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設置「寧靜車廂」，讓不少旅客得到他們想要的安寧，但也迫使另一些人面對尷尬時刻。原因是，有人只要講個手機，或與同行者交談幾句，就會遭到高鐵乘務員「舉牌」警告，彷彿回到小學時代被風紀股長記名糾正的窘境。更難堪的是，那些為嬰幼兒哭鬧而不知所措的父母，則簡直變成了乘客公敵。

培養在公共空間輕聲細語的文化，需要時間打造，高鐵的寧靜車廂應該是個好的開端。然而，執行上有沒有必要這麼嚴苛與粗魯，則有討論空間。例如，嬰幼兒哭鬧並非父母可以掌控的事，更不是高鐵發包「乖乖」就能讓他們安靜。因此，與其讓父母在車廂中飽受冷眼惡語，不如另設「親子車廂」或「生活車廂」，讓他們與那些對寧靜沒有絕對需求的人共處。

寧靜車廂的設計，是出於對同車旅客的尊重；同樣的道理，對於那些有「非寧靜」需要的人，也應該給予包容。最佳解決，就是提供不同的選擇，讓他們可以泰然乘車，而不是讓他們變成乘客的眼中釘。

日前捷運長髮男踹飛白髮老婦，網上討論紛紛，竟映射出台灣社會「厭老」與「厭童」的傾向。高鐵的寧靜車廂若不謹慎，更可能加重「厭嬰」氛圍，讓台灣少子化危機愈發無解。為此，高鐵不如先以八成「寧靜車廂」為目標做起，將另外兩成留供其他人選擇。

近年日韓星馬等國爭取高科技業者設點，多由中央政府提供一站式服務。今年，日韓還透過大量採購ＧＰＵ及能源補貼，與輝達形成ＡＩ產業的戰略合作關係。新加坡、印尼與印度也都有包括法令、財稅、人才庫，乃至國家算力協作、發展在地語言的大型語言模型等整套計畫。

相形之下，賴政府雖把發展ＡＩ掛在嘴邊，並未拿出足以與鄰國競爭的具體對策。輝達亞洲總部希望落腳台北遇阻，賴清德承諾「中央能幫忙的，一定全力幫忙」；但行政院明知輝達希望取得Ｔ17、18地段，卻擺出公事公辦的僚氣以對，盤點全台土地根本文不對題。

亞洲國家爭取輝達、谷歌等重要ＡＩ跨國企業設點，並不只是因為這些旗艦業者賣晶片、雲端服務或者算力；更重要的是，這個生態也是一個資金鏈。尤其，輝達透過銷售產品與投資科技與能源業者，形成一個結合算力與超級資本的封閉循環。台灣引以為傲的半導體產業鏈，雖只負責其中的製造部分，卻已創造了台灣一成五的ＧＤＰ。

直言之，輝達若能來台發展，受益的將不止台積電上下游業者，還可提供本地產業升級轉型需要的機會和資金，讓製造業進入工業5.0的應用，而不致被淘汰。高科技產業除了被迫赴美設廠，也能多更多選擇。這些資源，絕對比賴政府承諾投資ＡＩ百億預算更具市場效益。只要政府能適時修正能源政策，台灣發展ＡＩ產業的條件，較亞洲競爭對手都成熟。

遺憾的是，賴政府並未珍視難得的「輝達時刻」，以致業界對輝達總部的想像停留在炒地皮救房市。台灣有新竹科學園區，賴政府想「外銷」到美國換取低關稅；卻沒想到，若協助輝達在北士科落腳，可與周邊高科技業者結為「星群」，有機會打造ＡＩ版的竹科，並彌補因台積電被迫赴美的衝擊。

綠營對輝達落腳北士科，充滿藍綠政治算計，卻未如日韓星般提供國家級的招商服務。台北市畢竟是首都，賴清德作為領導人，有資源和權力協調促成；這樣的政績，也可以記在賴政府帳上。諷刺的是，賴總統無視輝達來台的戰略增值，寧可配合華府軍事抗中，將擴大軍購包裝成「台灣之盾」，換得國務院不值錢的讚許。他的治國策略，只想著如何利用台積電討好川普，卻忽略川普更重視輝達的ＡＩ生態鏈。這種視野，拉低了台灣的高度。

台灣之盾基本上只在回應中共國慶閱兵大秀，歐美智庫皆認為，無法有效反制北京新式武器的飽和攻擊。賴總統向美方交心，要窮舉國之力投入軍購，金額要達ＧＤＰ五％。這條戰爭之路，卻未換得川普安全背書，反而讓兩岸關係愈趨劍拔弩張，國際空間和經貿發展都深陷美中博弈的泥淖。最近日媒點出，台灣與亞太多國洽談貿易協定卡關，皆是受到美中關係影響。

當年面對石油危機，台灣選擇發展半導體，掌握關鍵科技。事實證明，矽盾比軍武更能提升戰略價值。若蔣經國當年一味軍事對抗，台灣今天將是什麼模樣？能替補矽盾被挖的是輝達的星群，而非虛張聲勢的台灣之盾。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莫基爾（Joel Mokyr）、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及郝伊特（Peter Howitt）三位學者，以表彰其研究創新驅動成長的貢獻。得獎理論，對當代經濟的啟示：在創新帶動經濟成長之後，政府也應對弱勢提供必要的協助。

莫基爾綜合過去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軌跡，提出了經濟持續成長的三個條件，包括有用的知識、能轉化知識成為商業用途的人才，以及社會對改革持開放態度。莫基爾將有用的知識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命題知識，也就是對強調事物如何運作的自然界規律的系統性描述；第二類是描述使事物奏效需要什麼的規範知識，如實用說明、繪圖或食譜等。

在工業革命之前，技術創新主要基於規範知識。到了啟蒙運動出現的16、17世紀，科學家開始堅持以精確測量方法進行控制性實驗，並認為所獲結果可複製，從而促進命題和規範知識間的良性回饋。這不但增加積累有用的知識，也為既有發明提供新的應用領域。

然而，將有用知識所形成的想法，轉化為商業產品，有賴熟練的工匠和工程師。莫基爾發現，英國在工業革命初期，多數工匠和工程師是經由學徒制，而非由學校獲得有用的知識。

社會對改革持開放的態度有利經濟持續成長。技術創新同時造就贏家與輸家，因而新技術經常受到既有利益集團的抵制。啟蒙運動後促成英國議會等新機構的出現，使得各種利益集團的代表有機會群聚一堂，以達成互利的協議。

二次世界大戰後，陸續出現諸如電晶體、個人電腦、網際網路、智慧型手機，及生成式AI等新技術取代舊技術的過程。阿吉翁及郝伊特於1992年建構一個理論模型，來解釋此種創造性破壞過程，如何導致經濟持續成長。他們假設潛在進入市場的新廠商，可藉由研發活動改善產品品質，來取代既有廠商。一旦新廠商獲勝，則可藉由專利權獲得壟斷的超額利潤。不過，專利並無法阻止虎視眈眈在外的另一批潛在進入市場的廠商。

廠商研發投資資金來自受到利率影響的家庭儲蓄，而利率又受到經濟成長率的影響。換言之，他們建立一個將生產、研發、金融市場和家庭儲蓄連結在一起的一般均衡模型。所以，他們可以比較僅關心自身利益的廠商，其選擇的研發水準，和關心全民福祉的社會規劃者有何不同。

他們發現兩者選擇的差異，牽涉到下列兩個互相拉扯的力量。其一是目前壟斷市場的廠商，從創新中獲得的利潤不會永遠持續下去。不過，從整個社會角度來看，舊創新的價值並未消失。由於新的創新廠商會忽略舊創新的價值，故其選擇的研發水準會小於社會規劃者。再者，當一家新廠商取代舊廠商時，新廠商的部分獲利源自將舊廠商的利潤摧毀殆盡，故其選擇的研發水準會高於社會規劃者。他們進一步指出，市場集中度過高和過低的產業，由廠商決定的研發水準，都會偏離社會規劃者的理想水準。

今年諾貝爾獎得主的論點，可用來評估政府政策如何因應AI創新的影響。首先，目前全球生成式AI的創新，是由美國少數在其產品及勞務市場，具有高度壟斷力的科技巨擘所帶動。因此，根據阿吉翁及郝伊特的研究，這些巨擘投入AI的創新活動，可能會超過社會的最適水準。由於我國廠商是這些巨擘的重要供應鏈，且政府目前也對半導體及AI產業提供租獎勵勵措施，因此，若這些巨擘過度投入AI的研究發展，則我國的供應鏈廠商也可能會過度投入研發創新。

其次，AI創新創造了贏家和輸家，而這不僅適用於公司，也適用於其僱用的員工。我國政府目前較注重為贏家廠商找尋適當員工，因而日後也宜費心盤點輸家，以協助其轉移到能發揮一己之才的工作場所。

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簽訂後，美國與中共關係持續正常化，建交只是時日問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三點，大使館接獲台北外交部錢復次長電話，稱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半夜喚醒蔣經國總統，告知卡特總統八小時後將宣布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與我國斷交，並與中共建交。

台北立即派外交部政務次長楊西崑赴華府，主導後續台美關係的談判。斷交的前一天傍晚，楊次長率全體館員及家屬，於雙橡園主持最後一次的降旗典禮。當天寒冷，氣氛哀戚，許多美國友人都來參加，ＣＪ的國務院窗口，中華民國科科長費浩偉（Harvey Feldman）也來了。

典禮結束後， 在悲憤與淒涼交錯的氛圍中， 一位館員的眷屬忽然高聲質問：「Mr. Feldman, are you satisfied？（費先生，你滿意了嗎？）」這突如其來的咆哮，讓全場頓時陷入尷尬。費浩偉面色凝重，ＣＪ隨即趨前，抱著費的肩膀；這及時的沉著、善意與風度，令我終生難忘。

其後，楊次長開始與行政部門展開台美關係新架構的談判，美方代表為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每次會談，均由ＣＪ陪同，結束後也都由他向台北發回往往都是數十頁的電報。那些關乎國家命運的談判內容，讓我們掌握到美國行政部門毫無保障台灣安全的意願，也讓我們更積極爭取國會支持，成了奠定《台灣關係法》的基礎。

ＣＪ曾向我提起，在某次談判中：「Holbrooke（卅八歲）坐在沙發上，雙腿翹上茶几，雙手枕在腦後，面對著白髮蒼蒼，筆直端坐的楊次長（七十歲）。會談結束後，楊次長在回程的路上，一路望向車外，不發一語。」當時我深深感受到楊次長與ＣＪ兩位外交前輩如此忍辱負重，就為了國家大局。

ＣＪ後來與我先後離開華府，再度共事，已是近二十年後，他上任外交部長時，我是禮賓司司長。每逢重要外賓來訪，ＣＪ親自主持宴會時，禮賓司總會安排現場伴奏。ＣＪ會以歌聲帶動氣氛，讓拘謹的外交場合，增添輕鬆的溫度。

ＣＪ的幽默令人稱道。有一次海地總理訪台，由程部長陪同拜會李登輝總統，待外賓都坐妥後，總統府禮賓官以法語高呼：「各位先生女士，中華民國李總統閣下！」此時全場起立，但李總統剛踏入會客室，又忽然轉身去交代幕僚。侍衛隨即把門關上，現場頓時錯愕。ＣＪ立即以法語笑說：「總理閣下，我們這位禮賓官法語很好，因為他常常練習，剛才就是在練習，所以不算，大家請坐。」全場哄堂大笑， 尷尬頓時化解。

兩千年國民黨敗選後，程部長指示我為外交部與總統當選人陳水扁團隊交接的窗口，當時我的對口正是如今的蕭美琴副總統。那是第一次政權輪替，但ＣＪ對我說：「外交是沒有派系的，不論哪個政黨執政，我們外交官都必須超越黨派。」

在他的督導下，我與蕭美琴女士的溝通與交接順暢圓滿。ＣＪ的專業與風骨，給了我最深刻的示範。

ＣＪ與我在華府共事時，同時學打高爾夫，也從此培養出深厚興趣。他退休後，我們每次球敘，總愛小賭一番，分個高下。我在東京任駐日代表時，他同藍智民、林尊賢大使一起來打球；餐敘時，我們都笑他說：「ＣＪ的最愛是想當歌星，其次想當職業高球選手，但最後都被外交耽誤了。」

日前參加ＣＪ的追思禮拜，會場擠滿了昔日同事和朋友。當螢幕上播出他的精彩人生剪影伴著他的歌聲時，全場動容。ＣＪ音容宛在，我們和他卻天人永隔。當他唱起那首我聽他唱了幾十年的電影「綠野仙蹤」金曲〈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望著ＣＪ的生前微笑身影，往日點滴全湧上心頭；我再也忍不住，老淚縱橫了。

程建人是新聞局長，他在新聞局內部討論我投書媒體的事情的公文上，批了「用心良佳」四個字。

李敖聽說這個批示，要我給他檔案，用在他的「有話說」節目裡。我笑未從命。

隔天即九月十三日，我奉命說明為何具名投書文章到聯合晚報。我在說明報告中表示，根據我在一九九七年在溫哥華辦理ＡＰＥＣ記者接待事宜以來，發現台灣記者人海戰術霸占麥克風的不當現象；我方官員亦有在幕後煽風點火者，目的在塑造中共藉機打壓我方的印象，以苦肉計的方式，煽動國內民粹情緒，形成民情憤激，推促台獨聲勢。

李登輝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提出兩國論後，記者在ＡＰＥＣ故意提問刺激中共，也造成友我國家的惡感，連當時的經濟部長王志剛也說，紐國主席為尊重各國經貿外交代表，每每點到台灣媒體代表都不以為然，二○○○年的ＡＰＥＣ主辦國汶萊可能出現專門抵制台灣媒體的情況。

程建人看完我的報告後，核示：「今後仍請照本局職員手冊相關規定辦理為宜。」我遵照程建人的批示與新聞局規定，未再以真名寫政論文。

李登輝向德國媒體提出兩國論時，正好是程建人陪德國之聲訪問李登輝，李登輝關於兩國論的講話，程建人事前不知，陸委會主委蘇起也未知曉。就在兩國論吵得不可開交時，又碰到九二一大地震襲台。

二○○九年二月，我在聯合報以筆名范蘭欽寫歷史評論，與職務無關之文，卻被行政院新聞局免職、監察院彈劾、公懲會撤職。

在我撤職期滿、求職無門時，程建人寫信幫我求取公道，要求給我復職，還有連戰也出面幫忙。雖然沒成，我仍感念在心。他們仗義護禮的作為，也載入了中華民國民主人權史冊。

「沒出息」取材自王世堅過去在市議會質詢的經典語錄，搭配上洗腦的旋律和王世堅怒斥的畫面，在大陸的抖音平台爆火，現在更一路燒回台灣；除了很多年輕網友跟風拍攝影片，政治人物也以此為幽默，在國會殿堂大開王世堅的玩笑。這個影片如此轟動，合迷因成形的三大特質：易引起共鳴、搞笑、容易重製流通或被大量轉載。

在當事人不介意，青年世代也玩得很開心的同時，綠委王義川卻大動作提出不同意見，說這是中國設計的、有劇本的，甚至在直播當中高呼「大家不要唱那個歌，那是來統戰的」；還說「點進去看，你整支手機的資料就出去了」。綠營的意見領袖們對TikTok有意見，早已不是新聞；綠委林月琴八日稱，據二○二三年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調查，TikTok等社群平台對兒少心理健康構成重大威脅，九歲至十二歲國小兒童使用TikTok的比例達四成六，推算國小三年級至六年級使用TikTok的人數可能達卅八萬人，恐將大量兒少隱私暴露於中國。

監察院日前亦通過調查報告，指「TikTok對兒少學習造成負面作用，且嚴重威脅國家安全，包含蒐集用戶個資儲存於中國、兒少個資很可能為中共所掌握；是中共對外認知戰工具及對台散播錯假訊息的平台」。監委還表示「政府推動數位服務中介法立法受挫，對社群平台的治理消極，任由爭議訊息以不透明的推播演算法散布…對TikTok和小紅書等平台對國家安全的威脅缺乏因應作為」。但當初「數位服務中介法」受挫的主因，乃因該草案有傷害言論自由的疑慮，連民進黨都沒辦法說服自家人相挺；現在卻以此為由，希望透過立法限縮特定平台，更顯其假借監管之名控制平台和輿論的意圖。

回到TikTok控制權的問題，觀察九月十四日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的美中第四輪貿易磋商，雙方已達成了基本框架。川普與習近平通話後，川普隨即社交平台宣布兩人「批准了TikTok交易」，九月廿五日也在白宮簽署行政命令，確認把TikTok的美國業務出售給美國及國際投資者，符合「不賣就禁」法律對國家安全的要求。TikTok既已「歸屬」美國投資者主導經營，此時執政黨立委竟還要求對TikTok作更多監管，是想趁機讓數位服務中介法復活？

「沒出息」暴紅，顯示台灣不應對民主沒自信，應趁機把議會民主行銷到整個華語圈。筆者也在不同的平台下看到大陸及新馬港澳的很多留言表示，因為這則「迷因」而對台灣民主有了興趣。試問，執政黨還要「沒出息」地把這看作對民主的威脅嗎？

這起事件赤裸地揭露出台灣社會的冷漠與治理的盲點，我們的城市看似安全，卻早已在「見怪不怪」的習慣裡逐漸失溫。台北車站長年是街友聚集熱點，這裡有遮風避雨的屋簷，也有熱心民眾提供的施食與救濟。當結構性貧窮、房租高漲、社福資源不足等問題交錯，這片公共空間便成了治安與人權的模糊地帶。警方顧慮「人權」不敢強制驅離，社會局「長期輔導」執行績效存疑，民眾則在同情與恐懼之間進退失據。

這次事件，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這個縫隙。當社會上早已習慣視街友為「城市背景」，有心犯罪者自然能在冷漠中藏身。車站周邊的「街友聚落」多年來被媒體點名為治安隱憂，卻總是被時間沖淡。政府的「持續關懷」淪為例行的巡視與通報，等到悲劇發生再「檢討精進」，台灣式的治理風格總是如此循環。

輿論最痛心的不只是罪犯的殘暴，而是眾人的沉默。為何沒人在第一時間報警？或許有人以為是「情侶爭執」，也有人怕惹禍上身；這不是個別的膽怯，而是整個社會的麻痺，心理學稱之為「旁觀者效應」。我們習於「勿惹事」，卻鮮少明白「何時該挺身而出」；又或一旦伸手相助恐遭誤指為加害者，於是人人學會冷眼旁觀，正義遂消磨於「怕麻煩」與「怕誤會」之中。當勇氣存在高風險，冷漠勢必成社會常態。

這起案件嚴重之處，不只是性侵案發生於台北心臟地帶，尤其報警者是外籍旅客，這一幕格外諷刺；在所謂的「友善國度」裡，伸出援手的竟不是本地人，這讓台灣長年標榜的治安良好或人民善良蒙上陰影，更損及台灣觀光的國際形象。面對這場形象危機，政府若仍以「個案」看待，只會加深國際旅客疑慮。主管機關應主動說明案件查辦、街友管理及強化公共安全的具體作為，並以多語言向國際旅客交代。治安問題不能靠口號維持，城市安全更不能靠形象包裝。

城市安全的根本不在監視器的數量，更需要人心的溫度。若社會普遍對他人冷漠，縱使再多警力也救不了一個失溫的城市。政府應該重新檢討見義勇為的保護機制，給予報案與協助者明確的法律保障；教育體系更應推動「公民勇氣教育」，讓人學會在安全前提下行動。

城市的溫度是由每個不袖手旁觀的人維繫的，台北車站性侵案是不容忽視的警訊。若我們都選擇低頭趕路，城市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安全。願這起悲劇成為我們重新審視安全社會的起點；不只是沒有犯罪，更要有彼此守望的勇氣。

高鐵公司近期宣布將陸續推出新的管理措施。九月廿二日起實施的「寧靜車廂」，目的是打造一個相對安靜、不受干擾的乘車環境。實施方式包括針對車廂內講電話、使用３Ｃ產品卻不戴耳機、大聲交談等打擾其他旅客的行為「舉牌勸導」；對於嬰幼兒，或因其他健康與年齡因素而影響他人的行為，列車人員將持續安撫或提供貼紙、糖果餅乾等，以協助家長或同行者處理狀況。

該措施推出後，家長反映帶孩童搭車的壓力倍增，立委與親子團體亦共同舉行記者會，呼籲推動「寶寶哭泣我ＯＫ」的公共運輸文化，希望高鐵調整寧靜車廂政策，落實友善育兒環境。衛福部表示已發函請交通部督導高鐵公司了解實際執行情況，在一個月內擬定更彈性、能兼顧親子與乘客寧靜需求的辦法。台灣高鐵董事長史哲昨天也致歉，坦言沒想過寧靜車廂會對家長和小孩造成影響；另外，考量國外火車的親子車廂多集中在長途，台灣高鐵旅客平均搭乘時間僅一小時內，及民眾對親子車廂服務方式有不同意見、目前因運量增長等原因，已無法提供親子車廂空間。

檢視目前其他軌道運輸，台北捷運及桃園捷運都設有親子友善車廂，台鐵也在八年前推出親子車廂。高鐵其實不需開闢專用親子車廂，只要維持現有車廂營運方式，仍可同時推動寧靜車廂與親子友善車廂，後續再滾動式調整找出更精進的做法。目前高鐵列車第七車廂因配備輪椅席及無障礙廁所，敬老票訂票優先畫位在此車廂，已是提供給長者的優先保留車廂。

親子友善車廂可參考此做法，依需求畫設適當的親子友善車廂並清楚標示，例如對號座第八車廂、自由座第十車廂，並調整高鐵訂購票網站平台及Ａpp，讓家長在訂票時可勾選「帶有孩童」之選項，即可優先安排在親子友善車廂，減輕家長心理壓力。在親子車廂的其他乘客就需以「寶寶哭泣我ＯＫ」的態度看待。至於親子與商務車廂以外的車廂，則可全規畫為寧靜車廂，一般乘客若干擾其他乘客寧靜，即可加以勸導。

檢視高鐵公司其他即將推出的管理措施，其中對消費者影響較大的是，十一月十日起取消對號座彈性乘車，限制對號座旅乘客若想提前搭乘，必須先完成換票手續，且對號座車票僅限於指定日期與車次使用，逾期將失效且不接受退票及改票。這項措施已引起消費者擔心，若沒趕搭上該車次，對號座車票將作廢，無法彈性以空位搭乘該日較晚車次。

反觀台鐵目前彈性的做法，對號座車票如錯過搭乘該車次，仍可經人工驗證進出閘門、改搭該日購票區間的區間車，而不作廢車票。車票價格較高的高鐵，更應清楚說明此措施是「限於想提早搭車的乘客，而不影響錯過購票車次的乘客」，這樣才能在新購列車尚未到位營運的運量過渡時期，仍能盡量維持以往彈性的乘車方式與服務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