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yh-Dole Coaltion’s Face of American Innovation 2025, 圖片來源:Bayh-Dole Coalition
1980年通過的《Bayh-Dole法案》(拜杜法案) 長期以來被視為美國創新的制度基石,從學術實驗室到矽谷新創,從癌症早篩到太空淨水,數十年的制度設計點燃了無數發明家的火花,促成無數科研成果轉化為推動社會與產業變革的力量。如今,川普政府於2025年8月再次祭出 Bayh-Dole 的「march-in」機制 ─ 逼近哈佛大學,要求檢視其聯邦資助研究所衍生的專利是否符合公開揭示與美國製造等法規要求,否則可能接管或重新授權這些價值達數億美元專利資產[1]。此一舉動凸顯了 Bayh-Dole 法案在政治與學術間的張力。
今年6月最新發布的《2025年美國創新面貌報告》(Faces of American Innovation Report)回顧了這項法案的歷史背景,並透過5位創新者的故事,展現制度如何推動科技落地與社會進步。對台灣而言,這不僅是美國的故事,更是一面鏡子:我們如何從「科研強國」邁向「創新強國」,正是下一階段的關鍵挑戰。
一場跨黨派奇蹟:Bayh-Dole法案如何改變世界
1970年代的美國,正陷入工業衰退與「鐵鏽帶」困境。雖然政府資助了龐大的科研計畫,但成果往往被鎖在檔案櫃裡。當時的規定是:聯邦資助的研究專利權歸政府所有,任何公司都能申請授權,結果反而削弱了投資誘因。近三萬件專利中,只有不到5%獲得進一步開發[2]。
印第安納州參議員 Birch Bayh 與堪薩斯州參議員 Bob Dole 認識到問題癥結,跨越黨派合作推動改革。最終通過的《Bayh-Dole法案》允許大學、非營利機構與中小企業保有其政府資助研究成果的專利權,並可對外授權或成立新創。這不僅創造了知識商品化的誘因,也讓專利收益回流研究本身,形成良性循環[3]。
美國國會於1980年通過了Bayh-Dole法案,正式名稱為1980年大學與小型企業專利程序法 (University and Small Business Patent Procedures Act of 1980, 35 U.S.C. 200 et seq.)。隨著專利擁有權的確立,商業化的動力也隨之而來。2021 年 9 月,Bayh-Dole 聯盟執行董事 Joseph Allen 的報告指出,Bayh-Dole 法案支持了 600 萬個工作機會,促成了 15,000 間新創公司成立,並為美國經濟產出貢獻了 1.7 兆美元[4]。
此外,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的研究報告《The Bayh-Dole Act’s Role in Stimulating University-Le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也指出,從 1996 年到 2020 年,美國大學的學術技術移轉產生了 55.4 萬項發明揭露、14.1 萬項美國專利授權,以及 1.8 萬家新創公司成立,並對美國的整體工業產出貢獻了 1.9 兆美元。
該報告指出,在美國,平均每天有 3 家新創公司和 2 項新產品誕生,這些都是源自於大學發明被商業化的結果,而這在某種程度上要歸功於《Bayh-Dole 法案》。值得一提的是,學術技術移轉在生命科學領域的影響尤其強大。從 1990 年到 2005 年,大學向創業型生命科學公司的智慧財產授權增加了十倍,並透過這個途徑產生了超過200項新藥與疫苗;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於2022 年即頒發了 58,368 筆補助金,總額達 333.4 億美元(詳見《FY 2022 By the Numbers: Extramural Grant Investments in Research》)。
綜上,Bayh-Dole 法案被譽為「重燃美國創新引擎的奇蹟法案」。
【本文未完,完整內容請見《北美智權報》387期:2025年美國創新面貌報告:Bayh-Dole 法案四十五年後的挑戰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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