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產業層面，中國透過集中採購與報價多元化重構價格機制。以大豆為例，今年中國自巴西進口四二二六萬噸，自美國進口僅一六五七萬噸；九月美國對華出口量降至零，為七年來首次。這不僅反映供應鏈地理的再配置，也顯示中國藉採購與報價貨幣轉換，削弱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主導地位。金屬市場的變化更具代表性。二○二四年中國粗鋼產量占全球百分之五十四，二○二五年ＢＨＰ（必和必拓集團）與中國鋼企試行部分鐵礦石現貨以人民幣結算，使大連商品交易所在亞洲報價體系中的影響力上升，逐步形成區域性報價節點。

產業層的市場力量正轉化為制度化影響，強化金融層的制度重構。自二○二三年中共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建設金融強國」以來，中國的金融制度與定價權策略相互為用。鐵礦石作為僅次於石油的大宗商品，其部分以人民幣交易與計價具有象徵性意義。隨著人民幣清算中心拓展至香港、新加坡與印尼，跨境結算網路逐步形成，也使中國的監管標準與結算規範向外延伸。人民幣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中占比雖僅約百分之二點五，但其在清算與報價領域的影響範圍已超出貨幣比重，顯示金融制度外溢與權力積累的效應。

在更宏觀的體系層面，中國定價權的制度化正透過多邊平台向外擴散。金磚機制、上合組織與東協十一加三等區域架構，皆成為推動跨境支付與本幣結算的實驗場。這些安排不僅強化中國在金融基礎設施的布局，也使區域貿易與金融規範出現「多節點並存」的新格局。這並非對美元體系的取代，而是一種制度平行化的布局，藉制度設計嵌入全球體系，打造多中心共存的制度。

這一制度化進程也正在改變兩岸經貿互動的結構。過去的兩岸關係多聚焦於雙邊貿易與投資，而如今，經濟互賴的層次逐漸延伸至區域間的制度與規範。當中國在報價、清算與金融基礎設施上建立區域節點時，台灣的產業與金融運作也被動地被帶入新的制度環境。對台灣而言，挑戰不在於是否參與中國主導的機制，而在於如何在不同制度間保持靈活與可對接性。台灣長期依賴美元體系進行結算與融資，若未及時調整，可能在多中心結算體系下面臨制度限制。然而，台灣具備法規透明、金融技術與區域鏈結優勢，若能在制度互認與區域合作中扮演中介角色，也有機會在體系多元化格局中維持經濟主動性。

未來若銅、鋰與稀土等關鍵資源亦全面納入人民幣計價體系，大宗商品的交易與金融制度不無可能更加多極化與區域化。此一轉變不僅重塑全球經濟權力結構，也將深刻影響兩岸的經貿互動。中國的定價權戰略不僅是市場議價力的展現，更是一場制度建構的過程。台灣與台企能否在制度重組的格局中保持平衡與韌性，將影響台灣在新區域秩序中的位置。

（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