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立委王義川等人提案廢止中正紀念堂，將轉型成「民主教育園區」。藍白陣營則表示反對，認為是打假球，浪費錢。民眾黨立委張啟楷說，二○二一年起，民進黨五次將該法案付委審查，當時完全執政的綠召委卻從不排審，他們那些年都在睡覺嗎？

除了打假球，這個法案的另一作用，是當成政治提款機。每逢選舉，拿出來炒一炒，為民進黨賺點仇恨小外快。尤其，台北市長蔣萬安面對先人紀念堂被「修理」，難免小尷尬。問題是，同一題材翻來覆去都炒爛了，能為了什麼國家大計？

最令人反感的是，以綠營這些年執政的霸道、專斷與偏頗，要把這個地方改建成「民主教育園區」，民眾會笑納嗎？民進黨最好想想自己的「民主」是什麼德性，若要拿「塔綠班」式的民主來「教育」人民，不怕毀了台灣民主政治？

更重要的是，台灣這些年的政治性園區未免設得太氾濫了。新公園被改成「二二八和平公園」也就罷了，又把台灣教育館改成「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然後又有「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有六張□「戒嚴政治受難者墓園」。這一帶已遍布陰森森的歷史遺蹟，民進黨不能創造一點讓人愉悅的生活空間嗎？

真的夠了！不要用你們的政治記憶塞滿首都的公共空間，留點餘地給要繼續在此生活的世代吧！

台中一小養豬場爆發非洲豬瘟，所幸疫情並未擴大；但在禁宰禁運的禁令下，許多肉品及食品業已深受衝擊。梧棲這家養豬場的管理鬆散，令人不敢置信：豬發病不求助獸醫，卻自行投藥，還拒絕受檢；使用廚餘養豬亦未依規定加熱錄影申報，市府官員也未依規定進一步稽查，終於釀成豬瘟破口。至此，爭議多端的廚餘養豬政策，恐怕也到了需要決斷的時刻。

據統計，全球九成以上的非洲豬瘟疫情傳播，主要途徑都經由廚餘。原因是，非洲豬瘟病毒極為頑強，久煮久冰、醃製都未必能將它殺死。台灣如果要維持高品質的豬隻飼養環境，恐須排除廚餘這個管道，或至少要對廚餘採取統一處理及供應程序，而非任由業者便宜行事。目前台灣採用廚餘飼養的養豬場僅占八％，絕大多數養豬場都已現代化；政府不妨透過貸款、補助等方式協助這八％的小豬農改變飼養方式，堵住豬瘟的破口。

每次經歷災危，都是產業轉型精進的機會。一九九七年的口蹄疫事件，曾重創全台養豬業及飼料業，全台撲殺了近四百萬頭豬，許多業者破產關場，連不少協助掩埋死豬的役男都身心受創。正因為這場巨變，養豬場開始重視消毒檢疫科學管理，歷經漫長的廿年，台灣才洗清疫區惡名。如今，面對狡猾百倍的非洲豬瘟，政府若還在那裡溫溫吞吞地討論，或者一味怪罪台中市府辦事不力，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禁止廚餘養豬其實不難，問題只在決心與方法。七年前，大陸傳出非洲豬瘟，雲林縣長張麗善就開了第一槍，率先主張禁廚餘，並帶頭做給大家看。遺憾的是，當時的閣揆賴清德缺乏遠見，擔心廚餘無處可去，反對禁止廚餘。七年後，誰是誰非，已高下了然。雲林並非富裕縣，卻是全台最大養豬縣，計有一千兩百多家養豬場，飼養了全台卅％的豬隻。張麗善之所以要求禁用廚餘，無非是希望縣內養豬產業能在「國安層級的防疫」下，穩健發展。當年，想必也有些豬農抗拒，最後仍成功推動。

雲林除順利推動禁用廚餘養豬，更成功為廚餘的後續處理及再利用找到出路。其作法，是回收時將「生廚餘」及「熟廚餘」分開，再送交南亞堆肥廠處理，再按生、熟比例摻配製成雲林特有品牌的肥料「雲溉肥」，供農民或民眾索取。如此井井有條的處理，相較於近日台中市府臨時開挖坑洞倒入廚餘的髒亂景象，當然更具說服力。中央政府一直以廚餘「無處可去」為由，不願下令禁止廚餘養豬。但問題已箭在弦上，此刻要關心的是養豬業還是廚餘，中央高官竟還舉棋不定，到底廚餘滋味有什麼可留戀？

為了防止非洲豬瘟入侵，中央政府在機場國門部署重兵，對歸國旅客一一檢查是否隨身攜帶肉品，是全球少見景象。在網購或國際郵包中，往往夾帶著給移工的肉類製品，也是非洲豬瘟的潛在源頭之一。如果禁止廚餘養豬，這些可疑肉品即不會隨著剩食進入豬的飼養管道，也就不會散播病毒。我們現行的防疫決策，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同時由於行政作業程序分枝冗長，加上不可控因素太多，隨處都可能爆發疏漏釀災。這次事件中，台中農業局、衛生局都一問三不知，原因正在於此。

染疫的梧棲養豬場，老農既不按規章行事，又投機取巧走旁門左道，被時代淘汰恐是必然。但負責決策的中央高官，則必須審時度勢，撥開層層紛亂找到自己思考的重點，不要在舊日的窠臼中徘徊。雲林做得到的，中央不能嗎？

在再生能源快速擴張浪潮下，漂浮式太陽能光電（Floating PV）成為各國發展新焦點。它將太陽能模組設置在水庫、水塘或漁電共生水域，不僅可節省土地，也能兼顧發電與節水，被視為「不與民爭地」的綠能解方。然而，隨著台灣水庫型光電案場快速增加，環境與生態衝擊逐漸浮現，政府與業者若仍只以「裝置容量」為目標，忽視長期生態成本，恐讓綠能政策失去社會信任。

漂浮式太陽能的確具備明顯優點。對土地有限的台灣而言，水面設置光電系統可避免侵占農地與山坡地，同時利用既有水域基礎設施，建置速度快、投資報酬率高。由於水體能降低模組溫度，發電效率平均可提高5-10%；模組遮光也可減少三至七成的蒸發量，在乾旱與氣候變遷下有助穩定供水。從能源密度與水資源管理的角度看，似乎是雙贏方案。

然而，環境科學的實際監測結果提醒我們，這種「雙贏」並非無條件成立。漂浮板遮蔽陽光，會改變水體光照與熱分布，使浮游植物光合作用減弱，連帶影響魚類食物鏈。水體缺乏對流時，底層容易形成低氧區，進而造成魚群死亡或硫化物逸出，使水質惡化。日本山梨縣與南韓安山市的實例都顯示，大面積覆蓋後，浮游生物與魚群量明顯下降，鳥類棲息數量減少兩至三成。若此情況發生在台灣水庫這類飲用水或農業灌溉水源，後果將遠超出能源考量因素。

此外，材料與施工也是隱藏風險。部分低價浮筒或電纜使用PVC或EVA材料，長期曝曬與老化可能釋出塑化劑與重金屬；施工打錨若攪動底泥，則可能釋出磷與氮等營養鹽，加劇水源優養化問題。維護階段的船隻油汙、颱風造成模組脫落，也都是實際存在的汙染源。過去幾次颱風期間，國內已出現小型試驗區模組漂離案例，顯示防災機制仍不成熟。

從國際經驗觀察，新加坡登加水庫案場採「環形通風」與高反射模組設計，並保留至少三成水面未覆蓋，成功兼顧水質穩定與發電效益；反觀部分國家早期追求容量快速擴張，忽略生態平衡，最終被迫拆除或限制擴建。這些教訓對台灣尤為重要。台灣地狹水庫集中於山區，風浪雖不大，但水域狹窄、集水面積有限，一旦遮蔽過多，對水文循環與溶氧條件的衝擊將更明顯。

政府在推動水庫光電時，必須把「生態容受力」納入能源決策核心。環評不應只評施工期短期影響，而應要求全生命周期監測，包括水質、魚類、鳥類與浮游生物。覆蓋率也應設上限，一般不宜超過水域面積15%，部分生態敏感水域甚至應低於5%。此外，模組布置應留有通風採光走廊，保持對流與光線穿透，減少生態干擾。

材料與回收也須制度化。政府可建立「光電模組環保標章」，要求使用高耐候性可回收材料，並制定模組壽期屆滿的拆除回收機制，以避免水體成為未來的「廢板場」。同時應導入智慧監測系統，持續記錄水質變化與發電效能，建立資料透明的公開平台，讓地方居民與學界共同監督。

能源轉型不應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漂浮式太陽能若設計得宜，確實能成為兼顧發電、節水與減碳的創新模式；但若為追求容量指標而忽略環境承載，將重蹈早期陸域光電爭地的覆轍。真正的永續發展，應建立在「兼顧」而非「取代」的思維上。水庫是民生命脈，也是生態系統重要的一環，當綠能與生態發生衝突時，政府的角色不是偏向投資方，而是守護公共資產的仲裁者。

台灣正邁向2050淨零排放目標，綠能擴張勢在必行。但唯有在環境保護、能源效率與社會信任之間取得平衡，綠能才能真正成為國家永續力量，而不是另一場以「環保」為名的利益掠奪。

日本內部經常檢討這段美日歷史，雖然外交是give and take，但戰略性合作或退讓似乎並沒有給日本帶來對等的利益；在成本與收益不對等的情況下，歷屆首相都在捉摸如何面對這個龐大霸道又得罪不得的盟友。

剛剛上任一周的高市早苗首相，已經創下不少紀錄：她不但是首位日本女首相，更要承擔在極短的時間內準備會晤川普這個重大的責任。另外她所領導的少數派政府空間有限，成功維繫美日關係對其政治生涯至關重要。

在這次的會面中，高市早苗發揮了她的優勢，也提供了一個新的外交策略典範。她的優勢在於理解美國、理解川普：她曾在一九八○年代末任美國國會議員Pat Schroeder助理，熟悉美國政治與文化；不僅能說流利的英語，更深入理解美國政策運作，也了解川普的偏好。

高市早苗的策略是知美而不討好：她通過象徵性舉措，如增加美國大豆與天然氣進口、簽署稀土合作協議、延續安倍外交遺產，展現日本的可靠；但同時保持自主立場，在貿易與安全議題上為日本爭取空間。例如她明確表示在面對中國軍事擴張的情況下，日本將提升防衛能力，而非僅依賴美國保護。

另外在貿易和投資上，表示需要更公平的條件；也會適時對日本企業和工業利益表明關切，避免單純迎合川普要求。

這種不卑不亢的態度獲得川普的尊重，稱她為備受尊敬、智慧、美麗與堅強的人。雖然美日關係是否會進入一個新的篇章尚不可知，但美方的尊重是基本的出發點。

相較之下，從安倍晉三、菅義偉等，雖都努力與美方互動，似乎也和川普建立了關係，但都缺乏語言能力和美國實務經驗，導致外交上往往被動，無法有效溝通與爭取利益。

高市早苗的例子提醒我們，與美方交涉不只是講流利的英文，更要了解美方的背景文化、政治運作，這是避免誤判的出發點，且不盲目討好是底線。台灣與美國互動時也應如此：與美方的交涉，不能僅有英文好或一廂情願的錯誤起點，而是深入了解美方背景，在安全、貿易與科技等議題展現可靠與合作姿態，同時爭取自身利益與空間，不能被予取予求。唯有在「知美而不媚美」的智慧下，才能獲得真正的尊重與實質利益，並在複雜的國際局勢中穩健前行。

川李會後，法新社率先報導美韓達成關稅協定，嗣後南韓總統辦公室政策室長金容範宣布，南韓曾允諾的投資美國三千五百億美元中，雙方達成當中兩千億美元的現金投資將採分期方式，每年投資現金最多不超過兩百億美元，雙方協議將關稅維持在十五％，美方將最受關注的南韓汽車關稅也調整為與日本相同的十五％。飛機、學名藥以及美國國內未生產的天然資源，則適用零關稅。半導體方面，美韓則同意採取不比台灣差的關稅水準。吵吵鬧鬧的美韓關稅問題暫時熄火。

諷刺的是，目前南韓出動約一萬六千多警力在陸海空三邊監視，以保各國領袖的安全。然而，會議場外仍有反美、反中示威抗議同時在舉行，好在川普對這種光景並未說東說西。

川普對李在明與南韓沒有好感其來有自，川普第一任期與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經常球敘，據聞安倍曾在川普耳邊批評南韓前總統文在寅等政治人物的不是。因此，川普對南韓「左派總統」、政治人物一直不存好感。文在寅之後，南韓如今又出現「左派總統」李在明。特別是川普還收到批評李在明的訊息，包括國會朝野相互對峙如「敵人」、李在明身邊的閣員與總統府幕僚多為反美反日出身，李在明施政也「偏左」。

此次ＡＰＥＣ會議自然成了美中「外交戰」。由於李在明「傾中」，對反中示威群眾警察嚴加管制，但對反美、反日運動則袖手旁觀非常明顯。尤其，李在明日前公開表示，駐韓美軍要撤就撤吧！他不在乎川普的撤軍威脅，並且要求韓軍要「國防自主」；甚至，他還說要把韓戰以來的戰時指揮權從美軍將領手中奪回。因此，習近平此次親自訪韓展開拉攏。

不幸，本月十五日南韓政府發表號稱最嚴格的第三次不動產政策後，首爾房價持續上漲，擁有數棟房子的官員還說謊，這把火同時燒到李在明和執政的共同民主黨，民調支持率下跌不止，因此李在明希望利用ＡＰＥＣ能翻轉這種不利趨勢。

憑良心說，李在明上台以來，在人事、政策等方面頻頻出狀況，以致其執政不得人心。部分原本支持李在明的年輕人如今「變心」，既有人建議川普要求李在明釋放前總統尹錫悅夫婦，有人甚至要求李在明「下台」，李在明對此忐忑不安。在馬來西亞東協會議期間，不僅未見到川普，並且未參加川普主持的晚宴，國內的反對黨方面則要求法官立即開庭續審有關李在明的訴訟。目前，南韓選民選錯總統的後悔聲浪愈來愈高。

外交是國內政治的延伸，其實，李在明的真正危機是在國內政治。反觀台灣，賴清德總統也還在內部的混亂中度日，李在明的困境，值得借鏡。

記得當年剛投入教職時，即使自嘲「清寒」，但教師仍享有「清譽」，故以當老師為榮！自古以來，職場的吸引力不外乎名與利，擔任教育人員者多半是求「名」；即使不是大富大貴的工作，但當老師至少可獲得親友的尊重。

其次，「校事會議」和「性平會議」氾濫成災，也是教師荒的罪魁禍首。這讓社會新鮮人把教職視為跳火坑，亟待教育主管單位改善教師職場文化。如今老師雖在薪資略有提升，尊嚴卻遭踩踏；即使老師被控訴的事證不足，卻仍得停職待查，這不符合比例原則。家長或學生濫訴可無事，老師若遭濫訴卻只能自認倒楣，這種「濫訴無罪」的文化，把教育志業變成「服務業」，教職吸引力勢必每況愈下。

目前這場教師荒號稱「史上最嚴重」，筆者卻擔心「沒有最糟、只有更糟」！「少師化」與「少子化」議題本息息相關。家長花費巨資培養小孩，勢必不希望讓子女在學校受到任何委屈；當子女回家告狀，家長常不管事實真假，就先找老師「算帳」。家長對老師嚴苛、教師常受到委屈，教職當然「乏人問津」。

如今，我們還能奢談「百年樹人」嗎？年金改革之後，老師不敢輕易退休，衍生「老老師」教「幼幼童」的現象，「新人」又不敢且不願投入教育工作；開學前，雖然各校徵才文宣齊發，卻很少人真的「受騙」來應徵。

「校事會議」和「性平會議」必須有所節制，不可變成壓倒老師任教意願的最後一根稻草；不適任的教師理當離職，但沒有底線的濫訴文化只會讓老師高唱「歸去來兮」，更讓持有教師資格的新鮮人視教職為「畏途」，深怕自己「誤入歧途」而悔不當初！

除此之外，現下可投訴的管道多而浮濫，帶給教師極大困擾，且投訴內容多為教學或班級管理的瑣事；教師得面對冗長的調查程序與精神折磨，倍感身心煎熬。為此，先前教團曾建議增設「保證金機制」，提高門檻以避免校園濫訴情形，但筆者並不認同。

個人認為，要求繳交保證金，恐增加投訴人之心理負擔，或變相鼓勵受害者以其他「免費」管道來討公道，反而造成更多困擾；然而，案件無條件全數受理時，卻又成學校行政部門及教師的不可承受之重，此時案件的篩選分流機制就顯得十分重要。

筆者建議，對於教學投訴案件，不妨借鏡衛福部保護服務司對現行兒少案件「集中篩派」的處理概念；亦即在案件進入校事會議討論時，先行將案件之輕重緩急及討論的必須性予以分類，倘若非屬情節重大案件，即以書面知會教師並回覆投訴人，實無需浪費校外專家等相關人員的寶貴時間。

此外，還應恢復實名檢舉機制，賦予檢舉人相應的投訴責任，避免校事會議成為有心人操控、甚至用來對付異己的工具，減少無謂濫訴，還給校園安寧的教學空間。

此外，多數十三至十五歲青少年沒有自己的金融帳戶，或自主理財的金融知識，數位金融環境的操作難度不低。若要他們自行申請或開設帳戶，也勢必需要監護人陪同，導致政策在執行上陷入尷尬—既不能完全自主，也難以由家長代為處理，最終只能由家長撥冗前往郵局臨櫃代領，政策設計的可操作性讓人存疑。

再者，該政策在設計上隱含「家長不可靠、可能侵占子女款項」的假設，這不僅忽視家庭內部信任基礎，也可能讓孩子對父母產生誤解與防備心理，而惡化親子關係與家庭信任。實務上，普發一萬元原本屬於家庭經濟的一部分，許多家長會用於繳交學費、補習費或家庭支出；若政府硬性規定父母不得代領，就可能使孩子認為「這筆錢是我的，爸媽不能碰」，導致親子之間爭執。家長甚或感到政策否定了其家庭教育的角色。對於青春期的青少年而言，政府此舉無異於強化「家長與我對立」的印象，進一步削弱家庭溝通與親子信任。

若如數發部或財政部所言，要求孩子自行領取現金是為了「培養理財觀念與自主能力」，政府實際上反而是讓滿十三歲以上的青少年，直接進入金錢管理與網路金融的風險環境。這帶來至少三種潛在問題：首先是詐騙風險增加，孩子缺乏防詐意識，容易被假冒政府之網站、釣魚連結或社群訊息誘導，導致金錢被竊。其次是校園霸凌問題，在班級或社群中，若有人炫耀「我已領到一萬元」，可能引發攀比、霸凌甚至勒索現象。再者更有個資外洩與數位陷阱風險，青少年若需自行登入官方平台或填寫資料，稍有不慎便可能洩漏敏感個資。換言之，這項「保障自主」的政策，反而可能使青少年在未受充分保護下，暴露於更多社會風險之中。

從民法角度出發，父母做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本有權代為處理其財產事務，除非涉及侵權或違反子女利益。若政府沒有具體證據能證明社會上普遍存在父母侵占之情事，便全面禁止代領，實質上是剝奪了父母依法享有的代理權，並與民法明定的監護制度相抵觸。行政命令不應、也不得改變民事法律的基本架構。若政府真認為十三歲以上未成年人應視為「有能力自行管理財產」，就必須修法，而非透過行政規定變相更改民法秩序。

政府強調「保障青少年權益」，但若忽視法制與社會現實，政策就會變成形式正義、實質荒謬。「自主權」不該透過行政命令強制實現。理財教育應由家庭與學校引導，透過生活經驗與學習逐步建立，而非靠一筆補助金的申領過程來象徵化。普發現金的原意在於全民共享經濟紅利，而非考驗家庭信任或法律理解；若政策讓家庭陷入爭執、讓孩子面臨詐騙與心理壓力，終將失去社會的理解與支持，千萬別讓「普發」變「普煩」。

根據教育部與僑委會統計，僑生在學人數逐年攀升；至一一四學年度，全國產學合作僑生已超過一萬五千人，幾乎占全國建教生的一半。這群學生不僅代表台灣的教育輸出與國際形象，也檢驗著教育體系是否真正公平而具包容性。

然而，支撐這些僑生教育的私校教師，處境卻長期被忽視；他們除了教授一般課程，還必須面對語言隔閡、文化適應、住宿生活管理與半工半讀制度衍生的問題。教師常需協助學生解決中文學習困難、協調實習職場爭議，甚至處理生活與情緒適應等問題。這些額外負擔讓許多教師身心俱疲，卻得不到相應的待遇與制度支持。

教育部雖於一一四學年度起調整「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明定兼任教師鐘點費不得低於公立學校標準，但高中職私校教師完全未受保障。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卅二條又僅規定公校授課節數，私校教師授課標準仍無明文規定，導致部分學校任意增加授課時數。

若僑生專班象徵台灣的國際教育形象，理應讓前線教師獲得合理的工作條件與尊重。教育部應儘速檢討現行制度，建立更公平的待遇架構，包括將私立高中職教師鐘點費比照公校標準、明訂授課節數上限；修正教師待遇條例、比照公校給予學術研究加給，以及將私校教師退撫提撥比率由一成二提高至一成五。

這些改革並不會增加政府負擔，卻能維持教育品質與工作尊嚴。唯有讓教師教得安心、學生學得踏實，台灣的僑生教育才能真正提升，也才能在少子化與國際競爭的挑戰中展現教育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