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政治的決策，反戰是道德的抉擇，一個追求進步價值的人或政黨，在面對戰爭與和平這個議題時，絕不會讓自己陷入「和乎？戰乎？」的道德兩難，和平一定是唯一選項；但就像艾蓮娜羅斯福所說「談論和平是不夠的，必須信仰和平，信仰和平也是不夠的，必須爭取和平」。

爭取和平當然是反戰，但反戰是爭取和平的被動作為，非戰，不要戰爭，消弭可能發生的戰爭，才是爭取和平的主動作為。一個自稱反戰的人，如果未曾竭盡一切可能去爭取和平，或者創造爭取和平的條件，卻又同時夸夸其談不畏戰的決心，這樣的人即使不是偽反戰，也是不徹底、不完整的反戰論者。

中國對台灣至今未放棄戰爭威脅，這是事實；中國已加速統一進程，也是事實；台灣絕大多數人不接受一國兩制，更是事實。但這三個事實相加，卻並不必然會讓台灣陷入「戰乎？降乎？」的困境，台灣任何人或政黨執政，應為當為的最優先事項，就是避免讓國家一步步走向二選一的困局，而和平，或者說竭盡可能創造和平的條件，當然是第三種也是唯一的選擇。

但在蘇貞昌的邏輯裡，談論和平就是失敗主義、投降主義，主張簽署和平協議的人更等同於張伯倫、汪精衛者流；他的榜樣是「戰海灘、戰山上」的邱吉爾，連蔣介石的「一寸山河一寸血」，也被他拿來佐證他的「掃帚抗敵論」，呼應他不惜與敵人戰鬥到底的決心。

蘇貞昌的大無畏勇氣，即使不必懷疑，但邱吉爾的「戰海灘」呼籲，發表於一九四○年，蔣介石的「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發表於一九四四年，時間都是「在戰爭中」，當時中國與英國都不得不戰，不戰即敗即降即亡，國家領導人在危急存亡時刻，當然必須展現衹剩一根掃帚也要奮戰到底的決心，這是「戰時領袖」應為當為之事。

但台灣現在並未處於「戰爭中」，兩岸仍有可以不戰的可能，蘇貞昌也非「戰時領袖」，何必動輒以邱吉爾自況，又何必讓人感覺，戰爭未起，「他的言論卻像一場戰鬥」？難道台灣的主權與民主，可以靠精神勝利法去捍衛去守護？難道台灣未來衹有不戰則降的唯一出路？

更何況，即使是蘇貞昌榜樣的邱吉爾，在二戰結束後的非戰時期，也曾多次呼籲「我不支持我們重整軍備投入戰爭，我們應該重整旗鼓開始談判」，因為「喋喋不休總勝過連續戰爭」，蘇貞昌顯然衹看到邱吉爾「不得不戰」的一面，卻未看到他「寧可不戰」的一面。

民進黨一向自稱是個追求進步價值的政黨，反戰是進步價值，非戰當然更是；民進黨在內政上念玆在玆追求性別平權等進步價值，在兩岸關係上，當然也應不可或忘要追求非戰的進步價值，民進黨如果衹談手段性的反戰，而不主張目的性的非戰，不把非戰內化成政策思維，不把非戰落實為具體的政策言行，民進黨追求的進步價值，衹不過是半調子的進步價值。

中南海那批人也許時刻不忘戰爭，但台灣領導人卻必須要有「阻止戰爭的方式是傾盡全力抑制戰爭」的認知，民進黨政府因此應該自問的是：對創造兩岸和平條件是否已傾盡全力、竭盡所能？而非像鼓氣的青蛙一樣夸言勇氣與決心；「如果國家渴望和平，那就應當避免引發大炮齊鳴的那些摩擦」，拿破崙這句話也許可作為兩岸領導人思考非戰的參考。（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