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態老化指的是，當面對變化多端的外在環境，我們卻習慣於用保守封閉，不敢開放改革的心態去理解應對。因為心態的老化，法規、政府運作以及領導階層也隨之老化。台灣的許多法規制度形成於數十年前，在今日科技化、數位化的多變環境中顯得格格不入。例如，政府體制停留在老舊的中央集權制度，而非賦能地方的自治制度，導致廿五年來中央都集權集錢於一身而不願意修財劃法；金融法規對新型態金融科技的適應不足，雖說台灣有號稱全球第一個金融監理沙盒專法，但實際的成效卻十分有限；勞動法規未能完善因應多元彈性工作型態和遠距工作的新趨勢；教育體制仍是教育部對各級學校鉅細靡遺的標準化管理，而非鼓勵差異創新的發展；醫療健保的機制一直是從生病醫療而非保健預防來設計誘因。這些老舊的觀念與制度如同緊箍咒，限制了社會創新的可能性，降低了社會面對風險的韌性，卻不斷地加重社會成本，同時也讓國際資本和人才望之卻步。

雖然台灣的眾多組織，無論是企業、政府機構還是社會團體，都面臨轉型再生的挑戰，但老化問題最嚴重的應該是政府組織。試問，台灣解嚴以來，五院以及各部會的組成方式、決策流程與運作邏輯有什麼重大改變？過去歷任政府至少都還積極宣示要從事政府改造，增進政府效能，然而，二○一四年行政院研考會併入國發會後，政府改造的功能不彰，政府組織老化的問題也日益嚴重。

再觀察台灣各領域的領導人物，不難發現年齡偏大的普遍現象，產官學研等領域的決策者多為六十歲以上長者。「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年齡大並不絕對就是體力與心力的老化，而且年長的領導者擁有豐富經驗與智慧，仍可以是國之棟梁，但如果各領域普遍有高齡領導者偏高的現象，反映了世代交替遲緩的保守現象。在過去，除了非常特殊狀況下，國營事業與政府財團法人的負責人，上任時的年齡不能超過六十五歲。蔡英文執政時放鬆了規定，這些機構負責人年逾七旬者，比比皆是。領導階層的老化，使台灣在面對新興議題時的決策反應緩慢而保守，自然難以因應時代脈動。

更令人憂心的是，上述各種老化現象並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心態老化使民眾傾向支持保守政策，進而強化制度老化；制度老化限制了組織創新的空間；組織老化則又進一步鞏固了老舊的領導結構。這種全方位的老化現象，使台灣社會如同陷入泥沼，即使意識到問題，也難以迅速轉向。台灣的老化危機，絕非只是人口統計學上的問題，而是深植於社會各層面的全面性挑戰。唯有認清問題全貌，並在各層面同步推動改革，才能擺脫全面老化的困境，重新找回社會活力與國際競爭力。

弔詭的是，在反傳統價值、反核、廢死、支持多元性別等覺醒文化方面，台灣倒是很先進，但在國計民生、教育醫療制度、產業發展政策等方面卻是極端保守老舊。此間的玄妙，實在耐人尋味。

（作者為陽明山未來學社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