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劍橋插圖中國史 作者：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 譯者：趙世瑜、趙世玲、張宏艷 出版：果實 價格：特價499元 頁數：340頁 購書資訊：博客來 簡介： 本書由美國著名的漢學家伊佩霞 ( Patricia Buckley Ebrey ) 撰寫，闡釋了八千年以來的中國文明史──從史前時代到儒學、佛教的興起，從王朝帝國到現代共產主義國家。其中探討了中華文明形成的諸多基本問題，涵蓋了中國歷史上的藝術、文化、經濟、社會、對婦女的態度等各個方面。尤其側重考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及其對普通人民生活的影響。 相關推薦閱讀： ．劍橋哲學辭典 ．劍橋音樂入門

系列十二之八

滿族與帝國主義：一六四四年至一九○○年的清朝

罪與罰

像所有政府一樣，中國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也是通過防止和懲治罪行來維持秩序。要保護安寧的、努力工作的人民不受惡霸和賊的侵害；強姦犯和殺人犯則須要抓獲和給予處罰，這樣，儘管因為法律與法家總與秦朝有關，因此淪落到不那麼光彩的地步，但每個重要王朝還都是按照以前法律的模式起草和發布法典。

到清朝，法律中有四百三十六條主要的律令，還有一千九百條補充或可替換的律條。處罰要根據情況適當裁斷；對殺人和傷害罪的處罰要根據行為是否有意、是否為偶然事故、是否為了反抗搶劫等而不同。為了符合儒家而非法家的原則，處罰也根據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而分等。哪怕是明顯的偶然事故或誤傷，使父母致死也是死罪，而毆打兒子致死則被認為是較小的罪。通常由地方官來解釋和應用法典，一開始時是縣令和知府，他們負責調查罪行、捉拿罪犯、主持審理和宣判處罰。如果官員沒有做好這些事情，地方官在執行判決之前，要編好一個卷宗，在行政等級結構中傳遞，等待批准。在大多數案子的安排中，招供被認為是必要的，在犯人招供之後，典型的審理就開始了。政府為了不表現出過於嚴厲的印象，因此皇帝定期舉行特赦，寬恕許多等待處罪的犯人，以示皇恩浩蕩。

為榨出口供，審訊者可以使用法律允許的刑具，比如夾手指、腿和踝的拶子。在這幅明代短篇小說的插圖中，衙役使用了拶子迫使那婦人招供。

十七世紀的西方觀察者替中國的法律制度說了許多好話。但到十八世紀末，西歐的標準就變了。在華的歐洲人擔心他們會被置於他們認為是缺乏合法程序的狀態，或是讓被告喪失被關懷的權利，因為中國的法律制度中司法沒有獨立，沒有辯護律師，沒有假定無罪。關於合法程序的中西觀念的潛在衝突已在十八世紀晚期的廣州明顯存在，因為那時歐洲人已在那裡做生意了。一七七三年，澳門的葡萄牙當局逮捕了一個英國人，指控他殺了一個中國人，在發現他無罪之後，就把他釋放了。中國官員認為，因為受害者是自己的同胞，所以堅持要由他們審判，於是又把那英國人抓起來，發現有罪後並處決了他。此事發生十一年後，一艘英國船向廣州附近的儀仗隊開火，炸死兩名中國旁觀者。當船長聲稱不知誰該為此錯誤負責時，該船的商業經理被逮捕，地方當局還威脅要斷絕與洋船的一切貿易。船長最終讓步，把炮手交出，不久此人就被處死。由於有這樣的衝突，當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十九世紀占了上風的時候，他們就要求給予他們按本國法律和程序處理本國人的權利。

自強

一八六○太平天國控制了南京，俄國人在蠶食中亞，英法聯軍進入北京，而且英法聯軍因為中國不同意新條約的條款而毀掉和劫掠了圓明園。朝廷如果再不立即有所作為，就有崩潰的危險，這種擔心已不是杞人憂天了。

有心改革的官員不得不試圖重振朝綱，首要目標是要重建對地方的控制，並通過削減政府開支、修復運輸基礎設施、勸使農民回到土地上等來恢復經濟。他們在估定賦稅、治水、糧食運輸、國防和平叛等類似的國家大政方面起草了大量文件，但他們也認識到有必要按西方方式重組軍事力量、根據西方外交協議處理與西方各國關係，因為沒有比對付洋人更重要的問題能夠吸引清廷的注意力了。

十九世紀六○年代和七○年代，在像曾國藩和李鴻章這類人的支持下，朝廷授權一些地方政府建立工廠、船塢，製造槍炮和艦船。這些生產顯然是不足的，但即使如此，仍引起了激烈的抵制，成為派系鬥爭的對象。有位受尊敬的理學家──大學士倭仁，反對建立同文館，理由是「從古至今，從未有用數學使國家由弱變強者。」從農民到滿漢官員的所有社會層面，大多數人一直希望西方人離開中國，並認為模仿西方的社會政治實踐是雜糅的失敗，這些現代化冒險所帶來的回報也不會立竿見影。一八八四年∼一八八五年，中國又與法國陷入在越南的衝突。只用了一個小時，法國就摧毀了福州造船廠製造的軍艦。沒有幾個中國人明白西方科學帶來的技術進步，他們也不明白，軍隊沒有現代化的訓練和指揮，僅有自己製造的現代化的武器是不夠的。

但關於西方的知識也的確是在逐漸增進，西方書籍得到翻譯，外語得到學習。包含世界事務的現代報紙開始在上海和香港出現。前往國外獲取新的資訊也開始了。一八六八年，退休的美國部長安森•伯林格姆隨同一個滿人公使和一個漢人公使，代表中國訪問了一些主要的外國首都。到一八八○年，中國在倫敦、巴黎、柏林、馬德里、華盛頓、東京和聖彼得堡，設立了公使館。去英國的大臣郭嵩燾在一八七七年就已撰寫報告給國內，說明鐵路建設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即使郭嵩燾在他回國後不得不退出政治生活──反對的「清流」批評者對他的攻擊是如此凶猛──那些掌權者的確開始把注意力從嚴肅的外交和軍事問題上轉移到經濟發展上來了。

李鴻章特別相信，槍炮和船艦只是西方列強經濟實力的表面反映，因此，為了競爭，中國必須使經濟現代化。在開創中國商人的蒸汽航運公司（一八七二年）、開平煤礦（一八七七年）、電報網絡（一八七九年）、棉紗廠（一八八二年）和棉紡織廠（一八九○年）方面，李鴻章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他鋪設了第一條連接開平煤礦和天津碼頭的鐵軌，目的是把天津發展成一個製造業城市。幾位其他的省級大員也推行了類似的項目，比如張之洞在一八九○年於武漢開辦了漢陽鐵廠。在這些官商合辦的投資冒險中，商人提供資金，官員提供創制權和政治關係。技術轉讓的第一步就是這樣進行的，但工業並未隨之起飛，因為官僚的控制阻礙了企業利潤的再投資，而這種投資可使這些企業自身獲得持續發展。

還有人認為，中國在十九世紀後期的幾十年裡沒能像日本那樣，使自己迅速地變為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強國，是因為不平等條約、低關稅使中國無法保護它那羽毛未豐的工業去避免與完善的外國企業競爭。一種現代的運輸通訊的基礎設施難以建立，因為受到那些認為鐵路和電報線路會造成失業和騷亂的人的抵制（到一八九四年，只鋪設了一九五英里長的鐵軌）。地方對於新工程的抵抗也來自窮人，窮人懷疑他們要為這些工程交稅，但享受利益的不是他們，而是一小撮改革派精英。

（本電子報內容摘自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著《劍橋插圖中國史》一書，果實出版，每週三出刊，共分12期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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