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能為民主做些什麼？這不是大哉問，衹要看看司法院大法官與公懲會最近的一些作為，答案即可略知一二。

一年多前，大法官不受理卅八位立委的前瞻預算釋憲聲請案，理由是其中一位立委未參與表決，不符行使職權要件。但事隔一年，大法官卻決議受理同樣卅八位立委提出的年改聲請案，理由是衹要曾經表示異議，即使未投票也能視為行使職權。這兩件聲請案，程序要件完全一樣，但大法官決議卻初一十五不一樣，你說奇怪不奇怪？

當然，還有監察院的黨產條例釋憲聲請案。司法院與監院早年曾多次協商監院釋憲聲請應否受理的問題，其後所形成的憲政慣例是，監院聲請案從未被大法官打過回票。但黨產條例卻意外不被大法官受理，理由是調查權不是監察權，不符行使職權要件，當然就不符釋憲聲請程序要件，大法官行之多年的先例原則，就這樣被硬生生推翻，你說奇怪不奇怪？

大法官玩弄釋憲程序要件於股掌，已經替「司法能為民主做些什麼」做了負面示範，接踵而來的又是司法院公懲會竟以管中閔違法兼職的理由，判決對他申誡處分。

但兼職的「職」，指的是職務或職位。某人任某職，即表示某人是某組織的編制內人員，有薪資福利可領，有權利義務要負，有權力關係要守。但管中閔替周刊寫稿，拿的是按件計酬的稿費，而稿費並非列入周刊的人事費用項內，代表管中閔並非編制內人員，沒薪資福利，沒權利義務，也沒權力關係，根本無職可言，但公懲會卻認定他違法兼職，你說奇怪不奇怪？

公懲會可能也心虛兼職的認定理由太過薄弱，在判決理由中又另外「發明」了「新型態兼任業務」這個名詞，公懲會對這個名詞的解釋是「公務員如與報章雜誌達成合意，長期固定以匿名方式投稿，且與本職之性質或尊嚴有妨礙者」。而管中閔替周刊寫稿並非偶一為之，當然屬於「新型態兼任業務」，當然違法應受懲戒。

但法官不是披著法袍的立法者，公懲會自創「新型態兼任業務」的名詞，取代「兼職」這個既有名詞，已屬不可思議，而且法律講明確性原則，立法院並未修法，但公懲會卻把「兼職」篡改為「新型態兼任業務」，並且以這個自創名詞作為懲戒管中閔的理由，你說奇怪不奇怪？

更有意思的是，什麼叫「業務」？公懲會的解釋是「以反覆同種類之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這句拗口至極的文字並非載於公務員服務法，而是出自司法院「法官法施行後有關法官兼職規定」的內規。但公務員與法官大不相同，公懲會卻把適用於法官的規範，乾坤大挪移來規範公務員，你說奇怪不奇怪？

再談被公懲會奉為尚方寶劍的大法官七十一號解釋。這項解釋中「祇須其工作與本職之性質或尊嚴有妨礙者」這句話，就是公懲會懲戒管中閔的「憲法理由」。

但公懲會罔顧隱私權所披露的管中閔不具名文章內容，雖有針砭時政與臧否官員之處，但針砭臧否有到「嚴重損害政府信譽」確有懲戒必要的程度嗎？若有，證據在哪？有當事人因管中閔文章而蒙受其害的陳述或輿論報導嗎？而且，公懲會的懲戒事由，其中有多處並非出自監院彈劾事由，而是公懲會自行追加，你說奇怪不奇怪？

號稱司法獨立的民主國家，卻出現這麼多奇奇怪怪的司法作為，司法能為民主做些什麼？又何須再問。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