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劃法修法延燒成朝野搶錢搶權大戰，形同在中央與地方劃出一條楚河漢界。政院版財劃法草案上周四出爐，預計明天送交各縣市試算表，朝野戰火再起。財劃法原是為了促進財政均衡，但立院、政院未能溝通整合而競相修法，恐埋下財政失衡危機，忘了「地方有事就是中央有事」。

中央長期錢權一把抓，地方彷彿嗷嗷待哺的小弟，台中市長盧秀燕直指國家財政已變成「肥中央、瘦地方」。財劃法廿五年未修正早已不合時宜，蔡政府多次列為優先法案，最後因政治考量而縮手。去年底藍白修正財劃法，政院拒提版本，只以覆議、釋憲、罷免傲慢回應；日前藍白二度修法，行政院長卓榮泰宣布全面迎戰，端出政院版搶回主導權。

學者批評政院版是中央圖利自己，苛待地方。白營要退回，藍營卻因政院版厚南薄北而兩難。朝野各有盤算，但人民感受最深的是，台南淹大水、花蓮堰塞湖、台中非洲豬瘟、彰化毒雞蛋等事件，天災或疫情不分藍綠，中央與地方應攜手合作，結果常是有錢就搶、有事就推，黨同伐異取代協力治理。

財劃法修正是國家重建大工程，穩健財政才能支撐重大建設，社會才會長治久安。政黨輪替是民主常態，國家利益大於政黨利益，修法應跳脫本位主義，否則台灣一旦出事，中央和地方都有事。

校事會議成校園濫訴溫床，加劇教師荒。立法院今天舉行公聽會，檢討校事會議，解決教師荒。教育部也預告修正校事會議相關辦法，不再受理匿名檢舉；教育部長鄭英耀表示，校事會議執行造成學校困擾，徒增家長、教師間的不信任，希望透過本次修法解決。但教育團體批評教育部草案無法阻止無成本檢舉，只會讓投訴案件無限小案大辦，無助解決學校困境，反而加速教師退場，形同毀師滅校。

教師人力快速流失，讓台灣中小學遭逢史上最嚴重的教師荒。鄭英耀日前在立法院答詢時稱，持有教師證卻不願任教，可能原因包括科技業待遇較好、師生互信不足等。但教育部怠於改善教師待遇已屢遭批評，校事會議更是師生互信不足的主要緣由。鄭英耀坦承，一年多來被送入校事會議調查的教師，真正解聘者約二％，且六、七成案件都是不具名投訴；結果卻讓教師尊嚴備受踐踏。

教師出走，校事會議之亂是重要但非唯一因素。基層教師早就指出，除了年改的衝擊外，教師薪資沒有成長、退休制度沒安全感、教師專業不受重視、行政壓力有增無減，再加上喪失管教權，親師生信任關係變質等因素，都不斷製造對教師不友善的制度與環境。而校事會議淪為濫訴溫床，制度設計彷彿是用打擊教師尊嚴、瓦解校園倫理、消磨教學熱忱等代價，來保障學生與家長誣告、濫訴或匿名檢舉的權利，更讓教育志業變成高風險行業，教師職業也不再具有吸引力。

各界已分別從提高待遇、尊重專業、教師賦能、行政減壓、保障教師權利，到維護師道尊嚴，甚至廢除校事會議等，提出了一籮筐的解方。不過，教育部似乎寧可尋求速效解決，例如現職教師超鐘點、回聘退休教師、放寬招聘門檻等。問題是，短線操作只能勉強填滿課表，不能根本解決教師荒問題。對於校事會議，教育部的修法草案也被教團批評與現行辦法嚴重競合或疊床架屋，卻無法避免無成本濫訴、輿論無限上綱或網路公審等亂象。

教師荒問題不是台灣獨有，全球都面臨同樣的困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全球教師報告》、國際教育組織提出的《全球教師地位報告》，均聚焦全世界共同面臨的教師短缺問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也指出，教師短缺日益成為世界各地不同教育體系穩定性的一大隱患。從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歐洲發達國家，都面臨教師流失與招聘困難的師資短缺危機；八月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行的第一屆世界教師高峰會，更要求各國領導人重塑和提高教師職業地位，致力解決師資荒問題。

各國缺師的背景和成因未盡相同，教師荒也各有不同的結構性特色，但各國致力解決教師荒的辦法，仍可作為我國參考。這些國際調查報告的建議重點不同，但多數包括：提高教師薪資待遇、提升教師職業價值與地位、支持教師職業生涯、改善社會對話和教師政策參與、強化教師專業與使用數位技術能力、解決教師行政負擔與工作過量問題，以及各國政府應持續投資與支持教師。

其實，這些建議，我國基層教師、教團和學者專家也幾乎都作過不同程度的討論，尤其關切我國獨特的校事會議傷害。年改撕裂了教師與政府之間的信任關係，不友善的制度與環境又進一步摧毀雙方信任關係，專業難獲支撐，教師荒更複雜難解。但教育為百年大計，教育部以短線操作應付制度缺陷、結構問題與信任撕裂，如何解決教育國安危機？

台美新一輪關稅談判再度成為台灣產業關注焦點。若雙方最終敲定協議，將現行對等關稅由20%降至10%，依出口結構估算，台灣每年可減少23至35億美元關稅負擔，取中間值29億美元，對出口導向經濟而言，確實是立竿見影的利多。然而倘若如外媒報導，交換條件是台灣承諾在美增加4,000億美元投資，那這筆「投資換關稅」是否划算呢？

過去兩個月，日本、南韓與美國關稅談判案例提供重要參考。日本為確保汽車等產品在美國市場競爭力，承諾未來數年在美投資5,000億美元；南韓亦因出口暴露於高關稅風險，承諾3,500億美元。然而，美方並未只交換降稅或補貼，而同步要求利潤分享、在地採購、技術合作與供應鏈優先配置。這代表美國已將交換之外國投資內嵌於產業政策框架，而不再僅是傳統自由貿易談判。

對台灣而言，每年節省29億美元關稅，若採財務折現計算，4,000億美元之回收期可能超過百年。投資報酬率更有可能受到雙方分潤條款壓縮，且另須承擔美國能源、土地、勞動成本與合規負擔，因此如果僅把投資視為「買」關稅折扣，這筆交易根本無法以經濟效率衡量。

更深層的問題是：4,000億美元從何而來？若政府動用外匯存底，將違背維持金融穩定與國際支付安全的核心功能；若由國發基金、四大基金，或公營行庫支應，等同以公共資金承擔海外商業風險，並可能排擠國內中小企業融資與產業升級。若改由民間企業投資，則必須回答：企業是否具有自主決策與後續治理權？投資標的能否依自身策略選擇，而非政策指定？是否會演變成被迫投資、被迫分潤，形成「不樂之投」？

此外，4,000億美元是巨大資源配置選擇，其「機會成本」更值得嚴肅討論。倘若同額資金投入國內產業，可能帶來截然不同效果。例如：投向本土中小企業數位轉型，可強化產業底層競爭力；投入再生能源、儲能與電網升級，可解決供電瓶頸，支持半導體與AI算力需求；用於生醫、精準醫療、金融科技、低碳製造與智慧機械，能培育下一波經濟成長引擎。甚至若投入人才培育、科研補助、創投與技轉制度改革，均能將創新生態系更為活化。

換言之，4,000億美元集中流向海外，可能形成「排擠效應」，使國內其他產業與公共投資延宕或減縮。台灣長期面臨創新資本不足，一旦資金大規模外移，必然削弱國內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能力。政府與民間資本並非取之不竭，錯配一次，代價可能長達數十年。

因此，台美經貿談判的關鍵問題不是「4,000億美元換29億美元划算嗎？」那麼單純，而是：一、投資主導權是否在台灣。必須能依商業判斷決定產業、地點、合作模式、投資規模與時間表，而非政策配額化。

二、關稅優惠是否具法律穩定性、存續性與可預測性，避免因美國政府政黨輪替或行政命令翻盤，使台灣對美投資淪為沉沒成本。

三、投資是否能回饋台灣本土競爭力，包括研發留台、人才循環、供應鏈管理權、關鍵設備與零組件回流生產、金融與專業服務輸出。

四、資金來源與治理須透明、合乎財政紀律與市場機制，避免公共資金承擔私人風險，或形成政治化配置。

若這些條件均能確保，4,000億美元投資可視為擴大國際布局、深化台美互賴的戰略資本；關稅減免僅是附帶收益。反之，若資金來源不清、後續決策不自主、利潤分配不完整、風險不對稱，則再大的關稅利益都可能淪為未來惡夢。

台灣可以投資美國，但必須拒絕以犧牲本土產業根基交換短期外交成果。真正成熟的國家策略，是以制度保障談判成果，以產業升級驗證投資價值，以掌握資源配置權維護國家利益。唯有如此，台美經貿關稅協議才能成為打造長期安全、經濟韌性與科技主權的力量，而非另一個被動承受的政治代價。

首先，北京官媒環球日報十三日社評「對高市早苗錯誤言行的關注不應失焦」；十四日加大力道再推社評「日方切莫誤判中方發出的嚴正警告」，這是因應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會見日本大使金杉憲治，就日相高市早苗言行提出嚴正交涉而發出的書面警告。問題是，此距高市宣稱「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暗示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已經過了六天，北京為何不在翌日就強烈反彈，卻要等到六天後才開始加大對日的抗議與施壓呢？顯然對於高市突發此言論，還未馬上反應過來。

但環球時報接連於十六、十九、廿日分別發表社評「中國公民需謹慎前往日本的四個原因」、「『琉球學』研究為什麼很有必要」、「日方若不糾正錯誤，必將承受更重代價」，每一步都結合了對日本相關的施壓動作，北京的核心訴求就是高市收回「錯誤的發言」。就如環時社評中所點出的，「事實已經證明，台灣問題不是日本的外交秀場，更不是可以隨意操弄的地緣政治話題。中方工具箱的選項很豐富，確保任何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言行都將付出其應有的代價。」日本方面的反應就是不能在第一時間認輸、收回高市的言論，可以示軟但不能在中方強硬下縮手，因為如此一來，高市還有什麼顏面再擔任日本首相呢？

其次，華府的反應微妙，川普沒有馬上說話。八日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在社群平台Ｘ威脅「斬首」，引起日本國內譁然之後，川普被福斯記者問起此事，閃避未正面回應、大打太極，表示「許多盟友也非朋友」。十二日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在回應日媒記者提問時重申「一個中國政策不變」，未支持亦未反對高市言論。直到廿日國務院發言人再度重申美國「對美日同盟，以及包括日本管轄的尖閣諸島在內的日本防禦承諾堅定不移，美日同盟仍是印太地區和平與安全基石」、「堅決反對透過武力或脅迫而單方面改變現狀，包括台灣海峽、東海及南海。」

川普不沾邊的說法，顯然無意在中日緊張下再添火藥，日本或有意拉華府一起對抗北京，但顯然失效，這當然和明年四月預計於北京舉行川習會有著非常關鍵性的連結。川普或許樂得旁觀中日緊張，待雙方有意請出美方緩解時再來坐收漁利。

最脫軌的是賴清德總統，先是提醒在野與名嘴不要任意評論高市的談話，十七日更批中國對日本進行「複合式攻擊」嚴重衝擊印太的和平穩定，廿一日還大啖日本水產食物來支持日本。

應該是「台灣無事、日本才無事」，當高市談話風波已觸動台海改變現狀的紅線，賴總統的「吃播」更是推波助瀾，非但不顧國內相關產業困境，反而還要拖著全民去支持日本。這非和平之路更不是避戰，賴總統卻趨之惟恐不及，難道忘了自己是中華民國總統？

在我看來ＡＩ有三種：根據大數據的軟體、與自動化有關的軟體，及與聊天和回答問題有關的軟體。現在分別討論如下：

一、有關大數據的軟體

有些公司用了很多設備，這些設備和零件如果老舊了就要換，但是如果換得太早，公司的成本會太高；如果換得太遲，設備可能出問題，使整個生產蒙受損失，因此要有聰明的方法來決定何時汰換設備和零件。如果這家公司對這些設備和零件的使用情況有長期的記錄，就可以使用統計的方法決定最恰當的時間來汰換。很多人把這種技術叫做大數據ＡＩ。須知大數據與統計有密切關係，使用大數據必須懂統計學。

二、與自動化有關的軟體

現代工廠的自動化相當重要，我們要將某一個物體從Ａ地送到Ｂ地，大多數的設備都使用機械手臂，但高級的機械手臂並不容易製作，首先它要耐久，要能每天廿四小時不停地工作。有的情形是，這個手臂要連續工作幾個月都不會發熱；同時這個手臂的動作也要非常精確，因為手臂到達Ｂ點時必須停下來。現在的精密機械，這個手臂的誤差要極小，要知道Ｂ點已經到了，需要與光學有關的檢測器，這種精密的光學檢測器很不容易製作。還有一點，機械手臂不是忽然之間停掉的，它也是要慢慢地減速而自動停止，因此馬達控制的學問也相當重要，這牽涉到機械和數學。

三、聊天和回答問題有關的軟體

ChatGPT就是這種軟體，我很坦白地承認，我不會和這種軟體聊天；我的研究，這個軟體也幫不上忙。比方說，一位工程師想做一個電子顯微鏡，他總不能問ChatGPT；如果ChatGPT可以教他如何做的話，那麼世界上就有很多精密的電子顯微鏡了。事實上，精密的電子顯微鏡，全世界只有幾家公司會做。如果有家公司想做一個非常高級的光阻劑，也不能問ChatGPT，必須花上很多時間做實驗，才能做出非常高級的光阻劑。

假設有兩名年輕人，甲的工作靠ChatGPT就可以得心應手，乙的工作ChatGPT卻完全幫不上忙；乙必須熟讀經書、看很多論文、做很多實驗，最後才能有成果，如此乙的競爭力難道不會超過甲？

因此，我鼓勵青年學子成為一位「ChatGPT不能幫忙的人」，我鼓勵大家好好地把「基本學問」學好。

（作者為清大榮譽教授、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席「台灣有事」將導致日本「存亡危機事態」的國會詢答，令中日關係緊張延續逾兩周，且無降溫趨勢。中共駐日大使館還引用聯合國憲章條文表示，若日本介入台海戰事，中國有權直接對日實施軍事行動。

中國此波對日抗議，不只從外交和軍事發軔，戰狼外交誇張重現、黃海軍演從三天延長為八天；文旅部以安全為由勸說暫停訪日、教育部建議評估留學風險。經濟方面，已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稀土出口管制或將隨之而上，連可愛的大熊貓也列入未來可能的抵制項目。

中國窮盡洪荒之力，各部門皆參與的全力抗日氛圍，彷如當年中國宣布對日抗戰，地無分東西南北、年不分老女老幼，中央一聲令下舉國動員。筆者過往指導的、已畢業多年的陸生亦隔海來訊表示，從來沒看過中國「抗日」如此地全面化。中國希望日本的解決態度其實也極簡單，即是高市道歉、收回之前「台灣有事」相關談話。

中國近期以來的高姿態施壓，要求方才上任的新首相收回發言，想當然耳，高市豈有可能示軟？主因當然在於高市上台的支持基礎不穩，一旦高市表態道歉，原先支持的各黨派和民意恐一夕潰散；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尚未燒起，就有中國烽火壓境，高市的同黨和幕僚更不會贊成首相轉變立場，否則其有可能成為一個弱勢甚至短命下台的首相。

雪上加霜的是，高市發言後面臨中國強勢抗議，國際間卻無重要盟友聲援，尤其是美國老大哥的表態支持。迄今出現的微弱支持，是針對中國在釣魚台附近之蠢蠢欲動，美國終於表示「尖閣諸島」適用美日安保條約。事實上釣魚台問題係老調重彈，早在二○一四年當時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造訪華府，在和美國國務卿凱瑞會談後，雙方也曾一致對外表示美日合作防衛範圍包括「尖閣諸島」在內的東海和南海海域。

再看中國強勢抗議、日本應對乏力，那麼台灣「有事」嗎？台灣最明顯的聲援表示係採取「網紅」式的對日水產品支持。從賴清德總統「吃播」大啖壽司力挺「台日友好」後，外交部長林佳龍隨即跟進貼文「今晚我請客，慰勞同仁辛勞，點了一大盤日本干貝刺身，挺日本」。駐歐代表謝志偉也不改其外交網紅本色，邀請外交部次長吳志中享用日本料理，謝志偉還加碼「要挺得及時，不能讓盟友痴痴地等」。

台灣從總統以降各級官員，以食用日本料理表達支持日本水產，不知日本首相是否領情？或是由於日本表達「台灣有事」願意馳援，台灣卻只能用「網路」發聲，缺乏任何外交、經濟、軍事的實質支持；高市一席「台灣有事」言論，只招來台灣的網紅式聲援？

高市將來若對中國服軟，即難逃短命首相命運；國際上無大國明白支持日本，台灣也只能在網路上隔海啖日本料理搖旗吶喊。高市如何在高調挺台後對中國「低頭」？已成為其上任後最大的挑戰。

在美日安保下，中國幾無可能對日開戰，但中國視台灣為不可分割的領土，自此各國恐也不敢再觸碰紅線。這是高市上任後給國際政客最重要一課—「勿攖中國其鋒、切勿自討沒趣」。

首先，台灣必須認清，戰爭沒有「道德勝利」，只有「成本計算」。美國提出停火方案，不是因為突然厭戰，而是出於現實考量。美國國會對軍援態度分裂、民意逐漸疲乏、地緣政治重心轉移都是主因；就算是美國，也不可能為任何國家無止境地消耗軍火、金錢與政治資本。而烏克蘭之所以不得不正視談判，也是因盟友援助趨緩、人口資源緊縮、戰線難以再維持。換言之，戰爭不是靠喊口號或激情就能持續，最終都要回到利益與可承受的成本考量。

因此，台灣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喊得大聲」或「國際同情」上，而須建立在自身成本計算與總體戰略規畫上。倘若台灣不透過外交對話、不設立風險管控、不建立危機溝通，只一味高喊「永不退讓」、「抗中保台」等民粹口號，那麼一旦衝突爆發，台灣將會面臨比烏克蘭更慘重的代價。川普所提的和平方案清楚讓我們看見，台灣如果把生存建立在「美軍會來」的幻想上，那才是真正的危險。

其次，對台灣來說，這是一記非常直接的警鐘。今天國際社會口頭支持台灣，並不代表未來台海受威脅時，這些國家都會毫無保留與中國對抗；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犧牲本國利益，無條件、無上限地幫助台灣。烏克蘭所面臨的，就是台灣未來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為了尊嚴而「選擇」了戰爭，但戰爭過後，尊嚴跟土地都不見。

最後，台灣必須知道，國際上的任何爭議最終仍要回到談判桌，談判籌碼不是態度而是實力。烏克蘭面臨的停火談判也許是被迫、痛苦，甚至是不情願的，但這正反映出國際政治的鐵律—任何衝突不論怎麼打，最後一定要回到桌上談，重要的是「談什麼、讓什麼、保留什麼」，這都是取決於實力，而不是在談判桌上的情緒。

台灣需趁早覺醒，認清兩岸間再怎麼緊張，最終一定要有談判機制；問題不在於「要不要談」，而在於「以何種條件進場談」。如果台灣的國防、社會韌性、能源存量、產業供應線準備充足，並在外交上保持靈活，而不是只作單邊押注，那麼台灣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有較佳的談判地位。反之，若台灣把所有的籌碼都消耗在政治表演、意識形態對立、內部消耗，那麼屆時將不會有任何談判空間，只能被迫接受現實。

我們不該把戰爭浪漫化，更不該把和平汙名化，任何激昂的口號最終都要回到現實。台灣不能期待「美國保護」或「台日友好」，要靠自己拆除引信、降低風險。我們從烏克蘭學到的最重要一課，就是安全不能等危機發生時才準備，必須在和平時期就建立溝通管道、營造對話氣氛、尋求兩造共識；唯有如此，台灣才能保持主動，不致成為別人的馬前卒。

事實上，依監察院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通過監委仉桂美、劉德勳的調查報告與對北選會、中選會的糾正案，及移送檢調案說明的很清楚。中選會及台北市選委會如果恪遵憲法、行政法、選罷法等相關法律規定及一般原理原則，善盡憲法及法律上賦予的職責，並依照立法院為因應十個公投案投票耗時，而要求中央及縣市選委會做好紓解投票人潮配套規畫、增加投票匭，及區分公投與選舉投票人動線，根本不會發生民眾看著手機開票等投票、隔壁教室在唱票，及另一邊教室還在排隊投票的情形。

依前述監察院調查報告，台北以外的各縣市下午四點以後還在投票的投票所不多，且多半在下午四時半前就完成投票。因為各縣市選委會都依立法院因應大選綁公投案，都大幅增加投票匭，也區分公投跟選舉為兩條動線排隊。例如在中央補助各縣市的八百個投票匭之外，新北市政府自行增購五千個投票匭；只有台北選民人數八成的桃園市也自行增購二二八四個，台北市選委會卻一個投票匭都不加購；連中選會補助的八百個投票匭，也拖到排隊民眾抗議了，下午快三點鐘才送到各投票所。

二○一八年選舉綁公投，台北市長、議員投票日下午四點以後，台北市有一三○三個投票所（占全部一五六三個投票所的八成三）還在大排長龍投票，大家一邊看開票、一邊投票，一直投到晚上七時四十六分。台北市是台灣人口最高齡化城市，二○一八年台北市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有四十六萬多人；台北市選委會把選舉人跟公投民眾排在同一動線，又不增加投票匭，目的是讓老年人口不耐排隊而少投票。

二○一九年下半年柯文哲原有意選總統，時任民進黨主席卓榮泰在當年十月廿四日勸柯「感恩不添亂」，對媒體說「沒有民進黨，柯文哲第二次選市長是落選的！」各媒體都大幅報導。十月廿五日，卓榮泰再被媒體問到同樣話題，他解釋說：「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民進黨支持者不願讓國民黨重回北市府，所以自動移動選票。尤其是第二個因素，去年因為讓投票時間延長，很多投票人是邊看開票邊投票，他們也在那個時候改變投票行為。所以這兩個影響，改變了選舉結果，大家心裡都有數。」二○一九年底，柯文哲宣布不選總統後，檢調對監察院移送的「開早登晚」及懷疑三百多個投票所疑有變造投票之偵辦案件，也以行政結案不了了之。當時負責台北市選委會的副市長林欽榮，雖因監察院糾正案辭職，但隨即轉任高雄市副市長。

由此可見，當年公投綁大選在其他各縣市的開票雖有延遲，但大部分亂象是發生在台北市。這亂象不是因為公投綁大選，完全是主其事的民進黨政府中選會與北市選委會之權謀運作、違法失職、未做好配套措施而造成。

這份方案要求烏克蘭將克里米亞、盧甘斯克與頓涅茨克「視為事實上屬於俄羅斯」，甚至連克拉馬托爾斯克這種高度戰略價值的「頓巴斯要塞帶」，也須成為烏軍撤出的非軍事區，由俄方民兵「管理」。俄軍本需付出苦戰才能奪取的要地，透過談判即可輕鬆收入囊中。

同樣荒謬的，是方案要求烏克蘭將軍隊削減至六十萬，不得加入北約，憲法需修改，並接受模糊到近乎空白的「安全保證」。換言之，烏克蘭可以存在，但不能自由、不能強大，也不能選擇自己的未來。

更令人寒心的是，文件要求烏克蘭在一百天內舉行全國選舉。戰場未穩、基礎設施受損、人民流離，這樣的時間表不是民主重建，而是政治解構—讓資訊戰、假訊息和外部操弄有機可乘。當一國最脆弱時被迫「快速投票」，結果不會是重新獲得秩序，而是陷入另一種監控與混亂。再加上一條荒謬的「全面大赦」，將布查、馬立波的戰爭罪行全數抹平，要求受害者在和平名義下遺忘痛苦。這不是和解，而是強迫式的集體失憶。

經濟層面，一千億美元俄羅斯凍結資產看似將用於重建烏克蘭，美國主導下，歐洲被要求加碼一千億，其餘俄資則投入美俄共同基金，成為俄羅斯重回全球金融的跳板。名義上是「用俄羅斯的錢重建烏克蘭」，實際上是美國掌控資金分配、俄羅斯逐步洗白、歐洲負責付費。和平變成資本與權力再分配，而不是正義的恢復。

這一切對烏克蘭而言固然殘酷，但所有小國都應看見其中的共同命運。波羅的海三國最清楚，若這類「不再擴張」的協議成為國際慣例，他們遲早也可能封鎖在缺乏承諾的灰色地帶。烏克蘭所面臨的正是台灣未來的可能預演；倘若有天出現所謂「川普版的台海和平方案」，很可能包括限制軍力、凍結現狀、要求政治讓步、甚至要求兩岸建立「共同治理架構」。如果我們缺乏自保能力、制度盟友與不可替代性，那麼和平不會是選擇，而是通知；不會是談判，而是宣告。

馬基維利曾提醒：「和平從不是道德的產物，而是權力的結果。」川普的「廿八點方案」是教科書式的示範—和平已從文明價值變成權力技術，被量化、定價、包裝、交易，甚至直譯成侵略者的語言。當公平沒有席位，和平只是強權的語言遊戲；當弱者沒有槓桿，和平會變成別人替你寫好的未來。

烏克蘭的命運正示警所有小國，如果無力守護自己的未來，總會有人拿你的未來換取更廉價的和平。當所謂「川普式和平」敲上門，小國需要的不是溫順的服從，而是能在壓力前挺直腰桿、清楚說「不」的能力。因為在權力的潮水中，風向永遠屬於大國，而小國唯一能抓住的，是拒絕被他人代寫命運的那支筆。

任何和平方案一旦端上談判桌，「能否選擇」就是主權存亡的分水嶺。和平看似溫柔，卻從來不是禮物。真正值得追求的和平，必須由自己定義、自己守護、自己承擔。否則，它終將化為一紙精緻而冰冷的投降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