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國事蜩螗,許多愛國志士師法先進國家,倡導以「民主」與「科學」來救亡圖存,一時被許多人奉為圭臬;但百多年來,經過各種嘗試,跌跌撞撞,很明顯無法僅靠先賢所理解的「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振興國家 。
本屆「唐獎」得主,中研院院士許倬雲年逾九旬,在近作《經緯華夏》中,對「民主」與「科學」做了精闢的反思;認為近兩百年來,中國人學習西方事務,幾乎從來不先從根本入手,從事起碼的研究。過去如此,近來又何嘗不然?將來希望有人能從根本上釐清西方思想的淵源、脈絡,找到中西如何互相調適的途徑。
民主口號第一次被提出,是在法國大革命時,自由、平等、博愛是革命的三色旗幟。現在看來,法國大革命幾乎就像一場鬧劇,最終以拿破崙皇帝登基結束。這種結果也正證實了古希臘哲人柏拉圖的警告,一個民主的錯誤,會導致專制領導人的出現,使得本來可能維持的民主終於夭折。
美國的民主制度,也是從自由、平等觀念步步演進而來。但實際運作是,美國開國時的元勛,只是幾十個高階層的工商業者、銀行家、保險商、大地主、運輸業老闆等,以他們自己的理念寫成了憲法。經過兩三代的修整,將一些顧慮不周的漏洞逐漸修改,想以法律作為矯正憲法偏差或疏漏的機會。這一過程使得美國的政治運作,表面上是取得大家的協議,實質上不免有許多意見,在溝通之間主要考慮彼此的私人利益。
到今天,美國和英國的學者們也時時在問,我們的制度弊病何在?為何我們始終修不好,老是出錯?於是民主做為救星的目的,夢想居然破滅,使得「普世真理」這四個字很難落實。因此民主也經常在改變性格,並不像我們前輩所理解的,是可以隨手借來的一件衣服,穿在身上,搖身一變就成了新的人。
中文的「科學」兩個字,代表的乃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最初的科學觀念,但其實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科學已經有很大的轉變。十九世紀對知識的肯定性,是樂觀而有信念的;牛頓的世界是如此清晰的平衡,又如此可知的精確,但是在科學領域之中,發現了許多新的現象。牛頓所建構的機械式宇宙如同時鐘一樣精確,卻幾乎被相對論與量子力學完全顛覆,並且影響了生物學的理解。
在前輩講到科學時,充滿樂觀,覺得可依賴,但今天實際上已經換了天地。人們不再覺得科學一定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甚至誤用科學可能導致更多的災害。例如使用的能量太多,就會導致地球過熱;使用肥料過於頻繁,就可能一次次傷害土壤。二十世紀中葉曾有農學家樂觀的認為,可以無限制地促進生產力,今天我們不敢再有如此樂觀的預測。
泛科學主義學派總認為,人類的社會正如生物一樣有一定的進化過程,是歷史的必然。如此理論所根據的歷史,只是西歐中古以下的數百年而已,並未充分考察人類全盤發展中各種不同的途徑及其後果,人類的進化實際上是演化。
作者的期許是:「國人似乎眼光只在學會西方長處。只是捨己從人,而忘了審查中西心態其實相當不同,未曾想到從中西不同之處自省其差異。若能再從他人之長處接合設計,當能另闢蹊徑,開拓新天地。」(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大特聘研究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