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北固】
大運河文明體系
中華大帝國疆土幅員太大，造成難以南北兼顧的國防弔詭困局（而犧牲了南方海外發展以及海洋觀念），卻也在明成祖永樂年間解決，以世界史上最奇特的國防財政經濟體系：京杭大運河，長期運送江南米糧財賦到北京與長城，而維持了兩個半世紀，並且也有相當程度的被滿清繼承。大運河文明體系與傳統中國海洋觀念的薄弱，有相當複雜而糾纏的關係，可分三個方面來看。
第一是大運河在中華帝國國防財政體系結構上，直接牽制了下西洋政策。明成祖遷都北京的絕對性配套政策是疏濬大運河恢復漕運（罷海運）補給京師，而在永樂十三年以後大批（上千艘）轉移了海船承造改為造漕船，實際上已使第五次鄭和下西洋以後的海船更新維修大受影響，即使後來政策不改變，也無以為繼。漕運比下西洋重要，絕對前提上它是北方國防中華大帝國生命線所繫；相對的在財政下游的賦稅錢糧方面，權利重返江南地主士大夫集團手中，並且有一個附帶的觀念上的勝利：內陸運河漕運的重要性，超過下西洋航海。
第二是大運河文明體系，並不僅是單純的一條地球上最長的人工河流，所支撐的國防財政體系而已。大運河不僅需要引自然河水為水源，而且它們來自中國自然與人文地理上最重要的四大水系：黃河、淮河、長江、太湖。這個複雜而浩大的「運河水系」，也不是一朝兩代（元、明）就能竟其功的，而是自戰國吳越爭霸以（雛形初期的）運河定勝負，秦始皇征南越鑿靈渠運河運兵與糧，三國赤壁之戰、劉備入蜀與伐東吳都是水道運兵，唐、宋以運河體系支撐帝國壽命，元朝滅亡南宋取決於三次水戰（襄樊、杭州、崖山），朱元璋逐退蒙古的徐達北伐大軍是從大運河進入大都的……兩千多年來的內河航運、內河水戰最後成熟才誕生了大運河文明。運河文明可以「還原」為內河文明。
中華陸權大帝國兩千多年繁複的內河航運與內河水戰，強烈塑造了傳統中國，把「水師」與河運視為陸戰與農田土地政權附屬下游的觀念，而海洋又是內河最下游的出海，海外是蠻夷與獠獍世界，當然海洋觀念薄弱了。
第三是《清明上河圖》（南宋以來官方正式承認的就有四種版本，其他非正式的摹本更多）意識形態，從大運河沿途的民豐物阜百業興旺，隱含反襯出內河航行的無風浪與海盜之險，外加沿途山水庭園如畫，安逸柔軟的非冒險思想。而這幅名畫的景物文藝史上的地位，還排在《水經注》、《西京雜記》、《洛陽伽藍記》，以及千年百萬幅山水畫（中國繪畫的「正統」）之後，更可見海洋冒險思想在中國社會幾無「容身」之處。晗
從第二點到第三點的演進，可以更進一步再探索自然地理對於人文思想的影響。在海陸關係上，歐洲是海洋包圍陸地（包括島嶼和半島），在陸地上任何一隅略有遠行就會達到海邊，下海不遠又可達陸地或島嶼，而上古歐洲陸上維生不易，浮海遠航可以經商或劫掠而獲利，所以影響其人文思想歌頌航海冒險與劫掠。中國的自然地理是陸地「包圍」江河湖泊，大陸型地形之中，永遠是山水江河湖的相互關係，很不容易看到海，而到了海上卻是渺無邊際，很難再遇到陸地或島嶼，於是中國傳統人文思想只知「水」（江、河、湖、溪、塘、渠）而不知海（把海推給虛無縹緲的極遠世界）。而「水」永遠居於「山」之下，因為孔子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而中國的人生哲學是崇德高於（如希臘）尚智。
有「江湖」無「大海」
相對於歐洲的海洋觀念有益其航海商業活動，傳統中國的商業活動觀念被稱為「江湖」，仍是陸地所包圍的「水」而不是大海。江湖基本上有它的靈活商業性與社會流動性，但既與海無關，又居於廟堂的下位與農田土地的邊緣（而農田土地則是廟堂的根基），有時還要與
不法勢力合流。另一方面，山水文化觀念又形成其附屬的小橋流水、山林漁樵的道家小品式浪漫文學，以及耽美造境的曲水流觴，則「水」已淪落到被園林文人狎玩的地步。
內河航行與大運河的漕運文明演進兩千年（到明朝成祖時）成熟的過程中，上古儒家王道不侵略、不逐利與反聚斂的高層意識形態，到了南北朝大動亂、安史之亂與唐宋經濟繁榮盛世，中國文化在人文思想高度成熟後，所表現出的影響當時與後世極為深遠的三篇古文：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蘇東坡的〈赤壁賦〉，都是內河（包括湖泊）文學，以高度的文學藝術形式表現了深沉的憂患意識與隱逸情懷。這三篇古文極品，把上古儒家王道、不逐利、反聚斂的倫理思想，再涵融了道家的自然思想，而形成了中國士大夫成熟的自足圓滿、憂患使命的天人合一境界。〈桃花源記〉從內河「緣溪行」深入山谷之中內陸化方向尋找出世烏托邦，〈岳陽樓記〉、〈赤壁賦〉則以文人在內河（湖）的隱逸生涯感觸來支撐士大夫身分本位的廟堂關懷，而達到儒家憂患意識的極致。以這三篇古文，的中國「內河文學」，與歐洲海洋文學裡荷馬史詩《伊利亞德》、《奧德賽》的血腥殺戮侵略劫掠毀滅相比較，應該可以說：傳統中國海洋觀念不發達，不但不是中國歷史的損失，反而是一大收穫，中華民族最彌足珍貴、最可與世長存、與天下萬邦相共的民族倫理與人文思想瑰寶，就孕育蘊藏在傳統時代海洋觀念不發達這一點上。
文化問題的探討，有主觀與客觀兩個領域。上述的儒家王道不逐利思想與隱逸憂患意識，是主觀的自我審查與期許；客觀方面，文化學有「環境決定論」與「刺激反應論」兩種理論。歐洲古希臘因自然地形極適於航海，以及處在幾個優秀先進文明（埃及、兩河、腓尼基、猶太、西台……）之間而形成燦爛的航海文明，是「環境決定論」。近世西班牙支持哥倫布航海，是受奧圖曼土耳其切斷亞歐貿易路線以及陸權強大壓力所致，以及新航路帶來葡、西、荷、英、法幾個海權殖民帝國的互相爭奪，是「刺激反應論」。
傳統中國海洋觀念不發達了兩千年，到近代從鴉片戰爭、甲午海戰失敗李鴻章提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其實就是大陸文化與陸權戰略的舊中國，突然被置入海洋文明的環繞挑戰之中。這既是「環境決定論」，也是「刺激反應論」。「反應」的結果，在中興名臣左宗棠所辦的馬尾造船廠失敗之後，在割讓的海島殖民地香港受西式教育、在檀香山（夏威夷）起步發展革命事業，並以海外華僑為後援的孫中山先生，是現代中國「海洋化」的第一個階段。之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莘莘學子們遠赴重洋往法國拯救戰後華工的勤工儉學運動，這第二個階段的現代中國「海洋化」造就了中國共產黨與整個中國的現代化；以至於今天大陸海權力量的成熟壯大，與台灣航海事業無遠弗屆。這兩個階段的現代中國海洋化，在表層的「歐化」之下，仍是〈岳陽樓記〉裡的傳統中國文人的憂患意識，於是，舊中國海洋觀念的不發達，辯證性的進入二十一世紀新中國，進步發達的海洋觀念，正逢傳統封建王朝的鄭和下西洋六百年紀念。∼全文完∼
．傳統中國海洋觀念薄弱的原因(一) ．傳統中國海洋觀念薄弱的原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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