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山頭水庫水上光電板引發爭議，綠委陳亭妃要求中央不得再核准設置，卻遭大批綠粉罵她「附和藍白」、「扯後腿」。另方面，藍委黃健豪批評黨主席候選人鄭麗文「履歷蒼白」引發黨員抗議，有人的理由是：對賴清德就該全部反對，鄭麗文如此批評，才真正代表我們。

水庫能否鋪光電板，鄭麗文從政表現如何，贊成與反對者都言之成理。但抱持上述看法的選民卻認為：我們支持民進黨，所以對綠色執政絕對要力挺；或者我們支持藍營，所以越是堅決反對賴清德的人，越夠格當主席。其出發點，都是先問顏色，而非事理是非。

「戰爭」與「競爭」，是不同層次的概念和群己關係。前者代表全面敵對，為了贏得勝利，必須拚全力消滅對方。後者則是比賽誰比較好，彼此可能相互妥協與學習。公共政策爭議或公職選舉，顯然屬於後者，立場與己不同者，並非不共戴天。

政治人物當然明白這一點，但為鼓動支持者情緒，卻不惜長期拿「芒果乾」餵養他們。持續浸淫在情勒下，有些被洗腦成功者甚至養成反射動作，以為所有矛盾都是你死我活的內戰，只差手裡沒握刀槍。

在光電政策與黨主席選舉中，上述兩起新聞，只是小小漣漪。但背後暴露的心態和氛圍，卻令人憂心。長年向選民散布仇恨意識的人，是時候該改變了！

高雄近期接連被揭發各種弊案，多到令人目不暇給。從大樹光電場鬼剃頭開始，到美濃大峽谷，到馬頭山廢棄物，到大坪頂保護區柏油山，到鳳山水庫光電板，說不完的官商勾結及環境國土破壞的故事。起初還頻頻震怒的市長陳其邁，近日卻一改作風，直接把問題推給馬英九及韓國瑜，並反控揭弊的立委柯志恩「造謠」。當「暖男」搖身變成「鐵漢」，正暴露台灣的「政治萬歲」如何結出「行政千碎」的惡果。

高雄這些弊案，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綠能政策失控，使光電開發商在山頭、水岸四處橫行。另一類，則是更惡劣的土地剝削，挖了土壤去變賣，再收費讓各路廢棄物回填進挖出來的深坑，一塊土地剝幾層皮。無論是哪一類，都說明地方行政的把關鬆散，對於各種違法、破壞行為視若無睹。其間，當地民眾都曾多次檢舉，卻被當成耳邊風，於是官商勾結的惡形惡狀也愈發肆無忌憚。

近幾年，藍綠對峙的情勢愈發緊張，也造成了台灣原本堅實的「行政中立」及「依法行政」防線崩潰，使得「就事論事」變得困難。高雄之所以爆發這麼多弊案，主要是民進黨長期在當地執政，在野監督力量薄弱，物腐生蛆自是必然。面對最初的兩三案，陳其邁還震怒下令嚴查，並要求回復土地原貌；及至最近政治壓力山大，他便一改姿態，將鳳山水庫設光電板的問題推給馬英九及韓國瑜，將大坪頂保護區的柏油山說成「合法」。當「政治勝利」成為唯一目標，「依法行政」即被棄若敝屣，違法當然也可以說成合法，真相便無關緊要了。

當政治日復一日地凌駕行政，不僅對制度及法令造成侵害，也造成法治精神的淪喪。其後果，除導致弊案叢生而無法追究，更造成國家治理的「專業」精神流失，讓「決策者」和「執行者」的權責分際混淆不清。花蓮光復鄉的洪災，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壩前，中央應負責的農業部、內政部、經濟部等單位各自為政，對堰塞湖的安危及疏散範圍莫衷一是。直到事發前夕，才採納李鴻源及台大團隊的建議，將疏散人數從六百人提升為八千人。試想，若非李鴻源等人的專業建議，光復鄉的情景今天將是何等慘狀？閣揆卓榮泰下令追究責任時，有沒有想到：幾個中央部會為何行政鬆散無所作為，卻要靠兩周前才受委託的體制外團隊拍板決策？如果賞罰功過都要先看顏色，對「自己人」百般迴護，對「他者」吝於給予任何肯定，這個社會的公正和價值觀要從何而來？

近年來，民進黨把台灣帶進了「政治萬歲」的氛圍，其中包含著「贏者通吃」、「絕不分享」的自私邏輯。此一邏輯上綱到最後，就變成「依法行政可以拋棄」，「執政者的意志」才是最高原則，一切行政都要為政治服務。尤其，當在野黨取得多數縣市執政權，民進黨就連「地方自治」的精神也橫加剝奪，包括把地方的財政搜刮到自己口袋。民進黨曾經痛斥「人治」，如今自己卻變成它曾痛恨的模樣，還怡然自得。

當「非法」被說成「合法」，當「弊案」及「民怨」被視而不見，當行政官員的「中立」變成「聽命」與「臣服」，當「專業」變得啞口無言，這就是「政治萬歲」的惡果。行政中立及依法行政已被斬成碎片，蕩然無存。孫運璿和李國鼎的年代是「工程師治國」，他們眼中只有國家、沒有顏色，因此能一心打造美好的台灣。而今，在政客論顏色、問敵友的年代，誰還記得福國利民？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6月在陸家嘴論壇宣布設立「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9月24日「運營中心」正式在上海運作。據報導，該中心將推廣三大業務，包括跨境數位支付平台、區塊鏈服務平台，以及數位資產平台。由於平台涉及跨國（區）交易服務，人行特別要求須遵守「無損、合規和互通」三原則；數位人民幣跨境使用不損害相關國家貨幣主權，須符合各國監管規定，且與既有金融基礎設施能相互通聯。

在數位經濟時代，中國大陸布局推動數位人民幣國際化的作法值得我們關注。首先，跨境支付平台是持續過去BIS「多邊央行數位貨幣橋」（mBridge）計畫，目標則是要達成「一點接入、全球通達」。據了解，該平台現已完成與香港快速支付系統對接。未來大陸除持續發展「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運營中心」本幣結算服務更能提供低成本及效率的替代方案，顯著提升人民幣交易的國際競爭力。

其次，運營中心係以中國大陸自行開發的「成方鏈」，構建區塊鏈服務與數位資產平台。中心未來可推動各種「跨鏈交易」及相關人民幣支付，落實「智慧型合約」的日常應用，再經由監理「穿透力」確保交易合規。中國大陸搶先開發區塊鏈應用場景，將能提升「跨鏈交易」資訊轉接標準化的國際話語權。預期大陸後續將在金融資產「鏈上」發行、登記、託管與交易，而成為數位金融交易的先行者。

大陸面對金融科技創新挑戰，採取同時發展數位人民幣與香港穩定幣的雙手策略。目前大陸債市尚不足以承擔穩定幣的準備資產角色，而香港推動穩定幣則與其為既有國際金融中心一致；先由香港擔綱穩定幣，待「運營中心」運作成熟，再評估兩者競合關係，算是合理的發展策略。

地緣政治競爭方興未艾，大陸成立「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亦具有「貨幣競爭」的戰略意義。「全球南方」推動「去美元化」已是顯學，大陸要求以人民幣支付大宗物資採購，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而爭取作為非美元貿易的「錨定貨幣」。據媒體披露，世界鐵礦石最大買家「中國礦產資源集團」（CMRG）與澳洲必和必拓（BHP）簽署協議，雙方同意第4季起鐵礦石現貨交易，將以人民幣結算就是一例。

大陸「數字人民幣國際運營中心」若成功不必然會「去美元化」，卻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加速器」。前人行行長周小川2021年在「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強調，人民幣國際化取決於大陸體制與政策選擇，故要透過金融改革開放而非技術因素來完成。這種傳統貨幣國際化的觀察固然沒錯，但以區塊鏈技術撐起支付系統底層建設，確實能改變金融服務的效率與透明度。數位人民幣信任度被提升，其國際化的機率就愈高，兩者之間應具有高度的互補效應。

面對去美元化行動與數位經濟發展趨勢，未來國際金融將不再是美元獨大，政府應思考台灣的因應策略。我們若受制於美中政經博弈，選擇緊抱美元路線，並持續推進「脫中入美」的外貿政策，則將因政策僵固導致對非美元貿易的障礙。不過，我們還可有其他選擇，例如目前以美元交易為主，並維持與中、美既有的貿易關係，但可將部分金融資源對接數位人民幣，讓未來在多元貨幣結算體制下，維持順暢的國貿關係。

數位金融是國際必然發展趨勢，而應用區塊鏈技術可降低金融詐欺、改善支付系統架構，進而提升金融業服務品質與競爭力。雖說美中政經對抗，使得兩大之間難為小，但我們選邊堅持無效率的SWIFT匯款系統則必將落伍。建議央行除小試「數位公共建設金流平台」外，更宜加速啟動更多數位貨幣試點；透過香港參與mBridge計畫，連結新興國際金融交易模式；以及成立「數位新台幣應用研究中心」，積極規劃未來台灣數位資產交易的標準化。

台北市長蔣萬安若想解開棘手難題，首先必須釐清談判對手到底是誰？握有北士科Ｔ17、Ｔ18地上權的新光人壽，誰說了算？正值法定合併前尷尬時期，決策大權是否隨著合併而能完全移轉至台新金控董事長吳東亮手上？如何解決前董事長吳東進遺留下來的問題？集團內部的權力消長與過渡，也牽動著輝達總部能否進駐北士科。

台新金今年八月底合併新光金後，原新光金旗下新光人壽與台新金旗下的台新人壽也將於明年元旦合併。儘管新光金控兩年多前經營權變天，再加上「新新合併」，吳東進舊勢力是否完全退出新光人壽備受質疑。

明年元旦由吳東亮全盤掌握後，可能是轉圜契機。但去年九月北市議會「北士科專案調查報告」直指「招標放水，新壽財團發大財」；再加上吳東進長女吳欣盈當時成為柯文哲競選總統搭檔，若遭質疑涉政商運作，勢必加深裂痕。外界勸諫吳東亮要有退讓智慧，只怕他卡在手足親情、集團利益、法令規範及政治僵局中動彈不得。

新光人壽強調從頭到尾都沒有想從北市府拿一毛錢，如果把地上權讓給輝達，補償金是新光人壽和輝達間的事。此與蔣萬安與李四川日前表態輝達願意概括承受解約補償金，雙方立場難得有所交集。不過明顯窒礙難行。

首先，此舉最大用意是想繞過市議會監督，會否太天真？其次，一旦輝達加碼溢價贖回兩塊基地，無異加深當初賤租圖利財團指控。最後，北市府重新招標給輝達的簽約金額，有可能酌情扣除解約補償金，實質上仍是台北市民埋單。

如今新壽、北市府各有堅持，惡意螺旋不斷上升，合意解約顯然道途多舛，很可能走上兩敗俱傷最糟結局。

在少子化、產業轉型與教育資源失衡的多重夾擊下，台灣技職教育體系正處於生死交關的關鍵時刻。許多私立技職院校面臨倒閉邊緣，導致在地就學選項急遽萎縮，技職體系原本肩負的在地人力培育功能也正快速崩解。特別是南部或非都會區的私立技職大專院校，有超過三成的清寒學子需辦理助學貸款，這群學生正逐漸失去成長機會與競爭力。

面對這樣的危機，政府應果斷推動「十六年技職國民義務教育」，也就是將現行的十二年國民教育，針對技職體系學生延伸至大學階段。這不僅是對技職教育的制度性強化，更是關乎產業未來、教育公平與社會階級流動的深層改革。

當前技職教育崩解有三大危機。首先，少子化衝擊與技職倒校潮。教育部統計指出，全台專科以上學校招生名額遠超過高中職實際畢業人數，形成結構性供過於求的困境。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南部、私立與技職類大專院校。這些學校倒閉，不只是校園消失，更代表「在地產業人力供應鏈」的斷裂。

其次，在地就學中斷與偏鄉空洞化。技職教育崩解，直接導致在地升學機會中斷，尤其是宜花東等原本教育資源不足的地區，一旦失去本地技職大專院校，青年只能「北漂、西漂、南漂」。這使原本可在地就業的青年逐漸定居他鄉，形成地方社會「世代中空化」的惡性循環。

再者，貧生以債起跑、社會起點不公。南部與私立技職校學生超過三分之一學生申請助學貸款，他們畢業時可能背負數十萬元債務。雖然政府現行補貼每學年分兩學期給付三點五萬元補助，但這些學生卻從進入社會的起點就被債務綁住。相對地，國立大學學費低廉也有補貼，但學生較多來自社經地位較高家庭與升學名校。換言之，清貧家庭的孩子除繳稅外，許多人還得靠借貸完成教育，這嚴重違背社會正義。

面對上述挑戰，推動「十六年技職國民義務教育」應落實以下三項願景：

一、適性適才：讓學生從高中職階段起，就能依據自身興趣與技術能力，選擇合適的升學與就業進路，而非因升學壓力與社會偏見被迫轉向；二、在地就學：保留並強化地方技職院校，讓青年能在地升學與就業，對抗偏鄉人才流失；三、社會公義：消除學費不公現象，讓貧窮家庭子女不再負債起跑。

推動十六年技職國教的經費負擔雖不輕，但在適當調整預算分配、設立專項基金，或引入產業帶薪實習機制後，完全可行。透過這項投入，政府不僅能減輕學生與家庭負擔，消除學費不公造成的社會階層差距，更能穩定技職體系的發展，保障台灣產業的人才供應鏈，是一項高報酬率的長遠投資。

十六年技職國教不只是教育體系的改善，更能直接回應產業用人需求。倘若教育制度無法保障基層人才培育路徑，台灣各產業將面臨基礎勞動力枯竭的困境。十六年技職國教不只是救學生、救技職，更是守住台灣整體產業結構與社會公平的最後韌性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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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市值最高的輝達，希望將海外總部建在這塊基地上，美事一樁。但近月以來，台北市政府和新壽為了這塊土地，彼此舌劍唇槍你來我往，相互折損傷害，把一樁美事，在這關鍵點，可能要搞成一件醜事。

市政府希望成就這件事，對台北市的招商引資、國際形象或蔣萬安的政治前途都有加分；台新新光金控的董事長吳東亮，在企業界，更是少數的「器識恢宏格局寬闊」的企業家，他除了主持台新新光金控，還擔任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理事長，一向為工商產業爭取權益，一馬當先不落人後。這樣的兩個大單位，都希望玉成輝達案，怎麼搞成今天這樣即將破局的狀況？

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市政府及新壽不斷對外放話，這些話都比較本位，不是站在對方的立場說，缺少善意，還有一些惡意。話一說出來，經過現在不成熟遠比成熟多的媒體報導，再加上分析、渲染、小道消息的夾雜，事件本身就會扭曲，對彼此都傷害，對輝達案的促成沒有幫助，對相互的形象也有減分，實無必要。

照現在的軌跡往下走，極有可能輝達案破局。半年後，市政府及台新集團回首此事，會悔不當初，這不是一個偉大的城市、成熟的企業要做的事。

建議協調者、又比較年輕的蔣萬安，親自去看吳東亮，立即約一個時間，兩人各帶少數的幹部，坐下來開閉門會，開誠布公極力促成，計天下利求萬世名，達到共同的目標再散會，所有過程不對外透漏，事成再共同舉行記者會，這會有建設性的效果。

川普一向話多，信口開河出爾反爾，且攻擊性強。所以全世界的民眾和媒體，對他沒有公信力的談話，負評高。另外一個例子是台積電，外界對它天天都有閒言閒語揣測臆度，它從不辯解說明；但在該說話的時候（如法說會），該講的話會說得清清楚楚，民眾及社會給予高度評價。這兩個例子，對市政府及台新新光金控都是重要教材。

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六○○六號刑事判決載明：「按公務員之行政行為，本即有導致相關人民獲利或不利之結果，是不能單純以公務員之行為已使人民獲得利益之結果，反向推論而謂該行政行為即為圖利行為。…」依上判例，北市府與新壽所訂的地上權契約，固然有約定完成建築物後才能移轉地上權，但契約本可修改或取消內容，若說修改契約就是圖利罪，如何成立？

輝達屬意北士科Ｔ17、Ｔ18基地設立總部，這對台灣甚為重要，修改契約有何不可？何況新壽移轉地上權，北市府不必支付任何款項，對北市也不見得不利。

考慮的時間不多，筆者建議不妨由北市議長出面召集北市府與新壽共商解決之道，縱使輝達要與會也無不可，希望地上權卡關問題能順利解決。

台灣的教育系統，不管「橫向」還是「縱向」，聯繫不足皆是事實，且不僅大專院校如此，中小學亦然，相同的資料內容經常必須各處室分別填報一次，而往上級單位的不同科別送件時，甚至連表格形式都還不同。在上下級單位跟學校處室都各自為政、且彼此缺少整合下，資料可能無法串連共享。

然而，這種狀況在教育系統早非一日之寒。可以設想，若學校負責休學業務的承辦人員，能多一分警覺、多一點溫暖，在學生提出休學申請時主動關心學生個人情況，避免一些公事公辦的態度如「休學就必須繳清學雜費」，也許就能救下這位學生，避免悲劇發生。

目前，政府及社會各界提供給清寒學生家庭的補助雖然多元，但通常申請流程繁瑣，需繳交的證明文件也不少，等到補助金核發下來更是耗時。對真有燃眉之急的學生而言，就會出現遠水救不了近火的狀況，因此如何簡化申請流程，甚至補助金先核發，資料再後送，都是可討論及努力的方向。

當然，若追本溯源，教育的本質還是教導學生學會做人、使學生能在社會上立足。因此，即便現在的大環境對教育工作者並不友善，但不管教師還是學校行政人員，都仍應該多點溫暖，主動給予學生關懷，才有可能防止不幸事件繼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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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辦公的人，職責就是「讓每個學生都要繳註冊費」，聽到學生繳不起註冊費，可能沒有敏感度或缺少熱忱，聽聽學生是否有困難需要協助。然而大學也有導師，導師的功能雖然不必像國高中學校對學生的事事關注，但至少固定時間可以跟學生約談，了解學生的適應情形以及需要哪些協助。若導師伸出更有力援手、或通報給相關單位積極介入，年輕的生命不致殞落。

社福體制有責任做好「接住每一個生活艱困的孩子」，才不至於讓從小經濟困難的孩子，已經奮鬥到了大學，卻又因繳不出學費而失去生存的勇氣與希望。

在教育界卅幾年，每每遇到家境清寒的學生，常想尋求社會機制承擔起照顧孩子的責任，卻無法找到法律上的根據、讓政府接手，負起提供孩子一個衣食無虞安全健康的學習生活環境。

有句動聽的教育政策口號「零到六歲的幼童國家養」，然而這對許多父母健在、衣食無虞的孩童都只是錦上添花；如果能做到「父母教養失能、生活艱困的孩子讓國家來養」，這樣更能照顧生活在困苦環境中的孩子、幫助他們創造人生的一片天，不至於讓他們被社會遺落在某個角落，甚至自我放棄了生存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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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該空服員疑似因身體不適請病假後繼續執勤，最終返台後病情惡化不治。雖然《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廿二條形式上保障病假權，但工會指出，多數企業透過獎金剝奪、考績調降與升遷受限等方式，實質上削弱了病假權。

十月十五日，勞動部長洪申翰對此事件公開表態：「若勞工請病假就被扣除全勤獎金，並不合理，也不該如此。」他表示勞動部將透過制度介入予以改善。此番發言雖具象徵意義，但也反映出台灣目前對病假制度保障仍未明文化，仍倚賴行政首長的個人回應，制度基礎尚待建立。

根據二○二二年九月的《Social Sciences》期刊研究指出，台灣航空從業員「崩熬現象」發生率達百分之六十四點三，女性空服員更為高風險群體。這類職場風險長期未納入國內職安系統或企業ＫＰＩ考核，反而視情緒耗竭為個人適應力不足。

針對職場霸凌與權力濫用問題，勞動部於今年八月底通過《職安法》修法草案，首次增訂「職場霸凌專章」，並已送交立法院審查。但草案仍存制度性漏洞。草案雖形式回應社會訴求，卻仍未正面處理「病假被懲罰」的核心困境。

目前勞動部已啟動深入調查，然而長榮航空尚未發布調查報告或懲處聲明。若社會關注逐漸消退，遺族與工會聲音恐陷入沉默。這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一個制度不願正視的結構症狀。

從制度出發，這起死亡事件呈現出三重結構性剝奪。其一，權力的剝奪：企業對病假處理擁有壟斷性裁量權，勞工無從議價；其二，勞動的剝奪：身心修復未被視為基本權利，反成績效考核中的隱性扣分項；其三，人性的剝奪：病弱被視為不忠，請假被視為負擔，沉默成為生存策略。

這場悲劇的核心並非個體不幸，而是社會制度在沉默中默許疲勞與服從。當我們繼續教導下一代「只要夠努力，就會被看見」，卻從不揭露努力如何被制度榨乾，文明的根基便已動搖。

真正的改革，必須跳脫文字條文，轉向制度信任與結構監督。台灣應即刻啟動以下行動：第一，明文禁止病假列為懲罰依據，如全勤獎金扣除；第二，「崩熬現象」應列入職場風險評估與管理指標；第三，建立公正第三方調查機制、並且獨立於雇主、具查詢與追訴能力；第四，建立透明申訴平台與通報公開資料庫，避免黑箱。

一個真正安全的職場，不該要求個體為工作而犧牲健康。從《推銷員之死》到空服員之死，歷史一次次地提醒我們：當社會無法保障那些最努力的人，悲劇就不會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