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番「台灣有事」的發言惹火北京。中共外交部司長劉勁松手插口袋對日本官員擺出倨傲姿態，確有虧外交官風範，反讓人想起昔日「皇軍」嘴臉。但日本政府須面對的現實是，年消費額近兩兆日圓的陸客大量消失，加上貿易杯葛，缺口要如何補上？

當下白宮無意挑釁中南海，日本卻主動惹事，愛擺老大架子的川普對「尾巴搖狗」有何感想？從美方近日發言，包括按計畫撤走先前演習進駐的飛彈，顯示雖不認同中共，也沒打算力挺日本。而高市此時若服軟認錯，承認發言不當，必然激起國內輿論不滿，將使史上首位女首相的民調蜜月提前結束。

高市「台灣有事」發言，其實有不少但書；且她就任後未前往靖國神社，及刻意手挽川普表現親密等動作，顯然並非存心挑戰北京或華府。問題在她習慣了民代式發言，對首相的敏感身分缺乏警覺，加上右派同志的撩撥，結果就闖了禍。日媒稱，高市事後私下承認「說過頭」，但問題恐怕不會因此解決；將來她若想推動自衛隊更名國防軍等理念，國內外的阻力鐵定只會變多不會減少。

為政者最忌禍從口出，更要曉得，不是只有政敵才能對自己造成傷害，在「同溫層」面前鬆懈，往往能捅出更難收拾的樓子。高市近日的左支右絀，值得國內所有政治領袖引以為戒。

藍白合首場「主席會晤」說開就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和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各率主要幹部與會，敲定「藍白合作」的基調。這次會晤不只是一次氛圍鋪陳，也達成「智庫對接」共識，並劍及履及地由前內政部長李鴻源組團隊要提區域建設藍圖。儘管不少人仍對藍白合前景抱存疑慮，但透過國會合作及明年地方選舉提名的磨合，這條路是曲是直應能越走越清晰。

藍白合能否一路平順，外界的疑慮其來有自。兩年前的十月底，就在二○二四總統大選前三個月，國民黨前主席朱立倫與民眾黨前主席柯文哲也舉行過一場「主席會」，主題是「政黨協商」。會後，他們發表了四項共同聲明，包括推動第三波民主改革、重啟兩岸交流、總統赴國會報告及立委席次極大化等，被形容為「承載了藍白選民翻轉執政的殷切期盼」。但其後一個月，隨著藍白整合會談破裂，所有願景化為泡影，兩黨和支持者迄今只能眼睜睜看著民進黨繼續獨斷獨行。

如今民眾聽到「藍白合」，都不免油然憶起當年柯文哲如何撕毀承諾的場景，包括郭台銘如何游走兩黨之間、最後卻不告而別的噩夢。今天國民黨和民眾黨談合作，會不會依然爾虞我詐、互不信任，或者誤信民調而自以為是，甚至有人私下企圖與綠營另作交易的情事？這類疑問，必然還盤旋在兩黨黨員與一般民眾心中，揮之不去。

然而，比對兩年前後的政治處境與政黨發展，國民黨和民眾黨在某些領域的競合關係雖未改變，但藍白合作的趨勢其實已漸趨穩定。主要原因包括：一，柯文哲因政治獻金及京華城案遭羈押長達一年，未來一年可能遭到判刑，民眾黨已無任何理由再支持民進黨。二，過去一年多，藍白兩黨在立法院建立了不錯的合作默契，在若干人事案或法案則維持各自的理念，算是一種靈活的合作策略。三，鄭麗文和黃國昌都是五十多歲的世代，思維比較開放；且均曾與民進黨有過合作關係、後轉而成為綠營監督者，他們的政治策略應更靈活。四，這次的兩黨合作提前展開，若有幕僚及智庫的常態溝通，將更能有序地推動共同提名布局。

鄭麗文在會中宣示，「藍加白」就是台灣最新的主流民意，能帶給人民最好的決策及最佳的治理。黃國昌則稱，二○二六選舉要用最好的方式選出最強的團隊，至於在野聯盟在新北市的選舉，主角也未必一定要是他。如果雙方都能秉持這樣的善意推動藍白合，必然有助於在野陣營的氣勢和版圖，為民主發出更大的聲量。

當媒體問到「精神領袖」柯文哲的角色，黃國昌答稱，柯文哲提示了三個關鍵詞：主流民意、國家正義、和人民的安全，這是民眾黨前進的三個重要指標。耐人尋味的是，黃國昌說柯文哲不僅是「精神領袖」，也是「重要的夥伴」。言下，柯文哲會用更多時間對付司法追殺，而非扮演政黨指引者。柯文哲的「缺席叮嚀」雖顯示了他的存在，卻也提示了他上次的「破壞性」角色。無論如何，藍白兩黨都不要再重蹈覆轍破壞合作，再後悔莫及。

從各式民調看，「藍加白」確實已成為占多數的主流民意。問題在，藍與白之間如何構成「相加」乃至「相乘」的關係，則有待雙方的謹慎把持與善意融合。政黨是一種複雜而微妙的組合，只要有人堅持個人本位主義，或者抱持猜忌與投機，整個運作就會受到牽累而失靈。因此，光憑高層的善意是不夠的，雙方陣營必須抱持理性、尊重專業，藍白合才不致再成泡影。

台灣半導體產業近年在全球地緣政治中承擔巨大壓力，從供應鏈重組到大國競逐，每一件看似單一企業的人事或技術紛爭，都可能牽動國家安全與產業布局。台積電（2330）前副總羅唯仁疑似攜帶大量2奈米以下先進製程相關的資料前往英特爾任職，使這場原本屬於企業內部的風波瞬間攀升到國安檢調介入的層級。事件之所以引發社會震盪，不僅因羅唯仁在公司中扮演過重要角色，也因為這次的影響超出單一企業，反映出台灣在科技戰略中的結構性脆弱。

一位在公司任職數十年的高階主管，在退休前一年多即被調離核心職位、不再接觸先進製程，被視為台積電對高階人員一貫的保防作法。即便如此，大量影印或手寫的資料究竟是否涉及營業秘密、是否為know-how的累積、又是否足以危及國家利益，都成為調查的核心。而政府官員對外的態度多為「已派人瞭解」或避免過度詮釋，也使外界產生了政府是否過度淡化、企業是否刻意低調的疑問。

這種不明確的訊號，為事件蒙上一層耐人尋味的陰影，市場甚至出現了另一種解讀。在川普多次公開批評台灣「偷走美國晶片技術」後，羅唯仁的跳槽與美國政府扶持英特爾的大動作之間，是否存在更大的政治布局，有人認為台積電「沉默得異常」，甚至可能是某種「技術緩衝」或「政治保護費」式的戰略交換。這些解讀雖不能武斷視為事實，但反映的是台灣社會對科技戰中自身處境的焦慮。

此案更凸顯半導體作為國家戰略資產的雙重困境，企業是民營公司，依循營業秘密法處理竊密問題本屬常態。但當技術被視為國安命脈時，政府的角色就不能只侷限於法律程序的旁觀者。此次事件因涉國安法，高檢署主動立案，在程序上提升層級，在本質上也提醒台灣必須有制度化的國安保護架構，而不只是企業自行負責。

值得注意的是，從純技術角度而言，羅唯仁過往在台積電累積的知識是否真能直接轉移到英特爾，尚待驗證，例如英特爾的18A與台積電2奈米與16A技術路線差異巨大，使其經驗難以複製套用。但這種類型的資料仍然對競爭者形成某種分析優勢，其價值未必在製程，而在策略與文化，因此這類風險不能被輕忽。

事件也暴露另一層脆弱性，國科會表示台積電的技術系統龐大且高度整合，單一員工難以完整複製先進製程。這雖能安撫部分民意，但某種程度也讓人看到人才外流與國安風險的灰色地帶。當跨國企業都變成地緣政治的延伸時，台灣若沒有完善的國家級策略視角，就可能在大國競爭中被動承擔風險。

事件的多重角度顯示，台灣面臨的不只是商業竊密，而是國家在國際科技戰中的制度性考驗。科技公司的人才流動與合作早已非純市場行為，例如輝達投資英特爾、台美半導體政策綁定、國會政治壓力都可能牽動企業決策。當全球供應鏈被重新編碼，台灣需要的不是觀望，也不是簡化為個人責任，而是建立能處理跨國、跨產業、跨政府風險的整合治理能力。

台灣的半導體之所以強大，是因為長年累積的技術深度、產業分工與信任文化。若這些基礎因社會對事件的恐慌或政治解讀而被吞蝕，那才是真正的危機。面對這場風暴，台灣需要的不只是追究責任，更需要重新確認自己的原則、制度與方向。

這起事件終會落幕，但它留下的疑問，會長期影響台灣在世界科技地圖上的角色與位置。只有理解自身的脆弱，台灣才有機會在下一回合的全球科技戰中保護立場，也保持尊嚴。

昨天賴清德總統拿日本海鮮壽司當午餐，還發了新聞圖文，表態聲援日本。

高市早苗發表「台灣有事，日本有事」談話，引起中國憤怒，除解放軍在黃海實彈演習，也派出海警船進入釣魚台海域、要求民眾暫緩到日本觀光、停止日本水產品的進口、日本牛肉出口中國的磋商也暫停。令人不懂的是，高市的爭議性發言，美國不表態；亞洲各國在二戰時，大都慘遭日本侵害，除了韓國出來為中國講話，其他國家靜默。台灣大可置身事外，但賴清德卻說「中國要克制，展現大國的風範，不要成為區域和平穩定的麻煩製造者」，等於把台灣推到中日衝突火線上，實在不智。

台海局勢嚴峻，台灣處理任何地緣政治問題，都要謹慎將事，不要逞一時之快，起鬨加煽動都會得不償失。

時代雜誌的專欄作家說「賴清德是魯莽的領導者」，除了魯莽，他還是頑固的台獨基本教義派，置國家安危於度外，非常危險。假如中國秋後算帳，停止台灣ＥＣＦＡ早收清單、或者對台灣出口中國產品進行限制、或對台商有不利措施，這都不是全民所樂見。

高市說「台灣有事，日本有事」，賴清德難道要告訴世界「日本有事，台灣有事」？賴清德的行為，相信綠營也有很多人不以為然，並不能完全代表支持他的四成選票，何況還有六成選票不贊成他。

不過，異於常態的是中國大陸在這起事件對日強硬態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卻異常寂靜，尤其有美日安保條約的美國，竟然是能不表態、就不表態，能不吭氣、就不吭氣。川普被記者逼問，也僅說：有些盟國在貿易上對美國的利用，甚至超過中國；許多盟國也稱不上朋友…，一語帶過。

日本一直有脫亞入歐的高傲心態。人在亞洲，卻因國力與發展，得以作為Ｇ７國家中唯一的亞洲國家，或許自詡能在亞洲顧盼自雄；而Ｇ７的西方六國對此唯一亞洲國家，面對此次日本陷入困局卻淡漠得出奇，可能也讓日本人大感意外、高市傷心。

如果一定要究其原因，可以從兩個方面去探索答案，一是中共與西方世界因崛起所起的摩擦，美歐並沒有取得絕對優勢，甚至某些方面還灰頭土臉敗下陣來；在川普與全球的貿易戰中，大陸敢與美國叫板，無疑也告知了西方世界，如今國際情勢已不同往昔。

其次是在軍事科技化下，中國大陸國防工業一日千里，九三閱兵，全世界有目共睹，陸、海、空火箭軍實力均拿出成績單。今年印巴空戰，三代半殲十Ｃ戰機擊落數架法國最先進飆風，也打破中國軍火沒有實戰成績、不堪一擊的蠡測。

西方世界的靜音，美國的旁觀，是否有其他目的？固有一方面看事態的後續發展，但更多的是對高市早苗的此番言論心存疑慮、不願被拖下水，要其單獨面對所引發的後果。雖然，高市或許想暗拖川普下水，但川普是老神在在，不動如山。

雖然，日方派出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長金井正彰到訪北京，看似負荊請罪，但因層級太低，且所提無法達到中國大陸要求，談判觸礁，灰溜溜返東京交差。沒有了西方國家的支持，以及美國川普的撐腰，高市要過這關，僅有賴清德總統批大陸是「對日本進行複合式攻擊，不要成為麻煩製造者」，於日本處境怕是毫無用處。更令人擔驚受怕的，是中國大陸從這次中日激烈衝突中了解到，詭異的西方世界只怕全是紙老虎，這不啻讓習近平在兩岸問題上更有底氣。萬一往後兩岸再生波瀾，陸方和平統一的指針、往武統方向偏移，那就大事不妙。

近幾年來，大陸金融科技快速發展，互聯網金融消費高度普及，隨之而來的是無處不在的各種網貸廣告。這些網貸不同於傳統的銀行貸款，對工作、個人徵信情況等要求偏低，基本都是零擔保。很多沒有工作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和大學生，在網貸平台上經過簡單的資料輸入和人臉識別，就能快速借到錢，具體放款機構一般是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等。

然而，借時容易還時難，特別是當下大陸很多機構和企業都出現了降薪、裁員潮。隨著愈來愈多的人難以按時還款，網貸平台開始雇用大量的第三方催收公司，採用電話轟炸、簡訊騷擾、威脅恐嚇等手段催促負債人還款。如果效果不好，這些公司還會偽造律師函和法院文件，甚至竊取借款人的戶籍隱私和資訊，給負債人的親屬、朋友、同事、上司等發送騷擾資訊。

雖然貸款平台在大陸金融監管加強、行業整頓後減少了很多，但保留下來的支付寶借唄、微粒貸、京東金融等大平台，常年位居各種維權熱線等投訴管道的前列，暴力催收、威脅恐嚇等違法行為層出不窮，也導致消費者與這些金融機構的對立不斷。

暴力催收嚴重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更違反多條大陸法律規定。相關數據顯示，當前中國大陸有至少五千家小額貸款公司，催收公司超過三千家，催收人員數量在四十萬左右。曾因暴力催收、隱性高利率及用戶信任危機陷入輿論漩渦的重慶度小滿小額貸，二○二四年淨利潤同比暴增逾百分之三百，日賺二三五萬元人民幣。近日，更傳出累計放貸已達驚人的兩萬億元人民幣！

很多人收到陌生來電推銷辦理貸款，宣稱貸款利息低、額度大、到帳快等。他們往往透過違法手段搜集公民電話號碼和其他隱私資訊，然後肆無忌憚地騷擾、推銷。一方面，貸款廣告和推銷的消費陷阱無處不在，平台為了盈利不顧金融風險盲目放款；另一方面，負債人逾期後，平台又缺乏人文關懷，暴力催收。金融科技的發展本來是要為公民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務，但現在放款機構及催收公司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斷踐踏社會及法律底線。

這些醜陋行徑折射出兩個問題：一是金融監管力度不夠，執法機構亟需適應科技的快速發展和違法行為的新特點；二是金融行業生態不健全，銀行借款門檻過高，網貸門檻又過低，鋪天蓋地的貸款廣告和貸後管理的簡單粗暴，或許會對中國大陸的金融生態造成難以估量的破壞。

欠錢還錢當然天經地義，但是誰沒有困難的時候？負債人也是人，當然也有受法律保護的權利。倘若金融機構真的能以人為本，不觸碰法律紅線，耐心給負債人提供度過難關的可行方案，相信很多債務能協商解決，整個金融生態能一片清朗開明，整個社會自然也會和諧安寧。

「戰爭迫在眉睫有賣相，呼籲審慎評估事件的新聞與評論則乏人問津」。北京真會認為和平統一無望而武統嗎？我方毫無主動權可以化險為夷嗎？

如同俄烏尚未開戰之前，美國前蘇聯大使Jack F. Matlock所說，當時只要烏克蘭宣告不入北約，即將荼害烏國四年、也弱化俄羅斯的戰爭，不會發生。現在，我們只需奉行憲法，謹守台澎金馬加上大陸才是一個中國的內涵，表示願意與對岸，就什麼是一中，坐下來談，同樣就能化解兵凶戰危，真正進入共構和平之路。賴總統說，接受一中原則就可得到和平，「這是不可能的事」。這是不談就投降、認知有誤而違憲，也不負責任。

在民進黨入主總統府之前，北京只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其後有了轉變。先是大陸副總理錢其琛在二○○○年八月廿四日回覆《聯合報》訪問團；接著是其總理朱鎔基二○○二年在人大第五次會議首次納入政策報告；最後是在陳水扁一邊一國的聲浪後，二○○五年對岸的《反分裂國家法》第二條，都已經不再有前引文字，而是調整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容分割」，這不是已經向我們的憲法增修條文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靠攏嗎？

這是口惠實不至，還是「以大事小之仁」？部分要由我們自己回答。但最近有一變化，也許可以佐證這比較接近以大事小之仁。中俄雙方總理每年底定期會晤，至今卅次，但只有在二○二四與二○二五兩年，連續兩年，再次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個本世紀以前的用語。原因容易理解，我們在這兩年率先或配合美方，熱炒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案；從二○一六到二○二三年，《聯合報》一年平均就此報導或評論不到七篇，前年與今年至今都是五十八篇。北京不可能視若無睹，只能重拾昔日語言；同理，陸委會上個月回應也只能說台灣地位沒有未定，而是屬於「迄今一一四年屹立不搖、始終存在的」中華民國。

陸委會應該勸諫總統，彼此都要真心融入中華民國、而不是虛晃一招；支持反對黨及執政黨，坐下來談一中的內涵，為彼此也為世界謀福。如此，也是印證大陸軍方智庫領導辛旗所說，國共內鬥時期，中華民國可恨，但現在「中華民國的憲法連結了台灣與大陸…太可愛了」的可恨可愛論。北京的政經軍力量在增強、國際局勢包括美國的變化不利台北；時間不在我們這邊，政治人物心中若有社會，不能空喊和平，不可只說備戰。

近日立法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審議《勞工保險條例》修正草案，立委提案要求將政府撥補勞保基金制度化，並明定每年撥補不得低於一千億元。勞動部長洪申翰表態支持撥補，但以《財政紀律法》第七條「不得增訂固定經費額度或比率」為由，反對將具體金額入法。

朝野立委對勞保永續的關注，以及政府官員對財政紀律的重視，皆值得肯定。然而，若進一步檢視政府對不同退休基金的實際作為，不難發現其中存在明顯的差別待遇，反映出台灣年金制度長期陷入政治算計的困境。

《財政紀律法》立法初衷，在於防止政府濫用預算、維護財政健全與國家永續發展，尤其重視公共債務控制與財源籌措，避免因政治與選舉因素而影響財政穩定。真正的財政紀律，應建立在科學精算、透明決策與標準一致的基礎上。

首先，勞保僅依靠政府撥補而未能進行結構性改革，是否符合財政紀律的核心精神？勞工保險是台灣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險制度，其運作影響廣大勞工的退休生活與社會穩定。自二○二○年以來，政府對勞保基金的撥補累計達三八七○億元，加上明年編列的一千三百億元，七年撥補總額將超過五千億元。

要落實財政紀律，必須釐清政府、雇主與勞工三方的權利與義務。以勞保為例，雇主有高達七成的提撥責任。勞保財務危機的根源，究竟在於提撥不足、費率與給付失衡、基金經營效率不彰？若只談政府撥補而迴避體制改革，是否符合財政紀律的實質意義？

其次，相較於尚未入法卻連年撥補的勞保基金，公教退撫基金的撥補早已法制化，但政府卻連年短編預算。在明年度預算編列中，行政院再次捨棄精算報告建議的「十年撥補方案」（總支出三三七○億元），執意選擇「二十年撥補方案」（總支出四一二○億元），不僅拖延撥補期程，更使國家直接增加了七五○億元的財政負擔。試問，這種選擇性的撥補，難道符合財政紀律？

政府重視財政紀律並無問題，問題在於其執行過程中的選擇性改革以及選擇性撥補。

朝野立委除了關注勞保基金的永續，更應關切早已入法卻遭選擇性對待的公教退撫基金撥補問題。財政紀律不應有雙重標準，如果潛藏負債的勞保基金僅靠撥補就能續命，而已入法的退撫基金卻持續採取讓政府財政與基金財務雙輸的方案，這不僅是政府的失職，更是對財政紀律的公然踐踏。

財劃法吵了一年半，中央、地方、朝野滿天喊「全面迎戰」，卻很少有人冷靜問一句：憲政秩序到底怎麼說？依照憲法第六十二條，立法院是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的機關，行政院本質上是「對國會負責」的內閣，而不是和國會對打的戰鬥部隊。

財劃法廿五年未修，去年十二月廿日立院首度大幅修正，行政院依程序提覆議，最終未獲立院多數支持，總統於今年三月廿一日公布施行，這就是典型的憲政運作。

近日在野再度聯手修正，行政院若有不同看法，當然可以再提覆議、聲請釋憲，這是憲法賦予的正當工具；但修法尚未公告，就先喊「全面迎戰」，把憲政分際講成「你死我活」，很難讓人民信服。

更關鍵的是，行政院版財劃法已於昨天核轉立法院，財政部同步公布懶人包，提出五大修法目標並強調中央、地方、人民「三贏」。此時行政院更應向在野藍白充分說明制度理由、化解疑慮，爭取跨黨派支持，而非再度營造對立氛圍。

更現實的是，大罷免未過，「翻轉國會」已無空間，執政黨面對朝小野大的國會，是少數政府的政治現實。既然如此，行政團隊更應謙卑面對國會，多一點協商、少一點怒嗆；與其天天說立院「開戰」、行政「備戰」，不如承認國會是民意多數的展現，從尊重立法院決議開始，重新建立互信。

頻繁修法、覆議連發，的確暴露制度設計有待檢討；但行政院若一味把問題推給在野，甚至未充分評估就動輒提覆議，同樣難辭其咎。財劃法看似中央、地方搶錢，真正影響的卻是人民的老人照顧、教育與基礎建設。只要分配公式公開透明、中央少一些本位主義、地方把每一塊錢都花在人民身上，民眾在乎的不是誰贏了口水戰，而是日子能不能過得更好。

真正掏空國家財政的，往往不是給地方多一些統籌與補助，而是中央在能源政策方向失當、治理效率不彰，加上國營事業長期虧損與食安、防疫一再出包。與其把財劃法當成「中央對地方」的大戰場，不如把心思用在制度精算與政策檢討，讓每一筆錢都花在刀口上。

憲法第四十四條本就為院際紛爭預留出路：行政與立法發生爭執時，可由總統出面進行「院際爭執之調解」。與其再提一次必敗的覆議，或寄望因大法官席次尚未完整而難以運作的釋憲程序，不如由總統主動啟動調處機制，把朝野請上桌，把話說清楚、把帳算明白。

財政是國家血脈，財劃法不該成為選舉前的動員令，更不該成為行政院長練聲量的舞台。行政若能記住一件事：依「憲法」第五十七條，行政院本就對立法院負責，而不是對在野「開戰」。放下戰狼語言，回到謙卑治理、依法行政、中央地方協力，財劃法才有機會從權力攻防，轉為對人民有利的分配正義。

也唯有如此，政院版財劃法才能真正回到制度討論，而不是再陷入政治動員；才能贏得在野認可，而不是再被視為對抗工具；才能讓人民相信，這場修法的目的是讓生活更好，而不是讓政治更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