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廿五至四十歲人口具有大專學歷的占比不斷提升，已衝到世界數一數二了；可是，大學在國際上的評比，排名進進退退，尚不見穩定而亮眼的成績，甚至有國立大學畢業生寧願到澳洲宰牛、去羊皮賺取「高薪」！

其實在國際上發光發亮的台灣人才並不缺乏，但許多是一九五○至七○年代在台灣出生的。一九八○年之後的世代，即陸續受到教改的影響；簡言之，年紀在四十歲以下者，可以統稱「教改世代」；其中廿歲以下者，又會受到一○八課綱的形塑。

回想卅年前那場號稱解嚴後最成功的社會運動，多少嬰兒潮世代上了街頭為其兒女請命，希望不再受到聯考的壓迫，大學的開放與增加，以打破升學瓶頸；杜絕體罰，在教學上能重視個性化；提倡校園自主，不受政治的干預…這些主張各個切中時弊。在大學教授領軍下，在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那一天，以「為下一代而走」為主題，提出四大訴求：廣設高中大學、落實小班小校、推動教育現代化、制訂教育基本法。

當時筆者不僅婉謝主辦單位的邀請，還撰寫一篇文章提醒須注意學齡人口的發展，報社在遊行當天刊出文章。筆者指出，當時考大學與考高中的學齡人口眾多，也就是一九七六與一九七九年的出生數均超過四十萬人，一九九○年之後，出生數只有卅萬出頭，足足少了十萬人。

換言之，廣設高中大學的訴求是有風險的，因為政策將影響的人口，不是當時準備升學的年輕人，而應是一九九○年之後的世代。眼看著狗吠火車，筆者從提醒轉而批判，而出生數也如所料逐年下滑；到了廿一世紀初，若沒有新移民幫忙生，出生數已降至廿萬。去年出生數只剩下十三點五萬人，大學招生不足與倒閉，已經不是新聞了！

這卅年當中，筆者不斷地撰文分析與呼籲，前面的十年走得相當孤單，甚至還被罵過是「教改的絆腳石」。進入廿一世紀，台灣人口危機趨於明顯；筆者二○○九年進入行政院，努力促發鼓勵生育政策，二○一一至二○一五年出現了五十年來生育率唯一的上升波段。很可惜，二○一六年之後出現連續七年出生數與生育率雙降的情形，而且是在蔡政府不斷加碼鼓勵生育的情況下。

近年來台灣和南韓在競爭全球生育率最低；南韓今年三月新學期有一五七所小學沒有新生，台灣也不遑多讓，但因為過去的廣設大學，較棘手的是大學崩盤。且在另一方面，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自二○○五年之後，超過專科、高中、國中、小學，至今仍是居高不下。此外，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偏低，成為人均所得不斷成長下的孤兒。

這些現象雖不能完全怪罪卅年前的教改，可是大學擴張與一些教改措施，儘管是出自於善意，卻因為決策者過度強調自身經驗與國外「先進」作為，忽略了文化、社會與人口的特性，而導致「時空錯置」，結果反而害了下一代，甚至更多的後代！（作者為台大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