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萬歲，有票最大。選舉靠感性，治國則要靠理性，政治人物若一再以感性掛帥，理性擺一邊，則民主成為民粹，國家危矣。

台灣「陰錯陽差」，在各界及朝野人士共同努力之下，全民健保自一九九五年實施，成為世界上公認數一數二優異的健保制度，不但是穩定台灣最重要的社會制度，也減緩了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

然而台灣近廿年來民粹當道，健保也成為其中一環。民眾不斷要求增加健保項目，醫界不斷要求提高支付標準，但是只要健保局（今為健保署）想要調高費率，首先衛生署長（今衛生福利部）就有意見，更不用說行政院了。

二○○二年，健保財務實在撐不下去了，衛生署長李明亮只好在宣布費率從四．二五％調到四．五五％後，下台平息眾怒。再之後的衛生署長過不了幾天好日子，又入不敷出，東拼西湊「微調」；至二○○九年，累計逆差已達六百億，只得向銀行借款。

二○○九年八月，劉兆玄院長召見，要我擔任衛生署長，我要求健保調高保費，否則無以為繼。他回說：「當然。」再提出二代健保已研議近十年，應推動立法，他也說：「這要辛苦你了。」本以為這兩項要求可讓劉院長另請高明，沒想到他一口答應，反讓我無路可退。

我接印信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調整健保費率。不意外的，當晚各界及媒體立即開罵。一個月後不幸發生八八水災，劉院長雖盡心盡力救災，卻因「理髮」下台。接任的吳敦義院長來電要求續任署長，我晉見請辭，結果與劉院長的對話重複了一次，只好苦撐。

第一次參加立法院總質詢，某立委要求承諾在任內不漲健保費，本人回以二代健保公民會議結論：「健保不能倒，醫療不能少，費用不能漲，那只好請上帝或佛祖來當署長。」立委無言以對。

為了調整健保費，我向院長提出各種精算及方案，卻一再碰軟釘子。署院不同調，媒體多有報導，馬總統召見討論。本人簡要報告健保財務及調整保費的必要性，強調若不調整，健保虧損必在千億以上，將成為總統大選重大議題，影響選情。於是健保費率從四．五五％調到五．一七％，投保薪資上限從十三萬調到十八．二萬（部長薪水）。期間當然有不少民粹枝節，及北高兩市政府欠費等問題，然而二○一二大選完全沒有健保議題。

過了總統、院長兩關，民眾方面更為重要。為順利調高健保費率，不論哪個媒體或團體邀請，我必親往說明。尤其希望基層民眾了解，投保薪資上限十八．二萬，就醫時與薪資三萬者待遇完全相同，健保財務穩定對基層民眾最有益。至於低收入及中低收入者，政府本來就有各種補助減免，更不受影響。

衛生署又製作海報張貼各醫院診間，比較台灣及各國醫療費用，及中低收入者健保的獲益情形；社會公益人士免費拍攝宣傳短片，在診間播放。

半年後費率調到五．一七％，健保財務由虧轉盈，累積安全準備金。至於二代健保又是另一個「故事」，因為不能實施家戶總所得，所以增加了二％的補充保險費。

經過這兩項努力，健保安全準備曾達到四．六九個月，超過二千四百億。然而台灣即將進入「超高齡社會」，廿％為老人，用錢的人多，繳錢的人少；需要照顧的人多，能照顧的人少，不出幾年，健保又要面臨財務危機。

各縣市長仍在倡議六十五歲以上免健保費，健保不倒，民粹不止，中華民國怎能不亡？（作者為前衛生署長、亞洲大學榮譽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