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蔡英文的「想想論壇」出了2.0版。蔡英文說，重啟想想論壇是為了民主，希望政治性和政策性議題的討論，能達到均衡。但蔡英文似乎忘記，台灣就是在她執政下走向極端與對立化。

想想論壇創設於蔡英文第一次挑戰總統失敗，辭去民進黨主席後不久，是她在政壇發聲、維持政治能量工具。民進黨執政後，該論壇作風丕變，批判性不再。若不是推2.0版，恐怕沒人知道，1.0版已於二年前消失。

蔡英文說，日復一日政治攻防，將使公共政策失焦，理性討論邊緣化；這自是對賴政府上任以來，朝野衝突導致政策停擺、政府空轉的警惕。然蔡政府時期，並非沒有政治攻防，更非公共政策理性多元，而是民進黨完全執政，為所欲為，輾壓不同聲音。行政濫權、朝野惡鬥，都由此而起。

重啟想想，亦有敦促延續蔡政府政策之意；然賴政府問題，本多來自延續蔡政府政策。如「非核家園」下千瘡百孔的綠能政策；又如諸多被詬病的「國產化」政策，已淪為金權遊戲。想想論壇2.0起手式的年改，更是「只針對公教」的半吊子。這種例子，數不勝數。

蔡英文當年以挑戰執政者身分，成立想想論壇；如今論壇復活，更適合的角色不是故作中立、指點江山，而是自我檢討，先「想想」自己執政缺失。否則，只是不甘寂寞罷了。

橋頭地檢署偵辦高雄市大樹區統嶺段山坡地遭濫挖、傾倒廢土，查出高雄地檢署前檢察官陳正達及警友會站長黃文宏涉案，法院裁准將兩人收押禁見，除佐證這條以犧牲國土為代價牟取暴利的「黑金產業鏈」確實存在，也說明政策失靈肇致的國土危機，已到必須全面檢討翻新之時。

從台南學甲爐碴案、魚塭填埋廢棄物、彰化等農地底渣爭議，到最近先是高雄馬頭山遭棄置大量廢棄物，繼而大樹區和山光電場被濫墾成光禿禿一片，接著八月又傳出美濃區農地遭盜採砂石，形成「美濃大峽谷」；九月再傳大樹區統嶺段僅零點二公頃山林，竟遭回填堆疊一萬四千立方公尺的廢棄物。而且在美濃大峽谷效應下，剩餘土石無人敢收，導致工程與建案停擺，高雄市區工地也傳出被建築廢棄物堆成二層樓高的小山坡。

高雄國土屢遭浩劫，逼得市長陳其邁連表震怒。尤其美濃大峽谷案，傳出地主部分由與藍營相關的民代和家屬操盤，盜採土石、回填廢棄物部分則由與綠營相關的地方樁腳負責；陳其邁表示，這是新型態集團犯罪，但不管幕後主嫌是藍是綠一定嚴辦到底。

期許檢調追查源頭，徹底瓦解共犯結構，這不只是陳其邁的呼籲，更是全民的期望。不過陳其邁稱是「新型態的集團犯罪」卻是大謬，因為這條黑金產業鏈已存在多年。

早在三、四十年前，政府進行多條快速道路新建工程等重大公共建設時，即已出現這種「一方土地、多層扒皮」的手法。有心人士知悉規畫方案後，先在沿線用人頭大肆承租農林地，接著刮賣上層優質壤土，再深挖掘取砂石盜賣；回填時更是賺足黑心錢，最底層往往回埋有毒棄土，其上才是建築廢料，最後再埋鋪爐碴等廢棄物。近年有些更在回填後再申請光電場。整個從挖到填的黑金產業鏈形成完美閉環，層層都是暴利，代價卻是一塊塊殘破的國土。

換言之，犯罪模式不新，只是共犯集團不同，政府則是輕罰了事或乾脆裝睡。從十二年前齊柏林的「看見台灣」，到去年底聯合報系「陽光行動」專題報導，民間示警「國在山河廢」之聲不絕，卻喚不醒政府，遑論拿出有效方案，徹底根治國土之癌！

就以法規為例，相關的水土保持法、廢棄物清理法、土石採取法等，從分類、追蹤、查緝、處罰、刑責到善後整治，俱有規定；從執行面來看，內政部也早用上衛星監測國土，一旦發現大面積挖掘、填埋就通知地方追查；七月更下令相關機具必須裝設ＧＰＳ即時追蹤。問題是，政府事權無法統一，究責也未能真正溯源找到幕後藏鏡金主。此外，政府面對業者大量棄倒需求，卻遲未解決資源回收廠處理量能不足、成本太高，合法掩埋場址難覓難設等問題，以致無法根除「不如亂倒」的巨大利益誘因。

最近環境部正著手修法，大幅提高非法棄置廢棄物刑責，並預防嫌犯脫產逃避清除責任；陳其邁也呼籲中央修法，將土石採取法與區域計畫法納入刑事處罰，並加重罰則；立委更搶著表態提案修法。但如果只抓人頭，依舊無嚇阻力及復元能力；更可能如馬頭山私有地廢棄物迄今未除一般，產生高市府要地主負責，地主卻喊冤反批政府不查源頭的羅生門。

中央部會、地方政府多頭馬車卻束手無策，正是國土之癌蔓生的病根。該是朝野、業者，甚至環保團體，共思根治療法的時刻了。只修法嚴查重罰，卻傷不到幕後金主，更無疏解廢棄物良方，可以想見必然仍有人前仆後繼做這「殺頭生意」。

美國總統川普從九年前上任的1.0到現在的2.0，反全球化不遺餘力；從反全球化、去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不斷加劇全球經濟與政治的動盪。面對當下紛亂的世局，78歲的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相當感慨地表示：「如今很少有人清晰地思考全球化的好處了。」

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大衛．林奇在一本新書中回顧了柯林頓任內推動全球化的舉措。柯林頓在受訪中承認，全球化發展未如預期：美國未能兌現幫助全球化中受損群體的承諾，政府財政能力不足以為工人提供保障，導致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反彈，甚至影響民主黨選票，導致其妻希拉蕊在2016年大選中敗給川普。柯林頓還提到中國，稱自己以為中國加入世貿（WTO）後會發生變化，接受西方價值與體制，但事與願違。更有趣的是，他還認為中國最終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自己當時的目標或期望是確保當那一天到來時，不會對美國不利。

綜合柯林頓這一段訪談：一、他力推全球化雖對美國和全球都作出了重大貢獻，但也承認未能防止及矯正全球化對弱勢國家和弱勢群體造成的傷害；二、他預見到全球化的推動與持續，最終會讓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三、他的目標或期待是當那一天到來時，不會對美國不利。

柯林頓執政的八年，正值上世紀末的1990年代，從歷史角度看，20世代末的最後十年堪稱是美國自1776年建國以來，迄今為止總共250年中的黃金十年，美國的綜合國力、國際地位、國際形象都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最高峰。但這個「盛世」不過十年，一進入新世紀，從2001年911事件開始，美國運勢即由盛轉衰，一路下行，迄今也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所以柯林頓回首往時，自不免感觸萬千。

既然談到了中國，不妨在目睹中國快速崛起的同時，也看一看並比較評價一下與「美國版」全球化不同的「中國版」全球化。

大約在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後，中國就開始探索「中國版」全球化的思維，謀定而後動的逐步推動全球化的部署。這個時間，甚至要比2017年上台的川普，上台之後即開始搞反全球化及去全球化還早了幾年。足見中國推動全球化並非只是針對後來美國搞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矯正行動，而是自始就有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的思維與操作。

──首先，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中國版」全球化的內核與價值。

──接著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基礎建設為載體輔之以貿易、投資、金融、環境、人文與數字經濟的合作，打通「絲綢之路經濟帶」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針對全球發展與人類前途，先後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

──建構「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中非合作論壇、中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共同論壇，在不同的南方國家朋友圈中推動全球化議程，特別強調遵守國際法治、踐行多邊主義、倡導以人為本、主權平等。

──以數位人民幣為試點，探索有利於全球更好、更公平發展的新國際貨幣。

對照「中國版」與「美國版」的全球化，反差相當明顯，最大的不同為：一、中國版以社會主義為核心理念，美國版則是資本主義；二、中國版強調以人為本，美國版強調以己為本（美國優先）；三、中國版尊重自然，強調綠色及可持續；美國版揚棄環保，容忍掠奪；總括而言，中國版是王道全球化，美國版是霸道全球化。

在比較對照了中國版本vs.美國版的全球化之後，柯林頓或許會重燃對全球化的信心，自然也會消除來日中國會否不利美國的擔心了。

高市早苗的經濟安保觀點，核心是「經濟即安全」。她主張「危機管理型投資」，把半導體、能源、醫療、糧食等產業視為國安範疇，透過長期補助、採購保證與稅收優惠，確保日本在危機時不會陷入依賴。她推動通過「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建立對關鍵技術保護、供應鏈風險監管，及對核心基礎設施的防護。

高市早苗力促對外資投資更嚴格審查，避免敏感性產業落入外國資本掌控；並支持加強技術出口管制，特別是在半導體製造設備上與美國協調步伐，針對中國設下限制。她主張日美應建立更緊密的技術同盟，確保在人工智慧、半導體、資訊安全等領域維持領先。在對中政策上堅持嚴防技術外流，甚至主張不排除在必要時限制日本企業對中國的投資合作。這些立場，構成了她偏保守的「親美抗中」經濟安保色彩。

相比之下，台灣雖然在半導體產業具有優勢，卻缺乏一套制度化的戰略產業投資思維與機制。能源轉型、醫療防災、資訊安全等關鍵領域，完全仰賴市場機制，缺乏國安思維的長期支撐；外資審查也流於形式，偏重投資額度，卻忽視對技術與資料安全的評估。至於技術管制，台灣多半是被動配合美日規範，缺乏自主標準與法制，若被盟友視為漏洞，將不利於台灣在供應鏈中的可信度。這些缺失，都是民進黨政府需要面對的政策短板。

因此，台灣應可以從高市早苗的經驗中得到啟示，至少有三項行動不可迴避：第一，建立「戰略產業投資基金」，不僅要支持半導體，也要涵蓋能源、醫療、資安等領域，以長期投資確保供應鏈韌性。第二，全面強化外資審查制度，擬訂完整的自主性技術安全審議標準，便於針對敏感技術與數據進行客觀性評估，避免受他國影響而被動損失。更重要的是，政府應投資與強化經濟智庫，長期投入研究日本、中國大陸、韓國、印度、越南等主要競合國家之產業政策與動態，提供決策參考以避免資訊不足導致誤判。

預期高市早苗上任後，日本勢必加速推動經濟安保戰略，並在日美技術同盟與防範中國大陸之間展現更鮮明的立場。

台灣若只停留在貿易損失的臨時補助與口號，恐在國際競爭中失去優勢。政府必須從日本的政策與制度設計中學習，補足外資審查、技術管制與長期投資智庫研究資源的缺口，才能避免台灣在國際供應鏈重組的浪潮中被邊緣化。經濟安全是當代國家安全的核心，這不只是日本的選擇，更是台灣必須立即面對的課題。

在鏟子超人奮戰的同時，災區曾出現多頭馬車亂象。中央、地方一度缺乏統一指揮，伴隨基層人員無所適從，都影響了救災的進度，這些細節反映出台灣災害治理在權責畫分上的盲點；救災除了即時的行動力，最需要清楚的指揮鏈。

其次，救災需要專業且有效率的團隊，政府理應在其中扮演主導角色，例如設立志工分配中心、物資調度平台，並確保人力安全，讓民間力量能發揮最大效益。《史記》記載，漢文帝曾問丞相陳平一個關於判案與錢糧的問題，陳平回：「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這段對話揭示了治理的根本–授權專責、各司其職。今日政府面對大型天災，更應以此為鑑，展現專業統籌能力。

在昨天中秋佳節、象徵團圓的節日裡，許多災民仍身處泥濘中。雖然總統要求在中秋前完成清淤，行政院長也喊出「十四天內恢復正常生活」的目標，然而災民最期待的，並非行政單位的時程表，而是實際的重建進展。月圓之夜，當家家戶戶仰望明月時，花蓮的夜色卻被探照燈映亮，那是一群鏟子超人仍在鏟泥、搬砂的光影。這份民間的良善與堅韌，確實是台灣的韌性所在，但也不該成為政府卸責的藉口。

民間力量雖熱情可貴，卻終究分散。捐款與人力固然重要，但畢竟民眾並非專業救災人員，要帶來長遠改變，仍須仰賴政府的制度設計與長期規畫。此時尤其需要編列相關預算、跨黨派合作，並納入水利、地質、都市規畫等專業人員投入。唯有專業決策取代政治算計，家園重建的成果才能永續，不再年年重演「天災變人禍」的循環。

鏟子超人們的身影，讓人看到台灣社會的良善底色，但社會韌性不能永遠建立在民眾的熱血之上。真正的韌性必須立基於制度的穩定與政府的責任，畢竟我們不能每次都靠民眾自發去挽救體制的失靈。中秋的明月終會再圓，家園也終將重建；但唯有建立起災害治理的長效機制，鏟子超人的精神才不會只有在災難後短暫閃光。以制度為本才可長久照亮台灣前行的路。

股市開紅盤，有人歡呼慶賀，更多人卻無感，連三餐都顧不了，遑論買股票。路邊賣蔥抓餅的老闆娘無感、擺小菜攤維生的單親媽媽無感、失業者無感、做資源回收的無家者更是無感。當台股創新高，經濟成長只有少數人獲益卻沒有惠及全民，只會加劇社會兩極化，加深底層的剝奪感。

股市榮景，猶如張愛玲筆下「一襲華美的袍，長滿了蝨子」；脫掉這層風光的外衣，內裡千瘡百孔，充滿煩惱、痛苦、不公和黑暗。執政黨不能被表面的繁華蒙蔽了，更應看到角落邊那些在烈日下的淚水與掙扎。

來台卅年的陸配朋友從事清潔打掃工作，因有暈眩宿疾，幾次在打掃中暈倒，醒來後仍得繼續工作。她曾打算辭職，但每每在家人面前提起，先生都沉默以對。她說也不能怪家人不體貼，先生也很努力工作且省吃儉用，但是房貸還沒還清，單靠先生的薪水，還不夠養家。每每想起北漂當汽車修理學徒的孩子還窩在狹窄酷熱的鐵皮屋裡，她就覺得心疼，不想給孩子增加負擔，只能硬撐著身體繼續工作。

巷口有家資源回收場，老闆娘和她年輕的女兒沒日沒夜地做，全年無休也只能溫飽而已。我稱讚她女兒勤勞不怕苦，老闆娘卻說，事實上外面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每天早上，我會準備一些水果讓小女兒帶去公司，那天她讓我多切一份芭樂說要分給同事，說那個同事是個可憐的孩子。我問怎麼了？女兒回說，因為債留子孫呀！真悲哀。

那位同事是年長女兒一歲的男孩，和老闆是親戚關係，不過早已疏遠了。因單親的媽媽積欠老闆債務無力償還，便和老闆達成協議，讓兒子來他公司上班，再從每個月的薪水扣除一部分償還債務。懂事的孩子一口答應、沒有怨言，小小年紀就得為家裡承擔負債，讓人心酸。

薪資低、物價持續上漲，去一趟菜市場或超市，發現錢愈來愈薄。每逢颱風過後就無法實現「青菜自由」，地瓜葉一斤四十五元、小黃瓜一斤八十元，番茄也是「貴森森」，常去的家庭美容院也預告要漲價了，電價、房租都漲。每次在樓梯間遇到買菜回來的鄰居，她都哀號物價怎麼會貴成這樣？真不知如何維持家庭基本開銷。

住家對面有一些矮房子，住了不少底層人們，一些上了年紀的單身男人，他們靠打零工或政府補助生活。就怕無薪假或失業潮來襲，日常開銷變貴；還好社區設有愛心冰箱，也有善心人士提供免費便當，或可幫助他們暫時應付困難的生計。

當多數人還在煩惱著下一餐，看似亮麗的數字就毫無意義！那是璀璨的煙花，照不亮陰暗的角落，更掩蓋不住底層人口的辛酸。

政府不該因股市大漲而沾沾自喜，需要關心的是民生、房價、物價、薪資與生活壓力。真正的「繁華」是民眾不需再為三餐奔波、是買得起房、是敢婚敢生、是看得見努力過後的生活有了希望。

高市早苗在自民黨總裁選中勝出，這不只是黨內權力消長的結果，更象徵日本政治版圖的移動。她的崛起有三個關鍵要素，可能正如政治學者中野晃一所說，預示著日本政治「座標軸的持續右移」。

日本政治向來由報紙與電視等主流媒體掌握輿論主導權，然而去年七月的東京都知事選舉打破了這一傳統；空降參選的石丸伸二，靠社群媒體掀起旋風，而最大在野黨推出的蓮舫，則在網路謾罵與假訊息攻擊下意外名列第三，此後網路輿論與實際投票的連動性被正式確認。

這次自民黨總裁選舉亦復如此，傳統政治新聞主流仍預測小泉勝出，但只要觀察YouTube、TikTok的聲量與互動數據，就能清楚看出高市的網路優勢，這種優勢最終反映在黨員與黨友票上。

安倍晉三遇刺後，日本網路右翼失去了精神支柱，逐漸將情感投射到安倍的「好友」川普身上。這些人透過社交媒體與美國的ＭＡＧＡ支持者產生連結。

去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川普大力攻擊民主黨的ＤＥＩ與性別平等政策，並散播移民和「深層政府」的陰謀論；這些話語被完整移植到日本右派的網路生態中，也能在韓國尹錫悅前總統的反中右派支持圈中見到相似現象。但與韓國不同，日本缺乏具有動員力的基督教保守派；日本基督徒僅占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因此ＭＡＧＡ的宗教保守主義在日本難以複製。其在地化的結果，是一種基於我族意識的排他論，亦即所謂「日本人優先」。

缺乏宗教掩護的「日本人優先」，其實是一種赤裸裸的「部族主義」；以日本人的潛規則─馬克斯﹒韋伯所說的「族群內在道德」看世界。對照日本經濟的衰退、對不友好的中國之軍事崛起感到恐懼與厭惡，並期待能與美國組成反中聯盟。這樣的「氣氛右翼」，並非政策信念的產物，而是身分焦慮的出口。

高市的勝利離不開派閥政治的支撐，在決選階段，麻生太郎的支持成為關鍵。麻生出身於日本最高層的政治貴族網路，他的外高祖父是維新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外曾祖父牧野伸顯曾任內大臣，是昭和天皇倚重的「重臣」之一；外祖父吉田茂歷任外相、首相，是戰後日本體制的奠基者；姊姊信子更嫁入皇室，成為三笠宮寬仁親王妃。他本人畢業於皇族與舊華族子弟就讀的學習院大學，其派系成員多為東京大學法學部出身的官僚精英。

麻生最大的爭議，是曾在黨內會議上以歧視性言論，提及實力派野中廣務出身於近代以前的賤民階級（即所謂的部落），聲稱這樣的人不適合擔任首相，此事引發野中當面質問且激烈憤怒。相形之下，高市出身中產階層，既非世襲，也非舊帝國大學或官僚出身；她從松下政經塾起步，是「努力型」政治家的典型。

值得注意的是，二○二一年安倍讓高市首次參加自民黨總裁選舉時，並非真心支持她勝出，而是把她當作「咬犬」。這原是鬥犬比賽的詞彙，後來引申為在格鬥技或政治鬥爭中，用以襯托主角的「陪打者」或「墊腳石」角色。安倍當時藉由推出高市，意在逼時任首相的菅義偉下台。彼時安倍仍盤算第三度重返首相大位，而高市沒有派系，對他而言並不存在接班人威脅的問題。

麻生在去年的決選中支持高市也未必出於真心，可能只是順應政治右轉的潮流。麻生一向自視甚高，有濃厚的世襲意識與貴族優越感；麻生或許並不評價高市的政治能力，僅是把她視為最能代表「日本版ＭＡＧＡ」的政治資產。

這種矛盾的結果，或許反映了現代社會安全感的兩難。一方面，台灣社會在國際安全評比中名列前茅，Numbeo網站二○二五年全球治安排名，台灣高居第四；另一方面，媒體與網路上每天都充斥詐騙、命案與社會亂象，讓「治安惡化」成為全民的共同焦慮。於是，我們擁有「全球稱羨」的安全環境，卻活在焦慮的日常氛圍中。

民眾對「全國治安」的不安，往往並非源自親身經驗，而是透過媒體與社群形成的印象。幾起重大刑案、一宗社會悲劇，足以在公眾記憶中烙下長久陰影。

去年治安滿意度跌至谷底，就是因為前一年陸續發生多起轟動社會的案件；即使警方迅速偵破、犯罪率下降，民眾的不安仍舊持續。「印象型治安」的問題並非對數據的反應，而是對政府治理信任的投射。

當社會對司法、政治、經濟景氣、交通事故等議題累積不滿情緒，治安滿意度往往首當其衝；「治安不好」有時並非犯罪真的多了，而是民眾對公權力沒信心。

雖然警政署強調「打詐成果顯著」，假投資詐騙件數與財損金額，比去年高峰下降五成，然而民眾仍不滿意，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被騙的錢拿不回來。跨境詐騙金流瞬息轉移，司法互助的效率卻很有限，導致許多受害者即使報案成功，也只能接受「破案不等於追回」的結果。

這種落差使得「打詐」在民眾眼中形同治安的黑洞，政府看似努力卻難以讓人民有感，治安滿意度自然回不來。

然而更值得省思的是，我們似乎已習慣把「治安」等同於「警政」。治安不好就先怪警察，治安滿意度下滑就要警察背鍋。但「治安」在字面上，其實意指廣義的公共安全事務，涉及犯罪防治、司法公正、人民守法意識、教育環境、媒體生態等。警察當然是維護治安的主要力量，但若法院判決輕縱、詐騙金流缺乏金融監理、學校忽略法治教育、媒體渲染暴力新聞，那縱使警察努力也終究是孤軍作戰。要求警察為治安觀感全面負責，就像要求消防人員主動解決縱火與人心浮動的問題一樣，顯然不合理。

然而治安的信任並非來自一次巡邏或一次破案，當司法判決缺乏公信力、行政作為遲緩、跨部會防詐仍在「開會階段」，民眾自然難以相信公權力能保護他們。

因此政府若真要改善「全國治安觀感」，恐不能停留在警政單位強化勤務的層次，而必須從制度信任著手。治安不僅是警察的工作成績，更是公共治理的信任指數。民眾主觀上對治安感到不安，是治理信任的赤字和警訊，「治安」不能只是口號宣示的表演。

真正的治安良好，不只是「沒出事」，而是民眾相信公權力能在自己有事的時候保護自己。若只是由警察孤軍奮戰，卻不修補整體治安的裂縫，那麼即便台灣繼續高居「全球第四安全」，安全感在民眾心中卻仍舊是個負數。

在這起事件中，坐在優先席的長髮青年，被白髮老婦持續以提袋拍打要求讓座，該青年先是隱忍不發，但終究耐不住性子，請旁人代為保管手提物件以備反擊。當老婦再次以提袋拍打時，長髮青年先輕輕一腳踢開，接著以重重一腳將老婦踢飛，所幸恰被對面的年輕人接在座位上。

支持長髮青年行為的網友認為：「一堆位置，老人根本故意找碴」、「影片中錄到阿嬤攻擊他兩次，在開錄前『一定』也有好幾次，他已經很有耐心」、「阿婆誤以為對方是女生才動手，擺明挑弱的找麻煩，活該踢到鐵板」、「有的人真的要人家以惡制惡」、「這不是攻擊行為，而是在幫阿嬤找位子」、「正義的一腿，踢出全台灣人的一口怨氣」、「優雅的踢人，值得一再欣賞」、「阿婆以為是博愛座，結果是猗窩座」（猗窩座乃「鬼滅之刃」的武痴，喜歡與強者交戰，並且厭惡弱者）。

批評長髮青年行為的人則認為：「年輕人居然站起來用腳踢人猛力攻擊」、「年輕人飛踢的力道難道沒有防衛過當之虞？」「那一踢不成比例，也許老婦心理有問題或怎麼樣，沒必要和她硬幹」、「不應該踢人，人性都泯滅了」、「既然有別的位子空著，那為什麼踢人男偏要坐優先席？」

捷運飛腿事件的網路公審，反映了部分網民心聲，但公平正義真的能在眾口鑠金下得到伸張嗎？實際上，大家看到的往往是來自發聲小眾（vocal minority）的意見，其言論常因同溫效應而更加激化；另一方面，沉默大眾 （silent majority）的心聲，往往因忙碌、冷漠、擔憂留下紀錄，或畏懼慘遭「炎上」而未能及時展現。

更令人憂心的是無孔不入的網路肉搜行動，「阿婆是捷運上罵人的常客」、「領取會議便當與茶點的首席頭號人物」、「糾纏主講人的功力更是一流」、「因竊盜罪遭到判刑」、「剛剛在大同區超商鬧事，已經被逮捕」、「不是老人變壞，而是壞人變老！」「想問那些幫老人說話的『聖母』們有什麼要說的」、「惡名昭彰風評不好踢到鐵板，解氣！」

駭人的肉搜資訊或未經證實，或牽涉個資，大家必須審慎以對，不能嗜血成性以免誤傷無辜。筆者常想，社群網路的作用有如顯微鏡，人事物的好壞常被無限上綱擴大檢視；有時又像潛望鏡，讓看戲的網友躲在角落吃瓜叫好；更多時候就像偏光鏡，藉由消除反光，讓偏好的色彩更加鮮艷。

話說回來，優先席的設定原則，乃是將較為方便上下車的位置保留給最需要的人。縱然優先席人人可坐，但當更需要的人出現時，理應予以尊重及禮讓；而當車廂滿載時，期許每個座位都是博愛座，而非「搏鬥座」。

（作者為台大資工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