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曾經的民進黨女性黨員卻能在以「老藍男」為主的百年政黨突圍，更難能可貴的，鄭麗文純粹是以論述贏得選舉，未被意識形態綁架，並在封閉型選舉中獲得高度支持，也讓人看到國民黨重生蛻變的希望。

不過，雖然鄭麗文的出線讓人看到百年老店「回春」的契機，但能否進一步質變成壯大國民黨的養分，卻還是問號。賴政府上任一年多，不滿意度遠高於滿意度，更在大罷免中以卅二比○被完封，但國民黨的支持度卻未顯著上揚。換言之，民眾對執政黨滿意度雖低，卻未能轉化成對反對黨的支持，這也是國民黨在野後長期的困境。

關鍵在，國民黨作為最大的反對黨，卻始終沒有打動民心的作為與論述。國民黨若想重返執政，當務之急是要能在民進黨的反中路線外，擘畫一套獲得多數選民認同的友中保台大戰略，解構抗中才能保台的洗腦話術，才能把基本盤做大，這也是鄭麗文現下比藍白合更重要的事。

賴政府的理由有三：一是修法並未先與行政院協商，以致預算增加沒有財源；二是由立法部門提增預算，有違憲疑慮；三是只提高警消，卻未提高一般公務員退休所得替代率，有違衡平、公平原則。雖然行政院表示已提釋憲，如果合憲就會回溯補足。但在大法官人事僵局下，這種說法除影響軍警消應得權利，只是拖延時間罷了。

行政院說修法未與政院協商，以致財源籌措不及。然《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一月就修正通過，《軍人待遇條例》也在六月底完成修法，明年總預算案則在八月底才送交立院。所謂籌措不及，顯係推託。

違憲之說，也屬無稽。這兩項修法都經總統公布並明令施行，目前既未被暫時處分，更未被判定違憲，二法都是應遵行的現行有效法律。行政院不編列預算，等於是自己充當大法官角色，不只是濫權，更屬違法。依法行政的最低要求，成了不切實際的期待。

至於衡平、公平之說，更是本末倒置、見樹不見林。雖同屬公務機關體系，但不同公務部門性質、任務皆異，本不能一概而論。蔡政府推年改，軍人年改制度設計與公教年改截然不同，亦是著眼於此；若要以此論衡平、公平，當年年改豈非也是違憲，亦應推倒重練？

警消任務具有較高危險性，且多以外勤為主，整體人事結構年輕化要求，遠高於一般公務體系。年改後退休所得替代率降低，基於退休後生計考量，公務人員退休年資、年齡雙雙提高。而此效應對警消影響，又大於一般公務體系。銓敘部統計，年改上路以來，截至一一二年為止，非警消人員退休年齡平均提高一點六六歲，警消人員提高二點七九歲；非警消人員平均退休年資增加二點九四年，警消人員則增加三點四四年。提高警消退休所得替代率，應有助於改善這種情況。

軍人情況亦然。兩岸情勢緊繃，軍人壓力與任務強度倍增，募兵愈來愈困難。且去年起義務役役期延長為一年，近期更有延長到二年之議。種種情況早已今非昔比，難道幫志願役加薪三萬、義務役薪水不低於最低工資，是不合理的要求？

但賴政府一貫打恫嚇牌，說提高警消退休所得替代率將導致退撫年金提早破產，五十年多支出一千七百億；幫軍人加薪則一年多花三百億，排擠其他國防預算。其實提高警消福利一年平均只增加卅多億元支出，對國庫幾無影響；軍人加薪所需三百億元，與一年九千億元國防預算相比，亦只占極低比例。難怪民眾諷刺，賴政府寧可幫高官買一張五萬元的桌子，也不願幫軍人加三萬的薪水。

不過，藍白將續推教育年改修法，民進黨立院黨團眼看擋不住，也打算將《財劃法》修正後未分配的三四五億元挹注國民年金保險。藍委批評此舉是把對軍公教警消的刻薄，轉嫁成全民責任。好笑的是，民進黨髮夾彎大撒幣，什麼財政問題都不是問題了。

賴清德總統六月在總統府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致詞時說，保衛台灣需要戰力堅強的國軍、維護秩序的警察和搶救生命的消防醫護；話說得漂亮，實際上卻剋扣軍公教警消福利。難道賴政府就靠「違憲」、「衡平」這些政治口水，打造全社會防衛韌性？

中國大陸於10月9日祭出擴大稀土管制政策後，美國總統川普也揚言對中國大陸加徵100%的關稅，兩大國互相開徵的港口服務費，也已生效，在此同時，雙方談判代表又在第三國展開新一回合經貿談判。夾在大國博弈之間，台灣要更主動尋求自保之道。

美中雙方邊打邊談，盤算藉此增加在談判中的籌碼，逼迫對方讓步，但大國間博弈的複雜度與難度甚高，也容易擦槍走火，稍有不慎即可能導致不可收拾的後果。台灣等中小型國家，在當中難有置喙的空間，能不被要求選邊站、或在夾縫中求得生存空間，已是萬幸。

按目前情勢觀察，美中之間的對抗恐難以止息，雙方無論從關稅、出口管制（含長臂管轄）或其他貿易障礙的設置，都可能對全球供應鏈造成風險。以稀土管制政策為例，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半導體、AI等關鍵產業供應體系；即便中國並非全面禁止出口稀土產品，而是要求其出口須經過中國政府核可，但這當中卻隱含太多行政干預的想像空間，對業者造成非關稅貿易障礙的風險大幅增加，也直接對相關供應鏈的韌性形成潛在威脅。

但影響供應鏈與國際經貿的因素卻不僅止於大國間的對抗，其他如風災、地震、疾病等天然災害，以及戰爭、罷工等人為因素，皆可能造成顯著的外部風險。在國際總體環境大幅動盪的今日，再加上強國間採取新保護主義進行對抗，企業與政府如何識別供應鏈的風險並加以管理、預防，已經成為國際間的顯學，也引起各主要國家的重視。

以美國為例，在新冠疫情期間的供應鏈衝擊，激發白宮發起百日供應鏈調查，盤點美國所需關鍵產品的供應鏈，釐清經貿風險環節。歐盟也在「去風險」的政策思維之下，強化對供應鏈中相對脆弱、被他國掌控環節的識別與監控。日本更於2022年公布「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檢視經濟安全的重要性，同時設立「經濟安全保障推進室」，專責政策研擬、協調等工作。部分日本大型企業更設立專責部門，從企業的層級進行經濟安全的規劃與策略研擬。

反觀台灣，各界對於經濟安全、供應鏈韌性的概念顯得相對被動，大多僅於風險事件發生時採取因應措施，缺乏對風險來源的主動識別，更欠缺在風險事件發生前進行應變情境的模擬。同時，目前國內對於經濟安全、供應鏈韌性的概念仍停留在兩岸政治軍事的緊張、中國大陸的經濟脅迫、供應鏈轉移、以及赴美投資等事務上。這些議題只是經濟安全的一部分，我國在關鍵產品供應鏈的盤點、脆弱且被掌控環節的風險識別，以及分散風險的預先作為與應變模擬等，仍然付之闕如。

台灣產業向來以供應國際客戶零組件或提供代工服務為主，在供應鏈的運作上，多為配合客戶而行，導致長期對於供應鏈韌性與經濟安全的意識不足。政府相關部門對此議題或有少數計畫觸及，但未見顯著且全面性、整體的資源投入，無法協助產業進行相關供應鏈的風險識別與規劃，更遑論如日本透過立法來推動。

因此，一旦發生如中國大陸與美國的進出口管制這類國際重大風險事件，我國內部即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進行盤點，藉此釐清供應鏈受直接或間接衝擊的程度，才得以研擬後續因應措施。此種作法無論在效率、反應速度上，都可能落後國際競爭對手，喪失預先反應或防患於未然之機。

在美中對抗與其他地緣政治衝突不斷，天災人禍難息的動盪年代，我國各界對於經濟安全的意識及思維實應與時俱進，更全面地從供應鏈盤點、風險識別與應變模擬、風險分散與管理等工作著手，以維持我國的長期競爭力。

鄭麗文的勝出，背後有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亦即朱立倫任內裁撤了以退伍軍人為基礎的黃復興黨部。這項決策原意在於簡化組織結構，並試圖讓國民黨更貼近主流民意；然而，這在黨內引起了劇烈震盪。對許多老黨員而言，黃復興黨部不僅是一個組織，更是一段情感的延續，是國民黨歷史記憶與傳統精神的象徵。朱立倫的決策在理念上或許正確，但在執行層面上卻削弱了黨的傳統支持基礎。此時鄭麗文以「改革新聲」的姿態崛起，她既非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員，也不受舊派勢力牽制，反而成為受期待的象徵。

除了黨內結構的變化，更深層的原因來自於整體社會的世代焦慮。長期以來，國民黨在青年族群中的支持度低迷，不僅政策論述無法引起共鳴，政治語言亦與時代脫節。面對快速變動的媒體環境與網路世代，國民黨過去那種穩重、含蓄、講究層級的政治風格，已難吸引新生代注意。鄭麗文的政治語言正好打破這道隔閡，她擅於以直接、鮮明、帶有民間語感的方式表達立場，既能與傳統基層溝通，也能在網路上形成話題。她的「敢言」形象，使她成為國民黨內少數能在媒體生態中被看見的面孔。對許多期待轉型的黨員而言，鄭麗文的出現，是國民黨終於面對時代的象徵。

此外，她的當選也映照出黨內對「女性領導」的重新評價。長期以來，國民黨的政治結構偏向男性主導，女性角色多停留在輔助層面。鄭麗文成為女性領導人不僅深具意義，更代表了政黨文化的鬆動與開放。這種多元化的象徵，有助於國民黨逐步擺脫守舊、保守的刻板印象。然而，改革從來不只是口號，更是一場艱難的政治文化重建。鄭麗文上任後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將「年輕化」與「創新」轉化為具體行動。她需要的不只是新面孔加入，更需要在政策論述與組織制度上重塑政黨的生命力。

國民黨若要贏得年輕世代的信任，必須從三個方向著手：第一，在價值論述上，重新詮釋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如何在保守價值與進步理念之間找到平衡，將是黨的長期課題。第二，在組織運作上，應建立更開放的參與平台，讓青年黨員能實際影響決策，而非僅作為象徵性陪襯。第三，在社會溝通上，需以真誠與務實的語言回應時代議題，特別是環保、教育、住房與世代公平等議題，展現政黨的社會責任。

鄭麗文當選主席是國民黨歷史的一個轉折點。這個百年政黨曾是中華民國的建國力量，亦從未少過陣痛與挫折。在如今政黨競爭激烈、民意嚴重分化的台灣政治環境，國民黨能否從傳統的陰影中走出，重新贏回社會的理解與支持，關鍵在於如何坦然面對改變。鄭麗文讓這個老政黨重新有了「受討論的機會」；她所代表的不僅是一個人、一個世代，而是國民黨重新與社會對話的起點。歷史往往在變局中孕育新生，唯有勇於改變、敢於承擔，國民黨才能繼續走向未來。

很多退伍軍人與眷屬，或來自眷村的父老兄弟姐妹，大家都對鄭麗文懷著高度期待，這些人甚至有高齡八十幾歲的老人家，他們希望國民黨能徹底擺脫民進黨意識形態的長期綁架，恢復中國人的認同。這些人不能理解，為什麼國民黨檯面上的要角們也不敢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無法明確地承認九二共識能促進兩岸和平；這群人希望國民黨恢復自己原本該有的黨魂。

有人質疑「鄭麗文當選是否將成國民黨的災難？」正如人不能沒有靈魂，黨不能沒有黨魂；國民黨再慘，都不會比失去黨魂來得更慘。如果沒有黨魂，卻變得和民進黨的主張無甚差異，大家還支持國民黨做什麼呢？

來自基層的普遍聲音是，希望國民黨恢復自己的中心思想，這些人集體「背叛黨的傳統風格」、集中選票投給鄭麗文；若說這股聲音「只」來自於黃復興系統，恐怕輕忽其背景的廣泛性。

有人或許擔憂「鄭麗文曾經支持野百合學運，後來加入民進黨，她是不可信任的人」。筆者與鄭麗文年紀相仿，深知活過那個時空，當年若沒有權貴背景，想要從政改變台灣的年輕人大概都會作出這種決定，這如何能變成「罪名」呢？蔣經國與李登輝都參加過共產黨，當年層峰都不把這視作問題了。反而，一個不願意被馴化、有長期抗爭經驗的人，願意回過頭來支持中華民國路線，這難道不值得期待？

又有人批評鄭麗文是「紅統」，筆者不明白這種說法的根據。鄭麗文願以九二共識框架與大陸對話，這有什麼問題呢？兩岸不該只有兵戎相向的選擇。當鄭麗文願意提到自己名字中的「文」，來自其父親對國父孫文的紀念，這感動許多中華民國派的支持者，大家期待鄭麗文當選黨主席能恢復黨魂、重振三民主義路線，呼喚年輕人轉向支持這個建國理想。

期待鄭麗文當選後，除了帶領國民黨打贏二○二六與二○二八大選，更期待鄭麗文能與黨籍乃至所有在野立委攜手合作，研究如何對去中化教育撥亂反正；並整合藍白政黨，攜手修正讓兩岸關係嚴重倒退的「國安五法」，讓兩岸關係正常發展。選舉已經結束了，由衷期望國民黨不要繼續花時間內鬥，而能團結對外，齊心拯救處於風雨飄搖中的中華民國。

鄭麗文的參選說起來並非毫無預兆，若從她的過去看起，有著跨黨經歷、媒體聲量及相對年輕的政治人脈。她曾活躍於民進黨，後來退出，最終歸入國民黨，這段政治漂泊讓她帶著「跨界」的印象，有些支持者覺得她能以新視角看黨、看未來。新的主席對國民黨而言，不只是人選的更替，更象徵黨能否從舊有路徑突破。

在國民黨內部，這樣的突破並不容易被接受。黨內大老向來重視資源整合、派系平衡、對資深人物的尊重，年輕世代要取得足夠認同與黨內支援並非易事。更何況以「行動型黨主席」自居，不只待在台北的冷氣房內，而要重振基層組織、修補地方戰鬥力，這是一幅雄心圖像，也是一條荊棘道路。鄭麗文公開表態當選後將號召「失聯黨員回娘家」，希望用行動讓國民黨重新成為「一個隊伍」。

但她面臨的壓力與疑慮也不少，首先是募款的現實問題；若資金有著落，也可能引來對手與媒體對其來源、運作透明度的檢視。其次，她要在派系、資源、背後勢力分布中取得平衡，不能過度破壞現有體系，否則易遭阻力與排斥。選後她的黨內整合能力亦備受考驗，把支持者與反對者拉回同一陣線，穩定黨務與選戰規畫，是她必須展現的領導力。

女性第二次當選黨主席，象徵國民黨內女性政治角色的認同與釋放，這樣的標誌意義為國民黨注入一股轉型氣息，在性別、形象與政治傳統之間，鄭麗文可能成為標誌性人物；但象徵之外，她還須展現能力、包容與政治智慧，否則容易被冠上「空幻」的批評。

未來她須著力於南部、東部等地方組織，因為她若想成為真正具代表性的黨主席，不能僅仰賴都會民眾與媒體圈支持，這也是她在政見發表會中強調「不會只待在台北的冷氣房裡，要深入地方」的原因。要重新啟動、活化黨組織，需要花費時間與資源，政策願景與組織復興亦須同步推進。

不容忽略還有國民黨當前的政治處境，諸如對抗民進黨的壓力、二○二六、二○二八大選的布陣、內外部信任危機、年輕族群支持度低落等，這都是對「鄭主席」的試煉。鄭麗文的責任不只在於黨內整合，更要讓選民看到國民黨重新塑造面貌、有能力承接未來執政。她必須兼顧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需求，在路線定位、政策和社會議題上也要跳脫舊框架。若她能將這次勝選的動能轉化為黨的具體方向與復興步伐，那麼她當選的意義就不只是個人成功，而可能是國民黨命運的轉捩點。

鄭麗文為國民黨帶來一股新鮮氣息，也刺激藍營思考其黨務生命力、組織能動性與選舉競爭力。未來的選戰不僅是人選之爭，更是國民黨能否轉型更新的一次試金石。將來的政黨造勢、協調、政策及選票拉鋸，將決定「鄭麗文風潮」只是短暫波動，還是真正能推動國民黨再起的力量。

然而，由於致電時刻已是美洲的半夜時分，再加上詐騙及惡搞情事層出不窮，一通通來自北歐的祝賀電話常常碰了一鼻子灰，顯得相當吃力不討好。令人不解的是，在這資通訊科技相當發達的數位時代裡，象徵學術最高榮譽的諾貝爾獎竟以如此效率不彰，甚至略顯魯莽無禮的方式通知得獎者，實是折騰那些幸運的得獎者，以及那些德高望重的落選者。

今年度的生理醫學獎得主共有三位：布朗柯（Mary Brunkow）、藍斯德爾（Fred Ramsdell）、□口志文，表彰他們在免疫耐受機制的開創性研究。當Brunkow的手機鈴響時，她看到了瑞典電話號碼，以為是SPAM（垃圾訊息），於是關掉手機，繼續睡覺。直到得獎名單公布後，美聯社攝影師半夜三點多趕到她家，想了解Brunkow聽到消息後的第一反應。敲門的時候，狗吠聲吵醒了她的丈夫，該攝影師隔著窗戶對著睡眼惺忪的先生說：「您的妻子剛剛獲得了諾貝爾獎。」

Brunkow最初的心情是既緊張又惱火，還有難以置信，後來意識到瑞典打來的那些未接電話並非垃圾信息後，心情立刻轉為喜悅。該位報喜的攝影師，當場目睹了Brunkow如何仔細檢視蜂擁而至的電子郵件、簡訊和電話。

另一位得獎者Ramsdell彼時正和太太在黃石國家公園附近徒步旅行和露營，順道進行數位排毒，讓手機處於飛航模式。諾貝爾委員會一直無法聯繫到這位免疫學家，但他們鍥而不捨，終於在瑞典凌晨時分聯繫上這對夫婦。Ramsdell被妻子的驚叫聲嚇一跳，他擔心妻子碰到灰熊，但意外發現竟是一則「灰熊讚」的消息，他獲得了諾貝爾獎。

第三位得獎者□口志文也沒能在第一時間接通電話，直到諾貝爾獎公布後不久，諾貝爾委員會才再次聯繫上這位剛從研討會回來的新科桂冠學者。在電話中，□口回想縱然許多人早已放棄該領域，但他仍堅持不懈聚焦於它的基本問題，終於在廿多年後得到解答。

凡此種種看來，在第一時間聯繫世界各地的諾貝爾獎得主，應是一件處處碰壁的苦差事。去年獲頒諾貝爾物理獎的深度學習教父辛頓（Geoffrey Hinton），接到來電時正旅宿加州的廉價旅館，沒有網路，電話線也不太好，他的第一個念頭是要怎麼確定這不是一通惡搞電話。

更有甚者，二○一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巴布狄倫（Bob Dylan）多次拒絕接聽瑞典學院的電話，但最終還是回覆獲獎消息讓他「無話可說」，也很感激這份榮譽。一位瑞典學院成員稱他的沉默「不禮貌又傲慢」，殊不知本位主義的半夜來電又何嘗不是「不禮貌又傲慢」呢？

遺憾的是，二○一一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得獎者史丹曼（Ralph Steinman），不幸在諾貝爾獎公布的幾天前過世。那一通來自北歐的祝賀電話，可惜將永遠無法接通了。

（作者為台大資工系教授）

美國獨立戰爭勝利，擺脫了英王喬治三世的統治，象徵人民主權的誕生，建立了一個由公民意志而非血統繼承所組成的國家。然而，兩百多年後，美國的政治生態卻陷入一個弔詭的局面；在兩黨政治、民主共和制度之下，美國卻反而培養出了一個比君主更難制衡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王權」。

美國歷史精神反對任何形式的集權、個人崇拜與終身權威。但在今日，這股精神卻被扭曲成一種「去權威卻又極端崇拜權力」的矛盾文化，「川普主義」的崛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共和黨基層高喊「我們不要深層政府」、痛斥「華盛頓菁英」如同新貴族，卻又將川普視為救世主，如同一個自封的「人民之王」。在沒有國王的國家裡，美國人自己卻創造出一個「反王者的國王」。

另一方面，民主黨則以另一種形式實踐「反君主」化的精神，他們拒絕任何絕對價值，強調多元、包容、去中心，結果卻造成自由主義極權化。當極端的言論自由取代了道德審查、當歷史英雄被推倒、當國旗被質疑是否具有壓迫象徵，美國社會就不再有共同的價值，也不再有凝聚的信念。

如今美國陷入兩難，右派想立一位新的「反體制國王」，左派則要徹底摧毀一切權威；兩者看似對立，實則共同削弱了民主共和制度的基石─理性與妥協。當社會缺乏共同尊重的中樞與核心，政治遂變成信仰與仇恨的競技場。

民主制度的興起，原本是對君主專制的反抗，源於人民理性自治的設想。但現今的美國已把「反權威」變成了新的權威，把「自由」變成了混亂的理由。美國沒有國王，卻有一群想當國王的政客與媒體；沒有王冠，卻有無數人戴著自以為是的意識形態光環。

川普無疑是美國政治史上最具「君主特質」的總統，他藐視制度、輕蔑傳統、要求絕對忠誠，將國家機器視為個人延伸。他不信任國會、不尊重媒體、不容忍司法的制衡。

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塑造成一種宗教式的存在，追隨者視他為「被深層政府迫害的救主」。而這正是美國這一場「無王日」運動所要對抗的，一個以民粹為武器、以仇恨為燃料的「新王權」。這場「無王日」運動並非由政黨發起，而是由各層民間力量構成，包括學者、記者、公務員、法院，甚至一部分理性的共和黨人。他們明白，若再讓川普以「人民的國王」姿態治國，美國的憲政體制將永久扭曲。

真正的民主不是找到一位「能替你思考」的領袖，而是找到一位堅持讓制度高於一切的領袖。當一個領袖試圖凌駕於制度之上，他已是個自封的國王；只是這次，這個國王不戴王冠，而是戴著「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紅帽子。

選舉結束，討論新主席出線之選民結構已非重點，新主席的作為才是應關心所在。兩岸關係從馬英九的「黃金八年」，蔡英文上任後停滯八年，賴清德又加速冰凍一年半，鄭麗文是否能在兩岸論述有所突破？鄭能開創不同於執政黨的積極兩岸作為？鄭能否解凍兩岸僵局，除了國民黨員關心外，更是關切兩岸關係發展的台灣民眾關注之焦點。

其次，鄭麗文必然了解即將到來的二○二六地方選舉和二○二八總統大選，是她擔任黨主席的首要任務。惟兩岸政治論述，「九二共識」是兩岸溝通的首要政治前提，對岸不論是官方或民間白手套，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絕不讓步。在北京甫結束的海峽兩岸社團交流節，曾擔任兩岸交流要角的高孔廉，建議雙方擱置政治爭議、進行務實交流，甚至回到九二共識前的「一個中國各說各話」也好。國民黨雖在野，但鄭對於「一個中國」的認知、論述或變化球式的表述，將嚴重影響對岸與國民黨對話和釋出政治善意的意願。

馬英九對於兩岸的一中論述，其實可以是「鄭主席」未來兩岸論述的基礎，鄭可以選擇「一個中國『繼續』各自表述」或其他對岸能接受之善意說法。高孔廉也表示，台灣當局應釋出善意，至少要展現民族同根、文化同源的認識，讓大陸看到兩岸之間並非隔絕的兩個體系。

事實上，從昨天習近平發給國民黨中央的賀電，與鄭麗文對中共賀電的回覆，雙方皆提到關於「中華民族」的論述，這或許會是國共未來互動的立足點。而要如何繼續對北京當局展現兩岸「同一中華民族與文化」的認同？會是鄭在兩岸溝通上要繼續慎重思考的課題。

原則確立之後的積極作為也很重要，例如郝龍斌在競選時提出要至北京設辦事處的主張，馬上引起陸委會副主委反對稱「兩岸之間的互動『官方對官方』才是最佳解。」當在野黨欲走在官方前頭，又是民眾希望或渴求有所作為時，執政黨必定打壓或不鼓勵，這卻更彰顯在野黨若能滿足大陸台商和民眾需求，「合規合法」在大陸設立服務單位，其實是一鞭先著的積極行動，能夠有效獲得民眾認同。

若考量北京的政治性過於敏感，那國民黨在上海、廣州、深圳等商業性較強的大都市設立服務處也未嘗不可。所謂「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若國民黨未執政就能大刀闊斧，先於執政黨而有實際服務兩岸往來的作為，服務在大陸的台商、台生、台民，乃至赴陸旅遊的台灣民眾，誰曰不宜？「在野一任」亦可造福一方！

西方俗語說，聰明到不願意碰政治的人，注定要被比較笨的人統治。鄭麗文絕非一個愚笨的人；既然已當選國民黨主席，選舉任務、政治議題和兩岸關係絕對是重中之重的要務，黨員展現的求新求變企望，端賴「鄭主席」具體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