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政治人物緊張了，特別是擔任民代或公職時，到大學修專班而獲取博碩士者，擔心其論文被找到有抄襲之處，電腦大數據比對軟體越趨成熟，被爆料只是早晚。其實，除抄襲外，找人捉刀寫論文，或是偶而來上課就拿到學位，這兩件事比抄襲還可惡，是不容易被發現的「造假」！

其實，政治人物進修拿學位值得鼓勵，何以搞得人人自危？關鍵就在大學自治與自制出了問題，才會讓一些特殊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滲入權力，並巧妙建立了裙帶關係。記得過去，台大社科院有個默契，推薦書不宜來自政治人物，就為了避免審查的窘境；一旦有立委、部長、院長推薦某人入學或爭取職務，該怎麼辦？大學自治努力了卅年，很遺憾，到頭來仍無法自制。

在威權時代，大學人事無法自主，至於上課內容，至少在一九七○年代已少有黨國干涉了。當時社會系教授可以講授馬克思主義，也能在圖書館找到相關資料。問題是，中文相關書籍極少，必須仰賴國外進口書，而一般人採購不易且價格昂貴，買一本書可能用掉五分之一的薪水，不要說學生，連老師都買不起。於是只能靠一些勇士去翻印，有了便宜的翻印外文書，不論是否看得懂，許多學生求書若渴，蔚為風潮。

很巧，那個年代在西方社會科學界，正是新馬克斯主義當道。於是台灣師生透過翻印書開始接觸這些知識，無形中帶動了知識界批判與解構的風氣。在解嚴前，此氛圍已悄悄在校園瀰漫，到了一九九○年代，教授治校與校園自主甚囂塵上。為了下一代受教權，大學擴張更具正當性，大量留學歸國學人進入大學校園，且因人文社會科學成本較低，增設尤多，相關科系與學生也快速成長。西方思維在這些條件下快速傳散，自由、平等之說遍地開花，台灣社會也就成為最好的檢驗場域。

「批判威權，解構權力」抄襲自西方並成為學界的命定，依附在此理念上的社會改造與學生運動逐漸茁壯，年輕學子把社會運動當作盛舉，如今這批人已步入中年，甚至老年，不少成為民代或服務於黨國；換言之，角色互換了，他們從批判者變成了當權者。

這時，有人嘗試「批判威權，解構權力」，這些當權者跳出來說「當年我在對抗威權時，你人在哪裡？」訴諸過去「豐功偉業」來封住批判者的嘴，這不就是威權嗎？而這種心態，不就是以消費當年的「理念」來保有當下的「名位」嗎？當年的老國代，有人為剿匪抗戰流離失所數十載，乃至於家破人亡，晚年還得枕戈待旦。他們不也曾說「當年我在剿匪抗戰時，你人在哪裡？」

談到這裡，筆者發現，在求學階段，有人抄襲他人文章；在國家發展階段，有人抄襲西方思維、有人抄襲世代威權。此外，一些過去的改革者，如今卻恣意地將他人標註為反改革，則是造假的新威權！

看到這些年的變化，台灣的生命力似乎只剩下股市了（也可能造假），當學位被工具化，追求知識變成一個笑話；抄襲是露出水面的冰塊，造假才是尚未浮出的致命冰山。（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