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那稱之為「世紀末」的年代，有部別出心裁的小說，已將現代的桂冠敬獻予波特萊爾。

《逆拂》（À rebours），出版於一八八四年，是余思蒙（Joris-Karl Huysmans）的第二本長篇小說，也是他人生的分界點。二十年後，他為小說再版寫的序言，指出他日後的作品，一連串心靈的追尋，在《逆拂》章節中，皆已具備雛形。這部獨創一格的小說，也間接宣告了他與自然主義、與抱持社會關懷的寫實傳統、與好友左拉的決裂。

小說出版時，一如波特萊爾的《惡之華》、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備受輿論撻伐，文學批評的抨擊。而今日，喜愛《逆拂》的人，譽之為「頹廢精神」的聖經，視之為流星般的奇葩。

當年撰寫書評的作家，巴貝多賀韋邑（Jules Barbey d’Aurevilly，以下僅稱巴貝），透過小說，對作者的命運做出一番預言。他說：

「寫出如此一部作品後，作者只剩下一個選擇，在槍口與十字架之間。」

巴貝曾經捍衛過《惡之華》，與詩人有近似的美學理念，但他對波特萊爾也說過一模一樣的讖言。

巴貝斷言的背景，首先，他本人以基督教作家自居。其次，《逆拂》一書與波特萊爾，有密不可分的交融關係。透過三位作者的共通點，是否得以探索波特萊爾作品的另一面，我們最後再行討論。

《逆拂》的主角，最欽仰的作家，即是波特萊爾。不僅如此，整本小說，或明或暗，佈置、隱藏了對詩人及其詩作的頌讚、賞析、與影響。

《逆拂》是一本幾乎沒有情節張力與行動的小說。

主人翁，戴折禪（Jean des Esseintes），經歷過黯淡、冰冷的童年，與奢靡、荒唐的青春後，決心離開巴黎，搬到郊區的小屋，過著離群索居，遠避聲色塵囂的平淡生活。平淡中，從早到晚、日復一日的閒暇，他則不斷試圖以他的興趣、嗜好來排遣無所事事的時光。這段期間，原已出現警訊的健康，又漸次惡化。最終，醫生診斷後，斷然堅持要他放棄他的「新生」，回到城市、回到首都裡人與人接觸的正常生活中。

小說共有十六章，從他開始動念、覓屋、裝修佈置，直到離開。它的結構與韻律，大致是文學或藝術批評，以及生活瑣事的交錯。一切，透過主角個人的癖好，宣揚的是頹唐、人工虛假、為藝術而藝術的理念。

最具代表性、或戲劇性的，是一具「活動照明擺飾」。

戴折禪為新居的室內，創造出一個幽暗、了無生機的環境。房間的地毯、牆壁，他都挑選了濃稠又不醒目的顏色。他想替一張滾著銀絲的黃紫色地毯，配上一樣會動的東西，而其暗沈的色澤，能烘托出地毯色調的豔麗。

他逛街時，無意間發現、買下一隻大烏龜。放到地毯上，牠的顏色，卻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於是，他請人在龜殼上塗了金漆。閃耀的金光，是正確的配色；烏龜在地毯上緩慢移動，如同太陽——亦如屋內緩慢流逝的時光。

但戴折禪想把這巨大的珠寶做得更完滿：他請首飾工匠，將他私藏的各種寶石，打造成花瓣葉片，鑲嵌在金殼上。金龜、寶龜，這隻活生生的日晷、燈飾，送回來後，在地毯上匍匐數步，蜷伏在角落，就與世長辭了……

小說每一章，如此環繞著一兩個主題演繹。靜態的章節，是戴折禪對古羅馬文學、對繪畫、對當代文學、基督教文學、對詩歌的評析鑑賞。動態的章節，則是慾望由觸發、成形、演變、終至於幻滅，他蒔花，他做香水，他曾一時興起、動身出發去倫敦旅行、在火車開動前一刻折返，他由一顆糖回想起兩段情愛的經驗。動靜之間，則以健康惡化的徵兆作為章節銜接起伏的橋樑；例如，過濃的花香，使他做了場噩夢，醒後精神耗弱，再隔一章，又因嗅覺幻象的干擾，讓他投注心神於香水。

相較於脆弱、萎靡、昏沈的日常生活，他的心靈活動，對人類藝文成就的鑑賞，則篤定而清晰。波特萊爾，則是這棟殿堂的支柱。

第一章的結尾，戴折禪在佈置成祭壇的壁爐上，擺好三張用書法抄寫於羊皮紙上波特萊爾的詩：左右分別是兩首十四行詩，〈戀人之死〉與〈敵人〉，而中央，則是散文詩〈任何的遺世之處〉。三首詩，佔據了「聖經」的地位。

第十四章，戴折禪一邊整理藏書，一邊縱觀十九世紀法國文學，他再度提及散文詩。波特萊爾，已是無法歸類、評價的詩人，因為每一篇散文詩，他都會背，銘刻於他的生命裡。此外，他深信，散文詩是文學的極致表現，是「昇華的小說」，是精華的萃取。

散文詩，並非波特萊爾的新創，但《巴黎的憂鬱》奠定了它成為文類的基礎。余思蒙更賦予它小說的質地。據此，《逆拂》的每一章節，確實都能再分割為篇幅更簡短的散文詩，而作為詩歌載體的文字，余思蒙不僅大量運用新詞，並打破文法、詞性的藩籬，更創造出語句嶄新而突兀的節奏。

此外，書中還有另一明顯的指涉，在第十章，主角研究香水，並學習製造的技術。當他開始調配香水，他選擇以波特萊爾的詩，作為「結構範本」，如《惡之華》中的〈陽台〉或〈無可挽回〉：香味的前後層次，如同五行詩段，有觸發、有奔放、有收斂，而末行則重複、回歸首行，形成裊繞的迴旋，或回憶。

香水的分解、玩味，比喻為文法、語言的構造，可說是遵奉波特萊爾的「系聯」（correspondances）理論，亦即透過知性的類比，兩種感官的經驗得以互通。

系聯，是《逆拂》的另一層肌理，例子不勝枚舉：色彩的節奏感，烈酒瓶瓶的口味如管風琴的樂聲，以及花卉聯想至種種疾病。

花朵，是植物的生殖器官，是生命潛在的泉源，而疾病，是死亡的前兆。生與死、愛與死，便如此交織於同一象徵裡。綻放而為疾病的花，不也暗喻著詩集《惡之華》的標題？

而鑲滿玉石的金龜，既象徵了慾望因膨脹而燦爛、而消殞的命運，也代表著戴折禪，頹廢的貴族青年，對於腐朽、病態、敗德、死亡的特殊品味，這也正是輿論所認知的《惡之華》。

從互文、隱喻，來讀《逆拂》，它全然是對波特萊爾的禮敬。

它是一趟啟程了、卻抗拒抵達的旅行。對於他方的憧憬嚮往，對於旅程的重視勝於目標，皆是波特萊爾詩篇的迴響。而旅途的意象，繼續貫穿余思蒙其後的幾部小說。我們甚至能說，波特萊爾的詩，是余思蒙心靈探索的起點。

《逆拂》的回顧序言，以三個字作結，回答巴貝二十年前的預言：

「我選了。」

余思蒙皈依了天主教，成為虔誠的教徒，一如巴貝。而巴貝自詡對波特萊爾的「了解」，是否因為他自己的小說亦充滿了罪孽與畸情呢？惡，與墮落、與遺世孤立，是否更容易從另一個極端接觸到宗教？

福樓拜在一八六ま年，已於信中，略帶責備地質問波特萊爾：一再、過度地強調「惡之靈」，將使人「感覺處處散播了天主教義的酵母」。波特萊爾說他不以為恥，並保留他「變換理念或自我矛盾」的樂趣。

這段自白，不足以推論波特萊爾對宗教的眷戀或倚恃。但不論是在《惡之華》，在書信、或自傳式的作品中，宗教觸及波特萊爾的痕跡相當顯著。若以字本義來詮釋《惡之華》裡的宗教用語及意象，如懺悔、如廟堂、如地獄、如仰望或懇求上帝，必將解讀出詩的另一番風貌，而這未必是曲解。

詩人與理想、與詩作之間的媒介，是繆思；《惡之華》中，繆思僅出現於三首詩中，而「天使」卻出現於十五篇詩。繆思帶來的是靈感，而天使——信差——帶來的，是另一方已完成、已寫就的言語及訊息，天外的那一方。由這個角度，太陽，《惡之華》常用的意象，也有了另一種溫度。

詩人荷內夏（René Char），於一九五六年某篇序文中寫道：「波特萊爾是整個基督教文明裡，最具人性的天才。他的歌，在其意識中、在其榮耀、懊悔、與詛咒中，代表了這個文明。」

波特萊爾也許並不需要在自殺與皈依之間，做出抉擇。若他的才華足以代表基督教文明，他已如天使，在虛空與紅塵間，傳遞了雙方的訊息，以詩歌的樂音。

葉偉忠

葉偉忠，台大外文系畢業；巴黎索邦大學法國文學學士、拉丁文碩士、博士。現居住於巴黎，專事寫作、文學翻譯。主要研究領域為風格學、修辭學、歐洲小說源流、與印歐民族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