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蔡英文的「想想論壇」重出江湖，對焦再生能源。她親自推銷專題，疾呼「應理性務實，避免以政治影響再生能源發展」。巧的是，綠能外商因台海風險決定賣案退場，雲豹能源立馬順勢表態接盤。敏感網民驚覺：這是「高端法說會」再版嗎？

網友尊稱蔡英文「綠能開山媽祖」。她金口開示，「涉貪個案不能否定能源轉型」，引來外界諸多「想想」。從台南八八槍擊案、到小英男孩等深層貪腐，到光電板破壞山海水庫的國土慘案，網民問她：「還有多少個案？」還有人提出多次大停電，連台積電都得減電救台灣，請她釋疑「核能歸零」算務實理性嗎？

台海情勢惡化，多家美國智庫撰文直指台灣綠能轉型不佳，能源有危機，基於國安必須助台重啟核能。相比之下，綠能媽祖開示隻字不提現實困境和解方，直如綠能業者的公關文宣。

弔詭的是，綠能外商懼戰退場，綠企雲豹卻積極接盤，聲稱將結合壽險等金融業者。一手收購外商案場作大市佔，另一手經營綠電資產管理。從供電到賣電再到金流平台，這算盤打得精明，也發揚綠能媽祖能源轉型理念。

李遠哲曾與小英談減碳政策不當，她答「2024年後不是我的事」。怎料，她如今意猶未盡，高談能源政策為自己辯護。看不出有心化解危機，卻見「造市」斧痕。

副總統蕭美琴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專訪，提到我國已承諾在美投資晶片產業，除了台積電，還包括其「半導體生態系」。此一「生態系」外移的說法，較副閣揆鄭麗君所提在美打造「類科學園區」又更進一步，不僅把台積電變「美積電」，甚至把整個產業鏈都拱手送走。更令人不安的是，國發會主委葉俊顯被問到此事，竟稱他也是看到報導才得知，國發會並未直接參與。

基於地緣政治及關稅戰的雙重壓力，台積電因「懷璧其罪」被迫擴大赴美投資，是不得不然。但令人不解的是，賴政府未能利用台積電擴大赴美投資為台灣爭取到任何有利籌碼，竟然要把整個「生態系」、「類科學園區」雙手奉送給美國，這難道不是在對台灣的產業「掘根」？民進黨口口聲聲「抗中保台」，外界看到的卻只有「抗中」及「跪美」，哪裡有心思「保台」？

賴政府或許會辯稱，整個台積電生態系外移美國，是為了換取美國的廿％對等關稅調降，以減緩對國內產業的整體衝擊。問題是，賴政府精確盤算過「半導體生態系外移」交換「關稅下修」的利弊得失嗎？如果整個生態系外移，卻只換得五趴的關稅下降，恐怕是得不償失的交易。最近，許多傳統產業已經感到不支，不少工業區傳出廠辦和商辦退場出售的消息。當企業主已經心灰意冷看破前景，歹戲拖棚的對美關稅就算稍稍降個幾趴，能挽回經營者的心嗎？

最令人錯愕的是，整個對美談判的策略擬訂，不論是「類科學園區」赴美或「台積電生態系外移」，皆由賴政府少數高層人士主導，國發會、經濟部等經建部門的參與卻幾乎全被排除，體制角色也絲毫不受重視。事實上，在今年八月內閣改組之前，企業界出身的前經濟部長郭智輝和前國發會主委劉鏡清即很少受到相關的政策諮詢，以致其發言經常顯得狀況外。可見，賴政府根本無意藉他們來拉近與實務界的距離，只是把他們當成擺設樣板。

如今，新的國發會主委葉俊顯面對蕭美琴的「台積電生態系」赴美之說，竟囁嚅稱自己是「見報得知」，事前並不知情。他還稱國發會只是「幕僚單位」，一副無處置喙的模樣；立委要求他就此事提出影響評估，他則答稱要三個月。身為國家經建部門的領航者，葉俊顯如此卑微、如此自我退縮、又如此龜速，人們還能期待國發會為國家經建發展提供指引嗎？

試想，要將以台積電為首的半導體生態系整個移植美國，這是何等的大事；而我們的國發會卻毫不知情，這又顯示賴政府決策是奇怪的寡頭運作模式。如果只是少數幾個高層決策者，如賴清德、蕭美琴、卓榮泰、鄭麗君等人就可以關起門來作出這樣的重大決定（這群人基本上都是經濟門外漢），不需要對外徵詢意見，甚至不需要經建部門進行相關評估，大家不覺得這是很魯莽、也很危險的決策嗎？賴政府極盡全力討好川普政府，不怕把台灣經濟的根本都一起斷送嗎？

最大的癥結是，在整個美台關稅談判過程中，賴政府始終秘而不宣，完全是蓋著黑布進行。當年的ECFA被民進黨指為「黑箱」，台美關稅談判則是十倍的黑箱；甚至為了討好美國，要把台灣「護國神山」整個產業鏈打包移植到美國。這種異想天開的決策，如果稱得上「愛台」，還有什麼能叫做「賣台」。葉俊顯厚顏辯稱，半導體生態系只是「複製」到美國，而不是「外移」。是嗎？在資金和人才出走後，被挖空的產業，台灣經濟的根還剩什麼？

高市是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晉三的死忠追隨者，因此各界預期高市將繼續推動「安倍經濟學」，也就是著名的「三支箭」政策，包括擴張財政支出，放鬆貨幣政策，以及治理改革。因此在財政上，高市顯然將會偏向「鴿派」，為追求經濟成長而不惜繼續實施赤字預算。

過去30年來日本政府曾一再實施產業政策補貼，擴大公共工程，希望能夠擺脫通貨緊縮深淵，但往往都以失敗告終。高市在選戰時承諾她將雙管齊下，難怪日本公債殖利率持續上揚。

在貨幣政策上，高市的立場則與川普如出一轍。川普之前形容遲遲不肯降息的Fed主席鮑爾是「強驢」，高市也批評一再升息的日銀總裁植田和男是「馬鹿」，意圖阻止日銀繼續進行貨幣政策正常化。

高市的政治實力雖不及川普，但從她當上自民黨黨魁之後日股隨即大漲，日圓應聲重貶，顯示市場對她的寬鬆立場高度期待。

高市若一心要推動「安倍經濟學2.0」，最大的問題在於目前她所面對的日本政治及經濟情勢，與2012年安倍出任自民黨魁相比已是時移勢易。首先，高市的政治處境比安倍當時要弱得多。當時自民黨雖是反對黨，但執政的日本民主黨則是敗象已露，之後的國會選舉中自民黨大獲全勝，顯示民眾賦予安倍強有力的改革使命，使他能夠從容推行新政。

反觀此刻，自民黨的情勢可謂風雨飄搖，在眾議院及參議院均未過半。現在高市雖勉力贏得眾院過半席次的支持，但可能很難推動大開大闔的政策。

在經濟方面，則差別更大。安倍主政時日本最嚴重的困境仍是通貨緊縮，股市與房地產價格都遭到嚴重低估；日圓對美元匯率更一度飆升到1美元兌77日圓，嚴重打擊出口，並加重物價下跌壓力，因此各界歡迎安倍的三箭。但現在日本經濟已恢復成長，企業獲利達到歷史高點，失業接近歷史低點，股市一片紅火，日圓更是貶到150低位；民眾最擔憂的是通膨升高，尤其是日常生活成本上升。因此寬鬆貨幣政策顯然已不合時宜，高市反而應該支持日銀穩步升息，使日圓能夠升值，以降低通膨壓力。

在財政政策上，高市就算有心擴大支出，但由於財政緊絀，高市很難有大膽的動作。何況以往經驗顯示，這種政策很難刺激經濟成長，卻會使政府負債不斷累積。日本政府負債總額高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兩倍，而且目前10年期公債殖利率已從之前的負數，上升到1.7%左右，償債成本更高，擴大公共支出只會使財政更加惡化。

高市在2021年的黨魁選戰中，曾提出「早苗經濟學（Sanaeconomics）」的願景，以促進經濟成長為目標；2024年再度競選時，更抨擊日銀升息，並倡議擴張財政支出，因而使一些人把她跟英國只做了44天的前首相特拉斯相提並論。所幸她去年敗選後，政策立場已轉趨溫和，聚焦於日常生活問題，主張租稅抵減，提高低收入者的所得稅起徵門檻，並強調政府支出必須負責任。

高市當前面對諸多挑戰，包括重新凝聚分崩離析的自民黨，解決選民對通膨升高的不滿，採取適當的移民政策，以及在人工智慧時代日本經濟將展現何種風貌；而最艱鉅者，當屬如何處理好與美國之間難以掌控的關係。

高市真正需要的，並非「火箭砲」式的安倍經濟學2.0，而是需要一支擺對位置的箭，也就是一套目標正確且能順利推動的治理改革政策，來落實安倍的未竟之功。

為什麼這群收入豐厚、事業有成、理應更珍惜羽毛的公眾人物，會願意冒著身敗名裂的風險，前仆後繼地投入這場騙局？答案在於，在他們的價值排序中，「服役」所代表的時間成本與機會成本，遠高於國家大義。這起案件，不再是過去個體戶式的投機取巧，而是一種「有辦法的誰還去當兵？」的集體潛規則。這種「特權豁免」的思維，才是腐蝕兵役制度的真正癌細胞。當菁英階層公然將服役視為「愚蠢」的選擇時，制度再嚴謹，也防堵不了人心的鄙夷。

整個「閃兵產業鏈」的運作，絕非僅靠藝人與「槍手」就能完成。從最初的諮詢、造假教學、到最終複檢數據的採信，必然有醫療專業人士的「指導」或「放水」。國防部長顧立雄的回應，是與三軍總醫院「研討」，這本身就隱含了一個殘酷的現實：連本應是軍方最信賴的醫療堡壘，其程序都可能已被滲透。這已非單純的行政疏失，而是醫療專業倫理的集體背叛。當醫師的專業判斷，可以被金錢或人情所收買，用以欺騙國家時，其嚴重性，遠超過藝人的個人失德。

防範此類弊案的挑戰，在於我們的法律長期專注於懲罰「個體」，卻疏於防範「組織性」的精密詐欺。現行的妨害兵役治罪條例，對於單一行為人已有規範，但對於這種由掮客、槍手、甚至醫療人員所組成的「共犯結構」，其查緝與定罪的難度極高。

此外，制度設計過度依賴「書面審查」與「單次檢測」，缺乏對「人」的真實性驗證，才讓「槍手代掛儀器」這種荒謬的劇本得以成真。顧立雄部長所提的「住院廿四小時檢測」，正是試圖從「信任」的基礎，轉向「驗證」的基礎，這是一次遲到、但絕對必要的制度修正。

這場演藝圈的「閃兵」風暴，是台灣社會的一堂恥辱課。它所暴露的，是價值觀的扭曲、專業倫理的沉淪，與國家治理的怠惰。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修補制度的漏洞，更是一場徹底的價值觀重整，讓「依法服役」重新成為一項無可妥協的光榮，而非一場可用金錢收買的交易。

鄭麗文當選國民黨主席，應當是賴向在野黨遞上橄欖枝的絕佳機會，可惜僅送來一盆未署機關與職稱的「高票當選」花籃，也沒有致電恭賀。賴又在僑委會議致詞時以舉例方式形容稱，不可能因為接受侵略者的條件，如接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原則等，就有辦法得到和平。賴清德此一說法，將九二共識與「接受侵略者的條件」畫上等號，繼續操弄抗中保台、抹紅在野黨，只會加劇兩岸關係繼續惡化。

展望未來，賴清德將繼續高舉抗中保台、零和對撞的兩岸政策，將親中、投共、賣台連結在一起，即使鄭麗文重提九二共識，主張兩岸對話、和平、維持往來，也會被貼上紅色標籤。將抗中簡化為對大陸人民的仇恨、對中國文化或語言的排斥，及對任何涉及大陸的事物極度反感。這種政治操作只會使台灣社會繼續產生強烈的身分焦慮，陷入標籤他者、排除異己的「抗中」漩渦。

美國知名智庫蘭德公司近日發布報告指出，呼籲華府在履行對台灣承諾之際，也能利用其影響力確保台灣的行動，且不加劇與中國大陸的緊張關係、破壞兩岸安定。儘管大陸對台軍事活動和言論增加兩岸緊張局勢，但該智庫作者們認為「台灣政治領袖的活動也是如此」，並舉例賴總統多次對大陸發表強硬言論，招致對方強硬回應。

又據日本經濟新聞近日報導，台灣近年來接觸多國，亟欲簽署ＦＴＡ，卻都遭到貿易夥伴的「冷處理」和已讀不回，就連已結束諮商、只待簽署的加拿大，都遭延宕半年，令人憂心未來前景。另一個重大的經貿戰場就是「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ＣＰＴＰＰ）。雖然我國經濟體質比一些成員國都夠格加入，兩岸問題卻卡住了台灣加入。

回顧馬政府主政時期，因有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使兩岸關係和緩，在北京默許下，我方和新加坡、紐西蘭簽署了ＦＴＡ。二○一○年「馬蔡辯論」兩岸ＥＣＦＡ，馬英九主張要「從大陸走向世界」，蔡英文卻堅持「由世界走入中國」；如今誰是誰非，答案已經明朗。二○一六年蔡英文主政後兩岸僵局加劇，ＥＣＦＡ也日益衰退，台灣既無力從大陸走向世界，亦難由世界走入中國。

蘭德公司與日經的報導皆揭示，若兩岸關係無法好轉，即便目前台灣資通訊業和股市一片榮景，亦極可能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若賴執意不改善兩岸關係，繼續毫無理性的抗中，恐讓台灣存活在大國予取予求的死胡同中。

維新會借鑑泰國前進黨的做法，只合作不入閣。表面保持在野獨立，實際以「政策協定」參與執政運作，策略看似靈活卻脆弱。高市為確保政權運作，將技術性任命維新會遠藤敬為首相輔佐官；雖非大臣職位，但能深入決策核心並保持監督與距離，是「不入閣而入局」的權力精算。

維新會的崛起，源於大阪與東京的結構性失衡。關西長期經濟停滯、地方財政困頓，猶如日版「城市鐵鏽帶」，反射對中央集權下資源配置失衡的不滿。削弱東京制霸、重塑地方自治的「大阪副都」構想為其一貫訴求；與高市合作除為「壯大大阪」踏出一大步，更是權力版圖的翻修。

這也是派閥權力的再平衡。自民黨內對結盟意見分歧，部分保守派視為「變節」，擔憂維新會乘機滲透，削弱自民黨的主導權；維新會亦有裂縫，務實派希藉此躋身中央，激進派則警惕被收編而失去反體制形象，「太靠近自民，維新就不再是維新」。

「閣外協力」的新實驗，表面穩定，內裡暗潮。既是修憲與防衛升級的共識平台，也是地方分權與政治改革的鬥爭場域。維新會力主削減國會議席、改革比例代表制，將削弱中小黨勢力而挑動政黨敏感神經；公明黨等或將全面反彈，一旦成真將成為日本政治板塊分水嶺。

現今永田町（日本國會、首相官邸所在地）的姿態像是「高市需要梯子，維新會需要平台」。穩定政權和藉資源擴張版圖，雙方同床異夢；兩者相互依存又彼此戒懼，埋下走向未來的不確定性，使得底色並不浪漫。自民黨長年在公明黨承擔「外交剎車盤」角色下，以平衡強硬派；如今維新會取而代之，方向將右轉。其主張將釣魚台列嶼爭議提交國際法庭、強硬抗中且修憲立場激進。若真成為國策，日本在東亞的戰略定位恐將根本轉變。

高市早苗秉承安倍晉三「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的安全觀、深化日台同盟與「非紅色供應鏈」主張，在半導體、能源、ＡＩ等領域，與台灣或將更緊密合作。此政策有兩層意涵，外交偏向「防衛性同盟」，若台海情勢升溫，日本可能將更加主動介入；在經濟與供應鏈安全上，將台灣定位為抗中的可信夥伴。這對台灣是機遇亦是挑戰，但在複雜的中日台三邊戰略中能否平衡，仍為未知數。

高市政權的穩定，將取決於她能否在保守與改革、中央與地方、區域穩定與激化之間找到一條可行的中線。否則，這場「閣外合作」終將成為「閣內的陰影」，在日本政治史留下又一次短暫的政權幻影。

日治時期為在台灣發展糖業，總督府設立的「甘蔗原料採取區制度」，使糖廠壟斷收購、農民喪失議價權，形成典型的「買方壟斷」。糖業機械化雖提高生產效率，但利潤流向資本方與政府，農民所得並未同步提升。因此，民間甚至流傳著「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的俗諺。這種「資本偏向型成長」的現象，直到現在仍深刻影響台灣農民所得，也就是農民努力耕作，卻難分享利潤。

時至今日，我國農糧產業在產地交易或契作生產關係，買方仍常在價格決定與收購條件上處於主導地位，農民在議價與交易條件上的劣勢仍屬現實挑戰。農民雖非殖民時代的契作蔗農，卻仍面臨資訊不對稱與報酬偏低的現實，農家所得僅非農家所得的八成。政府長期偏重生產補貼與價格穩定，卻忽略了市場結構與交易制度的改革，使「高產量、低所得」的矛盾未曾真正消失。

歷史教訓在於若缺乏公平制度，現代化將淪為新型剝削。未來應建立契作透明平台，推動分潤制度，讓農民與營運主體共享報酬並共同承擔市場風險；同時，應強化農會、合作社與農企業聯盟的功能，提高農民在市場交易或契作生產關係的議價能力。糖業時代的錯誤在於產量與價格皆受制於資方，今日農業必須走向高附加價值與市場共創，以產品差異化及市場區隔，創造市場利基的競爭優勢，取代單純的量產。

此外，政策焦點也應從鼓勵產出轉向支持合作與創新，讓農民不只是勞動者，而是產業的共同經營者。再者，氣候變遷、地緣政治與國際糧價波動等不同變因也提醒著我們，出口導向與依賴單一產業都極具風險。台灣農業應建立內外銷兼顧的多層市場體系，讓糧食安全與農業韌性成為新時代的農政核心。

百年前，二林蔗農要求「公開價格、共同過磅、透明契約」；百年後，這些呼聲仍是公平交易核心精神。糖業的歷史告訴我們：農業的永續，不應只是產量問題，更是制度正義問題。唯有讓農民在價值鏈中擁有應得的分量，台灣農業的未來才可能真正甜蜜。

於裝病逃兵之場合，會涉及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二款，即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以不正方法變更體位罪，而因此等變更體位，亦可能涉及刑法第二一○條，即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偽造文書罪。惟因行為單一，故最終僅能從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四條之一罪來論處。

此外，如此罪名，除檢察官可為緩起訴外，就算起訴，過去也幾乎都判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且法院也會同時宣告得以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來易科罰金，總讓人有花錢了事之感。又，依兵役法第三條第一項，我國除役年齡為卅六歲，這也代表即便被發現逃避兵役，只要超過卅六歲，亦毋庸再服兵役，就更注定以金錢換自由之結果，致使司法天平嚴重傾斜。

故為避免刑事司法淪為有錢有勢閃兵者之保護傘，對於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以最重本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而得易科罰金之規定，似有修法將之降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必要性。惟此乃涉及刑法架構之更動，非僅能以某一犯罪類型為考量，就難於短時間修正，致必須依賴司法者於具體個案來調整。

換言之，在妨害兵役的案件，即便法院要判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就不應一律宣告得易科罰金。尤其是閃兵者，若已過除役年齡，就更不應給予得易科罰金之刑罰優待，否則，就會落實以金錢買自由之指摘。

而不宣告得易科罰金，也不代表閃兵者一定要入監服刑，因依據刑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受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者，法院仍可宣告二到五年的緩刑期間，且依同條第二項，亦得命其履行一定事項，如向公益團體為四十至二百四十小時的義務勞務。如此的判決，既符合再教育之目的，更能免於以金錢換自由之質疑，也能在實質上，達到與服兵役或替代役相等同之效果。

當然，防止閃兵，不能光靠刑法，更重要者，還是兵役制度的全盤檢視。如對於免役體位的標準，就必須隨時更新，不能過於寬鬆，特別是除役年齡，從原先的四十五歲，降到四十歲，再降到卅六歲，既與現今國人的健康狀況不符，亦讓人有可乘之機。故當務之急，或應先將除役年齡往上調升，以免使人有僥倖之心。同時，如何強化服兵役，不僅是應盡義務、更是無上榮耀之全民意識，亦應是國防部責無旁貸之責任。

為何藉「病」逃兵的情況在台灣演藝圈屢見不鮮？除了審核制度存在漏洞外，台灣社會與司法的高度寬容，恐怕也是這些人敢於鋌而走險的原因。在韓國，藝人若有逃兵紀錄，幾乎等同社會性死亡。韓流巨星劉承俊當年為躲避兵役加入美國籍，至今已被禁止入境韓國逾廿年，形同被永久驅逐。公眾毫不手軟地畫下道德界線。

反觀台灣，儘管「妨害兵役治罪條例」明訂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實務上卻多為拘役或二、三個月的輕判，甚至可易科罰金。如此「寬厚仁慈」，是否也在不知不覺中傳遞了一種縱容違法的訊息？

如果連韓國最紅男團BIGBANG的隊長權志龍都乖乖服完一年八個月的兵役，台灣這些名氣相對有限的藝人卻大膽閃兵，這問題究竟是出在個別藝人的道德失格，還是整體社會價值觀早已偏差？值得深思。

藝人身為文化產業的重要象徵，擁有豐富媒體資源與社會關注，自應展現公共責任與道德自覺。然而當這些人利用名氣、門路甚至金錢規避義務，卻又能輕鬆重返舞台，不只是對法治社會的嘲弄，更是對誠信的公然踐踏。文化的影響力從不止於娛樂，它同時承載著價值與榜樣。

如果我們選擇默許閃兵者繼續活躍於螢光幕前，實質上就是在對下一代說：「服從、誠實與責任，其實沒那麼重要。」

兵源不足已是國安隱憂，藝人閃兵的問題，絕非單一個人操守，而是整體社會防衛意志的破口。

這樣的藝人，還值得崇拜嗎？這樣的體制，還能撐多久？如果我們無法為這樣的行為畫下清晰的界線，最終受到傷害的，不只是公平正義，還包括我們對這個國家的信任與歸屬。

全球保育界巨擘珍．古德女士日前辭世，各界掀起一波對她的哀悼與懷念。她不僅是科學家、人類學家，更是教育家，尤以身為跨界保育實踐者與倡議者自許。

而其導師路易斯．李基尤獨具慧眼，培育了「靈長類研究三傑」且均為女性─珍．古德、黛安．佛西以及碧露蒂．高蒂卡絲，她們長年投入非洲叢林與亞洲熱帶雨林，進行黑猩猩、大地猩猩以及紅毛猩猩的研究。而李基教授也覺察出女性之特質：堅毅、熱情、敏感，以及一種能與惡劣環境長期於森林中共存抗衡之韌性與信仰。

這些特質支撐了她們一生之投入，佛西在盧安達森林中對大猩猩研究長達十八年，也導致爾後遇刺之悲劇。她的著作「迷霧中的大猩猩」（Gorillas in the Mist）更充分揭露了其身獻荒野之堅持與情懷。

珍．古德亦是非典動物科學家，她沒有學歷，卻以長年追蹤觀察黑猩猩之行為與生活史，挑戰了博士學位，儘管其田野觀察方法與將個人感情融入研究備受爭議。惟其跨光譜之投入，也樹立了對單一物種長期研究紀錄之典範，爾後更成為聯合國和平大使，實踐其一生對動物保育倡議傳播之聖職。

上述三位女科學家的田野研究環境均屬偏遠惡劣，且具高風險；而她們離家萬里全身投入異鄉之堅持，更凸顯出「女性」陰柔但剛烈之情操。她們之實踐典範，確也激勵了很多年輕女性研究者投入荒野保護之風潮。

在台灣，亦不乏女性田野研究者長年投入偏鄉深山，於不同領域紮根守護物種與棲地。包括研究黑熊的黃美秀，她長年於玉山國家公園核心深山中探索黑熊族群蹤跡；研究蘭嶼角鴞與鳥類棲地的劉小如；研究水獺與演化生態學的李玲玲；研究原住民文化之人類學家，也是台灣民族紀錄片先驅之胡台麗；研究青蛙的楊懿如，致力於兩棲類保育與環教；研究鯨豚生態與演化之周蓮香；長年投入原住民傳統部落住屋調查測繪與保存的建築文化學者盧惠敏等等。

除了學者之外，在風土建築、生態景觀、歷史保存、聲景田調、古道調查…等寬宏領域中，亦有很多女性專業者之足跡，如丘如華、郭中端、徐如林、范欽慧、周聖心、李綠枝等。包括甫辭世的陳月霞，她的一生以影像紀錄文字，書寫忠實記錄「阿里山物語」。

也許這些傑出田野女力之投入成就與貢獻，未必與「靈長類三傑」有直接關係，但其洋溢出之忍受孤獨捍衛環境正義之光輝，卻是一脈相承、殊途同歸。

今日吾人追憶珍．古德女士，也提醒我們，在偌大的國土資源物種保育框架，與生態系修復再生之漫漫長途中，如何借助女性之先天特質與後天專業學養，引領大眾共同保護家園，甚而跨國跨域參與保護星球，此均是兩性平權世界中之無價資產。 （作者為中華民國景觀學會榮譽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