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反制南非將我外館更名、要求遷出首都等不友善行為，經濟部日前宣布，將限制晶片相關產品出口南非。不料僅兩天後，就叫停禁令。外交部說，原因是「接獲南非政府協商請求」。但事實真是如此？

此消息一出，綠媒和綠營支持者皆說，南非政府「有嚇到」、「晶片反制奏效」。綠委更說，這是台灣「綜合外交的一大表現」、「正確使用我國經貿能量，為台灣外交開創新格局」，予以高度肯定，認為是外交傑作。

不過，「南非要求協商」之說，僅見我外交部說法，國際媒體未埋單，反多認為政策轉彎，是擔心此禁令會削弱國際對台灣半導體產業信心。換句話說，禁令宣布後旋即叫停，和南非是否要求協商，恐無直接關係。

過去民進黨政府對於「外交勝利」，總迫不及待、大張旗鼓甚至加油添醋宣傳，此次卻異於往常，甚至說禁令「還未刊登行政院公告」，所以並無政策轉彎。如此低調以對，是否真是外交「傑出的一手」，更加可疑。真相如何，看看我駐南非外館問題是否出現轉機，就可知曉。

是否將晶片出口「武器化」，固然見仁見智，但禁令發出又收回，就是「紙老虎」。尤其如此重大決策，難道國安單位並未詳加評估與協調？又或者宣布禁令後發現苗頭不對，才朝令夕改？賴政府的國安決策，令人擔憂。

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壩，光復鄉受災慘重。連日來各地志工湧入光復參與救災復原，「鏟子超人」在擁擠的台鐵列車、光復車站和災區街道上，畫出一幅幅壯觀美麗的風景。但中央設了志工分配站，縣府則委由慈濟調度，中央地方缺乏整合，無人引導的志工只能隨處遊蕩，尋找救災機會。中央與地方不能齊心合力，多頭馬車反而成了救災復原的最大阻礙。

賴清德總統日前勘災，前往國軍前進指揮所視察。賴總統強調「現在大家都是花蓮人」，又與花蓮縣長徐榛蔚通話，為徐加油，並保證中央會大力支持花蓮，跟花蓮縣民站在一起。在行政院長卓榮泰與藍委傅□萁公開吵架後，賴總統的暖心舉動，溫暖了許多災民的心。

但外界很快發現「大家都是花蓮人」布幕背後的荒謬實景：首先，總統勘災視察，花蓮縣長或縣府團隊並未出席；其次，賴總統打電話為徐榛蔚加油時，兩人其實只隔幾步路距離。賴總統解釋，縣府也有指揮救災會議，因此徐無法出席；縣府則說，徐榛蔚指揮救災工作，剛好時間重疊，後來縣府又補充，未收到府方通知。賴、徐的說明可能都是事實，卻更凸顯中央地方各行其是、指揮混亂、缺乏整合的困境。

原來中央、地方和國軍都把救災中心設在台糖光復廠區，但救災會議各自召開，記者會也各自舉行，救災體系多頭馬車，基層無所適從，救災工作更形混亂。而救災一團亂，掌握資源，依法應作整合協調的中央，負主要責任。

中央前進協調所總協調官經濟部次長賴建信說，中央依照災防法設前進協調所，與地方協作救災復建，先前在台南也是這麼做，希望大家不要糾結這個事。其實外界沒有太大糾結，糾結難解的是民進黨；問題本來就不在中央地方依法分級開設協調所和指揮所，而在中央如何整合資源，協助地方執行救災復建。何況先前台南雖然也是這麼做，但在綠營執政的總統本命區，中央會因顏色或心結卡住救災整合協作嗎？

花蓮政治板塊藍大於綠，過去民進黨選輸花蓮市長補選，前綠委段宜康發文「鄙視選民」；花蓮強震，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脫口「老天有眼」；大罷免，傅□萁更是首要指標。卓榮泰勘災與傅□萁從街頭吵到指揮所，最後拂袖而去，可謂其來有自，心結已深。但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花蓮並非綠營沙漠；副總統蕭美琴就曾繼承黃信介「元帥東征」精神，成功翻轉花蓮。災民無辜，救災不分顏色，難道滿街鏟子超人不能提供一點啟示嗎？

卓榮泰希望災民在十四天內恢復正常生活，賴總統也要求國防部增兵在中秋節前完成清淤。但災民埋怨政府救災緩慢，問題就在多頭馬車、指揮混亂。幸在輿論壓力下，中央地方合作救災似乎有些進展。花蓮議長張峻質疑中央地方為何不能放下偏見和心結，蕭美琴聞言立刻請地方與中央坐下來討論。卓榮泰更與徐榛蔚、傅□萁並肩勘災，互道感謝，並請縣府參加中央的記者會；幕僚也密切聯繫，互釋善意。

堰塞湖潰壩釀災，民眾看到中央地方互槓卸責；救災復原，民眾又看到中央地方各自為政，救災無能失序，基層抱怨，志工失望，災民更加無助。其實災民不會天真要求卓榮泰大肚能容藍綠，也不會奢望中央地方完全化解心結與偏見，但至少在鏟子超人們與黑泥奮戰時，中央地方別因心結與偏見而互扯後腿、甚至放生花蓮。

不過，救災亂成一團，賴清德看到了嗎？這正是全社會防衛韌性的真實寫照。

川普總統在2025年4月宣布對等關稅後，在各國談判中，美中經貿談判最受全球矚目。談判範圍不僅侷限於關稅與技術管制，還延伸至供應鏈安全、產業政策乃至國際制度規則的全面角力。雙方一方面維持基本的溝通與協商；另一方面又透過「邊談邊鬥」的模式，持續對彼此施壓，以「卡脖子」手段提高對方的談判成本。雙方既不願輕易讓步，也不真正撕破臉，美中關係呈現「鬥而不破」的特徵，每一次停火都在為新一輪攻防做準備。

迄今雙方已進行四回合談判。美國的戰略以「關稅」與「科技管制」為雙軸。美、中目前雖然關稅戰暫時休兵，但在歷任美國政府對中國關稅層層「疊加」下，美國對中國仍維持全球最高約60%的關稅；美國更善於運用「新增」、「暫緩」與「豁免」的手段，展現「先加壓、再議價」，形成壓力與誘因並存的局面。而在科技上則透過出口管制與投資審查築起高牆，近期台積電南京廠失去「經驗證終端用戶」資格，即是一例，顯示台灣即使不是主要矛頭，也可能在外溢效應下受到衝擊。

中國大陸則以「法律調查」與「戰略資源」為槓桿，透過反歧視、反壟斷、反傾銷等調查制衡美國。反歧視主要是針對美國對中國的經貿措施，是否對中國形成差別待遇的歧視，至於反壟斷及反傾銷則針對特定企業。中國透過多元管道施壓美國。另外，中國大陸也加碼限制稀土與其他戰略資源的出口，稀土是許多關鍵產業的重要原料，一旦受限，不僅美國會受到衝擊，台灣也將受到波及，足以展現中國大陸的反制能力。

台灣夾在此局勢下承受雙重壓力。一方面，美國推動供應鏈去風險化，要求更高層級的合規與透明度，直接推升台灣企業的營運成本；另一方面，中國透過法律調查與資源要素施壓，間接衝擊台灣下游製造業。台灣既是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節點，又位於戰略競爭的夾縫之中，因此更容易被波及。

台灣應持續追蹤美中關稅與政策清單，並對照出口結構與原料來源，以便及早反應。同時，產業須推動多元布局，在其他市場強化替代產能，降低對單一市場依賴。政府則應積極與美方協商，爭取在高科技零組件與中間財的關稅豁免。

合規與監管應對能力，正逐漸轉化為企業能否在國際市場立足的關鍵競爭力。面對美中相繼推動的各類調查與限制，企業已無法僅靠價格或技術取勝，而必須在複雜規範中展現透明與自律。台灣廠商若能主動建立完善的原產地證明、強化供應鏈可追溯性並嚴格管理轉口行為，便能有效降低被視為規避制裁對象的風險。同時，重視反壟斷規範，避免差別定價與排他條款，不僅能預防調查，更能提升合作夥伴的信任。這已不只是防禦性措施，而是鞏固長期市場地位的積極戰略。

近期美中領袖雖在通話中釋放互訪訊號，展現維持溝通的意願，但這對台灣而言潛藏嚴峻挑戰。若美中進行「包裹式交易」，台灣議題恐被納入談判，成為經貿交換的籌碼；中國可能要求美方淡化對台灣支持，而美方則可能以模糊策略換取談判進展，使台灣在國際空間與安全上承受更大壓力。

面對新局勢，台灣必須展現主動性：一方面深化與美國合作，爭取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積極參與更多區域貿易協定與多邊制度平台，鞏固國際支持。同時透過市場多元化、產業升級與供應鏈再定位，凸顯「可信賴夥伴」角色，強化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唯有將戰略平衡與制度協力化為實際行動，台灣才能在美中角力中不被邊緣化，並能爭取更大的迴旋與發展空間。

各國企業為規避高關稅成本，紛紛提前布局並積極尋求美國以外的市場來分散風險。儘管當前關稅衝擊尚未完全展現，許多企業初期透過壓縮利潤吸收了部分成本，卻難以掩蓋中長期結構性挑戰。

調高關稅對消費選擇、勞動力市場和價格的傳導效應正逐步凸顯，許多工廠和公司將被迫提高產品售價。想避開持續依賴美國市場可能產生的倒閉潮，就必須積極拓展美國以外的市場。

川普發起關稅戰爭，項莊舞劍意在中國，但近年中國大陸在經濟、科技、創新、清潔能源全面崛起，已在五十多項關鍵技術上居於領先地位，美國僅主導七項，讓美國領導階層感到焦慮。川普應對中國崛起的總體戰略是築高牆、設置貿易障礙、推動脫鉤斷鏈，並企圖透過保護主義來讓美國再次偉大。今日的美國已失去了曾經的從容和自信。中美對抗，誰的底氣足誰就能撐得久，進而贏得最終的勝利。

儘管表面上增加了美國稅收，二○二五財政年度前九個月，關稅收入就超過一千四百億美元，也縮小了與部分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逆差，卻也對美國本土企業和消費造成重大影響。在關稅全面影響下，普通美國家庭每年將增加約二四○○美元的生活成本，形成通膨與實質購買力雙重壓力，因而反彈聲浪不斷，甚至可能影響到美國接下來的選舉。中國為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去年對美國出口已從高峰期下降至一成五以下。

受到美方加徵關稅影響，今年上半年，中國與美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額雙雙下滑，進口降幅顯著大於出口，幾乎接近停滯且已波及到美國農民；目前中國已順利從巴西、阿根廷、俄羅斯等地購入品質不差但價格更便宜的大豆、小麥和玉米。中國透過提高自給自足能力、積極推動進口來源多元化，並加強國際農業合作，即可取代原先由美國供應的農產品；反觀美國所生產的大量農產品，一時間無法找到規模與中國相當的替代市場，只能要求日韓及台灣等大量採購及實施補貼來緩解農民怒火，以穩住共和黨的核心支持者。

中國在關稅戰擁有對美巨大貿易順差（近三千億美元）、持有大量美國國債（去年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為七五九○億美元），以及掌控科技所需關鍵礦產─稀土等三張王牌，加上已成功轉移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此次美國挑起的關稅貿易大戰，最終會實現美國再次偉大，還是讓中國變得偉大？答案且拭目以待。

花蓮光復鄉在洪災中遭受重創，中央與地方政府幾乎同時在光復糖廠設立前進指揮所，僅相隔三百公尺，再加上國軍亦進駐同地點設置指揮所，形成「三大腦」並行的局面。這樣的安排，表面上顯示政府高度重視與全力動員，在實務操作上卻引發「多頭馬車」的批評。

災難現場原本就需要高度協調與即時決策，一旦中央與地方各自為政，即便是出於善意，也可能導致資源重複投入、指令混亂，甚至因權責不清而延誤救援時機。這凸顯出台灣災防體系在中央與地方的權責分工上，仍存在灰色地帶與制度空缺。

事實上，災害防救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得視災情研判情況或聯繫需要，於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或適當地點成立前進協調所，整合救災資源，協助地方政府執行救災事宜」，已賦予法源依據，目的在協助地方應對超過其承受能力的重大災難。

然光復鄉案例顯示，中央與地方對「協調」與「指揮」的定位仍存認知落差；縣政府認為自己是「現場主責指揮官」，中央則強調「跨部會統合資源」，但兩者在空間上過於接近、權責上又未充分界定，便容易讓外界解讀為「搶舞台」或「雙重指揮」，不僅影響災後重建效率，更損及民眾對政府的信任。顯見單靠法律條文不足夠，還需要更精細的制度設計與演練。

個人認為，改進的方向有三：首先，中央與地方應建立更明確的「分層負責」機制，地方首長身為現場指揮官，掌握第一線決策權；中央則以技術支援與跨部會整合為主責，避免與地方權限重疊。其二，應導入單一窗口協調平台，以資訊系統或聯合指揮平台取代多個實體指揮所，確保所有救援、資源調度指令，都能在同一管道即時流通，避免救災現場出現多重版本命令。第三，應強化中央地與方的聯合演練，讓各部會與地方單位在平時就能熟悉彼此的角色定位，當災難發生時即能順暢地合作，而不至於臨時倉促摸索。

洪災的殘酷教訓不應停留在「由誰主導」的爭議，而應推動改革使制度更成熟。唯有真正做到中央地方同心協力，才能避免救災資源陷入分散與重複的困境，讓災民獲得最及時而有效的援助，使救災不再淪為形式與權責的拉鋸。

這不禁令人想起當年美國卡崔娜颶風災害後，美國國防部動員超過二萬名海軍、海岸防衛隊、陸軍工兵部隊，進行搜尋救援、維持治安、架設臨時設施與醫療支援等任務；各州則派出超過五萬名國民警衛隊成員，是災後最主要的軍事救災人力，主要執行治安維持、防止搶劫、協助撤離、分送食物、醫療服務。美國軍方的投入讓救災發揮規模效應，成為最重要的救援力量。

我國國防部今年舉辦了城鎮韌性（全民防衛動員）演習，強調「落實動員準備、驗證動員效能」，強化地方政府對戰爭發生時的應變能力，並發揮中央及地方政府公務機關功能，確保戰時社會民生運作無虞。此次光復鄉災情不正是國防部驗證動員效能、強化地方政府對災難應變能力的最好機會？

但過去幾天災區指揮系統紊亂，除了中央與地方之爭，位於災區的中央前進協調所也僅由經濟部次長擔任總協調，與過往重大災害多由政務委員以上層級擔任總指揮作法顯有落差。賴清德總統也是至廿八日，才致電國防部長、下令增派兵力並希望在中秋節前完成清淤。

軍隊動員能力與戰力息息相關，國家在有需要時，能多快、多有效率地將軍隊與資源集中、投送到指定地點，對戰力有莫大影響，可惜此次未能從救災任務中看到太多國軍「韌性」；未來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年度災害防救演習，由全國廿二個直轄市、縣市採兩年一輪方式實施，恐繼續被美方批評是作戲。

由於光復鄉街道上尚有大量垃圾，加上眾多人力及重型機具進入而顯得擁擠；此外，中央與地方的指揮系統未加以有效整合，使整體救災工作產生不少亂象。而一再出現錯誤的「溢流」警報，造成民眾恐懼、奔走逃命景象；又因人員未能有效調配而甚有閒置人力；清理機具不足、缺乏統籌單位，災民要恢復正常生活，目前看來仍處於百廢待興。

由此可見，救災工作手足無措，政府一再強調的「防衛韌性」根本不堪一擊。救災指揮分藍綠，未能站在同一陣線、迅速整合，實為一大缺失。一開始中央未能立即進入狀況、全權負責指揮，甚且推卸責任導致亂象。官員存著作秀心態卻缺少應變能力，致影響整理救災效率。

中央與地方應立即整合出一個統一的指揮所，統籌所有救災事宜；在權責分明下，對中央與地方各應負責的範圍作有效規畫，然後積極推動以爭取時效。救災不應分彼此，切勿趁災難作政治宣傳；請多點同理心，為受苦的災民著想，全力支援災區早日復原。

近年因應區域安全情勢變化，美國多次呼籲台灣提高國防支出至ＧＤＰ的百分之三以上，我國政府因此編列超過一兆元的軍購特別預算。此舉在國內外均引發廣泛討論，支持者認為可提升防衛嚇阻力道，質疑者則憂心過度倚賴對美軍購，可能排擠其他國家發展所需預算。

中美兩國在南海與西太平洋持續軍事競爭，台灣地處戰略要衝，面臨複雜的安全挑戰與兩強壓力。在此背景下，台灣長期以來透過對美軍購維持國防能力。然而，如何在確保國防需求的同時亦兼顧財政穩健與自主研發？過往軍購曾有延遲交貨、價格偏高、私相授受、監督不周等情況，軍購需要徹底變革求新以避免重蹈覆轍。筆者建議在一兆元軍購特別預算中，以國防戰略需求為導向，分三大方向執行：

首先，提高軍人待遇。依據立法院通過之軍人待遇條例修正案，每年從預算中提列約六十億元，用於提高志願役人員待遇及福利，以提升國軍士氣與作戰意志。

其次，核心關鍵技術研發。從新一代戰機及潛艦研製案可以看出，所需之專業人才、技術、能量的不足是最大致命傷。每年從預算中提列約二五○億元，針對飛彈、艦艇、無人系統、感測器等高性能武器之核心關鍵技術，提供公私部門與科研機構研發經費，以提升國防科技自主能量。

第三，國防武器生產。每年從預算中提列約三五○億元，支持通過認證之國防裝備量產、提升技術能量，確保自主生產能力，並能持續供應國軍需求。

按七年計畫推動，可投入自主研發與生產，其餘則搭配年度預算用於必要之對美軍購。軍購支出應遵循「前帳未清、交易不續」原則；國防部應要求美方按合約履約交貨，如違約則應賠償或調整合約。政府應依據兩岸軍力評估與戰略需求自行決定軍購品項，美方得提供意見但不應強加，必要時台灣可分散風險採購非美系武器。所有軍購費用應納入台美雙邊貿易往來統計，符合政府會計與預算原則。

為確保戰時即時獲得後勤支援與器材補給，應積極爭取美方承諾供應先期數量武器並授權在台合作生產，並提供技術移轉與協助、建立長期後勤維修體系，以促進台灣軍工產業技術升級，甚至成為印太地區後勤維修主要基地。軍購預算審議及執行需嚴格監督、依法行政、公開透明，對民營企業與科研機構訂定必要之資格條件，防止不當利益輸送與營私舞弊，審計單位應適時查核；應協同外交、國防、國安等單位及軍工產業，並結合學界與法律專家組成堅強之談判團隊，以爭取最大國家利益。

「兵者，國之大事」，台灣面對嚴峻區域挑戰，強化國防自主與財政紀律，方能在強敵環伺下維持安全與國家尊嚴，避免淪為大國博弈之犧牲品。

盧特尼克毫不避諱指出：台灣距離美國九千英里，卻僅距離中國大陸八十英里，在高風險的地緣格局中，若產能集中在台灣，對美國就是危險。他的弦外之音是，除非美國自己擁有足夠產能，否則守護台灣只是空談。言下之意，保護台灣不是責任，而是要靠台灣付「晶片保護費」換來的選項。

過去我們談「矽盾」，相信台灣因不可替代而安全；如今美方的盤算卻是「矽盾太厚」反礙事，必須削薄、移轉才算合理。這不啻於提醒台灣，若還沉浸在「美國會無條件保護我們」的浪漫想像，那就正中華府下懷。因為一旦美國判定台灣總會讓步，便更沒理由付出額外代價來增強保障。

台灣長年自豪的晶片護國神話，正面臨史上最大挑戰。若大量先進製程移往美國，台灣的不可替代性將快速稀釋。屆時台灣從美方眼中的「關鍵資產」，恐怕會逐步淪為「可有可無的盟友」。

諷刺的是，台灣若順從，美方安全承諾可能反而下降；若拒絕，又可能被質疑不合作。兩面不是人，這正是台灣最危險的處境。更令人憂心的是，若台灣社會還在用情感去消化現實，只會強化華府的盤算：反正台灣會低頭，何必多費心？

因此，台灣不能再浪費時間在「親美」或「疑美」的情緒爭吵，而要採取務實、機動的對策。

首先，台灣必須死守核心製程技術與部分產能，這是生存底線。沒有這一層，台灣將徹底失去戰略價值。

其次，與美方互動要講清楚「技術換保障」的原則。任何產能或技術外移，都必須換來對等回饋，而非空洞承諾。軍售的加速、駐軍或演訓的深化、乃至國際組織上的實質支持，這些才是實打實的交換。若只是讓渡技術，換來泛泛的口頭承諾，無異於割地而不獲保障。

再者，台灣須學會「多線操作」。美國固然重要，但絕非唯一。與日、韓鞏固供應鏈合作，與歐盟形成材料與市場互補，都是必要選項。這不是所謂「離美」，而是確保台灣不會因單一依賴而被牽著鼻子走。

另一個更具爭議的問題是，台灣是否該考慮與北京建立最低限度的危機管控機制？這不等於妥協，而是避免誤判失控。當兩岸缺乏對話機制時，任何誤會都可能被外部力量利用。若台灣完全將命脈寄託於美國，就等於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下注。至少在最低程度上，台灣應爭取自己的迴旋空間。

盧特尼克的言辭不啻是對台灣的一記當頭棒喝。當晶片被視為「保護費」，台灣必須誠實問自己，我們能付出多少，又能換回什麼？若答案模糊，最後恐怕只會是單方面的付出，卻沒有對等的保障。若我們仍抱持浪漫想像，把戰略籌碼當作廉價貨品，恐只能換來冰冷現實的回應。

台灣需要的不是情感上的「親美」自我安慰，而是價值務實與利益並重的平衡戰略，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冷酷的國際遊戲中，維持自主與安全。

光復鄉民宿成為全家的溫暖回憶，馬太鞍溪的生態之旅，讓我們讚嘆原住民的智慧。九月廿三日，監控數月的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溪流夾帶泥沙氾濫、沖毀大橋，光復鄉市區汪洋澤國，無數死傷，災情慘重。我打電話給昔日民宿主人，他夫人接電話，全家平安；一樓淹沒、二樓避難，昔日用餐廚房沒了，庭院全毀，聽了突然哽咽地說不出話來。

台灣經歷世紀末的九二一大地震，進入千禧年後，二○○一年遭遇潭美颱風引發七一一水災；同年再遇納莉颱風造成九一七水災，台北受重創；二○○四年敏督利颱風引起七二水災，高屏受創；二○○八年卡玫基颱風導致七一八風災，中南部受創；二○○九年莫拉克颱風引發八八風災，小林村滅村，百餘人慘遭活埋；二○一八年一個熱帶低氣壓消失卻雲雨滯留不散，引發南部水患；二○二四年凱米颱風，水災造成十一人死亡、一人失蹤。今年嘉南遭遇丹娜絲颱風，災損無數；樺加沙颱風帶來強降雨，馬太鞍上流堰塞湖溢流致十餘人喪生。台灣平原狹小、山脈高聳、山巒錯綜，高山到平地間陡落極大，環境脆弱，長年地震、風災、水災不斷。

根據「台灣歷史天然災害統計」，台灣位居太平洋地震帶，亦為西北太平洋颱風侵襲的主要路徑。世界銀行指出，台灣同時暴露在三項以上天然災害之土地面積，及面臨災害威脅之人口，占七成三；兩項以上則占了九成九。台灣屬於世界最高災害風險地區。

佛教稱土地災害頻繁為「國土危脆」；舊約聖經〈創世紀〉第十九章提到，索多瑪和哈摩辣兩城居民為惡，被神所滅。地球脆弱、生命苦楚；人民為惡、上帝不容。台灣本是一塊脆弱的土地，加上目前動盪的國際政經局勢、緊繃的兩岸危機，在高喊「韌性」的同時，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又不幸造成災區民眾家園蕩然無存，哀鴻四起。

災民的明天尚沒有著落，我們在螢幕上卻看到官員與民代互相指責，再如何高喊「同島一命」？豈不諷刺！馬太鞍溪堰塞湖的形成是天災，中央與地方本應窮盡一切力量避免災害發生，若不能避災，更應共同攜手救人救災。一場天然災害亦檢視民主體制的韌性，「民王」與「民主」之別，就少那麼一「點」以民為懷的「心」。一點之差，萬里之遙！

已故知名導演齊柏林的「看見台灣」空拍紀錄片，獲二○一三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該片初次讓我們全面鳥瞰全島風景，也意外揭發不少環境破壞，壯美卻也脆弱。二○一七年，齊導演在「看見台灣２」開拍記者會上指出，五千年前台灣原住民，駕著一葉扁舟航向南太平洋，成為紐西蘭毛利人祖先，他希望這部片能喚醒民眾血液中沉睡的冒險ＤＮＡ。二○一七年六月十日，齊導演搭乘直升機為新片勘景，不幸墜毀於花蓮豐濱鄉山區，得年五十二歲。

齊柏林犧牲生命來愛台灣。今日台灣再次遭遇山林破壞、國土柔腸寸斷，如果齊導演在世，他會說什麼呢？

（作者為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