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英女孩」吳音寧台肥董事長夢碎，但這齣酬庸大戲的謎團仍未解開；唯一清楚的是，賴清德的「識人之明」已經見底。對於吳音寧仍任台肥董事，卓榮泰稱「要借重她的產業知識和經營管理」；這句敷衍，掩不住賴政府用人的草率。

這次事件，最糗的人並不是吳音寧，而是賴清德。前董事長李孫榮是賴親手提拔的人馬，如今不清不楚下台；吳音寧是他相中的接班女孩，卻因遇輿論逆風一夕泡湯。只是個國營事業人事，賴清德想要「長臂」管好管滿，結果卻連遭三振，他還能誇口自己的識人之明嗎？

對人事亂點鴛鴦譜，賴清德這已不是第一回。去年他強將還有兩年任期的台灣金聯董座施俊吉趕下台，並派年輕企業家呂政璋接任，遭施俊吉反控是因他「擋人財路」。可笑的是，呂政璋僅僅上任三天，便以「生涯規畫」為由請辭，活脫脫一樁「小白兔事件」。

有了那次教訓，賴清德卻還在台肥人事上重蹈覆轍，把董座任命當成自己的囊中物，只能說是權力欲蒙蔽了心眼。

不論是吳音寧或張滄郎出線，當然都是黨政高層幕後運作的結果，誰會相信這是台肥董事會的「自主決策」？最糟的是，李孫榮的去職究竟是為「擋人財路」，或像前台肥董座康信鴻那樣刻意擺爛？一場失焦的爛戲後，人們恐怕就難窺真相了。

賴總統上任後，不斷把國安韌性、社會韌性掛在嘴上，並宣示明年國防預算將超過ＧＤＰ的三％。但我國向美國採購了大量軍事裝備，對方交運卻一延再延，包括六十六架F-16戰機一架都沒來。據稱，美國積欠台灣的軍事裝備總額已達六五七二億元。但國防部近日否認，稱美方延宕交運的軍售包括F-16戰機、AGM-154飛彈、Mk48魚雷等三項，總額為兩千四百多億元，非六千多億元。

仔細檢視，國防部的說法恐在打迷糊仗。積欠六千多億元的說法，來自美國會議員質疑，稱批准售台卻未交付的軍備價值達兩百億美元，換算約六千多億台幣。然而，僅六十六架F-16戰機，價值即二四七二億元；若加上飛彈和魚雷與其他項目等，美方絕不可能只拖欠兩千四百億元，國防部顯在刻意隱瞞。

美方促我提升自我防衛能力時，急如星火；但論及軍售交貨，卻能拖則拖。以F-16戰機、AGM-154飛彈、Mk48魚雷等三項為例，原應明年底完成交運，如今後兩項將拖至二○二八年；至於六十六架F-16，部長顧立雄只敢說「明年一定有飛機交運」。顧立雄說，魚叉飛彈與刺針飛彈都還在「計畫時程內」，並未延宕。事實上，所謂「在時程內」，是與最近一次修改後的期程相比；若依原始規劃，幾乎各項都落後。

以魚叉飛彈為例，二○二○年以戰備急需為由「插隊」立案。當時國防部稱，美方警告台海軍力失衡將在二○二五至二七年達到高峰，必須儘速補強戰力；飛彈可於二○二三年起服役，二○二五年全案完成。預算實際編出時，數量由卅二套變為一百套，交運卻延至二○二五至二○二九年，已超過兩岸「危險期」，根本緩不濟急。今年已近尾聲，還不見任何一套魚叉飛彈來台。

F-16特別條例則明訂，執行期限至二○二六年。當時國防部表示，二○二三年交付首批兩架，二○二六年交完。但如今，美商只組裝完成一架，尚無法試飛。根據外電報導，F-16年產能不超過廿六架，各國未交付訂單超過一二八架；台灣不知哪年才能拿到全部戰機。

我們的國造武器同樣波折不斷。自製潛艦海鯤號本月應該交船，卻卡在充電與控制系統整合的基本問題，如今還未曾下潛。何時可望克服障礙，海軍與台船都不敢預估。同樣是宣傳樣板的勇鷹高教機，去年與今年各應該交付十八架，但漢翔今年四月才完成去年的進度。

蔡政府第二任起，國防預算暴漲，明年廣義支出將達ＧＤＰ的三％，未來還要向五％邁進。總額一兆三千億元的「不對稱作戰及作戰韌性」特別預算，近期就要送到立院。民眾眼看軍費支出一飛沖天，實際交貨卻拖泥帶水，自然倍感質疑。網路社群充斥文章或短片，譏諷台灣成為軍購冤大頭，裝備又貴又爛，「軍購只是繳保護費」云云。這類網路文章不免簡化了問題，但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多項政府大力宣傳的軍購卻進度不如預期，當然無法說服人民。

對美軍購交運延宕，一則是新冠疫情及俄烏戰爭的雙重衝擊，再則是美國軍工產業供應鏈的老化所致。美國政府未必想要賺「保護費」，但不代表美國軍工複合體不想發戰爭財。我方必須有能力分辨「亟需」或「非必要」的武器裝備，不能盲聽盲信，被洋軍火商牽著鼻子走。

更關鍵是，國際政治必須軟硬兼顧，不必一味諂媚某方，又一味仇恨另一方，使自己毫無迴旋餘地。付錢卻買不到武器，是愚不可及的事；即使未付錢，卻日復一日地空等，假裝我們將有一套強韌的防衛系統，一樣是愚昧的！

近日台肥（1722）董事長選派引發很大的爭議，最後由總經理張滄郎升任董事長，而非原先執政黨規劃的吳音寧。此事件再度重演國有事業或泛公股企業之董事長適格性的問題，不管誰是執政黨，此項問題不斷發生，因此有必要強調這些企業的公司治理機制。

政府所控制的企業，更精確地說是執政黨所能掌控的企業，除了國有事業外，還包括泛公股企業。國有事業是指政府單位總計持股在50%以上，受國有事業與政府採購相關法規的規範，亦受審計部的監督。而泛公股企業，是由國有事業進行民營化，政府持股低於50%，並完成股票上市上櫃；但政府仍對董事長、董事、總經理、高階主管人事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卻通常有超過一半至八成多股權由民股持股，台肥就是此類。

台肥於1999年民營化，並為上市公司；農業部仍為最大股東，維持控制力，但股權卻也有六成多的民股。根據2024年報，農業部持有24.07%股權，另外，相關公股機構持股，還有合作金庫4%、中華郵政3.97%、新制勞工退休基金1.31%。而董事會有六席一般董事，其中五席是農業部法人代表及一席為前任農委會主委，另有三席獨立董事。基本上，這些董事皆為公股支持的人選。

由於國有事業與泛公股事業的董事長、總經理，以及政府決策者主導公司決策，卻不是公司股權實際擁有者，其任何作為影響的都不是自己的財富，因此容易傾向政治性作為，產生「所有權人缺位」的問題。而這些公股事業可能有政府政策負擔，但也有政策的影響力，以及在產業因歷史累積的優勢。

由於政府在國有事業、泛公股企業扮演的多重角色，以及上述股權的特性，與一般民營企業有很大的差異，原本OECD公司治理原則很難直接套用，因此OECD於2005年發布國有事業之公司治理指引，並於2015、2025年進行修正，其亦適用於泛公股企業。此一指引是強化國有事業與泛公股企業治理機制，值得這些企業、公股管理單位與主要決策者遵循。

依該指引，國家為所有權人的角色，應建立一個清晰且一致的所有權政策，確保國有事業的治理，在具備必要的專業及效能下，以透明且具備問責性的方式執行。再者，國有事業董事會應具備必要權力、資格與客觀性，藉以提供策略指引及監督管理階層的功能。國有事業董事會被賦予有關公司績效的明確目標與最終責任，並對所有股東負責與平等對待股東。

而且，國有事業董事會必須擁有任命與解任執行長或總經理的權力；並在國有事業成立功能委員會，以支持董事會執行職能，特別是審計、風險管理與薪酬委員會。當然也應該針對國有事業董事會的績效執行年度考核；進一步引申，要達到上述的治理目標，國有事業與泛公股企業的治理機制最基本的是執政黨尊重專業，降低管理團隊受政治的影響。

以台肥為例，其主要事業與發展主軸，有肥料、化工和不動產三項成熟事業，以及一項新興事業（乾淨能源），因此要達到OECD指引，董事長、總經理人選要有主要業務與發展主軸的專業背景，或者在該公司或產業、主管機關有專職的工作經驗。亦即不能只有政治背景，而無上述資格，否則執政黨派任人選將受到廣泛的批評。

再者，要打通僵硬的公股管理結構，國有事業與泛公股企業的所有權歸於政府，但經營權應委由專業管理團隊；亦即重大決策授權董事會決定，而政府則著重績效考核與董事、董事長選派。這些企業經營階層的聘任是以長期績效為考量，特別針對泛公股企業，經營者的薪資結構與水準，必須要有市場競爭力，且不要受政黨輪替的影響。

為嚴防非洲豬瘟由境外移入，機場因而加強檢疫，對來自高風險地區的入境旅客手提行李百分之百Ｘ光機檢查、人工開箱查驗件數提高至兩成以上，並研議擴大對全部旅客手提行李實施檢查，致使檢查所需作業、排隊空間均大幅增加。

桃園機場動植物檢疫，原於海關櫃台執行，民國一○八年為防堵非洲豬瘟病菌移入，加強對入境旅客手提行李檢查，海關大廳空間無法因應，臨時於入境通道設置。

多年來一直沿用臨時設置，在狹小空間中擁擠作業，尤其二航廈設置於跨越航站南、北路，銜接航廈與登機廊廳通道，通道寬度僅六公尺；除一側有久未使用的墊高電動走道外，尚需維持載運行動不便、商務貴賓電動車往返經過，空間緊湊、勉強作業，是機場航廈旅客抱怨多，需要擴充改善之處。

三航廈北登機廊廳即將啟用，在航廈本體尚未啟用期間，八個候機室旅客機場通關需經由二航廈；二航廈北登機廊廳檢疫旅客，將增八成。且因候機室距二航廈遠，行動不便、長者、商務貴賓乘坐電動車需求大增，經由檢疫區往返電動車次大增，影響檢疫作業、排隊空間使用。現有空間、動線已不符大量旅客運作需求，需增新檢疫區。

近年來人、動、植物變種病毒愈來愈多，傳播速度愈來愈快，為避免病毒移入國內，邊境防疫已是長期必要工作。必須有足夠的設施設置，與作業、排隊空間，方能落實檢疫、便利工作進行，減少旅客排隊等候時間。

要發展ＡＩ，高階晶片固然重要，但用系統的計算力，可將非高階晶片整合在一起達到相同計算力，因此「人才」才是最重要因素。中國高中畢業生有百分之四十二進入ＳＴＥＭ領域就讀，美國卻僅有百分之三點二，其他多是就讀經濟、商業、法律、人文等等。最近川普推出的Ｈ-1B簽證法，除了讓留學生卻步，也使很多外國科技人才無法續留美國；與此同時，大陸卻祭出Ｋ簽證給外國專家、廣納國際人才。由此看來兩國在「人才紅利」上的差距會愈來愈大，也會成為將來決定勝負的關鍵。

台灣目前也在積極發展ＡＩ，對比美中兩強，我們有著人口少、自然資源貧瘠、內需市場小等先天不足。除此，我們還有一些弱項需正視，不能陷入盲目的樂觀。

首先，台灣除了擁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設計製造晶片的能力也獨步全球。但是我們代工生產的ＡＩ晶片是客戶的，嚴格來說我們有製造晶片的能力，但沒有自主晶片。第二，發展ＡＩ，需要一個大型ＡＩ基礎的「雲端」公司，如美國的Google、Microsoft、Oracle及中國的百度、阿里巴巴等。台灣並無這樣的雲端平台來支持ＡＩ發展。第三，台灣的ＡＩ軟體開發不足，在全球最大的ＡＩ軟體開發平台GitHub上，台灣從事ＡＩ專案的開發者數量在全球僅排第卅一；目前一些公司開發ＡＩ應用軟體，多半是自用，很難外賣或出口。

除了這些不足，台灣發展ＡＩ產業最大的障礙就是缺電。ＡＩ資料中心需龐大電力，政府預估未來五年ＡＩ用電需求將暴增八倍；然而在核電退場、綠電延宕等情況下，台灣的能源供應是否能支持ＡＩ發展，是個很大的疑問。

在台灣反核同時，美國川普總統已簽署約台幣二點四兆的新協議，要建造十座大型核反應爐；對岸的核電規模也在快速擴大，例如最近漳州電廠華龍一號採用三代核電技術，要建造六台百萬千瓦級的核電機組，完工後每台每年可生產一百億度電，供給量綽綽有餘。

以上弱項，解決的關鍵就在政府。台灣小，就不應分散力量，政府應扮演主導角色，才能集眾之力，以成規模。建議可由政府邀集國內各大公司投資，成立一家大型ＡＩ雲端公司；政府也應大力推動成立大型的應用軟體公司，軟體的推廣與發展是無國界的，只要能利用ＡＩ結合既有大數據，去做些不一樣的創造，就能開創出新藍海，但關鍵是要能「國際化」。

最後，不管是人力還是電力，都需要政府的魄力。除強化育才政策外，趁著美國這一波Ｈ-1B簽證之亂，我們可設法引進國際菁英，充實人才庫；同時應正視能源問題，不管是核二核三延役或核四重啟，或要興建新型核電廠，都應加速進行，才能使台灣在ＡＩ的競場中贏得一席之地。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說，中國的稀土優勢「剩下不到兩年」；貝森特躊躇自滿的話，看出川普內閣「好大喜功吹牛自嗨」的特點。談判貴在戰略清晰、靜默寡言，像川普政府這樣自信自吹，難占上風。習近平沉穩多謀，經歷太多的政治鬥爭、苦難，也看盡世事滄桑，熟悉自己和別人的優缺點，談判前會盤點雙方籌碼，穩步向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說：「中美貿易談判，瞄準對的問題，卻用錯的方法。」美國未能低調和中國談判、出手前沒有評估北京的反制，導致美國在與中國的經濟角力中失去實際的槓桿。

國家競爭，已從過去的槍砲、金融戰，到現在的資源戰。稀土和晶片一樣，都源自於美國的創造發明。晶片產製辛苦，美國將它外包，先到日韓，後到台灣；稀土也一樣，美國人覺得提煉過程，高汙染且不環保，遂將它淘汰。中國接過來，配合自己和進口的稀土，持之以恆精益求精。精煉型稀土，中國產量占全球九成，美國有七成的稀土從中國進口，每年六千噸以上。貝森特認為兩年內美國的稀土可規模量產，專家說此估計太過樂觀，需要五年以上，預期川普卸任時可看到美國稀土量產的眉目，全貌還沒出來。

稀土有十七種不同的稀有金屬元素，是軍工、高科技產業不可或缺的元素，被美國國防部列為重大戰略物質。但還有其他稀有金屬，也是這兩個產業所必須的廿九種關鍵金屬，美國絕大部分都要依靠進口，其中十二種百分之百要完全依賴進口（大部分由中國供應）。

這些關鍵金屬產製國和美國未必友好，過去美國的國際形象，廣結人緣樂善好施；但川普關稅大刀一砍，美國國際信譽下降，令人生畏，大家都想遠離川普。中國如果串聯這些稀有關鍵金屬生產國，結成類似ＯＰＥＣ（石油輸出國組織）團體，成立「全球稀有金屬聯盟」，竭力減少環境汙染，對世界各國有秩序的行銷，則效力無垠。

ＯＰＥＣ有十二個成員國，日產近三千萬桶石油，占全球四成，對全世界的油價、供應，叱吒風雲幾十年，迄今威猛。稀有金屬聯盟由中國主導，那麼中國和美國叫板的力量就更大了，有可能形成「稀土3.0」。

可以說，中美貿易談判，美國的牌都出完了，中國到現在才開始出牌，而且很多牌都沒有亮出來。

然而，川普不太可能被這些紅線束縛，或仍繼續加深與台灣的安全合作、收緊對中科技出口管制、隨時開徵額外關稅，並持續關注中國人權問題。換言之，中國畫下四條紅線更像是戰術作為，試圖留下「北京曾提醒美國」書面紀錄，便於將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略衝突責任推到美國頭上。

實際上，川習會前後的互動就展現了美國的態度差異。川普在會前竟在其社群平台發布重啟核武測試，明顯向北京釋放硬實力信號；然川普又在川習會公開讚揚習近平為「偉大國家的偉大領導人」，形成強烈反差。說一套做一套，顯示川普不願因低頭而在國內民意支持上失分。

展望未來，美中在多項議題上的摩擦可能會繼續升溫，台灣無疑是最敏感焦點。儘管川習會未談台灣，但北京仍視此為禁區；若美國加強對台軍售或提升美台官方互動，北京必定視之為逾越紅線。科技與貿易領域也易擦槍走火，中國要求美方取消科技出口管制、停止「脫鉤去風險化」政策；若美國對中國維持高階晶片出口管制，即是挑戰北京四條紅線中的「發展權」。

另外，美國對新疆、香港等人權議題的批評，同樣會觸碰中方所謂「民主人權」紅線。從目前跡象來看，川普雖在台灣問題上保持戰略模糊，卻有意以此換取經貿妥協，凸顯雙方缺乏共識，爭端點仍多而深。

換言之，美中的矛盾只會在短暫的戰術性休戰後重新顯現，並各自爭取更多戰略空間。四條紅線是北京為未來談判留下的信號，雙方的持續角力，也考驗北京紅線對川普的約束力。

今年是巴黎協定十周年，聯合國氣候大會卅周年。巴西亞馬遜門戶、「赤道最大城市」貝倫，於今天舉行國家元首及政府首腦氣候高峰會。

揮之不去的負面消息壟罩著貝倫：高峰會前仍有五十個國家尚未確認住宿；各國元首所住領袖村、大會會場最後一刻才完工；可能是史上最少，「不足六十位」領袖出席的高峰會，恐難激勵人心。今年與會者將少於一點五萬人，為原預估人數的三分之一，然而原民團體依舊要在雨林露營，或窩居於船屋，行政庶務一團混亂。

本屆大會能否通過國際減碳意志的「壓力測試」，從承諾走向實踐？情況不容樂觀，且將直面下列難題。

一、持續推進ＮＤＣ3.0：公約秘書處十月底最新報告，僅六十四個締約方提交ＮＤＣ3.0新版減量目標，預計二○三○年全球碳排比二○一九年減少百分之十七，遠低於增溫攝氏一點五度路徑應減少的百分之四十三。能否激發更具野心的目標並落實，端看本屆由巴黎協定以來，歷屆主席成立之「主席圈」談判手腕。

二、新集體量化目標（ＮＣＱＧ）即氣候資金募集：巴西財長率領的「財政部長圈」，待推動「巴庫–貝倫路線圖」至二○三五年前達成每年一點三兆美元融資，形成操作、定義與規範等決議。巴西倡議的「熱帶森林永續基金」（ＴＦＦＦ）能否成真，為其風向球。

三、去化石燃料與調適：ＣＯＰ28決議確認「以公正、有序和公平的方式逐步擺脫化石燃料」，與歐盟著重「逐漸淘汰」化石燃料與其補貼存有歧異。減量不成，需重調適，評估全球調適目標（ＧＧＡ）進度指標應可確認，以更有效的衡量調適措施與資金使用。

四、氣候正義與公正轉型：巴西總統魯拉領導「全球倫理盤點」，與政治、文化、原住民、非裔和傳統社區領袖、企業家和宗教領袖對話運作超過半年，成效尚不明朗。巴西首位原住民部部長建立的「人民圈」，能否強化公約「地方社區和原住民平台」（ＬＣＩＰＰ），提升原住民談判地位，特別是森林、碳匯治理與原住民權利關係，以及資金落實公正轉型條款等，值得台灣關注。

在美國確定不會派遣任何高級談判代表參加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可能與歐洲理事會主席、執委會主席等接觸。然而，中國不願扮演領導角色、奉行多邊與滯後主義；歐盟內部對於二○四○年絕對減量目標也開始動搖，尋求彈性作法；加上川普驅使銀行氣候撤資，退出巴黎協定後貝倫不只群龍無首，更似六神無主。

在這樣的情況下，拉脫維亞、立陶宛已表示希望視訊參加，或乾脆缺席，台灣反而義無反顧，數十個機關團體，近百人規模前往，聲勢浩大。政府所求何事？雙邊、多邊參與情況？效益與檢討如何？耗費巨額公帑卻罕見說明。更有甚者，訴求官民一氣，共同營造台灣氣候績優形象，舉止令人費解。

氣候大會前，巴西頻仍傳出強奪土地侵害原住民權利、毀林開路，以及亞馬遜河口海域石油勘探等事，民團與反對派醞釀抗議。即使順利開幕，也難以取得比肩氣候大會卅周年的耀眼成果。

或許，「三級貧戶之子」巴西總統魯拉堅持在貝倫舉辦，就是要讓全世界看到這些不堪。即使是亞馬遜流域最大城貝倫，充斥黑幫橫行、醫療缺乏，貧民窟矗立。資本主義加劇剝削，富者巨富、窮者掙扎，氣候正義與資金，還在遙遠的彼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