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社會在美國駐軍嚴密管控和監視之下，仍對威權時代的台灣統治者多方回饋，最負盛名者莫過於秘密來台協助蔣中正規畫反攻的「白團」。但實際上，直到一九八○年代東京政界依舊默默支持中華民國的國防安全，在接手琉球行政管轄權與釣魚台列嶼等周邊外交壓力之同時，日本自由民主黨政府亦接受我時任駐日代表馬樹禮之提議，以其航空自衛隊行將除役之F-104J一個中隊，由琉球直飛台灣清泉崗撥交我國補充空防。再往前推十年，我國海軍萌生製造潛艦計畫，當時有正式邦交的駐日大使馬紀壯海軍上將，即試圖籲請日方支援技術，怎奈此等裝備機敏性高，可能改變美國在冷戰時代刻意營造的「東亞戰略平衡」，才未得遂。

而今時空環境早已變遷，儘管數年前安倍時代強調台灣日本的高度友好關係幾乎接近「同盟」性質，台日民間往來更為熱絡，但東京當局仍對台灣企圖發展水下戰力保持戒慎與觀望。即便海上自衛隊每年以「汰除一艘、成軍一艘」的期程和進度換裝新式潛艦，甫除役的「親潮級」都比我國「劍龍級」性能更佳，日方均未曾對我提供潛艦技術表示首肯。這方面固然是礙於中共外交施壓，讓東京政壇頗有忌憚；然其主要原因仍在於美國對有關台灣國防安全深度合作的態度不明，讓日本與台灣合作造艦的預畫始終不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和成果。這是台灣今日自行耗費巨資發展潛艦、卻未得順遂的另一深層原因。

近年日本政府大幅展開國防事務修法，尤其對和平憲法第九條「專守防衛」上多所著墨，以「防衛裝備出口三原則」為準，已經輸出諸多海空裝備給東南亞國家；並且，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將在當地時間十月廿二日審議「豪豬法案」（PORCUPINE Act），宣稱「為區域同伴提供險惡環境下的升級保護」。如果美國真有心協防台灣，不如順水推舟，促成日本潛艦技術出口台灣，一可降低東京造艦成本，二可協助台灣盡早完成潛艦戰備力量、分擔美國在東亞區域安全利益維護。尤其我國海軍正值海鯤潛艦技術瓶頸之時，倘若日本新內閣能主動援助我國造艦，此舉更能考驗並且顯示美日是否真有協防台灣之心！

從世界近代史脈絡觀察，日本和台灣總有千絲萬縷且理不清的情結和典故，這是國際政治的弔詭、也考驗現代文明社會「以史為鑑」的明智舉措。維護國家利益必須立場堅定，才有運籌勝算；唯有自立自強，才能贏得國際的尊重和敬畏！（作者為清大教授、空軍前中將副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