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美濃農地被挖成大峽谷，賴政府對這些「巨大地景」仍未展開系統性調查，卻在規定禁飛無人機後，又派工人急搭「鐵皮長城」。綠漆圍籬一望無際，網民大酸，這是台灣的「民主遮羞牆」，應規畫成風景區收門票，讓大家欣賞「民主進步」。

高雄市府說，圍起來是避免誤闖。民眾質疑，以前根本不關心安全問題，檢舉都不理，難道「圍起來好辦事」，以免外來人拍照，再次東窗事發？

高雄被民進黨當成「民主聖地」，現在卻是弊案大熱點。除了光電場啃光大樹區山坡，美濃大峽谷天坑與濫倒廢棄物毒化馬頭山，都是長達廿多年的弊案，見證綠色執政「點石成金」的傳承。更別說，興達電廠大爆炸後，竟會發生法蘭零件「關鍵證物被消失」的怪事，詭譎堪比天坑增生。

賴清德上任時，承諾成立「清廉勤政愛鄉土」政府，高雄弊案連環爆，被網友改成「輕廉金政愛挖土」。這些數不完的濫墾盜採、偷倒廢毒，加起來的違法所得是好幾個京華城案，司法檢調卻只草草傳業者作筆錄，便廉價交保。根本無礙惡勢力另起爐灶。

民進黨黨慶將至，端出「回到地方、找回初衷」為主軸。諷刺的是，黨中央只在台北辦餐敘，不敢面對地方基層。賴清德下鄉也只現身樁腳群眾前。創黨初心陷在天坑裡，黨慶何不去美濃辦？

台北—上海「雙城論壇」原訂廿五日舉行，卻因賴政府對ＭＯＵ（合作備忘錄）及相關作業遲未核准，北市府在出發前三天突然喊卡，將延期至年底。對此，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聲稱「意外」，強調原本當天就要「發證」，讓全團前往上海。「雙城論壇」是兩岸間僅存的官方溝通管道，是雙方善意最後的維繫；如果陸委會確抱著樂觀其成的態度，究竟誰在從中阻撓干擾，令人好奇。

根據本報兩岸關係年度大調查，八成八民眾支持兩岸應該溝通交流，有六成三民眾不滿意目前賴總統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不滿意比率較去年增加了二十個百分點。主要原因，就是賴總統一年多來不斷升高兩岸緊張，故意忽略或切斷兩岸間的歷史和文化關係，同時緊縮陸配、赴陸藝人及一般民眾的言行管制，導致台海之間嫌隙不斷。在這種情況下，雙城論壇原被寄望能稍稍緩和兩岸關係；未料，仍遭到中央莫名的卡關。

綜合北市府的說法，我方代表團無法成行的原因包括：兩周前送交陸委會的出訪行程審核，到出發前三天仍未批核，亦未回覆有何意見。此外，一月前送交各部會的ＭＯＵ審核，有的部會根本「已讀不回」，有的部會則要求調整內容。如此一來，就得與上海市再行商討，時間上即來不及準備。由此可見，陸委會對雙城論壇突然延期感到「意外」與「遺憾」，基本上只是惺惺作態。因為都已臨到出發前夕，陸委會還不核發出入境證件，怎不讓北市府覺得中央有意刁難？

此外，北市府計畫與上海市簽署兩份ＭＯＵ，一是職業技能培訓，二是河岸治理，也都因中央部會有意見而卡關。據稱，國安人士認為技職教育交流ＭＯＵ的內容太過模糊，看不出是要將我們的學生送到上海受訓，或是要讓上海的技職生來台受訓；而不論何者，都違反現行法令「不許從事兩岸人力仲介」的規定。可笑的是，北市府設想的只是兩岸技職生的「培訓經驗交流」，根本無關「就業」，更談不上兩岸「人力仲介」的問題。國安人士故意把問題複雜化，扯上兩岸仲介；若連技職交流都要拿大帽子來「卡」，那兩岸間還有什麼事是辦得通的？

試想，技職交流和河岸治理，都是台北—上海間所能交流的地方事務性工作，無一涉及主權問題。然而，賴政府對這些枝微末節事項三卡四卡，陸委會卡完還不夠，勞動部、內政部接著卡；共識會議開完，還有「國安人士」扮演最後的幕後黑手。若不是蔣萬安團隊韌性堅強，哪個市府禁得起這麼多無謂的折磨和冷眼？

梁文傑上周對蔣萬安率領的雙城論壇代表團提出「四個提醒」，要求注意對等尊嚴、不得臨時變更行程等事項；除在展示官威，也在限縮交流框框。如今雙城論壇延期舉行，陸委會官威無處可發，只好用「遺憾」來遮掩。問題在，賴政府從未意識到北市府是在幫助中央維繫兩岸關係，如果連雙城論壇都斷線，兩岸間的善意要靠誰來支撐？包括民進黨政府多年來不斷破壞的兩岸互信，要指望誰來修補？

民眾不信任賴清德處理兩岸關係的作法，與對他處理國政的不滿意，其實是平行並進的。主要癥結是，賴總統未意識到執政者的責任就是在推動政務，為人民謀福祉；他把大半力氣都用來對抗，展現元首的威風。過去一年半，府院黨用釋憲及覆議來杯葛立法院，用「大罷免」來伺候在野黨立委，用削減預算來修理地方政府，用漲電價來懲罰老百姓。這樣一個滿腦子想著「卡」的政府，要把國家帶到哪裡去？

上周央行理監事會不意外的並沒有隨美國聯準會調降利率。至於行政院關注「水龍頭要開大一點」的新青安專案，央行則依然維持房市信用管制措施，但鼓勵民營銀行協助首購與無自用住宅貸款，並對銀行「自主管理不動產貸款」給予彈性調整空間。央行重申目前房市信用管制是「合理的決定」，凸顯其審慎獨立行使貨幣政策職權，社會應予以肯定。

與一年前相比，八大行庫「不動產貸款集中度」因新青安貸款上升，但其他銀行卻下降，是財政部「厚此薄彼」政策所導致。央行強調總體金融風險管理，信用分配政策無法針對公營行庫網開一面，而僅能「道德勸說」民營銀行分擔民間房貸需求。「解鈴還須繫鈴人」，財政部才是疏通新青安貸款塞車事主；財政部應開放所有銀行皆能參與專案，而非只限於八大行庫。

政府責無旁貸應協助青年購屋，但目前僅以八大行庫推動，且受限於銀行法第72-2條規定而力有未逮。所以，72-2條才是政府推動青年購屋政策的「瓶頸」。修正72-2條顯然值得討論，而其存在的底層意義，甚至涉及台灣金融體制需要改造。

72-2條首見於2000年銀行法的修正，立法理由是「為避免商業銀行對建築放款過度擴張並維持銀行資產之適當流動性」。在當前金融環境，這樣立法的理由值得檢討。建築放款過度與否須視經濟成長、都市改造與房市變化而定，但72-2條以單一30%規定顯失之武斷，反而造成主管機關開「巧門」規避。觀察目前銀行「都更危老重建貸款」占建築貸款比率達24%，卻未列入72-2條計算，就顯見該條已失去限額管制意義。

至於72-2條規定是為維持銀行資產流動性亦值得討論。銀行法與中央銀行法皆已授權央行洽商金管會後，「隨時就銀行流動資產與各項負債之比率」規定最低標準。目前銀行流動準備率接近27%，遠超過央行所訂10%「最低流動準備比率」，現狀說明72-2條對銀行流動性管理助益不大。

其實，自「資本適足性」分級管理導入銀行法後，銀行風險管理是以不同資本比例做為監理基礎，而至2008年金融海嘯後，更輔以流動性覆蓋比率（LCR）與淨穩定資金比率（NSFR）規範。政府監理銀行流動性已有足夠工具，並不需72-2條的框限。

72-2條本意應是規定銀行長期信用應受限制，因為商業銀行是「供給短期、中期信用為主要任務之銀行」。但今日商業銀行是從投資組合角度管理信用風險，銀行法將中長期信用視同流動性風險，已不符現代金融運作，卻只會增加銀行授信的「合規成本」負擔。

72-2條存在價值或許有宣示效果；如果房貸資金能活化，72-2條就不是銀行授信「天條」，而青年首購貸款困難也可化解。

立院2002年通過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目的正是要活化銀行資產；可惜台灣銀行資產證券化努力竟以失敗告終。政府應重新思考活化銀行房貸政策；除發行制度與租稅誘因外，更須探討自身能扮演的角色。以美國為例，半官方房利美（Fannie Mae）與房地美（Freddie Mac）購買房貸、發行與擔保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MBS），以及公營吉利美（Ginnie Mae）以信用擔保政府支持的房貸，皆能活絡房貸次級市場，進而創造更多銀行的房貸信用。

建議政府可將金融重建時期的舊機構轉型成類似美國的房利美與房地美，主導銀行資產證券化。例如，整合台灣金聯與公股行庫資產管理公司（AMC），積極推動MBS發行及次級市場運營。政府還可設房貸信用保證基金，協助青年房貸及首次購屋等政策性房貸的資產活化。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銀行法72-2條限制需要修正，但更重要的是活化銀行房貸信用。政府與其扭曲法律解釋，推動新青安專案，還不如檢討如何活化房貸資金，確實建構可長可久的房貸市場運作體制。

自一八六二年草嶺堰塞湖以來，台灣共發生過七十五起堰塞湖事件。堰塞湖造成最嚴重損失的事件之一是九二一大地震。該地震引發了九份二山地區大規模崩塌，形成了兩座堰塞湖，並造成卅九人死亡。此外，二○○九年莫拉克颱風引發全台多處山崩與土石流，至少形成十六座堰塞湖，造成下游地區嚴重淹水與土石流災害。這些事件凸顯了堰塞湖潰決對下游地區的重大威脅，提醒我們在防災與應變措施上需持續強化。

政府現行「國有林地堰塞湖應變標準作業程序」提供了因應指引。從九份二山與草嶺堰塞湖的經驗證明，「溢流道＋壩體加固＋監測」的組合，是降低風險的有效模式。這些經驗同樣適用於馬太鞍溪事件，但由於地勢偏遠、施工困難，加上天候不穩，臨場應變難度大幅提升。幸而此次監測系統發揮作用，提早預警並疏散民眾，成功降低傷亡。

統計顯示，堰塞湖具有重複發生的可能性。以草嶺堰塞湖為例，曾在一八六二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一九七九年及一九九九年因颱風或地震發生大規模崩塌，形成堰塞湖。加上台灣山區地形陡峭，颱風與地震頻繁，堰塞湖幾乎每二至三年就會再現。每一次災難都提醒我們，除了臨時應變，更需要長期準備。

其一，是中長期治理。事件過後，應進行河道疏濬、防砂壩建設、邊坡穩定及植生綠化，降低再度崩塌與堰塞湖復發的風險。

其二，要將地質監測系統化。透過空拍、遙測及地質勘察等方式，長期監控山林地形地貌，確保能在第一時間掌握大規模崩塌事件的發生，並及時處理。

再者，須建立資料庫與演練。建立統一案例資料庫並定期演練，以縮短臨災決策時間，最大化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最後，馬太鞍溪事件再次提醒我們，堰塞湖不是單純水患，而是地質條件與人類因應能力的綜合考驗。台灣在多雨環境下，堰塞湖難以長期存在，因此「快判斷、快排水、快疏散」才是最務實的策略。未來，若能將地質調查、工程對策與社區防災有效結合，或許能在下一次天災來臨時，把傷害降到最低。

「五成民眾憂心台積電變美積電」，這不是單純的經濟議題，而是一場國家安全與主權象徵的遷移。一旦台積電的重心逐漸移往美國，那麼台灣所謂的「矽盾」還能堅固如昔嗎？美方以國家戰略之名，要求技術轉移與擴大投資，這已非市場機制，而是政治力量的強行介入。失去台積電，不只是經濟損失，更可能是台灣在國際戰略中的談判籌碼正在流失。

面對經濟現實，西進就業與創業的意願又再度升溫，尤其在卅至卅九歲族群中更為明顯，但學生的就業意願卻明顯下滑，透露出下一代對中國大陸的疑慮加深。這一代年輕人，對自由與尊嚴的堅持更勝過機會與利益，這或許是一種集體心理的轉變，也可能是長期政治教育與社會氛圍的結果。

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政治領導者的角色格外關鍵。不滿意賴總統處理兩岸關係的比率已從去年的四成三躍升至六成三，反映出執政者在兩岸政策上的強硬態度未能得到普遍民意的支持。更有六成三民眾認為將中國定義為「境外敵對勢力」只會造成負面影響。一位領導人若不能感知民眾的憂懼與需求，將政權當作意識形態實驗場，必然將國家推向危險邊緣。

更令人不安的是，近五成民眾不相信美國會在兩岸衝突中出兵協防台灣。這種疑美心態並非單純的反美，而是基於歷史經驗與現實觀察的理性判斷。美方對台承諾總是模糊曖昧，軍售與支持亦常被視為棋盤上的交換籌碼。在全球地緣政治重新洗牌的背景下，「以戰止戰」的論述正讓台灣社會陷入更深層的不安。

和平的渴望並未消失。八成八的民眾認為兩岸應維持溝通管道，甚至包含民進黨的支持者。人民的智慧遠比政治口號來得務實也來得謹慎，他們知道戰爭一旦爆發，不論勝敗，都會是萬劫不復。對話雖難，但永遠比沉默與對抗更有未來。

回看歷年的調查數據，主張「永遠維持現狀」的民意始終居高不下，這並非因台灣人不願思考未來，而是清楚明白在現實與夢想、價值與利益、自由與風險之間，沒有絕對安全的解答，這顯示社會主體對於極端選項皆心存戒慎。

兩岸關係在政治、軍事與外交層面雖顯緊張，但經貿與民間交流卻相對穩定。民調顯示，認為兩岸經貿處於競爭狀態的比率已降至四成，顯示人們對現狀的適應與務實。

值得思考的是，面對國際戰略環境的動盪與外部干預的壓力，台灣的執政者是否應放下政治本位，回應民意？畢竟台灣不是棋子，更不該淪為戰略交易中的代價品。

台灣的未來，不能仰賴虛幻的保證，也不能寄望對岸的善意，而應建立在民意共識、堅實實力與彈性智慧之上，這才是我們真正的護國神山。

其實只要賴總統或卓院長堅定的說，「政府全力捍衛，台積電絕不會變成美積電」就成了；台積電是台灣的護國神山，政府更是台積電最大的後盾。政府下令經濟部、金管會，以國安為由，絕不核准台積電變美積電，就可粉碎社會議論。

台積電已在美投資設廠，且先進製程、研發及供應鏈都會移到美國。所以川普不會白目到要台積電變美積電，這是強盜、霸占，會冒天下之大不韙，與各國、全球企業為敵；美國民眾、國會也不會同意這樣的霸道豪奪。

台積電是台灣的護國神山，如果變成美積電，民眾會有被背叛感，媒體輿論會說，政府無能，賴、卓下台，社會激烈反應，政府難以控制。台積電從觀念、建廠、壯大，台灣民眾一路相隨，怎可變美積電？雖然台積電將註冊地從台灣改到美國，股東會同意就是美積電；技術上可行，但現實上不可能。去年台積電繳了二三○○多億台幣的稅，還有七萬多員工的所得稅，這些都是政府大稅源。變成美積電，稅收減少如何弭平？

巴菲特在二○二二年買台積電，很快就脫手，違背他長期投資的觀念，最主要是對台灣地緣政治有風險疑慮；但媒體和分析師轉述巴菲特的看法，他認為台積電若是美國本土公司，「股價會是現在四倍」；台積電是全球市值第十名的公司，它的獲利、產品特質、未來性，公司在美國，股價會有更高的科技成長溢價。目前台積電在美國的本益比是卅倍，但蘋果、輝達，都高於四、五十倍；台積電在美國有發行ＡＤＲ，股價在美國建廠後逐步上漲，未來美國量產，台積電又有產品定價權，股價會有更高表現；外資雖占有台積電百分之七十四以上股權，也不會強求台積電變美積電。

很多公司會從原始國搬遷到美國。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ＡＩ公司博通，它原是新加坡公司，在二○一六年收購美國博通公司，將註冊地改到美國德拉瓦州，品牌也改成博通。改名後，公司產品也走對路，股價扶搖直上。博通改到美國註冊，只是便於未來併購別的公司，到美國是個好選擇。

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嘯，閣揆劉兆玄率領央行及財經首長提出「三挺政策」，「政府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企業挺員工」，配合政府的具體措施，產生很大的功效，對於穩定人心、確保資金流動、維持員工就業，發揮很大功能；同樣的，賴政府只要誠實堅定告訴民眾，台積電不會變美積電，就可杜絕很多沒必要的紛嚷，讓台積電專心經營。

心理學有一種叫做「道德許可效應」的心理現象，指人們在做了一件「好事」或符合道德標準的行為後，會感到自己已獲得「道德積分」，故自覺高人一等，因此更易容許隨後出現的自私、放縱，或不那麼符合道德的行為。換句話說，先前的善行成為心理上的「豁免證」，讓人誤以為即使自己做了壞事，也仍是個「好人」。

心理學家實驗發現，一些實驗參與者參與慈善捐款、簽署環保連署後，更可能選擇高熱量甜點或做出不道德的小作弊。原因在於做好事會提升自我概念與自我形象，減輕內心對後續行為的道德壓力，產生「我已經證明自己的善良，所以接下來可以犒賞自己」的心態。

「道德許可」不僅出現在日常生活，也影響組織與公共政策。美國學者研究顯示，支持多元平權政策的人，之後在招聘決策中反而更容易作出性別或族群偏見的選擇，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已經足夠公平」。企業在做完一項社會責任計畫後，可能對內部環境或勞工權益的要求放鬆。這就類似一種「贖罪券」心理，既然已經買了通往天堂的門票，那麼凡事皆可為。

這種藉由社會運動博取道德形象的現象，在台灣也並非罕見，諸如「我是人、我反核」等等，遮掩制訂公共政策的科學證據與理性討論。某些人士或藉由特殊身分的道德光環，又或訴諸某領域的權威身分而拒絕平等對話，其中不乏「道德效應」光環下的自抬身價。

玄奘大學宗教系教授釋昭慧以一種「我不差錢」的豪邁態度呼籲民眾拒領普發現金，以顯示其「愛台灣」的決心；行政院為了響應這個號召，卓揆指示財政部研議在領取現金的網頁上增列「不領取」的選項，卻被人譏笑多此一舉，不想領就不要領，不就得了？何必設置什麼選項？

非也！因為對釋昭慧和青鳥們的「不領錢」來說，若沒有這個選項，就無法證明自己的道德性；有了拒領選項、勾選、送出再截圖之後，才能展示給人看，以增加「愛台積分」。好比「大罷免」如火如荼時正逢南部遭遇風災；別人質疑青鳥們為何不去救災，他們卻認為自己在做比救災更重要的事，救災事小、罷免事大，他們心中自有一套「道德」的量尺。

「愛台灣」的政治正確之下，只要證明自己愛台灣就有免死金牌。青鳥們在大罷免期間，最喜歡質疑別人為台灣做了什麼，大罷免被完封後氣勢低迷，正愁沒有表現的機會。現在政院取消「拒領選項」，豈不愧對釋昭慧與青鳥的一片赤誠？

兩岸長期軍事對峙，加上美國因素更加複雜，我認為兩岸需拋開政治因素，強化社會交流。

經濟上，長期以來台灣靠外貿來支撐經濟發展。台灣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就大量往大陸投資，初期主要集中地在珠三角的深圳、東莞、順德等地，以傳統產業的成衣和簡單加工製品為主。二○一五年中國大陸占台灣出口比例約為四成、美國約為一成多，近年來美國對台灣的壓力愈來愈大，使得台灣開始分散投資和貿易，美國的比例又開始上升，今年甚至超越了中國大陸。

在兩岸民間交流層面，由於台商赴陸經濟的投資，締結了很多兩岸婚姻。另外，在馬英九執政時期，有很多陸生到台灣就讀、也有一些台灣學生到大陸留學，為兩岸的和平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民進黨執政之後，這樣的交流幾乎停止。台灣眾多的科技大學和技職學校，都擁有很好的師資和設備，由於少子化的原因面臨關門，而大陸不少技職學校仍有加強空間，如果兩岸可以合作，應該能達成雙贏。

在文化交流層面，台灣有很多藝人在大陸發展得很好，兩岸也已經有多種多樣的文化交流；而在觀光旅遊層面，台灣跟大陸都曾是彼此民眾很喜歡的旅遊地。但這個榮景在民進黨執政後早已不再。

希望政府正視聯合報這份調查，看見民間對交流的期望，適度開放兩岸交流，以免台灣被美國綁架成抗中棋子。兩岸需要深度交流，畢竟絕大多數人不希望打仗，都希望和平。

台灣的流行文化與音樂產業，近年來一再出現「話題凌駕於藝術」的現象。尤其楊舒雅以這樣充滿獵奇與挑釁意味的作品入圍金音獎，不僅令人錯愕，更折射出台灣文化生態的可悲。

金音獎原本標榜「獨立、創新、多元」，理應是鼓勵音樂人勇於探索、誠實表達的園地。然而，當評審機制逐漸傾向「話題性」與「表演上的衝擊感」，甚至把粗鄙、荒誕、為博眼球而生的作品當作創新的代表，所謂的「文化獎項」便失去公信力。這並不是對創作者本人的人身攻擊，而是對於整體文化價值判斷的失望。

《Rule男Freestyle》這類題材，或許有人會辯稱是「挑戰禁忌」、「顛覆父權」、「身體政治的藝術化」，但當內容僅剩下標題的震撼，缺乏更深層的美學、哲思或音樂性，終究只是廉價的符號遊戲。它能引起短暫的社群討論，卻無法在文化史中留下真正的高度。

更可悲的是，媒體與部分文化菁英甘於附和，把這類作品捧上神壇，塑造成「勇敢」、「進步」的符號，實際卻是對庸俗的獎勵。這反映出文化界長期的病灶，寧可以噱頭和政治正確包裝，來填補精神與思想的空洞。

這是台灣文化界長期的通病。近年來，太多作品依賴噱頭、標籤、政治正確，卻缺乏真正的美學追求與思想厚度。這使得文化逐漸變成一場話題競賽，而不是靈魂與心靈的交流。當我們連審美標準都不敢堅持，只求「看起來前衛」、「政治正確」、「能上新聞版面」，那麼文化的根基就必然腐朽。

尤其這些新創歌手與政治走得太接近，一面拿政府的補助，大言不慚地說「合法的飯你不要嗎」，一面積極參與「大罷免」。這種「拿錢辦事」的「文化打手」，更削弱且矮化了文化的內涵與價值。

台灣真正需要的，是能夠跨越世代、觸動人心的作品。無論是早年的民歌運動，還是九○年代的搖滾潮流，都曾在社會留下深刻的印記。那是因為音樂背後有真實的情感、有集體的歷史感與價值追求。相比之下，今天一些作品只剩下獵奇的標題與爭議的符號，卻無法承載任何時代的重量。

因此，《Rule男Freestyle》入圍金音獎，真正反映的不是某位歌手的才華，而是文化生態的墮落。若我們繼續縱容「話題即藝術」的錯覺，台灣文化將一步步淪為庸俗的笑話。

金音獎若要重拾公信力，就須嚴肅檢討評審標準，拒絕以獵奇取代創新，以符號取代內容。唯有如此，台灣的文化才有可能走出空洞與浮誇，重新找回真正的價值與尊嚴。

回頭省思，設立「自然保護區」或「國家公園」的指定保護措施易被辨識，因它無形中已形成一種地理四度空間亮點。惟世界自然保育聯盟認為今日全球生態危機仍在，陸域棲地與生物多樣性銳減、質變，尤其是海洋面對空前危機。除了有身分認證的「保護區」外，OECMs（其它有效保護區）的串聯與務實保護行動倡議亦開始推動。

換言之，OECMs係為人類關於地球保護價值觀的扭轉與升華，也是對生態、文化與生活服務系統價值認知的深耕自覺。其論述立基於「從身邊做起」，以最簡潔可行的行動倡議，勾勒出「Homegrown National Park」之大願景藍圖。透過民間組織由下而上、深入基層社區，鼓勵公民盡一分自我保育責任，且不增加額外經費、技術和設備負擔。

當其立基於個人生活圈之「利益」與「可行性」時，以舉手之勞的行動，減輕了政府龐大行政機器運作的負擔，也加速了串聯網路之時效，並補綴了空間的破網，期能達到「國家公園系統」的桂冠榮耀。

為了履行全球減碳之協議，各國的各層級企業均積極設法搶購「碳權」交易，而ＥＳＧ亦促使諸多企業必須在短時間內快速達成減碳標竿，所投入之金錢相當龐大。惟誠心檢討，有些多流於有形的帳面數字，卻缺乏有深度規畫、眼光長遠而全觀的，以「原生棲地」之保護與修復為基礎的持續性行動。將各企業每年投入的資源加總起來，若能與民間保護行動作更有系統之聯結，OECMs的理想方能加速達成。

以大台北區域為例，陽明山國家公園是全球唯一座落於都市內的國家公園。從每一個社區的家戶庭園、陽台、屋頂花園、垂直綠化，到社區小公園、校園、工廠綠地、都會公園、行道樹、水岸綠帶，再到都市森林、風景區、森林遊樂區、河川濱溪帶、海岸林、淺山綠地、農地等等；待原生棲地的修復概念得以落實，透過產、官、學、民之通力合作，則於國家地力、生產力、生態資產面，「韌性國土」將得以多倍加值。

若以空拍視角，自七星山頂向下眺望，發現古時順著火山放射型熔岩流下、形成的數十條溪流與流域性綠廊，再延伸至都市中心住宅社區的綠地，即可勾勒出一幅綿密的綠網；若此，大台北都會區的居民可自豪地說「我們就生活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系統內」。

當我們以自家微棲地出發，扭轉環保思維與行動；是否那些被惡性破壞的天坑、峽谷就得以杜絕，而能成就一番Homegrown National Park的大願景？（作者為中華民國景觀學會榮譽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