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賴清德總統接連兩次提名的大法官人選，都無法得到立法院的同意；「不足額」的憲法法庭，有大半年未能做成實體判決。憲法法庭卡關的確不應出現，解套關鍵應是總統與立法院相互停火，盡速且誠摯進行協商，由總統提出立法院可接受的人選。但許多綠營支持者不圖此舉，卻一直咒罵立法院，指其藉由修正憲法訴訟法以提高評議與違憲宣告的門檻，是「毀憲亂政之舉」。
這些人認為憲法規定的十五名大法官，就算只剩一半也毫無正當性問題，可以裁決各種重要憲法爭議。最近，他們更在網路上攻訐大法官們太退縮，要求現任八名大法官應逕行將憲訴法「參與評議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十人」與「同意違憲宣告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九人」的規定宣告違憲失效，然後「復活」一○七年的舊規定，將藍白於立院通過之財劃法、總預算案、普發現金一萬元等宣告違憲。
在他們口中，這樣的大法官才是「維護憲政秩序」；但若真切關心憲政主義與司法尊嚴，這些主張簡直是陷大法官於不義，要八位大法官承擔他們擔不起的政治壓力。更嚴重的是，一旦大法官輕率介入，不但接下來更難讓立法院接受任何補提名人選，社會大眾恐也更會以政治有色眼光看待憲法法庭。
首先，憲法法庭就像各級法院，其審理程序、管轄範圍、裁判方法，本依法律規定進行審理，這也是「依法審判」的重要核心—大法官不是憑自己的信念，而是依據憲訴法來審理案件。憲訴制度是立法院在一○七年通過憲訴法而創設的，之前台灣沒有「憲法訴訟」概念；且依據原「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作成解釋的門檻也是三分之二。現有大法官的審判權限是立法院給的，大法官憑什麼可選擇性適用？如果連拘束大法官審理程序的憲訴法，大法官都可挑三揀四，那大法官們豈不可自訂訴訟法？
其次，憲訴法規定的「評議門檻」（十人）與「宣告違憲門檻」（九人）都是正常合理，且在比較法上可找到許多參照對象的規定。既然普通法院合議庭，法定人數上一個都不能少，那明定大法官十五人之中應有十人參與評議，有什麼問題呢？依法應有十一位法官組成的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如果只有六位法官評議，恐怕無人可以接受；那為什麼滿口憲法尊嚴的人，卻樂見八位大法官來行使應有十五人的憲法法庭職權呢？
憲法法庭的地位崇高，但沒有選票的它也很脆弱，惟有在社會大眾高度信任與尊重之下才能定分止爭。美國前任大法官Stephen Breyer指出，法院裁判的正當性來自公眾信任；且公眾信任程度，甚至必須達到人民即使不同意法院判決、甚至認為法院判錯了仍願意「接受」的地步。然而在台灣，近年來民調顯示社會大眾對司法的信任度很低，「司法改革」更是各項施政中滿意度最低的；加上目前國會與行政部門嚴重對立，在這樣的背景下，大法官「勇於任事」給自己更多權限，宣稱要對抗國會濫權，真的能顯現司法公正？
尤其，對比之下，美國各級法院還懂得以某種程度的「政治不正確」來體現「非政治」的一面—保守派大法官仍可能支持自由派的立法政策；自由派的大法官也在某些案件與保守派聯手。然而我國大法官自從一○七年之後，在重大政治爭議案件中幾乎從未打擊民進黨。去年的「國會改革」憲法判決，民調也顯示其社會接受度甚至低於各方爭議頗大的「死刑」與「同性婚姻」釋憲裁判。
不要再推不適合上前線的大法官們去衝鋒；司法院與大法官們也請珍惜社會聲望，別捲入政治，讓政治部門去負起責任來吧！（作者為政大法律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