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您長期的訂閱和閱讀，

今早因系統出狀況，

以致發報內容不完整，

這次送上完整報份內容，

請您再次閱覽。

謝謝您的體諒，並祝閱讀愉悅。

聯合電子報 敬上

繼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壩導致光復鄉洪災後，花蓮立霧溪燕子口也出現堰塞湖。堰塞湖形成至今僅短短數日，主管機關發布紅色警戒、撤離居民、封山、官員現場視察，並規畫壩體降挖導流，一氣呵成，毫不拖泥帶水。比起馬太鞍溪堰塞湖的處理，截然不同。

燕子口堰塞湖量體、危險性遠不及馬太鞍溪堰塞湖，賴政府卻如臨大敵，原因何在？表面上看，應該是馬太鞍溪堰塞湖才潰壩釀災不久，主管機關不敢怠慢。且燕子口堰塞湖就位在中橫路邊，處理難度較低，所以立馬處理。

但如此一來，不正見證把「處理難度」當成「處理優先順序」之荒謬？事實上，處理明快背後，亦不乏作秀成分。水利專家、行政院顧問李孟諺前往視察尚稱合理，但行政院秘書長張惇涵去湊熱鬧，還把圖文放上臉書，目的何在？不過把燕子口堰塞湖當政治秀場罷了！

這波表演，內政部也堪稱經典。除撤離居民，還立即宣布太魯閣國家公園「封園」。海拔三百公尺的堰塞湖，竟連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山都封了，難道水會逆流？對照內政部長劉世芳在花蓮救災爭議，如此矯枉過正，十之八九就是為了洗白。

經過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壩災難，政府對天災繃緊神經，當然是件好事。但若想藉此掩飾之前的處置失當，甚至當成爭功、洗白秀場，那就大可不必！

鄭麗文以「戰鬥藍」旗幟贏得國民黨主席選舉，意味藍營未來將擁抱強勢、主動出擊的問政路線。這場看似昂揚的勝利，其實也開啟了國民黨艱難的再造之路：如何在深藍與中間選民、北京與華盛頓、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新的平衡與定位。

鄭麗文有別於傳統藍營菁英，她挾綠營經驗及媒體世代的犀利風格，結合黃復興系統與深藍票源突圍，打出「敢戰、敢言」的形象。這樣的組合穩固了藍營票源，卻也讓她的直言與和中標籤更加鮮明。選舉期間，媒體人趙少康多次暗批「中共介選」，民進黨更在選後發出「一個提醒」，警告中國勢力的介入與滲透。可見，未來藍綠攻防將聚焦於「紅色疑雲」與「認知作戰」。鄭麗文必須謹慎應戰，在民進黨和台派的「反滲透敘事」下，她須以「戰鬥藍」路線突破層層夾擊。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祝賀鄭麗文當選的賀電，標明兩黨要「堅持共同政治基礎」，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和底氣」推進國家統一。鄭麗文則回以「兩黨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強化兩岸合作交流，促進台海和平穩定，為民族復興開闢宏偉前程。鄭麗文並稱，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原則，讓國共兩黨在推動兩岸和平上取得諸多歷史成就。

藉這份賀電，鄭麗文清楚表達延續馬英九以來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路線，站穩國民黨的底線，也呼應了中共對於「民族偉大復興」的期待。這一表態，顯不符合綠營的「台灣本位」路線，也有別於先前一些國民黨領導人基於選票考量的模糊主張；因此，未來黨內外的兩岸路線爭議勢不可免。

鄭麗文的立場，會不會重蹈當年「換柱」歷史，讓黨內本土派跳腳，仍有待觀察；但國民黨對兩岸路線的模糊主張必須重新釐清，則是必要的。在選舉期間，郝龍斌主張進行「黨內大辯論」，並在大陸設立國民黨「辦事處」等構想，是反守為攻的策略。鄭麗文或可參考此一倡議，透過辯論鞏固黨內「守護中華民國，反台獨」論述，以整合黨內歧見，進而測試民意底線。如此，用行動搶占兩岸論述制高點，有助國民黨擺脫「被北京左右」的形象，也重建黨內民主和社會說服力。

可預見，民進黨的攻勢不會止於口頭。它已成功將「抗中保台」升格為國家共識，並持續以「防滲透」、「守民主」為選舉戰略。未來，只要藍營提出任何與北京接觸的倡議，皆難逃綠營「中國介入」的攻擊。對鄭麗文而言，這是一場不會休止的輿論戰，軟硬間拿捏失當便將直接衝擊選票。如何主動出擊有效應變，是她能否爭取社會信任的關鍵。

鄭麗文曾稱，上任後將籌組「影子內閣」，展現國民黨專業治國的能力。這項主張要真正落地，得先整合藍營地方首長與國會的力量。如果能形成「地方治理＋影子內閣」的政策聯盟，不僅可強化黨的治理形象，也更能有效制衡民進黨「中央壟斷敘事」的局面。若無法與黨團整合議題攻防，影子內閣恐將淪為口號，甚至讓藍白合面臨考驗。她必須組建「國會─地方─黨中央」的三軸聯動模式，形成體系化的運作布局，才能讓「戰鬥藍」轉化為「行動藍」，有效提升國民黨的政黨支持率。

鄭麗文要讓外界看到的，是能思考、能治理的國民黨，而不是被意識形態綁架的反對黨。民進黨的「介選提醒」，既是挑釁，也是試金石。鄭麗文若能成功重建中華民國論述主軸，重建社會信任，那麼藍營距離重返執政也就更近了。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台灣近年來接觸多國亟欲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但都遭到貿易夥伴的「冷處理」；就連已結束諮商、只待簽署的加拿大，都遭到延宕半年，不僅前途坎坷，更令人憂心未來前景。

在川普掀起美中貿易科技戰後，全球貿易秩序已完全被打亂。特別是今年不分敵友的關稅戰，更讓全球陷入貿易恐慌，以自由貿易協定「抱團取暖」、「將餅作大」的作法，必然更受各國青睞。在此大環境下，台灣無法在貿易協定上有所突破，其經濟後果將更為嚴重；除無法像大量簽署國一樣，在貿易上獲得關稅免除之外，也會讓產業失衡更加嚴重：傳統產業面對高關稅加速外流、倒閉，產業更集中於一枝獨秀的資通訊半導體，經濟陷入長期波動不穩定狀態，這絕對是負面的發展。

在馬政府主政、兩岸關係和緩的2013年，台灣在北京默許下和新加坡及紐西蘭簽署了FTA。但2010年馬蔡辯論兩岸ECFA時，馬主張要「從中國走向世界」，但蔡堅持「由世界走入中國」，迄今答案逐漸明朗─在兩岸僵局加劇、ECFA近乎衰亡之下，台灣既無力從中國走向世界，亦難由世界走入中國。若日經報導的情勢無法好轉突破，目前資通訊業和股市的榮景，極可能是台灣產業「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寫照。無法克服「中國障礙」的結果，恐讓台灣經濟逐漸停滯沒落。政府必須高度重視此一問題，以積極性和大魄力來加速突破才行。

在日經提到的東南亞和日澳加等國，由於和中國貿易關係密切，顧忌北京「經濟懲處」而對台灣冷處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像印度，2024年對中國出口只有177億美元的原料和中間財、總出口占比僅約4.0%，和中國又有邊境糾紛難謂友好，在這種對台有利的態勢之下，卻未能和印度談出貿易協定，是難以令人理解的怪事。事實上，亞洲開發銀行網站早就透露，台灣在和印度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諮商；而最近勞動部有意對印度開放印傭入境，相信和此事亦有關聯。迄今未能談出協定，很可能和我方不願意大量開放農產品有關。農產品的確需要保護，但開放九成農產項目、只保護一成項目，就可以保護產值在5,000萬元新台幣以上的所有農產品，應該務實地加以評估開放，並提出適當的調適方案，來解決問題。

印度目前也在發展資通訊產業，有賴台灣廠商前往投資；台灣的半導體人才不足，也需要引進印度人才，所以台灣可以著力之處頗多。只要和印度的FTA談成，就會產生巨大的示範效果，讓其他國家跟進，例如同樣和中國政經關係冷淡的菲律賓。所以，政府不宜遇到困難就怯戰不前，而應思考其巨大之關鍵性，傾全力促成此事。

另一個重大的經貿戰場，就是「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雖然我經濟體質比成員國如越、馬、墨、秘都夠格加入，但兩岸問題卡住了台灣入會。由於中國大陸和我方幾乎同時提出申請，造成該組織困擾，若政府能宣布：願意在此平台上以該組織FTA之精神和對岸進行自由貿易，相信能表達我方願意進行自由貿易之強烈企圖；而若此善意能獲得對岸善意回應，不反對兩岸一起加入，則兩岸或許就有機會同時加入。而台灣的經濟體質，也會因加入這個龐大的自由貿易組織而獲得激勵，加速「去劣存菁」的進程，更快速地脫胎換骨，也讓傳統產業重新獲得生機。

歲月並非靜好，貿易戰如火如荼，全球產業洗牌重構，「黑天鵝」此起彼落，未能善於應變趕上競爭者，很快會被淘汰。台灣表面數據亮眼，但產業失衡、貿易掉隊的「灰犀牛」就在眼前，政府對FTA必須力求達陣得分。

自二千年後迄今廿五年，除了馬英九執政的八年，其餘均是民進黨執政；二○二八年國民黨能否拿回政權尚在未定之天。過去國民黨以黨領政時代，總統除嚴家淦外均兼任黨主席，然終止動員戡亂迄今的卅四年，歷任總統仍兼任所屬政黨主席。就國民黨來說，在朱主席時代，各界早已嗅出同黨直轄市長甚至立委的自主空間；易言之，甫當選黨主席的鄭麗文，有無可能成為「強勢黨主席」，殊值玩味。

迄今，國會議長當選總統者並無前例，由直轄市長轉戰而當選總統者居多。但隨著民意高漲，以國會為運作核心的「內造政黨」已愈為成形；否則大罷免失敗，何以柯總召仍不動如山？或許精於盤算的民進黨早已嗅出此趨勢，否則何以在現今少數執政結構下，面對立法院多數的反對黨聯手通過的重要法案，仍不斷以覆議干擾，即使失敗仍執意透過憲法訴訟解決？甚至司法院不惜祭出一一三憲判字第九號，以對抗立法院的立法形成權，反較釋字第五八五號載明立法院「享有一定之調查權」限縮、大開倒車。

當年馬王政爭，最後經司法訴訟解決，王安然下莊已有前例，以國會為核心的內造政黨實已成形。至於黨主席之角色，過去國民黨以黨領政，至朱主席時代已然式微。甫當選主席的鄭麗文，為自二○一六年洪秀柱當選主席以來得票數最低、得票率次低者。黨主席的角色挑戰巨大，目前掌握國會黨團的立院黨團總召，必須與黨主席相互尊重、充分溝通，否則恐兩敗俱傷。

回到民主政治一人一票、每票等值的根本，及法規範位階之思維，黨意與民意之間，愈接近、落差愈小者，愈有在各級公職選舉獲勝的可能性；更何況今天的國民黨，不論是黨內權力配置或是實務運作，事實上已非剛性外造政黨，卻仍保留了傳統由黨員直選主席的封閉投票方式，候選人若無軍系背景則大吃悶虧，豈可視而不見？在各級公職選舉乃至總統大選，選民結構當然非此黨員結構呈現的比例，有何應對之策？國民黨已到非理性面對不可的時刻了！

隨著網路時代發展，掌握網路話語權者得選票，但網路聲量不見得等於能力，攻擊戰力也不等於作為能力。馬上打天下者，未必能馬上治天下，觀諸民進黨的困境可知。此次國民黨主席選舉，少見對招募年輕人注入新血、政黨短中長程的理念及具體做法，卻像總統選舉一般大談兩岸。兩岸關係的敏感神經，如何從雲端拉下、轉換為未來公職選票，是對鄭麗文的莫大考驗。

另外，馬執政時代遭大力挑戰的服貿、貨貿等問題，於今應如何解決？如何整合黨內各方勢力，走出最大公約數的路線？未來如何與民眾黨合作繼續取得國會多數，掌握立法優勢？在在均需縝密的策略與包容之大度方可成事。網路ＡＩ時代，不止打選戰，不止黨內、社會、經貿、文化治理，身為最大反對黨的主席的鄭麗文，都準備好了嗎？

在當前台海兵凶戰危的局勢下，國人對兩岸和平的呼聲日益強烈，連一向主張抗中反中的賴清德總統，在近期的講話中也減少激化兩岸緊張的言論，甚至宣稱願與對岸對話。然而不管台灣是否願意，想與中共當局恢復對話就必須面對「一個中國」；毫無交集的結果，就是民進黨執政九年多來的兩岸僵局，還讓國防預算屢創新高。

九二共識的「創造性模糊」在過往確實行之有效，但這個「和陸良方」近十年來在民進黨惡意「抹紅」下，被台灣多數民眾排斥。如何讓藍營同溫層以外的國人重新理解、接受九二共識及國民黨的兩岸路線，是鄭麗文上任後的當務之急。

然而國民黨內竟有一些聲音附和綠營的抹紅，將鄭麗文的兩岸路線貼上「紅統」標籤，如此親痛仇快的言論實在令人難以苟同。縱觀我國法規，中央政府遷台後歷經七次修憲，憲法增修條文前言明示「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第十一條將中華民國固有疆域分為「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兩岸條例第二條第二款將大陸地區定義為「台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兩岸條例施行細則第二條亦規定大陸地區係「指中共控制之地區」。

由此觀之，鄭麗文的兩岸主張完全符合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與精神，並不存在所謂親中或紅統的問題。鄭麗文依憲法主張自己是中國人，堅持以九二共識為基礎與中共當局交流對話、追求兩岸和平，何錯之有？鄭麗文的「和陸」路線，不僅符合憲法及國民黨黨綱，更是解決當前兩岸僵局、降低台海衝突的必要之舉。國民黨內質疑鄭麗文紅統立場的部分人士，難不成是跟主張「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的賴清德總統站在同一條船上嗎？

面對綠營一貫的抹紅認知作戰，若不設法改變台灣的輿論環境，國共對話勢必讓國民黨再陷失分泥沼。在兩岸走向戰爭或和平的關鍵時刻，國民黨不該拿香跟拜民進黨的兩岸路線，而應團結一致捍衛新任主席的主張，積極向國人闡明抗中路線的弊病與危害，並凝聚台灣主流民意，讓「和陸」取代抗中成為主流民意，才可能讓民眾黨及其支持者情願接受「藍白合」，為二○二八年政黨輪替打下堅實基礎。

編按：諾貝爾獎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於十月十八日辭世，享嵩壽一○三歲。《楊振寧傳：規範與對稱之美》的作者江才健發表悼文，表達他對大師的敬佩，並追憶他與楊振寧四十年的交往情誼及他與楊振寧百歲時之「最後一會」。（該文原載於中國科學報，經作者授權刊登）/blockquote>

得知楊振寧教授去世的消息，雖有預期卻依然難免傷感。回溯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與他初次見面，至今已有四十多年。後來，我同他有許多來往，特別是在一九九八年開始寫楊振寧的傳記後，與他有了更深入的接觸。我探索楊振寧在物理科學上劃時代的不朽貢獻，在寫傳記前後，更在諸多日常生活閒談中，深深領略他出於一種真實、誠摯本性的為人處世態度，令我感佩。

上次見到楊振寧，是二○二二年七月廿四日。那年是他的百歲誕辰，我與他約著在其北京清華大學校園的家中面談了三個小時。後來我寫了一篇短文〈百歲楊振寧的小院子〉，並公開發表。

自一九八五年我與楊振寧初見後，我們又見過無數次。二○二二年五月，我受邀到南京出席吳健雄誕辰一一○周年紀念會，東南大學希望我請楊振寧發一個他談吳健雄的視頻。聯絡後，他送來一篇兩百多字的短文，要我替他宣讀。近年因為他年事已高，我並不常給他發郵件，他的回信也多是簡短幾字。此行我隔離在廈門酒店，曾給他發郵件，提到初到他童年待過的廈門，提到他寫的《父親與我》的結尾說參加香港回歸，有「國恥盡雪歡慶日，家祭勿忘□乃翁」的感慨，說想起當年香港回歸種種，感觸深刻，也說會到北京去探望他。令我意外的是，這次楊振寧給我回了較長的一封信，「I wish I could also be in 廈門和南京」（我希望也可以到廈門和南京）。

七月初我到了北京，聽說他在醫院，不允許探視，不由想起三年前在北京同他見面的情形。那回他精神很好，因為翁帆姊姊和女兒在北京家中，只有我們倆人到清華園招待甲所餐廳的小包間裡吃飯。他談興甚高，一個多小時吃飯說話，毫無倦意，還自己走到前台結帳。在甲所門口，他看到來與我會面的清華大學教授劉鈍，便拉著他這位老朋友一起照相。之後我和劉鈍扶他走上汽車，他居然對我說，「江才健，你不要扶著我的手，要讓我扶著你，你看那老佛爺就是如此。」我和劉鈍就像扶老佛爺般地把他送上了汽車。

這次說了要來看望，所以在得知楊振寧回家後便同他聯絡，他立即約定了時間。坦白說，七月廿四日見他前，我是有點擔心的，一百歲的年紀，還在醫院住了好一段時間，真不知道狀況如何。那天，走入楊振寧住家小樓的客廳，我看見他靠牆坐在一張椅子裡，露出開心的笑容並向我揮手，精神挺好，看著真讓人開心。剛坐下來翁帆問我喝茶嗎，我說熱水，而坐在椅子裡的楊先生居然問我要不要可樂。我嚇了一跳，問翁帆：「楊先生喝可樂？」翁帆有點靦腆，笑著說：「偶爾喝半杯。」哈，這倒真是讓人放心。

多年來同楊振寧見面談話，他的說話總是以「江才健，你知不知道某人某事如何如何」開始，他提的人和事雖然有科學學術中的，但也有其他文化、藝術、社會甚至是政治的事，可見他興趣廣泛。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記憶力，許多事他都鉅細靡遺，記憶完整清晰。這次談話也不例外，同樣由他牽頭提出一些人與事，有些是我熟悉的，有些我只是略有耳聞。這場談話持續了三小時。後來有朋友問我是否與他談學論識，講一些科學問題。事實上，他的物理學術我無從置喙，我們多是閒話家常，偶爾說一些小「八卦」。

這就是楊振寧看似嚴肅面容下真實、隨性的個性，尤其是面對如我這樣熟悉、親近的友人，他總是性之所至，無話不談。這回去的是楊振寧在清華校園中的小樓，是廿年前他決定回來時，清華大學特別在校園中蓋的「大師邸」。這樣的小樓一共蓋了三棟，另外兩棟中一棟是世界力學權威林家翹的，還有一棟後來由國際電腦領域翹楚姚期智居住。二○一三年，林家翹過世後，小樓空置了一段時間後，由數學家丘成桐居住。

上世紀九○年代末，這三棟上下兩層、有個小院子的小樓初落成，比起當時清華校園的一般教師宿舍當然算是不錯的，但是以目前北京一般的標準，也不算過於特別。楊振寧住家沒有大客廳，由車庫邊門走入，過一個小走道，右手就是一個長條形的客廳，大約五米寬、十餘米長，客廳沙發與小几都很普通，像楊振寧一樣的不講究。客廳中段是五扇落地玻璃門，玻璃門外是一個小院子。廿年前，有一次楊振寧曾經帶我入內看了一下，那時他還沒有在這裡長住，因為太太杜致禮還在生病治療，因此小院中花木混雜，牆邊的一排竹子也沒精打采。

我坐在楊振寧的左手邊，面對長條客廳尾端的方向，他面對著玻璃門外的小院子。我這回仔細看了小院，發現院中花木錯落有致，顯出一種從容的逸趣。當年楊振寧初回清華，面對園中竹子，還有要效法王陽明窮格竹子道理之言，也引發過一些議論，而現在竹子依然倚牆而生，只不知他的格竹之理，有何新悟。

那天我們談了許多人與事，人有文學家、藝術家、老朋友、新友人，事則涉學術、歷史、人生、婚姻，雖不是上下五千年，總還是紅塵多少事。談話中楊振寧說：「人生是很奇妙的。」這句話出自如此一位慧性過人的百歲智者，自是意義不同。我們談的興致很高。翁帆來來去去，偶然坐下插上一兩句話，看她神清氣爽，早不是廿多年前那個稚氣未脫的學生，眼神談話中顯出的成熟自在，確實不凡。

在這次仲夏午後的會面中，楊振寧於我而言不只是一個老朋友，更是科學與歷史上一個難得的傳奇。偶得此緣，確屬幸遇。

那天楊振寧談話興致很高，我們從下午四點談到七點，之後他還提議到清華甲所吃晚飯，因為太太翁帆提醒他那天是星期天，沒有包間，方才作罷。但是他在我帶去的《百年科學往事：楊振寧訪談錄》的扉頁上寫下：「才健，今天長談很高興，請明年再來。」

第二年的七月，我確實又到了北京，但沒再跟楊振寧聯絡，因為那一年間，我從他十分親近的得意門生，也是我多年老友的趙午處得知楊振寧那時基本上已不與外人接觸。那時，我便意識到，二○二二年的相會，恐是最後一面。

楊振寧在物理科學上的不朽貢獻，近年愈來愈得到更廣泛的關注。雖然他最重要的科學工作是在廿世紀完成的，但是跨入廿一世紀的廿五年生命歷程中，他依然給世界物理科學帶來了深遠影響。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二○一五年他在新加坡「楊-密爾斯規範場論六十年」會議上發表的《物理學的未來 重新思考》。他對於過去五十多年物理科學的進展，坦率提出評價與展望。與他惺惺相惜，公認在廿世紀物理科學上有極重要貢獻的弗裡曼．戴森（Freeman Dyson）評價楊振寧是廿世紀承續愛因斯坦、狄拉克以降，同樣以優美數學風格展現出宇宙認知物理工作的偉大科學家。楊振寧這篇對於物理科學評價與展望的文章，毫無疑問，將會是物理科學中不朽的歷史文獻。

楊振寧除了在物理科學上的偉大貢獻外，他對於民族文化的信心以及對於民族文化的感情也令人欽仰。二○○三年，楊振寧從生活近六十年的美國回到中國長居，自許為「東籬歸根翁」。廿多年來，他給中國的科學發展、學術教育以及社會文化都帶來了極大的影響。事實上，楊振寧很早就表示，自己獲得諾貝爾獎的最大成就是幫助改變了中國人自覺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對於楊振寧給中國社會文化帶來的影響，近年討論甚多。二○二一年出版的《百年科學往事：楊振寧訪談錄》，是一本有相當重要意義的書籍。這本訪談錄是二○一六年到一九年八次訪談的輯集，範圍涵蓋甚廣，除了一些比較專業的內容外，楊振寧沒有虛矯措辭，直言不諱地說出了對於自己在學術工作上的一些感受。其中還有他對認識的學術人物的直率評價，以及對於一些科學家為人處世的欣賞或不欣賞。

《百年科學往事：楊振寧訪談錄》是楊振寧近百歲之齡的談話輯錄。他說出如此直白的評論，是中國學術界「大佬」很少做的事，這在中國社會其實並不容易，因為除了做科學的人對於自我多有一種全然正面的認定，社會一般也頗有這種看法。楊振寧的談話，反映出他認為科學家也是人，不可能避免任何一個人都會有的人性特質。

楊振寧一向不避諱自己在科學工作中的主觀好惡，他自己是諾貝爾獎得主，卻不鼓勵社會過分看重諾貝爾獎的價值，也不全然摒斥一些科學家成名後追求科學之外的玄想。訪談中他曾說「科學會有世俗的成功，但永遠追不上自然的複雜」。這與愛因斯坦所說的「我只知道兩個事情是無限的，一個是宇宙，另一個是人類的愚昧，我對前一個還不能確定」，似有前後呼應之勢。

前些年在一個不特別顯眼的場合，我注意到楊振寧說起自己的生死，他說其實一個人的生命也不是那樣重要。但是，對於像他這樣一個給人類科學帶來如此深遠貢獻生命的逝去，還是令人傷懷的。

輝達有意在北士科園區設立先進研發與運算基地，市場與政界皆高度關注。對台北市而言，這不僅是一項投資計畫，更是城市治理、土地政策與國際資本如何在地化的關鍵考驗。它觸及的核心問題不在招商速度，而在治理智慧；考驗政府如何在吸引國際企業與維護公共利益之間，取得穩健而透明的平衡。

輝達案凸顯了全球資本流動下的城市競爭格局，外資的進入確實可帶來技術溢出與就業效益，甚至提升整體產業鏈的附加價值。然在都市土地稀缺的情況下，政府若過度讓渡公共資源以交換投資意願，反而可能造成「租值化」現象，亦即資本獲取土地增值的剩餘權益，而城市卻失去長期治理的自主性。這就是經濟政治學的「剩餘財產權」分配問題—當制度設計未能事先界定公共與私人之界線時，利益最終將由談判權較強的一方取得。

北士科園區是台北市產業升級的重要布局，自都市計畫改制以來，市府期望藉由智慧製造、ＡＩ與半導體聚落帶動新一輪經濟動能。然當國際企業進駐時，也同時帶來外部性挑戰，包括土地價格與租金上升、交通壓力增加、居民居住權受擠壓等。城市治理的核心不在於招商的「量」，而在於公共利益的「質」。政府應確保開發過程中的透明性、可監督性與在地回饋機制，避免重蹈過去開發案「公共資源私用化」的覆轍。

輝達案也象徵「新型治理模式」的試煉，面對全球化資本，地方政府不再只是招商的推銷者，而應成為談判規則的設計者。招商條件應明確列出在地研發比重、人才培育、供應鏈連結與永續承諾。例如，可以要求企業投入一定比例的研發經費投入與本地大學合作，或建立共享實驗資源平台，讓國際投資真正成為地方創新的催化器，而非單純的資本占位。

再者，城市治理的韌性還取決於制度化的公共審議，輝達案涉及的土地屬性、開發權移轉與環境影響評估，皆應公開透明，讓社區與專業團體得以參與。當代治理已不再是「政府主導–企業跟隨」的單線結構，而應是「政府–企業–市民」三方共治的網路。唯有如此，外資進駐才可能兼顧經濟效益與社會正義。

更長遠地看，輝達案應被視為測試「國際資本與地方自主」的試金石。全球ＡＩ產業正快速重組，各國競相爭取供應鏈環節，但在地城市若忽略自身的長期策略，極易陷入「追資本而失治理」的困境。北市若能藉此建立透明談判規範、公開資訊平台與永續產業導向，則未來不僅能吸引更多外資，也能以制度化解疑慮。

招商從來不是競價，而是治理的藝術。輝達若落腳北士科，將成為台北轉型的新起點；但若缺乏制度保障與公共監督，也可能成為下一個城市不平等的源頭。政府要以開放的姿態引進國際資本，更要以堅實的制度確保公共利益。唯有如此，北士科的故事才不只是個投資新聞，而能成為城市治理成熟的象徵。

王俊凱在演講中提到外公是位漁夫，無論風浪多大，總能在黎明前帶回生活的希望。這份「無懼」精神深深影響了他，也成為創業路上的信念。從區塊鏈溯源到全球穩定幣支付，他將理想化為行動。從哈佛ＯＰＭ課堂到納斯達克鐘樓，他帶著台灣精神走向世界，證明勇氣與信念能穿越市場巨浪。

這次上市不同於一般首次公開募股（ＩＰＯ），奧丁丁採用「直接掛牌」方式，不發行新股、不募資，而是讓現有股東股份直接公開交易。這象徵公司財務穩健、治理透明，也展現高度市場信任。OBOOK Holdings Inc.以每股十美元開盤，盤中最高達九十美元，最終收於五十五點五五美元，上漲逾百分之四五○，市值約四十九億美元，創下台灣新創在國際資本市場的紀錄。

這場成功並非投機，而是信任與制度的勝利。OwlTing旗下OwlPay平台以「合法合規」為核心，取得美國卅七州ＭＴＬ支付執照、歐盟與日本支付牌照，構建跨國營運體系。其穩定幣支付技術能在法規框架下穩定運作，使「去中心化」與「信任監管」並存。從旅宿平台到金融基建，奧丁丁不只是技術創新者，更是制度參與者。

我與王俊凱在波士頓大學研究所相識，見證他從草創期的困境，到疫情下轉型，再到登上華爾街。每次面對市場挑戰，他都以前瞻思維調整。當市場由投機轉向法遵，他果斷帶領團隊轉型至全球支付基建。這種決斷與韌性，是創業家精神的最佳詮釋。他常說：「創業不是找題材，而是找答案。」唯有持續學習與修正，企業才能走得更遠。

真正讓奧丁丁脫穎而出的，不只是技術與策略，而是其背後的價值觀。在資本市場追逐短期報酬的年代，王俊凱提醒世人，經營者的任務不應只是獲利，而是創造長遠價值與社會影響力。他照顧重病員工家庭，長期資助偏鄉學童教育，讓企業成為社會的穩定力量。這樣的領導展現誠信與共好，也呈現他對「永續」的理解—企業若能讓他人生活變得更好，才是真正的成功。

奧丁丁以行動證明，永續與社會責任不是成本，而是競爭力的根基。當市場崇尚短期成功時，他選擇堅持誠信；當外界關注估值時，他關心的是價值。這樣的思維，讓奧丁丁成為台灣新創的國際典範。

王俊凱曾說：「我們的人生有許多包含『金錢』的重大決定，每一次我們都該權衡輕重、多方面參考，也盡可能避掉自己的盲點與不必要的執著。然而有些東西是初衷，也是必要的堅持…」這段話不僅道出他的人生哲學，也展現現代企業應有的態度—在不確定與利益之間，仍要守住初心與道德界線。

從八斗子的海風到華爾街的鐘聲，這是一場以勇氣起航、以信任落地的旅程。奧丁丁的成功提醒我們，企業的力量不在於股價，而在於能否為世界帶來更公平、更永續的未來。真正的經營者，不只追求盈利，更追求影響；不只創造財富，更創造意義。當台灣企業以這樣的價值觀走向國際，我們看見的，不只是距離的跨越，而是價值的昇華。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教授兼永續創新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