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文參加白色恐怖秋祭，因場內出現高階共諜吳石照片，遭綠營砲轟，藍營也罵聲不斷。民進黨更藉此攻擊南台強棒柯志恩和謝龍介，指他們是「紅統主席」的支持者。民進黨把吳石當成最佳助選員，不免滑稽。

鄭麗文出席馬場町秋祭，旨在悼念白色恐怖受難者。主辦的「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會前稱活動與吳石無關，但現場卻將其照片與其他受難者並列。言而無信，是否也受到哪方面滲透？

無論如何，這場「吳石風波」切出了三個新思考面向：一，民進黨長年將「白色恐怖」攬為自有資產，其實缺乏正當性；因為當年被槍決者包括許多大陸共諜和左傾思想犯，那是亂世的國安現實。二，鄭麗文同時追悼兩岸受難者，希望未來台灣每個人都不需要為政治信仰付出生命的代價，展現了更大的包容。三，真誠的悼念，是為化解仇恨，台灣今後不需要再被民進黨無盡的白色恐怖指控裹脅。

白色恐怖年代主要是為防中共滲透，吳石共諜案是最嚴重的一樁。如今中共正歌頌吳石，民進黨也拿吳石為選舉造勢，不覺得錯亂？

可堪一比的是，蕭美琴應「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之邀在歐洲議會演說，誇稱「外交大突破」，其實只是「借場地」。更有人造謠，說是花大錢換來的。台灣處境艱困，藍綠一味互貶，只是徒添裂痕。

立法院會行使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人事同意權，行政院提名的四位人選全遭封殺。院長卓榮泰怒道，「我已經把整個橄欖園的一半都遞出來了」，結果沒得到任何善意回應，將重新思考未來包括中選會人事案在內的合作模式。卓榮泰說法背後的思維，有幾個嚴重的問題，他若不加澄清，可能從ＮＣＣ、中選會到憲法法庭都將停擺。

首先，卓榮泰把行政院長盡其憲政義務與依法行政，當作對在野黨的善意施捨。ＮＣＣ委員出缺，行政院長依法有義務在三個月內提名專業適任人選送請立法院審查。但行政院提名已嚴重延宕，人選亦未經商量，無法讓在野黨感到公正客觀，卓揆究竟遞了什麼橄欖枝？

其次，賴政府並非完全執政，國會也不再是行政院的立法局，卓榮泰卻仍有「行政權獨大」的成見，因此完全漠視國會多數的意見。以他的看法，行政院送出提名人選，就是遞出大半個橄欖園，立法院只能照章通過，否則就是不友善。這是哪門子民主思維？

第三，賴政府的提名策略，也充滿政治算計。去年立法院修法刪除ＮＣＣ委員萬年延任條款，行政院竟鑽巧門讓原副主委延任並代理主委，迫使藍白二度修法堵住巧門。今年新提人選，行政院早在五月就確認名單，卻欺騙國會，刻意壓到大罷免之後才提出。其盤算，就是要等民進黨重掌國會多數後，再護航過關。豈料大罷免慘敗，賴政府操控ＮＣＣ之心依然不死。

第四，卓榮泰以遞出半座橄欖園，卻得不到任何善意回應，打算繼續戰藍白。行政院日前突然致函立院在野黨團，要求一周內推薦中選會委員人選；如今因ＮＣＣ人事遭否決，卓榮泰惱羞成怒，便揚言撕毀藍白推薦的中選會委員名單。賴政府想繼續挑釁國會多數，顯未記取大罷免大失敗的教訓。

卓榮泰想拿中選會人事來情勒ＮＣＣ人事，又擔心中選會人事案只有在野黨提出的人選才會通過、行政院提出的人選會被封殺，政院想尋求的合作模式將缺乏信任基礎。試想，朝野缺乏互信基礎，民進黨和賴政府不是始作俑者嗎？發動大罷免就是要徹底消滅國民黨，賴政府現在還在裝無辜？

蔡政府把ＮＣＣ當作整肅媒體、追殺在野的工具，ＮＣＣ上屆委員也充分配合府院黨意旨，濫用職權，護航綠媒、傷害新聞自由。ＮＣＣ結構至今沒有改變，卓榮泰要怎樣讓在野黨相信，這個獨立機關不會繼續被當成剷除親藍媒體的政治工具？在賴清德總統召喚青鳥圍攻立法院時，在賴清德、卓榮泰和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共商推動大罷免時，朝野互信的基礎就被他們徹底破壞了。要重建互信，只能從賴清德和卓榮泰開始。

從憲法法庭、ＮＣＣ到中選會的人事延宕及機關停擺，都面臨著相同的困境。賴清德和卓榮泰不願提出多數民意可接受的人選，卻怪罪在野黨杯葛，只幻想著重回對國會予取予求的美好歲月。大罷免大失敗後，賴政府從中選會人事開始，學習怎樣尊重在野黨。現在卻因ＮＣＣ人事案受挫，就揚言拋棄才邁出第一步的中選會人事合作模式，難道要看著明年九合一選舉辦不成？

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鍾佳濱說，納入朝野各政黨意見，早日讓ＮＣＣ恢復運作，不失為可行的辦法。國民黨立院黨團書記長羅智強也指出，請在野黨推薦，共商合適專業人選，才是根本之道。從中選會、ＮＣＣ到憲法法庭，藍綠黨團幹部找到合作模式，賴清德和卓榮泰別只會惱羞成怒。

近期陸續傳出從總統府、行政院到經濟部、台電等，對我國能源政策尤其是核能政策有改變、鬆動的可能，雖然部分訊息為總統府方面否認，但台電已經對外表示，核二、核三有重啟的機會與條件。行政院長卓榮泰在赴立法院備詢時亦提出，對於核三廠善後、新核能技術等皆須預作準備，未來將尊重科學與專業，以做最後決定。也就是說，自行政院以降，已預留未來鬆綁核能發電的可能空間。

暫且先不論核能所涉及的政治與國安議題，單就科技產業的發展，尤其是AI產業與應用的推動，政府就應該積極思考能源政策的調整，不應排除增加核能為電力來源。主因為觀察國際上AI發展的趨勢，為了因應AI應用時對於算力的需求，在過去二至三年內，各國及各主要業者對於建置AI資料中心的投資不遺餘力。此波對於AI算力的投資風潮，也造就了AI算力供應體系的景氣榮景，包括AI伺服器及其晶片，甚至伺服器的相關組件，都明顯受惠。

台灣是AI伺服器與晶片的主要代工業者，自然也受惠於此波AI所帶起的投資浪潮，過去兩年AI相關產品更成為我國出口成長的主要動力。不過台灣產業雖然製造了全球超過九成以上的AI伺服器，但多數為出口，台灣本土境內所採購、使用的AI伺服器，顯然與我國在伺服器代工產業所占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若台灣要藉由AI的應用協助各行各業進行數位轉型，尤其是對資料具高度敏感性且須高度監管的應用領域，如金融、醫療、關鍵基礎建設等，本土算力的建置仍待強化。

政府也發現此一議題，因此在日前政府所提出的AI新十大建設中，國發會特別強調「AI要在各行各業落地應用，必須有堅實的『數位基磐』作為後盾。無論是支撐AI運作的算力環境、訓練所需的高品質資料、培育具備AI能力的人才，或是引導資金投入與創新，都是推動AI發展的關鍵基石。」國發會更將主權AI及算力建設列為AI新十大建設的推動重點，欲在強化資料與AI模型訓練的同時，同步打造安全高效的AI國家基礎建設。

但在建置本土AI資料中心等算力基礎建設時，無論半導體、晶片設計或電源管理等技術再怎麼快速演進，更多的算力建置與使用，勢將帶來更高的電力需求。而台灣在扮演全球算力供應鏈的同時，生產晶片、半導體等產品，同樣需要消耗更多的電力。如果目前我國電力的容餘空間（備載容量）已經趨於緊張，那麼在生產更多的半導體、建置更多的AI資料中心、發展更多的AI應用時，勢將使國內電力的使用更為緊繃。這也是為什麼如童子賢等科技業領袖，持續在各種場合大聲疾呼我國應調整能源政策的原因，尤其是核能的使用。

非核家園是值得尊敬的理想，但在國際間複雜的國家競爭關係中，以跨國產業競爭的角度來看，在AI快速演進的今日，若說算力即國力，那支持算力建置的電力穩定供應，更將在未來的國家競爭力中扮演重要角色。觀察當今世界各國中，受惠於核能發電充足的國家，如法國、美國、中國等，在未來的國家科技競爭中，尤其是AI的競爭，恐將已經因此搶占先機。

對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參加「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秋祭」，綠營批評鄭麗文「向共諜致意、接受中共史觀、配合統戰」。問題在於，在白色恐怖歷史詮釋上，民進黨自己長年充滿矛盾與雙重標準、將過去被國民黨政府處決的共黨分子英雄化，早已失去批評他人的資格。

「白色恐怖」確實是台灣歷史上沉痛的一頁，許多人因政治立場而受迫害，應予平反與紀念。然而，民進黨執政後推動的「轉型正義」，卻刻意偏離人權普世原則，變成政治操作工具。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陳寶倉、朱諶之、聶曦迄今仍列名國家人權博物館的「人權紀念碑」，提供民眾追思緬懷。問題是，這些人就是實際從事顛覆中華民國活動的共諜。

民進黨為了鬥垮國民黨，在「轉型正義」大旗下把共諜視為民主烈士，因此共諜也能成為人權象徵。如此不僅立場矛盾，亦彰顯民進黨在歷史詮釋上的無知。既然民進黨意欲歌頌白色恐怖，又有何立場批評鄭麗文？

民進黨對台灣人民進行歷史認知戰，以長期壟斷白色恐怖話語權的策略，把受害者記憶包裝成它自身的道德資產。凡與國民黨有關者即被視為加害者；凡與民進黨意識形態相近者，即使曾沾染左翼紅色，也可描繪為受難英雄。這種態度早已讓「轉型正義」變成自己判斷的正義，歷史記憶淪為政黨鬥爭工具。

鄭麗文身為國民黨主席，參加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秋祭，她要表達的正是希望「超越藍綠、共同反省國家暴力」的誠意。她未否認威權錯誤，也未替任何政黨開脫；若民進黨真相信人權普世價值，就不應用意識形態區分「誰有資格哀悼」。以政治立場判定誰能悼念受害者，並非真心為了人權，而是為一己之私壟斷道德制高點，將白色恐怖納入民進黨私產。

人權的核心在於不分立場，每個人都應免於國家暴力，民進黨別以為只有自己才有資格談人權。「轉型正義」的目的是和解與反省，而非畫分敵我，變成政治惡鬥的工具。鄭麗文出席白色恐怖秋祭，的確促使更多國人思考那段歷史的教訓，理應受到尊重而非被貼上政治標籤。民進黨長期把白色恐怖當成政治禁臠，卻模糊歷史是非，只會使「轉型正義」成為政治謊言。

「白色恐怖」是近代歐洲歷史上出現的辭彙。一八二○年代，法國的左派文人以這辭彙指控法國大革命時，政府軍對激進的雅克賓派俱樂部所做的鎮壓。事實上，雅克賓的領導人羅伯斯比，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進行專制恐怖統治，屠殺數萬人。激情聳動的辭彙後面是雙方互屠，來合理化自身的政治主張與意識形態。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深深影響一九一七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列寧指控沙皇政府軍為「白軍」，對以紅旗標示政黨與軍隊的「紅軍」進行「白色恐怖」。事實上，雙方是互屠。這概念隨著共產主義傳入中國，為中國共產黨所繼承。

國共分裂時國民黨進行清黨，在上海處決數以百計的共產黨員與其支持者，中共遂直呼國民黨對「進步的」中共進行「白色恐怖」。並以「赤／紅色恐怖」回應國民黨。當內戰不能和解時，國民黨以戡亂回應，但從未用「白色恐怖」來描述自己的戡亂與戒嚴。

台灣解嚴後，被監禁最長的台灣「統派」文人林書揚出版了「從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在台灣再啟這個中共術語。然而，推動把國民黨戒嚴與近代歐洲被左派所描述的白色恐怖結合在一起的，當然是自詡為「民主進步的」的民進黨。民進黨沿用中共妖魔化國民黨的統戰歷史術語，以國家經費把戒嚴時期羈押共黨嫌疑分子的景美看守所，改名為「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並出版一連串以白色恐怖為名的小說選，固化「戒嚴即白色恐怖」的粗暴化約。

國民黨要承認戒嚴對人權，甚至生命所造成的傷害，但戒嚴不是「白色恐怖」。一九五○年代初期，國防部清點當時的武器庫存，當時的美軍軍械幾乎盡喪在大陸，抗共渡海攻擊的軍火只夠三天消耗。沒有蔣介石嚴厲清除匪諜，中華民國台灣恐將不復存在。請鄭主席記住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對今日台灣的功業。不要隨共產黨與民進黨的語言行動。戒嚴不是「白色恐怖」。

此次普查的政策價值，在於其「全面性」與「分級化」。過去，政府對獨居長者的掌握，多半僅限於已知的「中低收入戶」或「長照服務使用者」，但有更多潛在的「隱性獨老」：那些經濟尚可、不符社福資格，卻因子女不在身邊或社交網絡斷裂而陷入孤立的長者，始終游離在雷達之外。「普查」正是為了將這類群體，從家戶資料中「撈」出來。更重要的是後續的「風險分級」，這代表政府思維，已從過去「齊頭式」的福利發放，進步到「精準化」的資源配置。透過分級，才能將有限的公務與社福資源，優先投入在最高風險的個案身上，這是社會安全網「效率化」的必要之舉。

然而，這場普查的結束，才是挑戰的真正開始。當政府手上握有這份「高風險獨老名單」，下一步是什麼？預算是否已包含了後續導入「送餐」與「緊急救援裝置」的服務成本？還是說這筆錢僅是「調查費」，未來每年所需的高昂服務經費仍無著落？若缺乏穩定的後續財源支持，這份普查報告最終只會成為一份「悲劇預告清單」。找出獨老，卻無力服務，將是比「不知道獨老在哪」更為殘酷的行政失靈。

更進一步言，政府所提出的「送餐」與「緊急救援裝置」，固然是維持生命底線的重要工具，但本質上仍是「被動」的安防。它們解決了「生理安全」的問題，卻無法解決「孤獨」的核心。「孤獨死」的成因，不僅是死於無人發現，更是死於「社會性隔離」。真正進步的獨老對策，絕不能僅止於讓長者「活著」，而是要讓長者「活在人群中」。

因此，普查資料的最終目的，不應只是導入科技裝置，而是必須「向下扎根」，與第一線里鄰系統、社區關懷據點、乃至在地非營利組織進行深度整合。政府的角色是找出人，但最終的關懷，仍須仰賴社區力量。六十二億的普查，若只能換來更多的緊急按鈕，而無法催生出更緊密的人際網絡，那麼我們離「零孤獨死」的目標，依舊遙遠。

根據路透取得Ｍｅｔａ（臉書母公司）公布的財報內部文件，詐騙廣告早已成為公司「穩定的收入來源」。二○二四年，約有一成營收來自違反平台標準的廣告，金額高達一六○億美元。平台每天推送一五○億則「高風險」廣告；也就是說，全球每時每刻都有人被詐騙廣告包圍。而Ｍｅｔａ內部更設定「營收損失上限」，當封禁詐騙導致營收下降超過千分之一點五，就要「收斂行動」。道德在此已被財報取代，打詐不再是責任，而是一種「成本控制」。

更值得警惕的是，讓Ｍｅｔａ強大的不是內容，而是演算法。平台以用戶行為做燃料，持續「學習」誰容易受騙、誰對金錢投資敏感；點過一次假投資詐騙連結的人，演算法就會貼心地推送更多相似廣告。換句話說，受害者愈想擺脫，愈被資訊風暴困住。這已非單純的詐騙問題，而是一場「系統化獵食」；演算法用精準行銷的外衣，把弱勢用戶困在詐騙的迴圈中。政府的反詐宣導在同一頁播放，卻追不上演算法的速度。

台灣的困境在於，監理仍停留在象徵性罰鍰。數位發展部曾在今年六月對Ｍｅｔａ兩度開罰一六○○萬元，不痛不癢，對一間市值數兆的公司而言，不過是「營運誤差」。

當罰鍰成為例行開支，違規就變成「投資報酬」。比起強化查核、揭露與技術稽核，政府似乎更擅長事後開罰，事前卻像沒事一樣。

反觀國際，歐盟的數位服務法要求平台揭露廣告來源、投放金額與受眾資料，違者最高罰全球營收百分之六；英國的線上安全法，讓監理機構直接要求平台提出風險報告；新加坡更把臉書指定為高風險平台，強制其設立在地責任窗口。這些制度的共通之處在於，讓平台不能只「報告成果」，還必須「揭露真相」。

台灣若要真正打破這場「監管虛構」，就必須結構性改革。第一，改採「營收比例罰」與「持續日罰」，讓罰鍰不再成為單純「成本吸收」。第二，建立廣告透明資料庫，讓廣告出資者、金流與精準投放條件都能被查核。第三，要求大型平台定期提出風險評估報告並接受外部稽核，避免演算法黑箱繼續擴大。同時，各新興平台也應納入監管，否則詐騙將隨新世代使用社群習慣的遷移而再度蔓延。

臉書的荒謬在於，它一手承接政府的反詐宣導，卻又一手放任詐騙廣告橫行；它高喊「連結世界」，卻讓受害者被鎖進演算法的陷阱。當反詐與詐騙在臉書上同場共演，當公權力與詐騙資本共同建構了網路社群平台的營利，社會信任與民眾財務安全便成了犧牲品。若政府繼續滿足於「開罰即交差」，只會使數位掠食者繼續壯大。

國家施政不能兒戲，政府擬定施政對策，像醫師看病一樣，開藥方之前有一定的問診程序，先得找對病因。賴清德是醫師出身，當上總統後，居然全忘了看診的ＳＯＰ。他上周開的「國家觀光隊」藥方，不脫選舉語言！

「台灣以觀光立國，期待部部都是觀光部」，賴總統在「ＩＴＦ台北國際旅展開幕典禮」一開此口，大眾心中有譜，這是安慰劑。台灣是有好山、好水、好風情，但振興觀光產業，豈是成立專責研究單位，高喊人才培育、商品開發、觀光產業鏈整合，就會發光發亮？觀光業者吐槽，不如整建觀光設施；藍委王鴻薇抨擊，不要只會撒錢，要務實了解問題，不是無的放矢。

其實，賴總統如果真的搞清楚什麼叫做「無煙囪」，就應趕快成立「兩岸和平國家隊」，開放陸客來台，觀光產業立馬生龍活虎，股市也勢必隨之大漲。

賴總統一定非常驚訝，為期四天的台北國際旅展，開場首日就湧進六萬四千人潮；然而，絕大多數民眾卻都在搶攻海外旅遊，且多是有季節或主題性的自由行。連續假期多了，國人卻紛紛往海外旅遊。大陸上周開放台胞百個城市一次入境簽，賴政府能夠繼續無感嗎？可以預見兩岸的觀光逆差將更加擴大。台灣觀光好好的一盤菜，陸委會硬要打翻；「部部都是觀光部」豈不好笑？

官大真的不是學問大，特別是在當前複雜多變的時代。故總統蔣經國在台灣創造的經濟奇蹟，不只是他大權在握，而是他開明授權。何況術業有專攻，醫學也分好多科；國家、經濟、產業和社會的運作好比一家大醫院，並非只要是個醫師，不分什麼科都可上手術台。賴總統請明察！

台灣早已在法規上明定行人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一○三條規定，車輛行經行人穿越道時，有行人通過即應暫停讓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四條亦規定，不暫停讓行人者罰一二○○至六千元並記點。法律明確，但罰責過輕、執法不均，使得「行人優先」難以落實。

美國的做法值得參考。駕駛若未禮讓行人，除高額罰款外，還可能面臨民事訴訟、巨額賠償與保險費上升。這種「高風險、高代價」制度，使駕駛自然而然選擇謹慎，寧可多等幾秒也不願冒險。交通守法文化並非建立於道德期待，而是源自制度威權。

若要改變現況，台灣必須讓「不停讓行人」成為高風險行為：一、加重罰責，對造成行人重傷或死亡者，應比照酒駕標準，納入刑事處分並可吊扣駕照。二、建立行人傷害強制責任保險制度，確保受害者獲得即時賠償，讓保險機制成為駕駛守法的動力。三、強化科技執法與資訊公開，擴大全國路口監視與熱點取締，公開違規統計與判決結果，形成社會壓力。

文明社會的指標不在於車速多快，而在於最弱勢的行人能否安全回家。當「不停讓行人」的代價，遠高於「多等三秒」；當每位駕駛都明白「行人優先」是義務，而非選項，台灣才能真正走出行人地獄。

華人赴美留學的歷史，可由耶魯大學校園一隅見證。一尊身穿長袍馬褂的中國人銅像靜靜矗立於樹蔭下。我曾出於好奇駐足觀望，不禁素描起那張堅毅又沉靜的面容；後來得知，他是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的容閎。每當我為「公費留學考試」的命題與審查絞盡腦汁時，腦海總會浮現他那不畏艱難、為教育奉獻一生的身影。

我於二○二三至二○二五年擔任教育部「公費留學審議會」的諮詢委員，每年須協助推動留學考試的相關作業，包括推薦命題與閱卷委員。這是一項瑣碎但極為關鍵的任務，我需為六個科目，各尋找十二名教授，一共七十二名專業學者擔任委員；每一次人選的配對，都必須審慎斟酌，稍有不當，便可能影響考生的權益與前途。雖然繁重，但當我想到容閎當年孤身赴美，為中國學生鋪設留學之路的艱辛，心中便感到無限敬佩，也深知自己肩上的責任。

容閎出生於廣東香山，自幼聰穎好學。一八四七年，他隨美國傳教士前往美國，成為首位接受西式教育的清朝少年。他先在麻薩諸塞州的蒙森學院就讀，後進入耶魯大學，於一八五四年畢業，成為第一位自美國高等學府畢業的中國人。他不僅打破時代的壁壘，更在中西文化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受到美國教育啟發的容閎，深信西式知識與科學能協助中國脫離積弱不振的命運。返國後，他積極奔走，向清廷建議派遣學生赴美留學；經多年努力，終於在一八七二年獲准展開「中國幼童留美計畫」。在他親自規畫與帶領下，首批卅名年僅十至十四歲的中國少年從天津啟程，遠渡重洋前往美國；他們不僅學習現代科學與工程，亦深入了解西方社會與思想。

該計畫歷時九年，共有一二○名幼童參與，其中許多人日後成為改變中國的中堅人物；例如「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就是這批留學生的佼佼者。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有相當大的落差；隨著清廷內部保守勢力的反撲，對這些幼童「洋化」的憂慮與政治壓力逐漸升高。最終，一八八一年計畫被迫終止，大部分學生未完成學業即被召回。

這對容閎而言是一次重大的挫敗，他所付出的努力幾乎毀於一旦，但他並未因此氣餒。除了教育，他也致力於中國的現代化改革，曾任李鴻章幕僚，引進西方軍事與科技設備，也短暫擔任清政府駐美公使。他一生經歷風浪，曾遭政敵排擠，甚至被剝奪國籍、流離海外，卻始終不改初心，矢志以知識強國。

今天，再次站在耶魯大學校園中那尊銅像前，容閎的目光仍注視著遠方。他不僅是一位留學生先驅，更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他以一己之力推動跨文化教育，在時代洪流中開創未有之局。他的故事提醒我們，真正的教育不只是個人成長的階梯，更是國家崛起的根本。

（作者為前科技部代理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