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關稅談判，並非傳統強調對等互惠的貿易協商，而是美國主導下的非對等交易。美方以擠檸檬般的手法、榨出他國各種利益，迫使他國單向全面打開市場。觀察日本、韓國與歐盟等已與美國簽署協議者的共同特徵：表面稅率降為百分之十五，實則需承諾高額對美投資、調整產線、接受各種特定的配套。這樣的談判早已超越單純的關稅協定，而是透過制度手段重塑全球市場，更涵蓋政治要求、投資要求、能源採購、供應鏈重組等戰略性目的。莫怪國際間有愈來愈多的不滿，批評川普政府以關稅大棒，上演廿一世紀版帝國主義、要求各國屈從納貢。

這種單邊主義作法正加速國際秩序的結構性變化。過去幾年台灣強化對美經貿連結，著眼於中美脫鉤的地緣政治紅利，此經貿戰略固有其理，但恐不足以應對現今變局。當前國際秩序與權力轉向的跡象浮現：從經貿到金融領域，各國對美國霸權體系的質疑與反彈日益明顯：歐洲推動戰略自主試圖擺脫過度依賴，新興經濟體建構替代性支付機制來規避美元風險，連傳統盟友都開始重新評估單邊依附的代價。各種發展正匯聚成不可逆的趨勢—多極多邊勢力結構正在興起；如何降低對單一霸權依賴的戰略平衡，是各國經貿發展與國安之必須。

地緣政治走勢無法由一國主導，川普之霸，對美國霸權短多長空。過度依賴單邊市場與策略聯盟將增加結構性風險。我政府曾多次提出「協助美國再工業化」的經貿戰略構思，雖可短期迎合美方期待，長期卻可能使台灣捨棄多邊空間與自主彈性。在國際大結構鬆動之際，台灣以美中脫鉤作為政策假設起點的適用階段可能已經不再，而需另考慮以制度多邊、空間分散、風險彈性為要的經濟戰略。

為此，首先應強化與ＷＴＯ、ＲＣＥＰ、ＣＰＴＰＰ等多邊平台的政策接軌，無論是否正式加入，皆應維持對話與參與機制，提升制度能見度與政策協調能力。其次，積極拓展新興市場連結、布局東協、印度、中東與中東歐等地區，降低對單一經濟體依賴，建構多元化貿易網路。再者，最敏感也最關鍵的是，理性評估兩岸經貿互動，避免意識形態取代風險評估，在確保供應鏈穩定性的同時維持談判籌碼。最後，對內推動結構調整，建立出口市場多元化機制、產業升級補助與中小企業風險調整制度，強化整體經濟韌性。

關稅只是顯性政策，其背後是國際制度與經濟秩序的深層重組。面對這場變局，台灣必須重思既有的經貿戰略框架，調整政策思維與產業布局，既不陷入短線政治反應，也不遲疑於長線轉型。全球正從脫鉤斷鏈走向多極多元的新階段，台灣唯有建立制度參與能力與政策彈性，在重新思考的經貿戰略中維持主體定位，才能掌握發展主動權。

（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