不受歡迎；川普對民主價值構成威脅，民主黨卻被視為極端分子。因此，川普雖不受歡迎，卻勢不可擋。

執政者恣意濫權，社會分裂，反對黨卻無力抗衡；這是美國的民主危機，也是台灣的寫照。即使我國會藍白過半，賴總統卻號召青鳥衝撞並推動大罷免，甚至以「不是表決多數贏就可以」改寫民主定義。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銘以抹紅藍白作為發動大罷免的藉口；綠委沈伯洋塑造諜影幢幢氛圍和郭昱晴在街頭抓共諜，都在鼓勵民眾獵巫。網紅八□仿效納粹群眾動員，將政敵類比為「猶太人」，煽動仇恨。青鳥女兒家暴榮民老爸，網紅四叉貓發表柯文哲「關了一年見不到他爸最後一面，嘻嘻」的冷血評論，都讓倫理價值淪喪。包括TaiwanPlus英籍主管艾永青不堪政府默許極端側翼攻擊，家人也遭騷擾，憤而辭職離台。

由於槍支管制，台灣的政治暴力或許不如美國嚴重，但黨政領導人、民代、網紅及支持者所散發的社會仇恨，不斷推升暴戾之氣。所幸選民否決了大罷免，暫時化解民主崩毀危機。朝野政黨都必須走出迷霧，健康面對民主制衡，拿出能振奮人心的作為，民眾也要學習理性對話和多元包容，若無法阻止民選獨裁，仇恨政治與社會撕裂將銷噬台灣民主。

美國市場近日充滿期待，預估聯準會將在17日利率會議宣布降息，各種股價指數齊揚，道瓊指數更一度觸及破紀錄的46,000點，但是這次利率會議卻充滿了濃濃的政治味，也讓大家擔心聯準會將不再只依靠經濟數據做出決定，而是基於政治判斷。

美國總統川普希望大幅降息，最好「把利率降至1%左右」，讓明年年底期中選舉前，美國經濟能夠維持繁榮，他一直向聯準會施壓，甚至怒槓聯準會主席鮑爾，還暗示要予以解僱。

問題是，降息不是川普能決定的，而是聯準會的權責，之前聯準會一直擔心通膨壓不下去，所以遲遲不敢降息，利率維持4.25%-4.50%的水準，但17日的會議，是最接近降息的時機。

首先，利率會議的出席成員，除了12家地區儲備銀行的五名輪值代表之外，聯準會七席理事是當然成員，其中川普任命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倫（Stephen Miran），剛在15日晚獲美國參議院以一票之差表決通過，讓支持川普政策的理事增加到三名。

米倫的政治爭議，在於他表明不會辭去現職，而是以留職停薪方式同時擔任聯準會理事，創下自1935年以來首例，這讓外界擔心川普的手將伸進聯準會，一位經濟學者稱，這種安排等同於司法部長暫時請假去最高法院當大法官，「這是川普控制貨幣政策的整體戰略一部分」。

而在另外一邊，由民主黨任命的現任理事庫克，近日被川普以申報貸款不實為由解職，經庫克提出訴訟，贏得勝訴，川普政府雖提起禁制令，但上訴法院判決，庫克仍有資格以聯準會理事身分出席會議，這讓鮑爾這派略占優勢。

有鑑於最新發布的數據，一般認為，這次聯準會大概只會以些許微弱多數差距的方式通過降息1碼的決定。

美國每月公布的非農就業人口統計，是一個很重要的經濟指標，從其中可以看出就業人口是否增加、失業率是否升高，這反映出目前經濟政策是否奏效，以及聯準會是否要降息，來刺激經濟景氣。

對川普來說，非農就業人口統計則直接有兩個效應，其一是，他目前的關稅與促進外國投資等政策，究竟有沒有效？其二則反映經濟是否蕭條，而聯準會必須降息因應？

勞工統計局是美國勞工部底下的獨立機構，發布每月非農就業報告，8月1日公布的7月非農就業人數僅新增73,000人，低於經濟學家預估值100,000人。值得注意的是，5月與6月還大幅下修，顯示就業情況迅速惡化。

這等於打臉政績，讓川普大怒，認為勞工統計局局長Erika L. McEntarfer，是由拜登政府任命的，專門醜化川普政府的施政，指責他在總統大選前假造就業數字，想藉此幫賀錦麗助選，8月1日川普突然把他開除了，隨即在12日任命了保守派智庫「美國傳統基金會」的首席經濟學家安東尼為新任局長。

新局長過去長期批評勞工統計局蒐集就業數據的方式，並表示，未來必須找到「更好」的蒐集、處理及發布數據的方式，才能重建近年來失去的公信力。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表示，他相信數字會更準確，「因為你把那些只是想要反對總統的人剔除出去」，一個「站在川普這邊」的機構，只會公布正確的資料。

9月5日發布的就業報告，並非特別漂亮。8月新增非農就業2.2萬人，遠低於市場預期的7.5萬人，失業率達到4.3%，創2021年10月以來新高，而同時發布的5月、6月新增就業人數也都下修，顯示美國就業市場進一步放緩。

新局長所謂「更好」的方式，意指為何，沒有人知道，發布出來的數據，似乎與過去差別也不太大，可是數字卻讓川普總統滿意，因為新的數據顯示，美國經濟有下行的趨勢，讓聯準會不得不考慮降息，只是幅度大小仍在斟酌。

對川普來說，數字不重要，要看如何詮釋，人適不適任，也不重要，要看是否對他效忠，從他的角度來看，聯準會的獨立性，是非常礙事的，這也是全世界所憂心之處。

教育部長願意對話、傾聽現場真實心聲，態度應予肯定。然而值得商榷的是，鄭部長上任已一年四個月，這段期間各級學校教育問題層出不窮，甚至變本加厲。諸如引起校園大亂的「班班喝鮮奶」、天馬行空的「愛心球」政策、脫離教學現場的第七節排課規定，以及口惠實不至的教師身心調適假等，其中不少爭議甚至源自於教育首長的發想，部長實應先為上任以來的諸多離譜錯誤政策公開致歉，展現教育首長應有的責任感與反思能力。

更值得深入討論的是，此次諮詢會議所設定的四大主題，其實都不是新興議題，而是學校教育積弊已久的陳年痼疾。如今仍須透過會議來「了解實情」，令人不禁質疑：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現場的距離究竟有多遠？對於教育問題的掌握程度與處理決心到底何在？

以行政減量為例，教育部自一○四年推動至今已整整十年，然而教師的行政負擔未見減輕，壓力不減反增，嚴重壓縮教師備課與教學時間。究其根源，正在於教育官員不斷推出脫離現實的新政策，例如「班班喝鮮奶」、「校園愛心球」、「限制排課」等措施，無一不造成基層教育人員疲於奔命、應接不暇。若要真正落實行政減量，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請官員停止將學校視為政策提款機，減少不切實際的干擾與指令，就是讓校園回歸教學主軸的關鍵。

再如調整教育行政職務加給一案，其目的本是提高教師兼任行政意願，這也是教育部與教師組織長期以來共同主張的方向。然而相關提案送交行政院後，卻屢遭人事行政總處以「公教一體」為由駁回。教育部若真心要突破僵局，讓屢屢遭拒的薪資調整有所進展，與其諮詢現場，不如積極向行政院據理力爭，展現行政擔當。

至於被稱為校園最大隱憂的濫訴現象，除了使教師動輒得咎、教學熱情消磨殆盡，而早已分身乏術的行政人員，更被捲入周而復始的行政作業難以抽身，嚴重影響正常校務運作。現行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明顯矯枉過正，已達必須全面檢討的關鍵時刻，鄭部長上任之初曾承諾於半年內啟動修法；然而如今校園現場哀鴻遍野，教育部卻仍停留在諮詢階段，實在令人失望。

解決教育現場的亂象，減輕學校人員壓力，已經不容片刻蹉跎，舉辦再多的諮詢會議，都比不上一個具體的解決行動。許多國教問題的解方早已清晰可見，唯缺政府部門的決心與執行力。鄭部長既已選擇留任，在釐清問題之後，更應展現行動力，將對話轉化為改革，才能真正回應教育現場的殷切期盼。

此案不禁令筆者想起幾個月前的大罷免活動，支持罷免方的影視工作者拍片挺罷免，片中有一幕小朋友說：「國家亂七八糟，我念書有什麼用？」而在上個月核三公投說明會的反方辯論代表之一，即著名的反核少女，也聲稱她六歲就開始反核。這兩個案例與這次圓環前發聲的孩子遙相呼應，顯示在強烈政治動員下，孩子被推上第一線，背後的政治操弄已難以忽視。

胡適先生曾說：「一個常態國家，政治的責任在成年人，年輕人的興趣都在體育，娛樂，結交異性朋友；而在變態的國家，政治太腐敗，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那麼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這指的是當年中國在面對內政與列強的內憂外患，導致學生運動的發展。而今台灣先暫且不談背後各政黨與政治勢力是否參與鼓動學潮，當前面對的狀況僅是市區圓環拆除，卻見一個孩童參與抗爭，此情景恐比胡適所說更為極端。

台灣是民主的社會，而民主社會的特性首在溝通，而不是謾罵、口號與標語滿天飛。當今成年人非但無法透過理性溝通與對話表達訴求，為小朋友的教育做出良好的示範，反而將孩子推向政治鬥爭的第一線，以其童稚嗓音遂行大人之政治目的，是不道德的；不僅無法產生良好的教育效果，反而會將訴求無限上綱到衝突與對立。現在的一○八課綱強調素養教育，這並不是一個適當的民主參與，也非素養教育，而是將孩子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在大罷免活動落幕後，台灣社會可以回答當時宣傳片中孩子所提出的疑問：「國家亂七八糟，我念書有什麼用？」作家易卜生曾說：「你的最大責任，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直接參與鬥爭性質的政治活動，無法使亂七八糟的國家獲得改善；反而應該將精力用於讀書學習，培養思辨能力，同時秉持理性客觀的溝通原則，這才是民主社會所需的素養、也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所應具備的能力。「我會長大，你也會老」，但請讓孩子遠離政治的渾水，在健康的學習環境中長大，孩子才有能力接起這個社會的棒子，邁向更好的明天。

究竟將國高中生的上課時間延至上午十點，能否有效改善其課業壓力？坦白說沒有標準答案。但基於減輕學生壓力、讓學生習慣未來出社會工作的作息，本文認為應將現有的上課時間縮短，並且是減少下午上課時間。未來的上課時間應為早上八點至下午三點，為何筆者不建議直接將上課時間調至上午十點開始、反而是減少下午上課時間？相關的原因說明如下：

首先，目前大多數的上班族的上班時間，幾乎從早上六點、六點半、八點、九點開始，一位中學生若能在年輕時培養早起習慣，未來入社會工作不會有太大困難。青年學子應將早上八點上課時間養成習慣，不但終生受用，也能將該習慣應用在未來職場的生活作息。

第二，青年學子的作息愈規律，對於身心健康愈有幫助。畢竟若將上課時間延至上午十點，以目前中學生的生活態度，恐會加重熬夜程度，學生恐將花更多時間沉浸在網路或其他瑣事，長期下來反而可能更不利於身心發展。

第三，本文認為上午上課時間應維持早上八點不變，但必須減少下午授課時間，可考量至下午三點放學。原因在於，學生若提前放學，多出來的時間能用於運動、戶外活動、寫作業、讀書、乃至於精進課業等，將一些時間用於身心發展、興趣與職涯探索，反而利於中學生更有機會理解未來大學、人生的方向。

台灣的中學生長期忍受壓力是不爭的事實，雖然目前網路投票的結果傾向於將上課時間延至上午十點，但本文認為，基於學子未來畢業即將進入大學、開始成年人的生活，成年人必須考慮到未來多數人上班的作息；因此中學生的上課時間可維持早上八點不變，但應縮短下午上課時數，如此以來應更能兼顧到學生作息、生涯探索、生活品質等多面向的發展。

在此筆者以家長身分，提出幾點看法。

首先，根據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修訂的《教育基本法》第二條，教育之目的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愛國教育、強健體魄等；但若親自到第一線教育現場去觀察，會發現台灣現在的學生，因為長期睡眠不足，以及「無暇正常飲食」，身高嚴重縮水，身材往「橫向」發展。

當前的「教育真相」早已是揠苗助長，犧牲學生的健康權，換取短期亮眼成績表現，我們必須重新檢視這是否違反《教育基本法》強調的「強健體魄」之重要性。

其次，物換星移，如今已是「終身學習」的時代，而不是「一試定終生」的聯考時代。如果忽視學生的睡眠權與健康權，是否也間接讓學生對學習感到反感、提早扼殺學生的學習興趣，這違反教育本質。

十二年國教強調的就是「終身學習」與「核心素養」，這是為了幫助學生適應現在的生活以及面對未來的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而不是去死背「過去的知能」，輕忽「知識半衰期」會愈趨短暫的時代趨勢。

其三，學生必須具備十二年國教強調的「核心素養」與「終身學習」，身體保持健康、求知慾強、不斷提升新知能與新技術，才不會被未來的職場所淘汰，變成「社會邊緣人」，間接也讓社會動盪不安。

最後，筆者提出幾點建議：

一，「全面移除非必要多元課程」：先強化「核心課程」，留下彈性時間，以供學生根據興趣與性向，去自主學習。

二，重視國高中生的「健康權」：把上課時間縮短為上午十時到下午四時，讓學生睡飽睡好，才不會對學習產生厭惡感。

三、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曾提出「ｏｆｆ學」，學生也該擁有身心放鬆時間，這才能讓終身學習的理念，扎根落實。

四、教育應以「人」為本：《教育基本法》第三條強調，教育之實施，「以人文精神及科學方法，尊重人性價值」，以協助個人追求自我實現。教育現場對此理念，不該「形同具文」！

依公共行政理論，行政機關的核心功能在於政策規畫與執行。尤其在涉及高度專業與技術性的議題，例如財劃法公式，行政部門理應善用龐大的人力與專業資源，提出具體修法草案，再交由立院審議與修正；亦即，由行政機關提出版本，立法機關把關，確保兼具專業性與民意正當性。

然而，政院卻欲將責任推向立院。若立院主動提出修法，極可能因資源受阻致專業不足而產生疏漏，屆時政院又可能以「技術瑕疵」為由而否決或覆議。不僅會延宕修法進程，更造成行政責任模糊化，是典型的「責任逃避」策略。財劃法涉及稅收分配公式、財政均衡設計、縣市財力評估等繁複細節，需龐大資料庫與跨部會協調；單靠立院的立法資源，難以提出完整的修法版本。

若由在野黨或立院主導提案，一方面要承擔技術風險，另一方面又要面對行政部門的覆議或杯葛，使得立院陷入兩難。政策形成必須結合行政專業性與立法代表性，透過制度化協調避免互相卸責。然而目前的行政立法互動卻強調制衡衝突而缺少協調。

是政院選擇性承擔，當政策有利時積極主導，一旦涉及政治風險卻轉而要求立院「勇敢承擔」。立院雖有法制局等專業文官研究單位，亦常依賴行政部門資源，使立法在技術上受制於行政。且行政立法多數溝通仍靠臨時會與政黨協商，導致專業問題被拉高成政治攻防。財劃法公式有誤，使地方財政受衝擊，政院卻不願提出方案，將強化「中央卸責」的社會印象，可能在選舉中轉化為對執政黨不利的政治成本。

財劃法僵局不應只是政治責任遊戲，而應回到制度設計檢討與改進。政院應主動提出修法草案，負起專業責任提出完整版本，並附上模擬數據供立院審議，並由政院、立院及地方政府組成跨部門工作小組進行專業討論，避免單方面推責。立院亦應提升法制局、預算中心等研究部門之功能，讓立院更有能力監督與修正行政院提出的法案版本。

財劃法修法爭議揭示了「行政、立法關係制度上應互補，卻因強調政治算計與責任推諉而互相掣肘」的深層矛盾。結果是民眾需求被擱置，政策修正停滯，民主效能受損。成熟的民主體制必須突破行政與立法的零和互動，建立責任共識，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公共政策一再陷入「共識有了，卻沒有結果」的荒謬處境。

當然有人會說對手蠻不講理，為什麼是我們該謙卑、和平？其實答案就在問題中，因為「槍桿子出政權」的是共產黨，何況有中國百年屈辱歷史當背景、國家復興壯大的目標做靠山，設身處地想，我們怎能寄望對岸手軟？所以別說期待台獨成功、中共有朝一日垮台；就算台灣獨立未成，若兩岸一旦開打，不也有許多親綠學者相信「首戰即終戰」？只因在領土主權完整與民族尊嚴的大帽子下，中共豈有認輸的可能？

相較之下，如龍應台所言，長期投資於教育、文化和民主實踐的台灣，已培養出相當成熟的公民社會；它有能力研發創造，更有經驗自我治理，了解個人自由與國家權力的分界，不斷學習如何辨別謊言與真相，而且一直努力堅固自己對尊重多元、包容異議的信念。所以我們能同理敵人，處理兩岸問題時，應有深遠周密的思慮和妥協折衝的智慧。這就是台灣的「韌實力」，因此不該只扮演受害者，謙卑與和平也當有我們一份。

「台灣地位未定論」成近日熱門話題，其實這正是「為何我們今天要談和平」的理由。因四百年來強權環伺，台灣人民從未真正享有完全的安全與穩定。就像眼前看似富足繁榮，但只要錯估形勢，不也將灰飛煙滅？

再看看台灣，媒體幾乎清一色成為「聽（民進）黨指揮」的宣傳機器，檢調司法亦勇於替綠營剷除異己。民進黨秘書長徐國勇，公開聲稱民眾黨主席黃國昌一旦沒有立委身分，檢警就可傳喚甚至拘提，並恐嚇黃「你的日子沒有多久啦！」而在綠營推動大罷免時，民進黨立院總召柯建銘還表示將以刑法一百條對付在野黨。如此大剌剌以黨領政，要求國家資源「聽黨指揮」，發生在民主化近卅年的台灣，令人難以想像。

此外，習近平用人高度注重忠誠，專業素養其次；賴總統何嘗不是如此？政府官員儘管一再出現荒腔走板的發言與政策，但只要夠「綠」就能穩居高位。

習近平在二○一八年談解決黨內問題時提到，「通過過濾雜質、清除毒素、割除毒瘤」；二○一九年談對黨忠誠；二○二二年談黨的思想建設，也強調要「不斷去雜質」。幾乎完全雷同的語調，在台灣重現於賴總統的「雜質說」，令人不寒而慄。

中共九三閱兵展現了共軍「聽黨指揮」的要求；而民進黨主政下的台灣，恐怕亦將是「聽（民進）黨指揮」而萬劫不復。

愛德華三世（Edward III，1312-1377）統治時期的英格蘭，社會深陷黑死病的衝擊與百年戰爭的消耗。人口劇減削弱了稅基，戰事卻迫使王室需要更多財政資源。在封建契約體制下，國王徵收非常規稅必須獲得議會同意，而議會中既有貴族與教士，也有代表地方利益的騎士與市民。愛德華三世雖擁有形式上的至高權威，但實際上必須面對議會的制衡；他的策略是務實地以部分立法與監督權的擴張，來換取稅收支持。這並非出於民主理念，而是基於政治存續的計算。然而，這種制度化的協商過程意外地強化了議會功能，成為英國憲政傳統的重要起點。

當代台灣則是在成熟的民主憲政框架下運作。二○二四年選舉後，賴清德總統面對立法院三黨不過半的局面；國民黨與民眾黨形成在野合作，對執政黨施加強力制衡。這種對立不同於中世紀的君臣衝突，而是兩種同樣具有民主正當性的政治力量之相互抗衡。衝突背後不僅是權力分配的爭奪，更反映了選民在國家定位、經濟策略與社會價值上的深層分歧。在這種情況下，單靠總統的民選授權並不足以確保政策推進。

賴政府在面對法案爭議時選擇聲請釋憲，符合法治國家的運作邏輯，也是對權力分立的尊重。然而，司法仲裁雖能界定權力邊界，卻無法替代政治協商；若缺乏互信與對話，制度再完善也可能陷入「功能性停滯」。歷史告訴我們，僵局若長期持續，最終損害的不僅是執政績效，更是民主的信任基礎。

愛德華三世的經驗提醒我們，有效的領導不一定來自權力的集中，卻往往依賴於創造合作的條件。對台灣而言，執政者需要在不放棄核心政策價值的前提下，釋出極大善意，設計可供跨黨派參與的政策平台。例如在基礎建設、能源轉型、長照改革、數位治理等，相對非意識形態領域的議題上，主動建立跨黨派專案小組，並賦予實質審議權與資訊透明機制，讓不同政黨在技術與事實的基礎上協作。而在野黨則應相忍為國、理性討論，不可蓄意唱反調。

在公共溝通上，政治領袖也應避免短促的媒體攻防與議題塑造，而應透過長篇政策專訪、公開辯論與多方對話平台，讓公眾理解政策背後的數據、成本與權衡。當社會對政策的理解更深入，才可能打開政黨合作的政治空間。

民主的成熟，不單純在於多數決的速度，而在能否於分歧中維持制度運作、在對立中找到合作契機。從十四世紀英格蘭的封建議會到當代台灣的多黨制衡，政治的本質始終是如何在原則與現實間取得平衡。朝野領袖真正的領導力，不是堅定捍衛立場，而是創造對話與合作的能力。台灣民主若能學習愛德華三世的智慧，或許便能跨越當前的僵局。（作者為前科技部代理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