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貿易逆差並非單純由關稅高低所決定，而是深植於一國總體經濟結構。美國長期高消費、低儲蓄的經濟模式，加上美元做為國際儲備貨幣，使其得以透過資本流入支撐貿易赤字。只要美國內需旺盛、財政赤字擴大、美元維持強勢，進口規模便難以大幅收縮。關稅或許可以改變貿易流向，卻難以逆轉總體經濟失衡。

在川普對各國課徵差異化關稅下，美國消費者實際上只是由向高關稅國家採購，轉向低關稅國家購買；雖可能降低對少數國家貿易赤字，對其他國家赤字卻因而擴大，整體貿易赤字在短期內難以縮小，正如同「打地鼠」現象。近年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雖大幅縮減，但對包括台灣在內主要貿易國家的逆差顯著增加，即是最明顯例證。此也顯示製造業並未明顯回流，而主要是供應鏈地理區位的重組。

另一方面，美國企業對全球供應鏈的依賴並未因政治口號而降低；即便在「回流」及「去風險化」政策框架下，企業仍須衡量成本、技術與效率。高科技產品或關鍵零組件，短期內難以在美國本土全面生產。而在美國公布貿易數據之際，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亦裁定川普實施的「對等關稅」及芬太尼關稅無效；川普對判決反應強烈，因為對他而言，關稅不僅是經濟政策工具，更是「美國優先」戰略的核心，川普更無法容忍司法權否定行政權操作關稅的空間。

川普也立即回應，根據美國「一九七四年貿易法」的總統職權，對進口商品課徵為期一五○天的百分之十臨時關稅，之後又加碼到百分之十五，顯示其強硬政策路線並未改變。全球關稅的不確定性大增，未來如何與美國斡旋，成為各國棘手的問題。

川普並再度點名台灣「搶走美國晶片生意」，延續其產業民族主義論述。川普強調關稅吸引投資回流，並以台灣為例，指控美國企業利益受損；川普也指出在關稅壓力下，台灣企業已陸續赴美布局。川普的論點不僅帶有內政訴求與選舉動員意味，也可能成為美國對台灣提出更多市場開放，或其他要求的政策鋪陳，值得高度關注。

另外，美國去年對台灣逆差高達一四三八億美元，較前年之七三八億美元大幅增加七三○億美元，幾乎翻倍，台灣由原本美國第六大貿易逆差來源國，上升為第四大。儘管出口「幾乎翻倍」主要反映的是台美產業互補，而非單純競爭排擠，但未來美方很有可能將縮減逆差做為主要訴求，台灣勢必面臨更多壓力。

未來關鍵不在於是否壓低順差數字，而在於能否透過供應鏈戰略與政策溝通，將台美經貿關係由「逆差框架」提升至「共同競爭力框架」；台美經貿關係不應被視為單方向回流與不對稱開放，而是雙邊關係的深化與再平衡。唯有在共同成長的基礎上，才能在下一輪台美互動中建立長期穩定的夥伴關係。

（作者為中經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