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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北固】
杜甫推崇諸葛亮「萬古雲霄」
韓愈出生之前13年、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亂，是秦統一以來中國最大的歷史巨變，摧毀了三千年關洛（長安、洛陽）古典文明，破壞了華北的生態環境、徹底結束了兵農合一徵兵制度（從此進入募兵制為主而戰鬥力衰弛並且軍隊極易腐化）、結束自然實物經濟進入貨幣經濟與金融暴虐文明、貴族門閥衰逝而科舉士大夫崛起支撐皇權至上的中央集權帝國、塞北草原帝國成熟而從此長期凌虐華北、經濟重心南移並且從此依賴漕運體系（直到清末）、平民社會成型而商業江湖社會膨脹、城市經濟長期侵蝕農村經濟而盜匪叢生並且兵匪合流……。
這個劃時代巨變的前夕，是經過130多年太平富強，而達到極盛世的唐玄宗開元天寶時期的輝煌燦爛富裕歲月。光耀整個亞洲的大唐帝國的崩毀，叛亂由疆域東北的范陽撲向長安、洛陽，於是皇室向西逃入蜀地。這是秦統一中國以後到民國之前，唯一的一次朝廷政治中心進入蜀地，這給予當時避難入蜀的士大夫菁英詩人杜甫文學靈感，把它與三國時代入蜀的劉備政權產生聯想，並且以自身的懷才不遇（先受知於「取代」玄宗而自立的肅宗，後又獲罪被謫貶）心理，投射為對諸葛亮的認同崇拜，在「國破山河在」名句寫安史之亂以外，又以「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蜀相〉）、「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八陣圖〉）、「諸葛大名垂宇宙……萬古雲宵一羽毛……」（〈蜀主〉）來感懷三國蜀漢政權的諸葛亮。杜甫詩聖的地位，連帶影響到後來幾位唐朝大詩人，如劉禹錫在〈蜀主廟〉、李商隱在〈武廟古柏詩〉中對於諸葛亮治蜀的懷念，也都與安史之亂唐室避難入蜀，衝擊文人感懷的時代背景有關。這其實是克羅齊式的「當代史」──中唐時期避抗中原大亂而入蜀的「當代」，少數文人菁英對於過去三國史蜀漢諸葛亮事業的重新認同肯定。
杜甫率先把諸葛亮推崇到「萬古雲霄」的極致地位，尚不能代表士大夫主流整體的看法（在他之後深通兵法的「小杜」杜牧仍推崇曹操）。還要經歷安史之亂的後遺症，唐末藩鎮到五代的紛擾與華北繼續衰敝、到北宋統一卻無能收復燕雲十六州（但蘇東坡心儀的三國人物是周瑜、龐統，而非諸葛亮），導致南宋的頹廢偏安，《紫陽綱目》之後幾十年，略帶矯情（與奸臣賈似道有政治關係）的「愛國詩人」陸游極力推崇諸葛亮的〈出師表〉，再後來南宋滅亡之初，文天祥繫獄元朝大都時寫下留傳千古的〈正氣歌〉，把〈出師表〉提升到中華民族靈魂的地位。於是諸葛孔明與蜀漢政權，成為元朝異族暴虐統治之下兩宋遺民漢族心目中的寄托，為百年之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書中神化了的孔明，地位超過劉備、孫權、司馬懿、周瑜等群雄俊傑之上，與曹操對等齊位），預備了一個優勢的編輯寫作大綱方向。
朱熹《紫陽綱目》的權宜正統論，在南宋「開國」皇帝高宗的宮中，就得到過相當的「啟發」。南渡之後對於汴京的懷念與時代的感觸，使朝野流行平話說書的講史（講古）娛樂，高宗在宮中倡導，宮外是臨安城中二十幾處「瓦子」的喧嘩；講史之中最受歡迎的是三國史（註：原先北宋仁宗時代開始正式成型的講史娛樂文化，主要是剛過去的五代史與古代三國史，南宋失去汴梁也就失去其在地回顧五代史的環境條件，而只剩下三國史），情節裡已怨憤曹操同情劉備而誇耀蜀漢的關、張了。南宋在朝廷不思規復、士大夫「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吹得遊人醉」的臨安繁華腐化生活、奸臣當道、兵匪招安如常之下，最後亡於蒙古元朝後，三國講史更加流傳，形成「三國志平話」的各種段落，而在元朝末年被羅貫中輯錄整理編排潤色「創作」，成為《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三國演義》後來成為流通書名）。
安史之亂後的民族、工商社會巨變
從羅貫中上溯推論分析到文天祥、朱熹、韓愈、杜甫，《三國演義》權宜政統意識形態形成史，側面還有安史之亂以來的「民族、工商社會史」演化背景，可以歸納到三個層面的大方向巨變：第一是城市金融經濟與工商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安史之亂後晚唐洛陽的腐爛，超過之前的長安，十八世紀荷蘭一株鬱金香可抵一屋房價的金融瘋狂，在九世紀洛陽的牡丹身上早就發生過（見白居易的〈買花〉），而與農村拉大差距；第二是塞北草原文明成熟而胡騎帝國征服華北與中原，五代後周石敬塘割燕雲十六州奉契丹，應該再上推180年到安史之亂，華北「淪陷」到明初朱元璋光復，不是四百多年而是六百年；第三是以上兩點交互影響，激盪孕育出胡漢雜居混同融合的華北江湖社會。但是兩宋的皇室及其「共天下」的儒家士大夫們，忙碌於矯揉難振的新型憂患意識形態的營造，及其延伸的具有高度合理化自我麻醉的理學，只考慮現實政權生存問題而注意、突出上述的第二個方面，完全漠視第一、三兩方面──或者可以說：繼續在第一方面腐爛浮沉，而不時「遙控」第三方面的民族意識（南宋對華北抗金、蒙「忠義軍」的互相利用，兩宋對於農民起義、盜匪的招安至於浮濫）。
然而第一、三兩方面，在社會底層是互相有聯繫的，尤其是唐宋「運河帝國」成熟以來在工商發達所需之下形成的水陸交通網。於是，汴京、臨安繁華鬧市中瓦舍裡的三國講史，長年不斷地透過儒家廟堂所鄙夷的「車、船、店、腳、牙」階層，傳播到五湖四海三山五嶽，把蜀漢權宜正統的「次等憂患意識」，灌輸進江湖大眾「次文化」的民族意識之中。在華北異族政權統治之下不可能講「忠」、南宋腐敗政權與理學思想又把「忠」蛀蝕一空，廣大江湖群眾就以「義」代「忠」（或以「義」涵「忠」），在三國平話講史的「瓦肆裡的民族倫理」尋求心理的寄托與信念的泉源；從桃園三結義模擬出江湖義氣倫理依歸，並且把杜甫、文天祥「聖化」了諸葛孔明，改造為江湖術士陰陽家類型（所以魯迅譏嘆為「近妖」）的神通廣大萬能軍師。
《三國演義》如果依江湖群眾的次文化知識與忠義價值信念，簡易約化可以歸為三個關鍵詞：「奸臣」（曹操）、「義氣」（劉、關、張、趙）、「軍師」（孔明），前兩詞一清二楚不必多談，「軍師」一詞可以略深入探索一下其形成的時代脈絡背景。孔明被《三國演義》神化（或魯迅說的「妖」化），在「軍師」這個角色地位上，一般只注意到他對劉備的運籌帷幄貢獻、駕馭關張趙、七擒孟獲，而忽略了對手曹操猛將如雲之外還有謀士如林：荀氏叔姪、郭嘉、（許攸）、賈詡、程昱、崔琰、任峻……等一流菁英為曹操的戰略、屯田、政制設計與謀劃，竟敵不過孔明一人「萬能軍師」。
江湖社會崇拜「軍師」，與中國江湖軍隊的千餘年傳統，有很深的關係；這也是安史之亂的重大結果之一。前輩史學大師雷海宗抗戰之前的名著《中國的兵》，現在看來論點仍很值得參考：上古戰國時代末期殘酷戰爭大量坑殺士卒動輒十萬人，摧殘了華夏民族的尚武精神，之後漸形成「好男不當兵」，而軍隊兵源常徵用流民、囚犯（秦始皇）、無賴子弟（漢武帝）與外族胡將番兵；漢武帝發明以胡制胡，到東漢竇憲用南匈奴降卒「大破（北）匈奴」永絕後患而達到巔峰，形成依賴外族兵源的惡習。雷海宗認為：北周、隋到唐初的府兵制是最後一次優良徵兵制，之後就大壞，最後就是外兵驚天動地的安史之亂（雜胡安祿山一人兼三大節度使，握唐朝全部精銳武力）。
《中國的兵》沒有深談安史之亂以後的軍隊情況，薩孟武教授《中國社會政治史》（第四冊兩宋）談北宋汴京養禁軍一百多萬「社會政策意義大於國防意義」，道出部分真相（胡繩的《二千年間》也談中國軍隊腐化史，則指出晚唐已養兵百萬）。北宋重文抑武強幹弱枝聚重兵於京師，其實是秦始皇以游民為軍隊的變形發揮；而北宋經濟優裕二十倍於秦漢，長年對遼、西夏奉歲幣絲絹，並不構成負擔，仍有餘裕可以養冗兵。這些龐大兵員，與上述安史之亂後中國社會型態巨變的兩方面發生詭譎關係：平時無事，他們是京師瓦子（北宋汴梁有六處，後來南宋臨安有二十幾處）「平話」、「講史」的廣大聽眾來源（這也是為什麼中國近世最受歡迎的平話演變出的兩部章回小說，是《水滸傳》、《三國演義》戰爭小說的原因），而使這些平民娛樂文化成長發揚；發生戰爭之後，或者兵敗而他們之中相當部分潰散，或者兩宋朝廷滅亡軍隊大崩潰，他們「復」為游民或盜匪，以及盜匪轉型的抗金、蒙「忠義軍」而江湖化，形成中國自兩宋以來到民國抗戰勝利為止的「江湖軍隊」特色，而需要軍師崇拜。「游民、軍隊、江湖（盜匪）三結合」，長期支持了《三國演義》與《水滸傳》的流行。「水滸」固然是典型江湖盜匪故事（但其中有大批軍官落草為盜），「三國」則起源於黃巾盜賊，曹操與劉備都曾得力於黃巾：曹操招降三十萬黃巾改編為「青州兵」成為武力資本，劉備入蜀取代的劉璋，之前長期與漢中黃巾餘孽「米賊」張魯合作，張魯後來降曹被封萬戶侯並且聯姻，而劉關張小集團原是江湖流動武力。∼未完，詳見下一期電子報∼
．杜甫、朱熹、羅貫中──安史之亂後逐漸形成《三國演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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