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岸像黑洞一般吸收台灣人才及資金已經不是新聞，但這種過往多出現在產業界的現象最近已蔓延到教育界，而且像星火燎原般一發不可收拾。不只是大陸，甚至是香港、新加坡等地，也是對台灣優秀的教授及學生們虎視眈眈。當然，很多時候一個巴掌打不響，台灣優秀的教授及學生也是被國外充沛的教學資源及環境深深吸引。追根究底，「國際化、彈性靈活、及厚祿」是吸引台灣教育界人才外移的三大關鍵。要徹底解決台灣的教育問題及留住人才，必須盡速達成國際化、產業化及去公務員化三大目標；而政府的體制改革是不二法門。
台灣大學校門，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教育部對國際化的要求與學界期望南轅北轍
今年2月學測放榜的時候，不少滿級分的學生捨棄台灣的國立大學，選擇到大陸或是香港繼續升學，雖然原因不盡相同，但歸納起來，不外乎學習環境、資源較具競爭力、全英文的教學環境、更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有助開拓國際視野……等等因素。
在網路盛行的今天，坐井觀天便等同坐以待斃；由於網路無國界，所以在學習過程及學習環境中培養國際觀對年青學子尤其重要，因為這是他們未來在市場上必備的競爭力。對老師教授來說也是一樣，由於台灣的教育環境一直都是由教育部把持掌控，特別是高教，不僅治學環境封閉保守，各校的自主性也相當低，在以前科技低度發達資訊不太流通的時代，也許還有一席立足之地，但在科技一日千里，資訊以光速在流通的今天，以這種思維來管理教育產業，只會往下沉淪，距離世界級大學的「願景」越來越遠。公立大學的教職員，除非只抱著公務員心態，只求有穩定的薪資福利保障，不管治學環境及資源的好壞，否則，一旦受到外在環境的刺激及誘惑，被吸走是早晚的事。可惜的是，通常被吸走的都是對學術研究及教學仍有熱忱及期望的老師，而留下來的大多數只關心如何搶食教育部的預算。
不過，教育部也不是不關心大學「國際化」的議題，因為「國際化」是世界大學排名的重要指標之一，為了績效達標，教育部也力求各大學在「國際化」上著墨。在先天失調後天不足的情況下，大學為了應付教育部要求的「國際化」目標，結果弄到人仰馬翻，怨聲載道，最後「國際化」的指標也許順利達成，但也只是得到一些沒有意義的數字，達不到真正國際化的效果。
有關教育部要求大學「國際化」一事，這邊有2個聽起來像笑話的真實案例。
第一個笑話是一位陽明大學的教授於2月時在媒體投書 (焦點評論：大學「國際化」的難處？ ) 中揭露的。該大學教授指出：
他的一位同事H教授因有感於國內少子化日趨嚴重，為擔憂大學研究生來源不足而「未雨綢繆」，多次隻身赴越南授課，順便招兵買馬，為此還向國內某家藥廠募款來作為外籍學生之生活費，陸續招募了數批外籍大學生以及碩士生到該校實習。以2017年為例，於4月初招來十數名越南學生，分配到不同系所實習（做研究），這都是H教授以自己計劃的研究經費購買耗材，來供這些實習生使用的。
無獨有偶，另一個大學國際化的笑話也是與一所研究型大學有關的。筆者先前採訪大學退場的議題時，一名大學教授提到她所任教的大學有關國際化的事：
她說：前幾年教育部有一些提升大學國際化的專案，於是她所任教的大學招收了一些非洲某小國的研究生，並且提供他們獎學金，足夠支付他們日常生活開銷之用 (獎學金是由教育部國際化專案計畫經費支出的)。由於該名大學教授可以用英文授課，所以這些外籍學生都交給她來指導。
這就是我們教育部對國際化的視野跟及作為，是如此的短視及零星的。我們的老師及學生都知道在網路無國界的今天，就算身處台灣，要面對的競爭也是國際性的，所以國際化的學習環境也相對的重要，為什麼教育部不知道呢？
其實，教育部的官員也不是傻瓜，他們當然也瞭解，但在官僚體制的影響下，將「依法辦事，少做少錯」奉為圭臬，一切都是以數字為依歸。對他們而言，國際化就只是一所大學外籍學生與外籍老師與本土師生的比例，為什麼？因為這是國際間大學排名的計算標準之一：比例越高便代表國際化的程度越高。所以到最後，教育部認為只要把外籍師生數目提升，就算達到了大學國際化的目標，就連台灣的大學有沒有足夠國際化的環境去招收外籍學生、有沒有足夠經費去僱用合格的外籍老師也不管，凡正數目達到能交差就行了。
去公務員化就是國際化的第一步
國際化、產業化、去公務員化三者看似毫不相關，但在拯救台灣教育產業的議題上，卻是環環相扣，當中缺一不可。
首先，我們如果要培養出有競爭力的學生，就必須要有競爭力的學校及學習環境，那第一步就是要去公務員化。與民營企業相比，你看過有競爭力的公家機關及公務員嗎？現在台灣教育產業最大的問題就是一切都由教育部把持，由外行的公務員來帶領內行人，就像某教授在接受筆者採訪時所說的：那些官員不是站在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他們根本不懂教育市場。所以如果要拯救台灣教育產業，必須要從體制著手，教育部應立即放手對教育產業的壟斷，只維持在輕度監督 (light tough) 的狀態即可。
去公務員化除了要擺脫政府的壟斷外，產業化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公立學校的教職員形同公務員，享有公務員的待遇與福利，在層層保障下，競爭力也是不足的。如果學校民營化，變成產業般經營，學校的管理者便不需要為了達成教育部的目標，而做一些沒有意義的白工 (像是為了應付教育部的評鑑，而一直花時間填表格及上傳資料等浪費時間的紙上作業)，相反的，他們可以花更多時間在教學及研究工作上面。
在教育產業化之後，學校的管理者要面對的是學生及家長，他們必須要把學校的學習環境作好、競爭能力培養好、教學特色建立好，才能吸引更多學生來就讀。在自由市場競爭的前提下，沒有競爭力的學校就自然而然會被淘汰，根本不需要訂什麼退場機制，台大校長卡關事件也不會發生。
前文有提到厚祿讓許多優秀的大學教授出走，其實這個問題從年金改革議題出來便開始浮現。一方面是由於過去的鐵飯碗開始有生繡的危機，另一方面，外在的刺激也讓這些教授看清楚自身的競爭力及台灣教育環境的不足。雖然教育部祭出「玉山計畫」，希望可以用高薪來救火，但其短視與膚淺，明眼人一下就看穿，聰明的教授們才不會買單。
相對的，產業化經營就可以解決教授們希望厚祿的問題，大家可以參考《年薪破億的校長我們請不起 》一文。在產業化的教育市場中，學費已不用受教育部管控，在收費自主的情況下，學校也有更充足的經費，可以出更高薪資去聘請更優秀的老師，也可以與業界募款或發展產學合作計畫。這時候，學校不用再擔心分不到教育部的經費，只需要考慮學生及家長會不會買單。
當然，很多人也會擔心以後高等教育會變成奢侈品，窮人沒辦法負擔。其實，在教育產業化之後，政府發放教育券是必要的配套。以往政府徵收了稅款之後，會再撥給教育部作統一分配，然後，各學校再去看教育部臉色，希望多分一點；最後，就是抗議不公平的事件不斷發生……。然而，當教育產業化後，政府應以發放教育券方式，將教育經費直接發放到消費者 (學生、家長)手上，那之前的紛爭及弊端即可避免，不管對學生 (家長) 或是學校 (老師)來講，都是德政一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