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和我那時候的女朋友張同學，壓根也沒想到要和大家一起到大禮堂裡，參加什麼大拜拜儀式感的畢業典禮。比那還重要的，是我們約了雙方家長一起在校園裡第一次見面。

兩邊的父母分別從嘉義和台中上來台北，第一次到他們孩子念大學的地方（我記得我第一次坐嘉義客運專車上來學校時，還背了一捆用紅色塑膠繩緊緊包覆起來「我媽覺得台北比較冷」的新棉被）。

參加畢典是一個最自然的見面裡由。在那個沒有手機，還是高度仰賴口頭約定的八○年代，我們說好上午十點半約在校園裡的小巴黎（對，就是大學生對於幾張木質長椅排在一起的地方的重度浪漫命名）見面。一起拍照，說幾句善良人會說的客氣話，不用吃飯，不用等到大家都笑僵，然後在誰說錯話或是問錯問題前說再見。剛好的社交分量，像是一杯「中杯，微溫，半糖，外帶」的手搖飲。我們各自把宿舍裡的行李雜物塞進我們爸媽的車，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見面地，跟著自己爸媽的車離開。

我們寫信給彼此。比起貴森森的長途電話，那是經濟的通訊選擇。張同學開始工作。我被分配到台南的新兵訓練中心三個月。在可以會客的每個周末，張同學會從台中坐中興號到嘉義和我爸媽會合後，一起開車到台南來把我領出來。和大家一起圍坐在教室裡等待被班長召喚「XX號出列，家長會客」的拯救時刻是最煎熬的。總是很懷疑及羨慕那個87號同學為何每次總是能在八點開放會客時，第一個被準時點出場。我總是沒有大腦可以回推張同學大概必須在那天幾點起床，和我爸媽在客運總站會合，帶著我媽買好切好的幾盒糕餅和水梨蘋果，然後才可以在九點到達兵營這件事。巨嬰一枚。

抽籤抽到差個籤號就拿金馬獎的台中成功嶺。所以我一直沒有兵變的機會。交假單給成功嶺八號門憲兵檢查時，「你女朋友在那邊等你很久囉」那位裝熟的莊姓一兵就會這樣調侃我。張同學用自己教鋼琴的錢買了一輛二手小車，說這樣方便在我排休的時候接送我。就這樣像串流影片以二倍速地過了一年八個月（奉勸任何聚餐的場合，最好不要提到什麼當兵的話題。男孩總有一堆關於「男孩如何轉化為男人」的魔幻寫實故事，或其實就是喇低賽）。

我北漂工作，她在台中。分開兩地，各忙各的兩年後，我們感覺好像可以來結婚了。沒有跳傘或快閃，沒有任何埋有隱藏攝影機的求婚儀式和驚奇橋段。很自然地，就直接在看結婚的日子了。天真的我，覺得在辭掉上一份工作，仍在待業的時候，剛好可以好好專心地來籌備一下拍婚紗迎娶流程之類的。這股水到渠成的氛圍好像也很自然地流瀉在雙方家族的準備過程中。

一直到算命師出現。

張同學的家裡固定都會請一位家族裡大家都認識的算命師前輩，每年幫大家看一下流年及個人該注意的事項。結婚前請算命師合一下八字，也是形式多於實質意義的流程。「如果您們大人們還管得住你家女兒的話，我就勸您們不要讓這件婚事成立。」老師說。

「啊？可是……他們都在一起七年了。」

「對，所以我才這樣說。要不然這女的這一生會嫁二夫，男的會娶二妻。」

哪裡殺出來的程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