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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梅—《金瓶梅》的紅梅象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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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瓶梅》虛擬的背景在宋代，源自當時徽宗本身是風雅的藝術家皇帝，宋人從日常細節中提煉出高雅的情趣，奠定了生活的基調。 宋詩宋詞以花譬喻女子的佳句無數，小說中用花來取名的人物也不少，如《金瓶梅》第十回：原來春梅比秋菊不同，性聰慧，喜謔浪，善應對，生的有幾分顏色，西門慶甚是寵他。西門慶叫春梅到房中，收用了這妮子。潘金蓮自此一力抬舉他起來，不令他上鍋抹灶，只叫他在房中鋪床疊被，遞茶水，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纏得兩隻腳小小的。 上述敘事說明了春梅是西門家當紅寵姐兒，故與秋菊相比，春梅的梅花意象是紅梅。筆者以為《金瓶梅》中梅花分成紅白二種，若說梅格往往是代表著文人玉潔傲骨的品德，深受潘金蓮倚重的春梅，其人性格在書中與梅的義格展現人花一體的意象。 氣質為色香表現，在同樣散發芬芳的花氣之下，用孫雪娥的白色冬梅和紅色春梅當作喜喪色彩的對照詮釋，隱藏文人處境有「忽視冷落」、「當紅受寵」兩種情況。 春梅從出身小婢繼而成妾乃升至夫人的命運過程，將物色特性對人物形貌、人格特徵均做了一番最佳的層遞詮釋。由來妾的地位比妻卑下，婢女的人權更不如妾，而紅色色彩表現高官權貴，金瓶插著紅梅卻表示春梅將在潘金蓮與李瓶兒之上。1因此，本文注重以宋代寓意明朝，以瓶梅意象比喻人生的視角，使人物形象更貼近草木性情論。 關鍵詞：春梅、紅梅、紅色、梅格、氣質之性、婚姻、義理 一、前言：詠梅傲雪 關於梅花審美詩意最聞名的便是林逋，他將梅花注入了濃重的隱士意識，梅之馥麗情趣，便讓梅花得了宛若「妻子」的雅號。 梅花在人們心目中是傲骨貞潔，一般人猶以白梅當冰清玉潔的象徵，但花的顏色除了純白之外，還有粉紅、桃紅、豔紅、鮮黃、淡綠等色彩。 葉燮《原詩》以四季氣候與花類喻詩，比較唐詩時代風格的差別。時節更迭中，秋菊耐霜白梅凌雪，相較於不以姿容為勝的秋冬花卉，春天怒放的紅梅傳達著春報喜、揚正氣，並且紅色色系中有種名為「春梅紅」的顏色，所以春梅不啻為東風第一枝引人注目的豔麗紅梅花。 形容梅花通常用「疏影橫斜」、「暗香浮動」來加強審美，於是乎自然與月和水產生相關，也映襯著春梅就是陪伴在吳月娘及潘金蓮身邊的梅花姑娘了。 觀看紅梅的神韻道出了本來氣質，枝上花疏孤瘦，格調俊逸不群正是梅格所在，儘管色紅，然而傲雪霜的風姿仍舊。 紅梅 蘇軾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 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 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 與紅梅相比時「冰容」意指白梅，《金瓶梅》裡的白梅是孫雪娥，她的外表並不比西門慶其他妻妾差遠，會受到很大的冷落泰半是由於為人不機靈、不懂付出之外，又時常口出埋怨、流露不悅的神情以及不甚合群的態度。 第十一回春梅被主子潘金蓮責罵，沒處出氣走往後邊廚房下去槌台拍凳的。孫雪娥看不過，假意戲言她想漢子，本自顧自生悶氣的春梅，聽了不禁脾氣更加暴跳起來，回去向潘金蓮添話指被誣蔑主僕連袂哄騙男人。 若說秋菊愚笨來間接襯托了春梅的伶俐，那麼春梅敢於和孫雪娥鬥氣便是使用對比法去呈現，宛若嫣然紅梅與似雪的白梅競美；雖然淡雅貞靜的白梅早佔春光，但氣勢如虹的紅梅後來居上，更是充滿洋洋喜氣。 「小紅桃杏色」、「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等詞，表現了紅潤花容、卓然態度都屬出色的利器，雪霜姿、寒心、春態均為梅花的特徵，所以有才色且又不甘雌伏，「美人高士」正是解析春梅形象的審美形容。 「寒心」有兩義： 一是《史記．刺客列傳》上針對虎狼之秦而言的畏懼之心； 二是蘇東坡〈紅梅〉詩裡概括梅格的「寒心未肯隨春態」──也即歲寒傲雪之心。2 蘇軾論畫認為器物有常形草木得常理，又筆下的梅花常含義著自喻；李清照在〈漁家傲〉中，她也以梅花暗喻自我，亦有「此花不與群花比」的詠梅詞句。 若敘事視角探索《金瓶梅》的梅意象，梅花是一種重要的傲氣象徵，春梅便是作者蘭陵笑笑生以「義」比德的這一面，而西門慶是「心」，演繹著張載、朱熹主張「心統性情」的道德主體性理論，為作者自傳官能欲望消長的那一面。 荀子學說以禮治國，西門家宅齊家目的執行法度者便是吳月娘了。因為荀子要求人守之以禮義，才能化為善性；原本春梅是在重視且掌管「禮」的吳月娘身邊，西門慶偏向禽獸的淫行惡相不至過分顯露。3 當春梅轉予代表「性」、「性惡」的潘金蓮，西門慶「收用」了好似心肝肺兒的春梅，潘金蓮自此「抬舉」春梅起來，代表著欲望結合品格神韻，呈現作者愛好風花雪月誠屬文人的自命風流，來區別書中春梅不出現時的西門慶，為市儈般粗俗下流行徑。 所以，敢對西門慶擺架子的春梅在八十回之後，是不可能聽從潘金蓮的話與陳敬濟睡在一起，這完全別於孫雪娥因每受丈夫冷淡而和家奴來旺發生姦情。 只不過，在《金瓶梅》人物功能設計中，春梅象徵紅梅花品德高潔的程度不夠理想化，並非君子既羞惡也不逐利的義而是友朋間講義氣的義，傾向十足世俗的形貌。 二、服飾反映性格 由於宋人對花木草卉的賞愛，使得花事成為每天生活的一項美麗點綴。成書萬曆年間的《金瓶梅》是一部明末生活百科大全，食衣住行育樂一應俱全、鉅細靡遺，而最能點染出當時女子特色的主要物質，便是她們的服飾了。 服飾主要作用在於「分尊卑 別貴賤」，在宋朝時織物與花色非常聞名，而明代的女紅也不遑多讓。 根據宋應星《天工開物》記載，紅色布料是以紅花加上烏梅、鹼水等煮製染成的。由此觀之，似乎「紅」與「梅」也劃上了相關性的連繫等號。 於色彩分類上，粉紅、桃紅、橘紅、大紅都屬於紅色系，春梅若干服飾也表現出了紅梅的色相。 色彩不但表現情緒、情感，亦傳達了文化意義，配色原則衣用正色裳用間色，從「桃紅夏布裙子」、「大紅遍地錦比甲」、「大紅遍地金比甲」到「大紅緞袍」，可見春梅服飾的紅顏色使用，是由奴婢棉麻裙子至昂貴上衣再到貴婦所穿的袍襖，其富貴指數越來越晉級。 明代婦女主要穿著衫、襖、霞帔、比甲、裙子等等，衣服樣式大多仿自唐宋。普通的禮服規定不許有金繡，袍衫常以團花為飾，服飾用紫、綠、桃紅及各種淺淡色，至於大紅、鴉青、黃色等多是皇家貴族使用。 明代的仕女服飾有禮服和便服之分，禮服為寬大的上衣、大袖衫，便服則合身、窄瘦、修長，以長襖和長裙為主。雲肩、比甲的使用最有特色，鳳冠霞帔更是明代婦女的禮服，整個冠上綴著龍鳳，搭配霞帔一起穿著。 生於元宵節天官賜福添丁的李瓶兒，所代表衣物是白綾衫襖；裁衣時春梅向西門慶多要了一條「白綾裙」搭配衣服，而綾常是官服使用的高級布料，因為她想要與其他丫鬟與眾不同而要求搭配大紅比甲穿的。 明代許多男子職官朝服顏色一至四品用緋，五至六品用青，八至九品用綠。因此，絢麗的紅色是最受歡迎且貴重的喜色。 另外，「翠藍裙」的顏色能襯托紅衣的裙子，譬如西門女眷「紅衣藍裙」的搭配是一種互補對照法，用青色系突出紅色系來加深印象。 顏色符號由桃紅到大紅的些許小改變，既抒情又敘事，不僅是少女變更婦女的服飾配色選擇，其脈絡也隱隱伏下從小婢藉由美色聰敏獲得富貴婚姻之閒筆手法。 吳月娘對春梅過度恃寵而驕的態度，以及命運超群的算命說法頗為反感，因此輕視地責言時，春梅也會不甘示弱地回嘴頂撞，從而得罪了自家主母。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旋的不圓砍的圓，個人裙帶上衣食，怎麼料得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作奴才罷！ （第二十九回） 她這般直率坦白和火暴脾氣，往往反映在僭越穿上屬於富貴人家妻室的大紅衣服，相當貼切性格。若說嫉妒衍生惡行是潘金蓮的主要性格，春梅鮮明的性格就是無法忍辱造成怒顏相向。 所以，《金瓶梅》根據服飾反映性格與戲曲用法相同，可以明顯辨識出此人主要特色。不過細究之下，平常喜愛穿著紅色系衣裳的女子為數不少，但她們未必都代表紅色性格、紅色花兒的人物，讓服飾反映性格的觀點無法有效分類地和花意象連結。 三、飲食預測處境 薰筍又稱玉蘭片，西門慶給春梅吃的「木樨芝麻薰筍泡茶」，其實是作者「蘭桂齊芳」韻味深長的隱喻，正呼應「喜見紅梅多結子」的婚禮祝賀吉祥語。 梅花往往被歷代文士形容為超群的花魁，除了冬春時節開的花很賞心悅目之外，春夏結的梅果更可入藥，李時珍《本草綱目》的果部記載梅為保健食物，而西門慶常叫喚春梅提一壺沁心「梅湯」，可見梅製品廣受喜愛，春梅也能夠擄獲了其夫心。 無病非藥、有病藥醫，後面第九十六回添上春梅的生日為四月二十五日，這天亦是神農大帝的聖誕，點出藥的隱喻不說自明了。 藥為應用果是實體，第五十八回西門慶生日，飲茶配一堆蜜餞果碟中有樣是「冰糖霜梅」，第七十八回飲酒食菜的桌上，那種被誤認為梅酸丸的衣梅，也呷上一口了。 譬如與應伯爵吃起少見的「衣梅」的情節，顯現春梅的人物設計法是以梅物為藥用，暗指其人看似平凡卻實則優異的特質。 所以回顧當中情節設計，譬如第七十五回春梅要春鴻讓申二姐唱曲兒，便暗示鴻運當頭趕走有志難伸。因此在古代弱勢婦女動輒遭受任意買賣，加上明朝蓄奴嚴重的風氣下，身無長物的春梅確實稱得上有勇氣又獲時運的大紅人。 不過，在春夏先後結實累累的梅子和楊梅，屬於兩種不同的果實，作者運用婚姻一途做置換法產生變更敘事。 「梅」與「媒」諧音，從詩經召南的〈摽有梅〉見梅子成熟思嫁意味，所發展婚禮賀詞「摽梅迨吉」展開，對比地轉變成另一種楊梅果了。 又楊梅別名之一也叫「紅梅」，《本草綱目》記載楊梅能除去惡氣，書中楊梅滾上「各樣藥料」費工製成的衣梅蜜餞，內含核子；因此「衣梅」以「揚眉吐氣」來詮釋春梅不穿出嫁前的衣服，一旦改穿上新娘子大紅的霞帔，將來生下孩子，便表示楊梅具備了春梅的胭脂紅現象與修煉結果。 宋代詩人平可正替楊梅寫下名句，如下：五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顆值千金。味勝河溯葡萄重，色比瀘南荔枝深。筆者以為荀子〈性惡篇〉表示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故而用「正理平治」定義「善」，禮義轉化為善，「義」的春梅披上「禮服」，象徵「衣梅」，成就了「禮義」之意。 「禮」與「義」表現如何是習習相關的，因而八十回之後吳月娘和春梅重逢的設計情節，相應之道也隱匿於此二符碼之內。 再者，《金瓶梅》中梅子和楊梅的變更也是「酸果」到「甜果」的變化，意指春梅能夠靠披上禮服步入婚姻，使人生祿命順遂。 縱觀古人的「審梅」活動，從《詩經》、《尚書》中的梅「實」（果實及其滋味）比興，到六朝以來以「花」物件，著眼於「色」、「香」進行詠物抒情，是一大進步。 林逋則把人們的視野從「花」引向「枝」，發現了梅樹的疏枝曲幹之美，揭示了梅花形象的嶄新內容，梅花審美拓出了獨特的感性空間。4 《紅樓夢》書中探春的人物花意象，嫁娶用折枝嫁接來表現，果實直接比喻為其子女，和《金瓶梅》的春梅將整個與梅相關字詞，花果都屬於此角表現筆法，故不盡相同。 四、善和惡的兩面性說 諸聯在《紅樓評夢》中說：「書本脫胎於《金瓶梅》，而褻之詞，淘汰至盡。中間寫情寫景，無些黠牙後慧。非特青出於藍，直是蟬蛻於穢。」5這說明《紅樓夢》是 《金瓶梅》脫胎換骨的應用，卻因抒情浪漫而截然於《金瓶梅》被認為誨淫穢書的性愛觀點。 但筆者認為曹雪芹更是受到評點家張竹坡用花事論談的影響，闡揚文學傳統以降的草木性情論；進而運用知音論將春梅視同紅梅象徵的邏輯來發現書名義理，《金瓶梅》實則一部荀子性惡論為基石，探討人性與倫理、政治剛柔關係的「懺悔文」、「戒淫經」。 第二十二回的回目題名一句「春梅姐正色閑邪」，當春梅彈琵琶不意竟遭受樂師李銘輕薄，或自認地位委屈只是下人之際，朱顏常呈怒氣貌且姿態是不屈的。 眾所周知，梅花與蓮花生態意象特性不一樣，故於此性格脈絡，可推測春梅對邪淫之事和無禮又無眼光之俗人，感到不耐。因此，她會轉向步上水性蓮花的潘金蓮的後塵，如翻版似地行徑幾乎微乎其微。 在社會上以夫為貴的大環境下，一旦生性伶俐的春梅翻身，雖說自命不同且驕縱，擁抱成就後也會傾向低調。若發跡變泰後，以貪贓枉法、舖張浪費、逸樂無度來炫耀自己的潑天富貴，非大男人主義的西門慶莫屬了。 筆者以為《金瓶梅》是作者蘭陵笑笑生以淫止淫勸戒世人，切莫縱情聲色的懺悔書，因此當作者替身西門慶死後，並不需要陳敬濟的繼續荒淫和孝哥的苦孝贖罪。 佛家告誡沒有做到十善是不能再轉人身，做了壞事的人會墮落地獄、惡鬼、畜生三惡道；在家在外喜歡稱王的西門慶熱結十兄弟，這些狐群狗黨不啻為十惡不赦之人，且其人為首，正是點明了萬惡淫為首。 生日是 在第十四回， 貪情奢愛的李瓶兒轉贈潘金蓮金釵，上頭的「壽」字實為諷刺，潘金蓮強烈嫉恨與需索無度不但奪走李瓶兒、西門慶的魂。這朵象徵死亡的黃蓮花，將其影射地獄底下五殿閻羅王化身比較合理，此處亦讓《金瓶梅》隱秀益發弔詭。 至於《金瓶梅》中西門慶已經自作孽不可活，不必等武松報私仇，八十回後潘金蓮色身喪於武松刀下與否，要視作者意圖向《水滸傳》取法的互文性多寡了。 李瓶兒稱西門慶是「醫奴的藥」，如同治療愛情之苦的解藥罷了，能協助主子的春梅代表人才之藥，和淫蕩惡人潘金蓮在一起時當毒藥，與她分開便為良藥。 王充將人分成性善、有善有惡、性惡等三品，張載認為氣質的美惡會影響人性，朱熹論人性也主張「氣質說」。其中，張載以草木說論及變化氣質是個重要的觀念。 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王制篇〉） 除了「有義」這點姑且不論外，水火、草木、禽獸與人具有的這些特性，都是「氣質之性」。換言之，我們不能只是將道德哲學語彙的「氣質之性」視同一般的道德概念看待，它最起碼包含「生命」與「存在」這兩個層次。 張載說：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6 若紅梅象徵的春梅再加強變化氣質，便可更上一層樓躋身上流社會了。 春梅是個有才之人，亦善亦惡、愛恨分明、恩仇必報，被局限在擺佈懲處、爭風吃醋、明爭暗鬥的環境裡，內心無不渴望地位平等、希冀性別平等，故力求轉化工夫。然而佛性講求中道、不二，安心自在無善無惡，冤親平等更應該是她的修行，否則對人好惡分明，將終日心生煩惱。 春梅於《金瓶梅》書中的性情刻畫描述，在行為、心理、外貌、語言都有所明顯徵兆。 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年約不上二九，頭戴銀絲雲髻兒，白線挑衫兒，桃紅裙子，藍紗比甲兒，纏手纏腳出來，道了萬福。神仙觀看良久，相道：「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髮細眉濃，稟性要強；神急眼圓，為人急躁。山根不斷，必得貴夫而生子；兩額朝拱，主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飛仙，聲響神清，必益夫而得祿，三九定然封贈……」 （第二十九回） 春梅人物意象就是一朵花型圓滿珠蕊明顯的紅色梅花——鳳冠霞帔的最幸運女兒，十年之後益夫而得祿。 西門家妻妾寵婢都具體主旨敘述的功能符碼，她們既是作者描寫社會政治的概念，又當作倫理道德的隱喻，互動結構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各有專擅屬性。
吳月娘的禮是孔子思想的實際起點，形成節制外在的規範；李嬌兒貪好樂利又無和樂之心，即 接替卓丟兒的缺位為孟玉樓，她屬性是仁，不犯上作亂，表示內心自覺、道德實踐；孫雪娥掌庖廚，由君子遠庖廚指稱小人無仁心而近庖廚。 論《金瓶梅》人物，表現了作者身兼經儒、文儒的身分所傳遞內聖外王思想的工夫。潘金蓮為性惡，李瓶兒為情觀，春梅為義理；因此，潘金蓮代表「性」之特質，李瓶兒代表「情」之特質，轉變氣質後的春梅代表「義理」，類比劉劭《人物志》所闡述的精神，表現「情性之理」，寫出人物種種性格類型的智慧。 尤其宇宙神話符碼中，「破壞」後往往接續「再生」，代表破壞性的潘金蓮當上頭主子，其下的春梅藥理便有再生功能。《金瓶梅》感嘆世間善惡輪迴不已是一種自然性悲劇，非淫書之正面意義著實不容小覷。 五、結語：早春喜訊 春梅的形貌和性格氣質，從吳仙神觀人術的語言描畫和西門宅第眾人的第三者口中反映，接受了作者暗示的多方信息，慧婢有朝一日戴上鳳冠成為非富即貴的夫人，呈現出梅花女子的紅人形象。 而梅花與仕女兩者結合為一的意象，最鮮明人物的便是額頭貼著梅瓣美妝的「壽陽公主」，她是南朝劉宋愛好書畫藝術的宋武帝的掌上明珠。 至於語義邏輯推敲「梅」與「義」的名實關係，可由「義重如山」的成語來演繹，於是字義山的詩人李商隱，所寫的詩便能成為梅和義結合的註腳。 無題 李商隱（李義山） 長眉畫了繡簾開 ,碧玉行收白玉台 為問翠釵釵上鳳 ,不知香頸為誰回 壽陽公主嫁時妝 ,八字宮眉捧額黃 見我佯羞頻照影 ,不知身屬冶游郎 「喜上眉梢」與上述詩句吻合，使得壽陽公主、梅花、婚姻交融一體，可謂針針細密。 西門慶對吳月娘解釋春梅為何被推算日後將戴上珠冠，乃因吳神仙認為她像他們的女兒。由此看來，有錢有勢的大姐兒宛若公主，春梅便形同壽陽公主了。 可惜類比的準確度並未達百分之百，因為丫鬟春梅是幸運地藉由婚姻翻轉了處境，而高貴的壽陽公主卻顯然是下嫁了。 若說庶女探春類比伶人出身的宋寧宗楊皇后，同樣被精心設計由下往上飛棲枝頭當鳳凰，脫胎《金瓶梅》的《紅樓夢》還是略勝一籌。 然而，運用植物生態及前人詩句檢視以花喻人之法，仍舊可以清楚看見紅梅意象和詩句敘事的前後一致性、關聯性和發展變化。意境的特點也是很重要，因為整個傳遞情調的氛圍，正是讀者對於小說人物形象的感受力與接受度。 梅開梅落，春最早來臨世間也最早離開，植物開權顯實伴隨四季更迭循環，一如生命之「生、老、病、死」輪迴。一期花季的盛開殞落，對應一段人生的生生滅滅。 欣欣子談全書闡釋世態炎涼的大旨，及張竹坡形容瓶梅又喻衰朽在即，梅的花落瓶空現象，哀悼無常、觀照內在從而參悟本體，流露情思表達禪宗般若思想在自然審美當中，一種以空為美的審美情調。7 空是為了證明有的因緣，教人覺悟成住壞空讓生死一如的實有與空性兩種現象，得到真空妙有的答案，闡揚了《金剛經》色空道理。 人生彷彿南柯一夢，作者回顧一生且書寫治欲來懺悔。剔除了部分淫穢荒唐的性愛情節，去細讀深掘作者知人知政的大學問之外，《金瓶梅》承繼且開發前人詩詞以花比喻人和人生的筆法，使長篇白話小說已經達到高度系統化的效果，頗令人驚豔，堪稱天下第一奇書。 爾後對照深得其壺奧——人與花藏著「色、情、空」禪悟的《紅樓夢》，在相形之下，因《金瓶梅》部分關於自然生態的知識運用較為片斷，人物敘述藝術之準確度應要書寫得更驅完善。 本文總論，金紅二學均是向讀者表達宋明儒學「心性情」之「理」的文章，「為善去惡」的心性修持工夫的理念，借助小說中善人惡人、善法惡法可以清楚地看見。《金瓶梅》演繹「心、性（食色）、情」的代表是西門慶、潘金蓮、李瓶兒，《紅樓夢》則為寶玉、寶釵、黛玉。 《紅樓夢》紅花之理氣蘊涵是玫瑰與紅杏的探春，《金瓶梅》釋義焦點則歸屬於紅梅象徵的春梅。 附註： 參考書目 何小顏《花的檔案》（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年。 林景蘇〈西門慶與西門宅院的性王國〉，南師學報第三十七卷第二期人文與社會類，2003年。頁29—44。 林鈴芳《孟子立命與王充命定之比較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杜保瑞〈荀子的性論與天論〉，哲學與文化三十四卷第十期，2007年10月，頁45—64。 杜保瑞〈朱熹形上思想的創造意義與當代爭議的解消〉，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三十三期，2007年3月，頁15—90。 笑笑生《金瓶梅》（台北：博元出版社）1989年。 岳娟娟《嫁娶》（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 明 道〈別有用心〉，人間福報縱橫古今版， 侯 會《食貨—金瓶梅》（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韋黎明 李小瓊〈絲情古今—宋代織物品種和紋樣〉，人間福報縱橫古今版， 梁淑萍《明代女紅─以北方婦女為中心之探討》，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黃 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程 杰〈梅花的習性、色香、枝幹、品格與德性：魏晉南北朝隋唐兩宋詠梅文學對梅花美的抉發與演繹〉，成大中文學報第九期，2001年8月，頁191—206。 程自信《金瓶梅人物新論》（合肥：黃山書社）2000年。 邵萬寬 章國超《金瓶梅飲食譜》（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 郭柳妙《金瓶梅的巫與巫術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在職班碩士論文，2004年。 陳政揚〈張載對孟子人性論的繼承與開展〉，揭諦第十二期，2007年3月，頁69—104。 陳昭瑛〈知音、知樂與知政：儒家音樂美學中的「體知」概念〉，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3卷第2期（總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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