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五年八月底,《紐約時報》刊出參議員桑德斯的評論,直言美國衛生部長小羅勃.甘迺迪應立即下台。他批評甘迺迪打著「讓美國人重新變健康(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的口號,卻推動反科學政策,像是裁撤CDC主任、讓四位CDC高層離職、要求更改數據以迎合反疫苗立場。即便數十項研究早已否定疫苗施打與自閉症的相關,甘迺迪仍聲稱疫苗與自閉症有關。於是科學數據再度被政治懷疑掩蓋,把社會推向信任危機,將數百萬人的安全置於險境。
幾乎同時,佛州政府宣布取消學童強制接種疫苗規定,州衛生局長更表示:「身體是上帝的恩賜,政府無權決定進入你體內的東西。」打著「自由優先」的口號,卻讓醫師與專家提出警告。當政治人物選擇與科學唱反調,防疫便成為信任與治理的考題。甘迺迪事件凸顯美國CDC的專業正被架空,醫界對中央防疫單位的信任逐步瓦解,而制度出現裂痕,防疫體系便難以維繫。
美國CDC事件看到專業與政府的對立,台灣經驗則提供另一個故事。二○○三年SARS爆發時,台灣防疫一度陷入混亂,醫院封院、社區恐慌、資訊落差等。而當時疾管局也出現八四九位防疫人員中,僅七位有醫師或牙醫師背景,缺乏專任防疫醫師制度,使醫界與政府防疫間出現互信危機。當時美國CDC亦派遣卅一位防疫人員來台支援,絕大多數皆有醫師背景。
因此,我個人在一次行政院會中向當年主持院會的行政院副院長林信義提案,希望設立防疫醫師及防疫科學家制度。最後通過卅名防疫醫師及十七名科學家,並將防疫醫師薪資提高比照法官,讓CDC專業更周延。這批新血包括最近成為常務次長的莊人祥及新任疾管署署長的防疫醫師羅一鈞。這場制度升級讓疾管署在過去廿年逐漸成為醫界信任的專業堡壘,二○二○年COVID-19疫情更有所驗證。這段歷史鮮少被提及,但正是台灣能在歷次疫情中站穩腳步的關鍵之一。
「信任一旦被破壞,要花上數百倍力氣去贏回。」即便制度改革帶來進步,信任仍是最脆弱的一環。二○○九年H1N1疫苗在台灣施打期間,曾出現疫苗引發孕婦流產的疑慮。後經疾管署監測顯示接種孕婦的流產率為百分之○點三,未接種孕婦為百分之二點一。換言之,孕婦接種疫苗並沒有增加風險,但謠言已造成影響,孕婦接種率顯著下降。十二年後,新冠疫苗再度出現長者接種疫苗後死亡的消息。事後數據顯示,多數死亡與高齡共病、自然死亡率重疊,與疫苗無直接關聯,但大眾的信任裂痕依然存在。
台灣雖無高層官員公開反科學,但單一事件仍足以引發社會不安。疫苗效益早已確立,卻一次又一次敗給恐懼與懷疑。從佛州的自由至上到台灣的流感與COVID-19,凸顯科學雖能解釋,卻難以建立穩固的信任。未來,不論新疾病或新藥,再好的科學成果若失去信任,也可能被拒絕。SARS後的制度改革更凸顯,唯有專業受尊重,信任才能累積,當醫師與醫院願意相信防疫體系,公衛政策才能順利落地,大眾及社會才能更加安心。
(作者為南台科技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