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好像沒這種命。從開始寫以來，我總在一個沒燈光、沒氣氛且不斷被打擾的情況下書寫。

記得剛開始寫，我大部分時間使用的書桌，其實是家裡診所的櫃檯。由於父親沒雇人處理掛號、接電話等瑣事，只要母親不在家，學校又沒課的時候，我就得擔任掛號小姐的角色。我坐在厚重的木桌後方，沒人看病時，就看看書，或用筆電寫作，當有病人進門，就得放下工作，跟他們收健保卡、掛號費，將他們的病歷從櫃子裡翻出來，交給父親。父親看診的同時，我繼續閱讀寫作，待父親看診完進行調劑，我就幫忙在藥袋上寫下姓名、排列包藥的白紙、協助包藥，等病人離開，再拾起「待續」的段落讀讀寫寫。這當然是在病人比較少的時候。當病患一多，從這個段落到下個段落的讀與寫，可能已相隔四十分鐘甚至兩個小時。

想來不可思議，我的碩博士論文，竟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在夾雜著醫病話語、中藥粉氣味、小孩哭聲、大人詢問聲（「幾歲可以吃長高藥」、「八仙果怎麼賣」云云）以及老人重複問話聲（「小姐請問廁所在哪裡啊？」）中斷斷續續完成的。而我的四本散文集，約莫也有不少分量，是在我掛號、寒暄、包藥、寫藥單藥袋及哄小孩的空隙間，一字一字鍵入電腦的。

因此，無論閱讀或寫作，我大概很習慣被打斷，但坦白說還是沒到喜歡的程度。曾有朋友說，沒有完整的半天或整天是不可能寫作的。聽了好羨慕，我很少在完整的時間和不被打擾的空間下動筆。見縫插針，大概是這幾年鍛練下來的本領，身心被迫遊走在不同的情境與文本，我常在親切回答「這包紅棗一百元喔」之後；或是微笑遞給孩子仙楂糖之前，閱讀像「研究的起點應該是造成理性與非理性相互疏離的斷裂。因為正是從這一點產生了理性對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強行使非理性成為瘋癲、犯罪或疾病的真理。」

後來離家到台中教書進而定居，已不再需充當臨時的掛號小姐了，但由於生了兩個孩子又選擇自己帶，我與「完整寫作時間」更無緣，想寫作，非得在教書、備課、開會、顧孩子、忙家事等瑣瑣碎碎中，攢下那麼點破碎而畸零的分秒。

母親的身分讓寫字更為艱難，好不容易從整理家務的狼狽狀態抽身，想坐在桌前寫幾行字──得先將書桌上孩子的蠟筆收妥，清掉可疑的餅乾屑和乾掉的飯粒──往往才將標題暫存完畢，孩子就像不請自來的靈感霸氣現身，雖然總暗自期待騎在我頭上的是繆斯，而不是個精力源源不絕的孩子。

在孩子爬上我、準備討愛討抱討食物討時間前，我利用這短暫的分分秒秒，盡量保持熱忱和他搭話，邊鍵入幾個字；當孩子順利跨上椅子並站在身後，我會搶在細嫩的小手搭上肩頭前，順著思路再鍵入幾個字；當他扼住我的喉頭讓我呼吸困難時，只能進行儲存檔案、調整行距或整理版面這類機械式的工作。過去寫論文遇到卡關時，就會下意識地按下儲存檔案鍵，這其實也有暫時鬆緩之意；現在，當孩子一手鬆亂我的髮且於耳畔呼出濕熱鼻息，我能做的就是反覆反覆按下儲存鍵，像頑強堅持但終究徒然的抵抗。

在孩子熱烈投入且全心全意的干擾下，能連續寫上三行存檔便算完工。離開書桌，起身安撫孩子，予他奶蜜予他親吻，一邊拾起散落在書房和客廳的繪本，說一個他能立即投入的故事：進入森林的兔子、彎曲而不易被折服的椅子樹、懷抱熊寶寶的熊媽媽，種種投射於現實卻又遙遠恍若烏托邦的世界。反覆聽了幾遍故事後，孩子便要求換一本，或急著翻到末頁，看看森林究竟是否又恢復和平、猴子是否找到了朋友；而不愛上課的安迪是否終於心甘情願去上課了。幾個故事拼湊著講，讓我遺忘最原始的版本，最終，在孩子上方組構起來的故事碎裂如星子，但也造就了新的星座。

那些到處攤開的書本（畢竟也是一個個張開擁抱你的世界），四處交疊的圖畫和故事，令我想及寫論文時，桌上、地上、椅子上翻開的書，那是為了引述和註解，為了梳理文獻和交叉比對，百種神祕言說敞開那最恢弘又最私密，最燦亮又最幽微，讓我側身進入，最後在空白的文件檔匯聚成新的流域。

我是這樣被過度打斷、嚴重打擾。然而，我也是這樣被賦予粉碎既定的敘事軸線、重新嫁接拼組的能力。

故事再也沒有固定的版本，這一頁只是一個暫時被開啟的門，所有在這一段情節之後發生的種種──孩子的鼻息、病患的咳嗽聲、孩子的擁抱、病患的詢問乃至於掛號接電話餵奶煮飯做家事──形成無限的機會命運，到下個段落之前，隨時有被修正的可能，故事再也沒有結束的可能，而是不斷的增生，繁殖。

仔細想來，自己比較能寫、也想寫的時候，竟都是在這樣零碎的時光裡。曾短暫擁有的完整大好時光（像是在單身旅行中），反而啥都寫不出，甚至要找一張可以寫字的紙、不斷水的筆竟都遍尋不著。終究是會被打斷的寫作宿命哪。然破碎時光所發生的這些那些，都像閃爍的星，於我的書寫中標記著有溫度的光點。（至少我是這樣安慰自己的）

李欣倫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為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學術研究與寫作關懷多以藥、醫病、受苦肉身為主，散文集則有《藥罐子》、《有病》、《重來》與《此身》。

首先是陽光開始不那麼灼人，不再像是初來時動輒四十度起跳的高溫，早上與傍晚的風裡逐漸能捕捉到涼意。

開始在下班後從醫院走路回家。醫院距離醫療團住處走路約四十分鐘，下午五點到六點之間，陽光最純粹的時候，秋日的天空藍得像是在窯裡燒過，光叩在其上有清脆的聲響。

白天有太陽的時候還熱著，但秋天的夜晚已經早先一步開始冷了。回家的路上我沿途撿拾松果，帶回來一袋，生了火在壁爐裡燒。松果富油脂又多空隙，是我們最愛的引火媒；火燒到最烈處，整顆松果透著紅光，伴著熱度與松脂的香氣，沒有一種燈泡或LED能比擬這種溫柔。

假日我們也常和當地人一起擠破爛的九人座巴士，去位於鄰城的農技團找其他役男生火烤肉。非洲的烤肉是粗獷的，枯枝混了木炭用瓦斯噴槍升火，大片的肉就舖在上面烤；火升起的時候，屋子另一邊的晚霞也呼應著燃燒了起來。

一個無事的周日午後，我翻出後院的圍籬，往後山走。跨過高速公路的天橋後，就是當地人的村落，柏油路也被泥土路取代。秋天，當地人私釀的酒已發酵完成，村裡常有大白天就醉得不省人事的人；經過村子裡的空地，一群人圍成一圈，傳著一桶酒輪流喝，我也被招待喝了一口。路過村中的垃圾坑，雞群與野狗在塑膠袋之間翻找著東西吃，文明以蠻橫的方式在這裡留下足跡。

我爬上這座丘陵的最高處，山頂僅有兩座小屋。風很大，屋前的晾衣桿上成排的童衣兜著風飛，幾名婦人扛著巨大的水桶，從山坡底下踏著草吃力地爬上來。

遠處，雲調動著陽光與陰影，在非洲的大地上變幻著、潑灑著；空氣裡光的純度極高，可以盡情放逐自己的目光到很遠的地方。那些房舍依著山的弧度散佈，大多是當地人的矮房，其中也有醫療團所賃居的較高級的社區，但距離已經遠到難以分辨了。把目光拉遠之後，才發現我們都只是佔領了小小一方土地，但每個人抬起頭，都能共享這樣一個美好的秋天午後。

阿布

一九八六年生於台灣。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香港青年文學獎首獎、創世紀六十年詩獎、年度優秀青年詩人獎等，作品入選《99年散文選》、二○一一、二○一二、二○一三、二○一四年度詩選。曾為皇冠雜誌撰寫專欄，著有詩集《Déjà vu 似曾相識》、散文集《實習醫生的祕密手記》、《來自天堂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