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美】

「南島語族是一個古老、廣布的語族，它既不是個人群也不是個文化」(Solheim II 1984-1985, 77)晗

二○○一年八月，《經典》雜誌經過兩年的籌備之後，推出了當年的年度企畫──「南島語族專題」，並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合作推出「南島語族的家」特展；二○○三年七月九號，公共電視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共同製作的「發現南島」影片系列，正式播出。《經典》雜誌與公共電視的這兩個企畫案，配合著相關的展覽與活動，所以特別突出。另一方面，這也可以說是近年來南島語族的議題在台灣受到極大關注，一個具體而微的展現。近幾年來的「南島熱」實在與澳洲國立大學的考古學家Peter Bellwood提出的──「台灣為南島語族的起源地(homeland)」的說法有極密切的關係。不過，此說一出，卻也逐漸脫離了考古學研究的脈絡，受到不同程度的挪用。「原鄉」、「起源地」都極易勾起鄉愁與情感的線，遭到不同的挪用，似乎也是一個難以避免的結果（相關討論請參閱王明珂二○○一〈起源的魔力與相關探討〉，《語言暨語言學》二（一））。儘管如此，本文的主旨乃在於介紹考古學與南島語族播遷研究的關係，並將之放回考古學研究的脈絡之中。現代人在非洲起源之後，到底如何、為何廣布全球各地？也就是說，一個有關人類世界史的探討，才是此類研究的核心目標。以下將就南島語族的發現、歷史語言學的研究、考古學與語言學的關係，作一簡單的介紹，最後並以南島語族的相關研究為例，進一步敘述考古學與人類播遷史的關係。

發現南島語族

雖然現在「南島語族」一詞，似乎多數人皆能琅琅上口，不過將這廣大範圍──西起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東至復活節島，北起台灣南至紐西蘭──占地球面積三分之一以上的海域，成千上萬的島嶼上的居民所說的語言接上關係的，卻是十七世紀初活躍於印度洋與東南亞海域的荷蘭人。一六○○年，荷蘭（商）船在馬達加斯加島進行補給之後，一路航行至印尼，他們發現馬達加斯加島民所說的話與馬來語極為相似。一七○八年，Hadrian Reland根據荷蘭人Jacob LeMaire在一六一五年所收集的西波里尼西亞語料，進一步指出其與馬來語的相似處，也就是說，與馬來語相似的語言往東南延伸到波里尼西亞。之後，隨著不同地區語料的增多，這個範圍遂逐漸擴大。到了一八三八年，Wilhelm von Humboldt提出了"Malayo-Polynesian"一詞，統括分布於島嶼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的語言。一九○六年，奧國民族學家（同時也是語言學家）Wilhelm Schmidt提議以"Austronesian" （意為南方島嶼）一詞取代（其主要的目的是要避免誤解，如使用Malayo-Polynesian，就可能讓人誤以為Melanesian不在其內）。與南島語族相關的歷史語言學的比較研究，在十九世紀就有荷蘭學者Hendrik Kern等人開始，不過第一個系統的有關原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語音與詞彙的重建工作，卻是由德國醫生／語言學家Otto Dempwolff完成。

由上所述，「南島語族的發現」，基本上可以說是地理大發現、西方重商主義與資本主義擴張的副產品。

從語言入手的歷史研究

透過歷史語言學的比較研究，以探討人類的歷史，已經有兩百年以上的歷史。而透過語言臆測遙隔兩地的人群的親緣關係，進而推測其遷徙路徑、文化與歷史的關係，早在十七世紀文獻中即可見到。如一六五○年，Menasseh ben Israel就記錄了Aaron Levi提及其曾在Quito山（在今日美國緬因州）附近，遇見了操希伯來語的美洲印地安人。此類臆測，一直持續至今。二十世紀較為人知的例子有Von Daniken。一七八六年Sir William Jones提出並論證了古希臘語、拉丁語與梵語之間的關係，奠定了日後比較語言學的基礎，也奠定了十九世紀歷史語言學的發展。十九世紀的語言學研究者，確信透過語言的分析可以理解、重建人群的歷史。如當時的語言學家Donaldson就說：「只有透過人們的語言才能夠追尋世界各地早期人類的遷移過程及其歷史；所有其他的方式都只能建立在臆測與假設之上。」約二十年後，另一位語言學家Craik也說：「每一種語言都有自己的生命，如果我們能夠運用適當的方法加以探討，就能讓它說自己的故事（生命）。」透過詞彙的重新建構歷史的傳統，就建基於此。而此一傳統又與之後南島語族的研究，南島語族的起源地在台灣的說法，關係密切。～未完，詳見下一期電子報～

【張隆志】

史家連橫在其《臺灣通史》卷一〈開闢紀〉中曾有如下的描述：「臺灣固東番之地，越在南紀，中倚層巒，四面環海，荒古以來，不通人世。」時至今日，從明清文獻中的「東番」到當代的「台灣原住民」，帶有種族偏見的「番人」等用語已成為歷史名詞，而台灣史學界也對連氏所代表的漢人開發史觀展開反省，並批判過去以「理番政策」及「漢番關係」為主軸的漢化論述，重新檢視台灣原住民、漢人移民與國家間，環繞著土地問題所產生的複雜歷史互動。

對於喜愛台灣文學的讀者而言，李喬《寒夜》一書中，由林野、田園、腦寮等人文地理景觀所構築而成的「蕃仔林」，生動地呈現了晚清和日治初期由墾民、隘丁與先住民在「番界」周邊所交織而成的歷史圖像。相較於從十七世紀台灣的熱帶農業和鹿皮貿易，十八世紀台灣西部平原的水田化和土地開墾，十九世紀的台灣經濟，則以邊區樟腦和茶葉等經濟作物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為主要特色。而所謂的「番地」問題，除了邊區拓墾中的族群接觸、競爭、衝突和適應，更涉及了東亞歷史轉型過程中，近代國家對於領土統治和資源控制的世界史脈絡。～more～

【王北固】

二○○四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八屆現代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希臘首都雅典盛大舉行。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全球體育競技第三次在雅典舉行，也是現代奧運史上迄今唯一的例子──同一個都市舉行比賽兩次以上。另一個唯一的例子是：這三次雅典主辦，都密切關係到現代奧運與地主國希臘的民族文化命運。

現代奧運誕生於一八九六年的雅典，是當時十九世紀後期無比複雜的歐洲國際政治競爭下的產物；因為要藉歐洲文化起源地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會復活之名，所以在當時希臘的首都雅典（也是同名的古希臘文化黃金時代的主要城邦）舉行。首屆奧運成功所造成的旺盛希臘民族意識與文化菁英們的信心，使他們努力想保持奧運固定在希臘舉行的「古風」。但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不同意，於是雙方妥協折衷擬出一個「期中奧運」的做法：每兩期國際輪流舉行奧運的中間，雅典另行自辦一次。～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