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憲法裁判應該在法理上可預測，而非在政治上容易預測。

法理上可預測，顯示大法官即使處理高度爭議案件，依然是「法的僕人」而受社會信賴；政治上好預測，卻讓人民覺得大法官不過就是政治打手，或是看風向的投機者，鄙視之心油然而生。

法理上可預測，是在法學上或釋憲先例有紮實的基礎，使法界專家能判斷憲法法庭的裁判。而政治可預測性，則指人們在預測憲法裁判時，不是依據嚴格的法學規則，而是從以下標準來猜想：一、任命大法官的政黨、總統；二、大法官的政黨色彩與政治傾向；三、當前的政治權力或風向。

在憲法裁判，法律與政治的確不容易完全區分。大法官們更要有智慧，盡可能說服社會大眾與法學界，我們是基於「法理」而非純「政治」來裁判的。民主國家中，重大的政治爭議與公共價值，居然是由一小撮非民選法律人來裁決，憑什麼？憑的就是大法官行使司法權，作法律上的專業判斷，而不依循政治有權者的意志，更不是大法官自己的價值偏好。司法權是受法所拘束的權力，是「解釋」憲法而非自行「創造」憲法規範。大法官不只要自認做到這一點，更要讓絕大多數人民「相信」大法官「不是政治判斷」，憲法裁判方有正當性。

尤其台灣處於新興民主文化，法治信仰也不夠紮實，社會大眾更容易用政治結果來猜測、解讀憲法裁判。大法官要戒慎恐懼、如履薄冰地處理重大政治爭議案件。在威權時期，戒慎恐懼是為了不要觸怒當今；現在，如履薄冰則是不要破壞薄弱的「大眾司法信心」。

憲法文字很模糊，因此憲法裁判是否遵循、引用先例，就是「法律上可預測性」的重要指標。如果憲法完全沒有規範，又沒有先例，大法官或許就盡量讓政治社會自行運作，不要大動干戈改變現狀，以免被人認為大法官們拿著司法權來實現個人的理想。而釋憲先例雖可變更，但變更先例應屬例外中的例外，務必要有極具說服力的論證，方可為之。絕不能像政權輪替就大幅更動前朝政策那樣，急著想「翻轉」一切。憲法裁判如背離先例，卻在法理上欠缺強力基礎，同時更在政治上符合「任命者的利益」、「大法官的偏好」，以及「現今執政者傾向」，那簡直是完美符合大眾的「政治觀點」—憲法法庭有明確政治傾向。若真如此，司法權定分止爭的功能將蕩然無存，因為民眾根本不相信這個裁決是「法律決定」。

美國有許多人懷念雷根時期任命的兩位大法官—歐康納與甘迺迪。因為這兩位溫和保守派大法官，總是踐行中間路線、漸進主義，而且尊重先例，不惜打臉任命他們的共和黨。他們讓人相信大法官不是總統意志的延伸。墮胎、積極平權措施、同志權益等重大案件，於他們在位時都能作出社會大眾尚可接受的判決。比起現在動輒推翻先例，實現共和黨政綱的大法官們，他們才是司法的榜樣。

期待中華民國的大法官們，也有同樣的智慧與能力，維護司法公正形象，讓憲法法庭在法律上可預測，而非政治上好猜測。（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