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篇文章中，儲安平還寫過這幾段話：「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實在是一個反民主政黨…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非『民主』」，「假如祇有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才有言論自由，那還談什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我們從沒看到左派的報紙批評毛澤東或延安，難道史達林和毛澤東都是聖中之聖，竟無可以評論的地方？」

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說，儲安平在中共建政前所寫的這幾段話，真是「神預言」。他預言到中國媒體果然都被迫改姓「黨」，預言到習近平果然變成「聖中之聖」，預言到「全過程人民民主」這套反動修辭的橫空出世，預言到他自己因為一句「黨天下」的言論而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命運，也預言到曾經如同繁花似錦的香港報業，如今竟淪為荒煙蔓草一片淒涼的悲慘處境。

香港雖被形容是「借來的地方」，卻曾經是華人社會中唯一有自由報業的地方。英國管治時期，港人有言論自由，港媒有新聞自由，報業百花齊放，有大報有小報，有中文報有英文報，有右派報紙也有左派與中間派報紙，媒體受到法律保護，記者不會因言賈禍，香港報業的自由，如同歐美自由報業一樣。

尤其在一九五○年代以後，當中國的言論與新聞自由已陷入有與無的宿命，台灣的言論與新聞自由仍在多與少之間掙扎時，香港的自由報業更顯得一枝獨秀。到香港洽公或旅遊的台灣民眾，通常會到路邊的書報攤買幾本當期出刊的「明報月刊」、「爭鳴」或「七（九）十年代」，台灣看不到的「匪情」，這些雜誌挖掘的秘辛應有盡有，國民黨的權力鬥爭內幕，看台灣媒體像霧裡看花，這些香港雜誌卻直筆無隱，比台灣的黨外雜誌更有不必迂迴婉轉的自由空間。換句話說，在九○年代以前，台灣媒體祇享有部分的新聞自由，香港媒體卻享有完全的新聞自由。

但九七大限卻是分水嶺。初期是國民黨主導的香港右派媒體集體大撤退，接著是包括傳媒在內的香港各行各業，都冒出了一批所謂的「忽然愛國派」，媒體紛紛轉頭北望，中間派媒體也欲語還休，到後來祇剩下六四後即旗幟鮮明反共的蘋果日報，以及像立場新聞、主場新聞與眾新聞這些近年才崛起的網路媒體，困守自由報業的四行倉庫。

雖然誰都知道香港傳媒大限不遠，但誰也沒想到才短短不到一年，蘋果就被迫關門，老闆與編採主管鋃鐺入獄，立場新聞踵接其後，連不負媒體內容責任的公司董事也被抓被起訴，眾新聞則在寒蟬效應下選擇自動關門打烊，四行倉庫至此被完全攻陷，曾經獨步華人社會的百年香港自由報業，也從此山河一片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這把大關刀，就像儲安平遭逢噩運的那個年代一樣，正在香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中有句台詞，「重慶完啦，一片漆黑」，任何人看到「愛國者治港」、「愛國者辦報」已成香港唯一的高音時，大概都會同聲感嘆：香港完啦，一片漆黑。（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