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報導「台灣榮景的潛藏風險」，點明台灣長期面臨經濟結構問題：出口強勁但內需疲弱，企業獲利高卻不願加薪，資金大量流向海外。因此，經濟數字雖亮眼，民眾卻感受不到富裕。亦即，「台灣病」反映的是「數字繁榮、體感停滯」的狀態。

因文中直指新台幣匯率長期低估是「台灣病」根源，引發官方與側翼的反批。有人甚至大酸，英國經濟不如台灣，哪有資格評論？這種不由分說的義和團式反應，也是台灣病一環。

台灣「雙率雙低」是長年結構，匯率是否低估可以討論，但牽動的風險卻難以忽視：薪資停滯、房價高漲、金融體系潛藏風險。難怪文章一出，引發民間和學界不少共鳴。但台幣若因美方壓力而劇烈波動，出口產業與壽險業恐怕尚未做好準備。

外媒對台灣的示警，並非始自今日。《金融時報》元月點出台灣悄然成為「債市強權」，並提醒可能的危機。《時代雜誌》十月評論賴總統為「魯莽領導人」，結果作者遭到圍剿，連翻譯該文的國家通訊社員工都遭處分。

過去外媒讚美台灣，國內立刻大肆宣揚；但近日外媒報導只要一句不順耳，就被扣上不懂台灣、別有用心的罪名。這種「只許歌頌、不能揭醜」的心態，反映的是欠缺病識感及拒絕反省的心理，病況只會因諱疾忌醫而愈發惡化。

在野黨主導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三讀通過，除將上次修法疏失的餘緒補正，也將分配比率制度化，並縮小了偏遠縣市與六都的分配差距。誰料，閣揆卓榮泰卻大發雷霆，批評在野黨「突襲」，稱將使中央可支配預算減少三千七百多億元，因此政院將「全面迎戰」。卓內閣不積極提出政院版本，等到立法院修法完成再咆哮宣戰，恐無法贏得掌聲。

值得注意的是，大罷免失敗後，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頓時氣焰灰滅，行事轉趨低調；對於《財劃法》通過，亦未公開表示異議。相形之下，原本態度強硬卻不大聲嚷嚷的卓榮泰，卻開始接替老柯扮演起「戰狼」角色，甚至放出「全面迎戰」的狼煙。這樣的角色遞變，令人玩味，也可嗅出卓榮泰試圖「以黨領政」拉抬民進黨士氣的用意。

問題是，這回卓榮泰恐怕選錯了戰場與議題；他不僅無法藉此得分，可能還會引起民眾更大的反感。第一，依據憲法，國會才是立法機關；行政院若想要彰顯自己的意志，應積極提出修法版本並訴求社會各界支持。卓內閣事前怠忽作為，卻在事後高喊不公，不僅自失立場，也顯得幼稚可笑。

第二，民進黨政府多年來將國家財政隻手攬在中央，拒絕與地方共享，早已受到各界詬病。尤其，執政黨不斷揮霍國家資源甚至補助其友好側翼團體，除藏汙納垢、扭曲公平原則，也是在濫用公帑。這次財劃法修法，確立中央與立法的分潤制度，有利地方自主建設及運用，其實更符合地方自治及多元發展精神，也受到各縣市歡迎。卓內閣稱新法使中央可支配款減少三千多億元，這是中央本位主義觀點。事實上，這些錢本來就是從各縣市口袋摳來的，還給各地方政府正恰如其分。

第三，朝野在財劃法的拉鋸，從去年纏鬥至今已一年半，民眾對此厭倦已極。人民選出一位總統，是希望政府能施展作為，為全體人民服務。但賴卓體制始終不願承認民進黨是「少數政府」的現實，不斷在立院對在野黨採取政治對抗與杯葛；其結果，除造成施政的荒疏，更導致中央和地方合作的斷鏈。這點，從各地救災行動的遲緩、非洲豬瘟及芬普尼蛋的控制失效，已一目了然。卓榮泰越將眼光鎖定在對藍白陣營的戰鬥，就越是忘卻他要服務的是全體國民，顯示他完全看不見「民之所欲」。

卓榮泰突然聲色俱厲地扮演起「戰狼」，向在野黨宣戰，顯示他意識到自己為民進黨明年大選衝刺聲量的任務。然而，在外界看來，其虛張聲勢，根本掩不住他缺乏內涵與專業的行政效能。行政院趕在送出政院版《財劃法》草案前夕，緊急邀集各縣市政府會商。然而現場提供的說帖，卻只有短短八百字，薄薄的兩頁紙，內容空洞，甚至連計算公式和計算基礎都提不出來。也因此，這個試圖說服各縣市的協商會議，反而遭到各縣市政府代表打槍挑戰。試想，如果連地方政府都說服不了，卓內閣要如何在立法院尋求翻案，讓占多數的在野黨立委轉而支持政院版本？

在卓揆眼裡，《財劃法》是一座即將被敵人攻破的巨大城堡，因此必須「全面迎戰」勇敢捍衛。但如果換一個角度看，這座城堡本來就是「公共財」，不屬於中央或任何政黨所有。如果卓榮泰看到地方能分配到更多資源，民眾也更支持這樣的分配方式，他仍然堅持要把城堡當成國王的財產，這會受到歡迎嗎？經過大罷免的失敗，如果還無法認清自己的角色，還要繼續與民意為敵，卓榮泰恐將淪為柯建銘第二。

立法院日前再度三讀通過國民黨所提新版財劃法的修正案。遭此戲劇性的變局，行政院這回卻一反去年反對修法的立場，已正式宣布將提出新的修正版本應戰。朝野政黨為了財劃法的修正似乎都動了肝火，殺紅了眼，互相不甘示弱。

其實，國民黨這次修法極具針對性。首先，當然是把原先統籌稅款分配公式的分母（母數寫錯成全國）錯誤改正過來，其次就是把行政院今年度刪減的地方補助款（包括一般性與計劃型）給搶救回來。平心而論，這場財劃法修法後發生的公式烏龍意外，立院本可以單純而快速的解決。怎奈朝野這一年來積恨太深，在缺乏互信情況下，怨怨相報的結果，讓原已暫息煙火的修法爭議突然之間又死灰復燃起來。

回顧一下財劃法的修法歷程，自去年賴清德上任後，在野黨便發動財劃法的修正，惟行政院卻以「現有版本已是最佳」為由，堅拒修法且不提對應版本併審。其後，藍白合力連夜通過國民黨修正動議版，引發行政院極度不滿；接著，行政院提出覆議，遭到否決。無奈之下，一方面送請總統公布法律，同時也聲請憲法法庭釋憲。至此，如果行政院暫時停火，可以相安一陣子。

未料行政院不此罷休，強烈反擊；藉著在野黨要求行政院自行檢討2025年度總預算統刪636億元的機會，將計就計地把此金額轉灌在中央對地方補助款的刪減上，幅度高達25%。

尤有甚者，行政院更修改《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將原來具體明確的補助事項（如基本財政收支差短及定額設算之教育、社福及基本設施等補助），改為概括性與原則性的規定（如具經常性、普及性、基本建設或維運性質、財政均衡等事項）。這些舉動不但引發在野黨的暴怒，更造成在野黨執政占多數之地方政府的強力反彈。

在朝小野大的基本結構下，在野黨當然不會就範，立院國民黨團隨後立即提案再修財劃法，報復性的將中央對地方補助款之權責加上更多的限制，隨即引發朝野再度衝突。

雖然，原來被行政院刪減的636億元補助款，後經朝野協商，已從行政院另提的追加預算中補編回來。但前述行政院修改補助辦法、國民黨團所提財劃法再修正案，以及立法院審議通過追加預算案等這幾樁事件，竟然都集中發生在8月短短的一個月內，可見朝野之間的權謀算計，何等超乎常人的想像。若朝野「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的對抗態勢不改，可以預見未來的法律與預算衝突事件將層出不窮。

行政院這次除了一如往常地譴責在野黨的「修惡」行徑之外，卻意外地宣布會另提出行政院版的財劃法修正案，送交立法院審查。不過，以目前的情勢來看，不但政治基本結構未曾改變，這段期間朝野更經歷了各種覆議、釋憲和「大罷免」等的爭執與衝突，行政院要能獲得在野黨的理性對待甚或支持，恐怕須有滿滿的善意與大大的智慧才行。

首先，面對這次變局，卓榮泰院長聲稱將會「全面應戰」，殺氣騰騰，何不改個口氣說「全面溝通」？其次，行政院可以強調院版財劃法的特色與優點，但切記不要再翻舊帳惡言抨擊前二次的修法。其三，統籌款水平分配指標與權重的細緻化固對改善城鄉差距有所助益，但未臻周延，院版修正案應採彌補地方基準收支差短為主，指標分配為輔的雙元設計，方為正辦。其四，行政院應允諾依法行政，即使聲請釋憲，在判決結果未確定之前，不再惡意拖延或不執行已公布施行的法律。

惟有如此，院版的財劃法修正案才能爭取到在野黨的理性對待，從而避免格鬥式修法所導致「朝野爭勝負，輸的是全民」的亂象，則國家制度幸甚！

首先必須理解，社群平台並非真正的免費服務，而是建立在大規模資料蒐集與分析之上的商業模式。除了使用者主動上傳的文字、照片與影片，平台也會記錄定位、裝置使用方式、頁面停留時間等行為數據。平台從大量非結構化資料中萃取特徵，建構可預測的心理與行為輪廓，包括性格特質、消費偏好甚至情緒變化。這類技術原用於內容推薦與廣告投放，但一旦資料外洩或遭濫用，也可能成為詐騙或認知作戰的基礎工具。

然而，資料風險仍需分層看待。商業平台使用資料以提升服務與精準廣告，雖具有隱私爭議，但其運作邏輯與國家級監控不同。以中國為例，「國家情報法」要求企業配合政府調取資料；二○二二年上海公安資料外洩事件更揭露集中式資料管理的脆弱性。

相較之下，美國則建立監管框架，允許政府在特定情況下存取資料，但必須經過法院審查與行政命令限制；二○二四年發布的新行政命令更明確禁止特定敏感個資流向高風險國家。兩種模式展現了截然不同的資料治理邏輯。

在此國際脈絡下，台灣處境更為特殊。台灣既非主要社群平台的營運國，也無法完全掌握跨境資料流動，因此必須強化本地資料主體權利與跨境治理能力。當前「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法草案正朝資料外洩通報、跨境資料管理與使用者控制權擴大等方向推進；制度雖仍在建構中，但已逐步向國際趨勢靠攏。歐盟「數據治理法案」致力於兼顧隱私與資料流通；美國推動「資料隱私與保護法草案」（ＡＤＰＰＡ）以建立聯邦級標準；台灣若能建立可信的資料治理架構，不僅有助保障公民權益，也能在未來的國際資料經濟中提升話語權。

面對這些風險，使用者仍可從日常建立基本的數位防護。以Ａｐｐ權限管理為例，建議將不必要的權限調整為「僅限使用期間」，並定期檢查定位、麥克風與相機等敏感授權。帳號安全方面，應避免跨平台重複使用密碼，並搭配使用Google Authenticator之類雙重驗證工具，以時間動態密碼提升防護強度。第三方登入則應避免習慣性使用Google快速登入等，以降低資料連動與外洩風險。

此外，民眾需提高警覺，對交友邀約、投資廣告與兼職訊息多加查證，避免落入社群詐騙。政府與民間也提供多項查證資源，包括一六五反詐騙專線與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等等，皆可作為即時辨識資訊真偽的工具。

在科技快速演變的今日，資料已成新的權力核心。科技本身並非威脅，真正的關鍵在於制度是否健全、資訊是否透明，以及社會是否理解自身的資料權利。我們無法也不需要拒絕科技，但可以透過完善法制與提升數位素養，使科技服務民主與人權，而非成為操控與剝削的工具。當社會能掌握資料來源、流向與風險時，便更有能力參與數位治理，並共同形塑一個自由、安全且可信的數位台灣。

邇來，詐團軍師、通靈律師層出不窮，在各類詐欺、販毒組織案件如標準配備，本應保障被告人權的辯護人，有人卻淪為傳遞訊問內容、協助集團首腦逃避追查、變賣犯嫌財產、防免不法所得遭查扣，儼然成為「請律師」的附加價值。此類歪風，正派律師不齒，亦非社會大眾所樂見。

律師法第一條明定：「本於自律自治之精神，誠正信實執行職務，維護社會公義及改善法律制度」。身為在野法曹，辯護人應當「在證據中找真相」、「在法律內求公正」。然而，將偵訊內容洩漏給無關第三人，則是完全不同層次，亦已超越辯護權的界限。

偵查階段（尤其是禁止接見通信的羈押案件），賦予辯護人接見被告的權限，乃基於武器對等，使被告倚賴法律上的專業意見。然而在日新又新、計畫縝密、層層斷點的詐欺或金融犯罪等類案件，檢察官可用的偵查手段有限，只能從千絲萬縷證據中抽絲剝繭，或自不同被告相異供述中進行突破。在羈押閱卷的釋字七三七號解釋討論中，確實有質疑律師閱卷是否造成洩密風險？大法官選擇相信律師群體的專業高度，相信閱卷的目的在於有效辯護，而非替潛在被告穿針引線、進行串供。

依刑法第一三二條第三項，辯護人洩漏偵查秘密屬於「非公務員洩密罪」，最高刑度僅一年，刑度確實不高。然而，身為法律人，知法守法是應有之義，更是向社會展示其專業、品格的自我要求。

當律師觸法，卻以「又不是什麼很重的罪」輕描淡寫，只會令人質疑該律師的自我要求何在？律師團體的自治自律功能能否斷然執行？倘若無法維護「誠正信實」的法定要求，又如何期望社會大眾信任辯護人？

詐騙集團利用了人性的輕率（釣魚網站）、貪心（投資詐欺）、恐懼（假檢警）、善良（假親友借款），騙取鉅額不法所得。若辯護人在明知被告犯罪的情況下，仍傳遞尚未公開的偵查資訊予利害關係人，讓應受處罰者逃避追訴，不僅違反律師倫理，更迫使司法機關偵審案件時，不得不戴上「有色眼鏡」檢視個案律師的守密性，徒然讓已過勞的司法體系，雪上加霜。

「又不是什麼很重的罪？」真是如此嗎？

當我們反覆自問，站在被害人的角度、站回被告的立場；答案其實昭然若揭。有老人因遭詐騙抵押房產，無家可歸；有家庭因債務纏身，走上絕路，這些都是悲劇現在式。

身為職業團體，當發揮自律功能，讓不肖分子不配享有「專業信用」；身為執法者，則當以雷霆手段，以彰顯法律尊嚴。唯有如此，才能夠保護辯護權的核心價值，而不是被少數濫權者扭曲利用。

從邏輯上來看，中共計畫在二○四九年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屆時不能缺少台灣這塊拼圖，中共追求統一的目標也從未改變，問題在於是以「和統」還是「武統」為手段，時機點又為何？是各方一直爭議的話題。這次「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會」年度報告，倒是對北京可能入侵台灣提出了三個可能的時間點，分別為二○二七、二○三五和二○四九年，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部前助理部長薛瑞福指出，中共仍期待以非武力的方式取得勝利。

事實上，二○二三年二月美國中情局長伯恩斯在ＣＢＳ節目上表示，美國情報顯示「習近平已指示解放軍要在二○二七年前具備進攻台灣的能力」。二○二四年這樣的說法，在美國官方、媒體、智庫間廣為流傳；但應注意美國論述的焦點在於「中共具備武力犯台的能力」，而未說明「已具有犯台的意圖」，這與本次年度報告的論調仍為吻合。

從俄烏戰爭的經驗來看，美國在俄羅斯二○二二年二月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之前，美國政府幾乎每周都會警告俄羅斯勿對烏克蘭動武；這顯示當美國情報部門偵測到戰爭跡象時，美國政府會先主動進行口頭干預。同理，假設美國情報部門已掌握二○二七年中共武力犯台的情報，離現在時間並不遠，美國政府應該會時時把握機會警告中共，但今年九月十九日的「川習通話」，雙方居然連台灣二字都沒說出口；十月卅日「川習會」，川普隻字未提台灣問題，這完全不像美國已經確信二○二七年中共準備武力犯台的反應。而本次報告的觀點，基本上又再度確認美國政府在川普上任以來的判斷。

對習近平來說，選擇在川普任內武力犯台絕非好時機。川普第二任期上任前，共和黨大肆杯葛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川普上任後，又逼迫澤倫斯基吞下不合理的烏俄停火條件，以致二月廿八日川普與副總統范斯在全球媒體前對澤倫斯基疾言厲色；不過五月川普卻揚言要解除北約對俄羅斯的動武限制、十一月五角大廈又批准向烏克蘭提供戰斧飛彈。對中共來說，在川普任內武力攻台的代價很難估算。或許因此川普曾說，在他任內習近平不會對台動武。

儘管當前兩岸關係「冷僵」，但台灣永遠存在政黨輪替的可能，不論等四年、八年、十二年或更久，一旦台灣出現一個相對不討厭中共的執政黨，兩岸問題又可回到溝通的軌道，要推進兩岸政治進程就存在機會；那麼何必急於一時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武統不但後果難測，更可能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無法實現，破壞中共超越美國的盤算；不如等待台灣問題被自己未來的強大給消化掉。

本次年度報告反映美國情報部門對台海情勢的研判，除非美國情報失準或有其他變數出現，例如台灣突然宣布獨立，否則當前兩岸「冷僵」局面仍會維持。儘管從客觀條件來說，隨著軍事現代化腳步持續往前，中共武力犯台的能力的確正在提升，不過能力是一回事，動手仍牽涉政治決斷。正如薛瑞福所言，中共仍盡力盤算著以非武力方式統一台灣的可能。

台海局勢本質上是一個三方博弈：台灣、中國大陸及美國（日本的安全表態則增加了外部變數）。短期策略與長期布局都需兼顧國防、外交、產業韌性與社會信任，才能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保持穩定。

台灣面對中共的軍事壓力，必須兼顧防衛能力與民眾安全感；過度依賴美國或外部軍事保護，雖可暫時降低衝突風險，長期卻可能削弱自主防衛能力。兵力部署、戰略預警、軍民協作需形成完整體系，除提高防衛韌性，也向國際社會傳達穩定訊號。日本的表態雖提供外部支持，卻也增加中國大陸敏感度，是故台灣應更謹慎地傳達信號。

靈活運用國際槓桿是三方博弈中的關鍵，台灣在爭取國際支持時更需精準管理與中共的互動，避免觸發強硬回應。美國身為戰略第三方，其政策取向直接影響力量均衡，日本的表態則增加了變數。台灣可透過多邊合作、國際論壇與雙邊協議以提升談判地位，同時減少潛在衝突風險。

台灣科技與製造業高度依賴全球供應鏈，地緣政治摩擦可能衝擊生產、出口與就業；必須在保持國際競爭力、吸引外資、保障產業自主間取得平衡。在中國大陸可能經濟施壓的風險下，透過投資、技術合作與市場開放強化台灣產業韌性。穩健的產業結構能支持國防與外交策略，形成長期安全保障。

社會信任決定政策執行力與國家韌性，民眾對國防、外交及產業政策的信任是整體安全的前提。透明決策、有效的危機管理與民眾參與，能增強社會凝聚力並提高政策執行效率。缺乏信任導致社會分化，降低政府在三方博弈中的談判能力與行動效率。

總體而言，台海局勢是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三方博弈。台灣在面對中國大陸及美日的外部因素時，必須兼顧國防建設、外交靈活性、社會信任、產業韌性。短期策略應強調防禦與國際合作，長期則需提升自主能力與內部凝聚力。唯有平衡各方面因素，台灣才能在瞬息萬變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維持穩定，保障民眾安全、經濟發展與國際活動空間。

在這一切困境之中，過度使用手機、平板等三Ｃ產品是隱形推手。台師大研究揭示，三至五歲幼兒的三Ｃ使用時間與其認知、語言、社會、情緒、身體動作的發展呈現顯著負相關。當青少年長期沉浸於數位刺激的快速節奏中，情緒調節與衝動控制能力逐漸衰退，一旦家庭溝通不暢、親子關係緊張，暴力行為便成為情緒宣洩的出口。

此外，當前社會對三Ｃ產品的管理仍停留在「家長自律」層面，缺乏系統性的介入與制度性引導。

青少年在沒有有效限制與監督的情況下，長期接觸令人成癮的數位內容，不僅傷害其情緒調節能力，更埋下親子衝突與暴力風險的深層隱患。

值得反思的是，近年來教育論述過度強調「溫和教養」的理念，卻往往忽略了溫和教養應有的本質。既兼顧溫柔與尊重，也必須建立清晰的界限與規範。過度強調接納而忽略明確規範，使許多家庭陷入「教養真空」，難以培養自律與情緒管理能力。理想的家庭教養應同時展現溫柔與堅定，幫助孩子從他律逐步發展為自律，習得情緒調節與責任感。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政府政策在親職教育、家庭支持與心理健康資源上的投入角度顯然有所偏差。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亞於學校教育，家庭是孩子成長的第一線支持系統，父母的言行對兒童的身心發展影響深遠。若政策將所有教育責任推向學校，反而忽視了家庭功能的核心價值，只會加劇家庭支持系統的失衡。

當前社會需要的不是對溫和教養的盲目推崇，而是對家庭功能的整體重建。這包括三個面向：一，政府應強化親職教育的可及性與深度，特別是針對高風險家庭與單親家庭的支持性介入；二，應建立更明確的三Ｃ產品使用指引與家庭監管機制，結合學校、家庭與社區的多元防護網絡；三，重建社會對「教養責任分工」的認識，父母的管教職責不應被妖魔化，家庭規範的界限並非束縛，而是引導孩子建立內在紀律、發展責任感的核心基礎。

理想的家庭教育需要走進現實困境，了解每個孩子的真實需要，扭轉失衡的教養模式。唯有同時強化政策支持、改善親職知能、管理新興科技帶來的負面衝擊，才能遏止這波親子暴力的浪潮，共同譜寫台灣更健康、更安全的親子關係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