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捕蛇者說〉，膾炙人口，對於歷來高中及大專國文課本所選錄這篇文章，一般國文教師在教授此課時，著重於闡發柳宗元創作的旨意，視之為寓言，旨在嘲諷唐中期以後朝政敗壞，抒發聖人「苛政猛於虎」之說。這樣的講法當然符合柳文的意旨，但筆者以為教師在授課分析此文時，如能對於當時的歷史狀況多加了解的話，無疑可以增加講課的深度，因此筆者試圖從幾個歷史角度，來說明唐代時期蛇與捕蛇的問題，並藉以印證柳文的內容。

一、蛇在唐朝時期的分布情形

柳宗元〈捕蛇者說〉一文是作於唐憲宗即位時，因二王八司馬事件被遠謫於江南道永州時的作品，永州是今日湖南零陵縣，地近嶺南道，江南及嶺南地區地處亞熱帶，在唐代都是開發較晚的地區。而蛇的習性喜歡棲息在高溫潮溼而隱蔽的地方，而且除了人類外，蛇類的天敵較少，在這種有利於蛇類生長的環境與氣候下，南方的森林地帶成為蛇類聚集的主要地方。

唐詩中對蛇的記載十分豐富，如柳宗元初被貶至柳州時，有〈寄韋珩詩〉云：「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蒲萄」；張籍之〈江南行〉詩中亦有「土地卑溼饒蟲蛇」的說法；韓愈被貶至湖南郴州時亦有〈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詩云：「下床畏蛇食畏藥，海氣溼蟄熏腥躁」之句；元稹〈巴蛇〉詩三首中云：「欲學叔敖瘞，其如多似麻」等等。這些詩都是詩人身處南方時的情景與感歎，顯示唐代時期中國南方蛇的數量非常多。

其實不只是南方蛇多，唐代因為氣候比現在溫暖，因此中國北方的蛇亦不少，如李白〈蜀道難〉詩中有「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之句；白居易在長安時〈遊（藍田）悟真寺詩〉亦云：「根株抱石長，屈曲蟲蛇蟠」；《元和郡縣圖志》也記載蜀道中的駱谷道，谷中多反鼻蛇，「人中此蛇者，即須斷肌去毒，不然立死」。反鼻蛇即是蝮蛇，在成語中的「壯士斷腕」即是指此種蛇。

由上可知，唐朝時期蛇類分布的範圍是相當廣闊的，不僅止於江南地區，起碼一直到華北的秦嶺山地，蛇的數量及種類仍是相當多。

二、唐人對蛇的認識及分類

關於蛇的種類，據現代生物學的分類，在生物學中蛇可分為一目，種類約有二千五百種，其中中國約佔二百種。蛇的種類雖多，基本上可分有毒蛇及無毒蛇。有毒蛇對於人的危害當然大於無毒蛇；而有毒蛇的蛇毒類型，則可分為出血型、神經型及混合型三種，其毒性殊異，治療時所需的血清也不同。

古代固然不可能有現在生物學一樣細密的分類知識，也不可能有血清製劑來解蛇毒，但在傳統中國對於蛇並非毫無認識，歷經幾千年的驗證式醫學中，古人已知如何辨識蛇的種類及毒性，因此在傳統的醫方書中，對蛇的防範及治療方式比起其他種動物要細膩許多。

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是中國醫藥史上的名著，其中記述一八九二種藥物，包括植物、動物及礦物三大類，每種藥物李時珍均作了詳細的歷史淵源考察，對於藥物的生態、生長環境、培育、採製方法及藥性等也都有詳細的說明，因此《本草綱目》除了是醫方書外，也是中國古代生物學的集大成之作。英國進化論的創論者達爾文就稱本書是「一五九六年出版的中國百科全書」。蛇在《本草綱目》卷四十三鱗部二中，李時珍將蛇分為十七種，每種蛇都詳細說明釋名、產地、毒性、史料來源及主治項目等，可言十分詳備，這是中國古代對蛇的基本認識。

唐代時期對蛇的認識為何呢？不妨先將歷史回到更早一點的東晉時期，葛洪著《抱朴子》，其中有〈登涉〉篇，全文主旨在論述「凡為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蛇因是山中最常見，對人生命也較具威脅的生物，因此篇中對於隱居山中如何辟蛇蝮之害論之甚詳。

避蛇的主要方法如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眾蛇皆去」；或學禁咒之法「以繭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或以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薰身；或帶王方平雄黃丸；或以豬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而南人或帶「蠳龜之尾，雲日之喙以辟蛇」；或以「竹管盛蜈蚣，蜈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等等。這些方法也流傳到唐代，如前引元稹〈巴蛇〉詩，其詩序中云：「驗方云。攻巨蟒用雄黃煙。被其腦則裂。……巴無是物，其民常用禁術制之，尤效。」顯見禁法或是配帶雄黃等方式都是主要的預防方式，至於這些方法在實踐的過程中效用如何，則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如佩雄黃到現在仍被視為驅蛇的主要良方，但也有人以實驗證明是錯誤的方法，至於禁咒法恐怕只是主觀意願下，增加行旅或居住信心的一種方法，其具體效用恐怕更是難以驗證。

預防措施的效果不彰，而療毒法又如何呢？如被無毒蛇所嚙當然無大礙，但若被毒蛇攻擊，則不能以兒戲視之，因此專業的捕蛇師必有秘方，此亦是其賴以維生的主要憑藉，也因此衍生出許多秘方具有神奇療效的記載。但蛇的種類與毒性實在太多了，如果秘方全部有效，就不會有如柳文中之捕蛇者，其父祖均死於捕蛇，而自己捕蛇十二年中，數度發生差點死於蛇吻的情形。宋朝周密《癸辛雜識》中記載捕蛇者十指僅存四指，顯見，如果被蛇咬，當自己攜帶藥物無效時，斷指求生可能是最迅速正確的作法。

除了捕蛇者的秘方外，傳統的醫方書中，對於治療蛇毒的認識為何呢？唐代王燾著有《外台秘要方》，此書可言是唐以前中國醫方書的集大全之作，如以其內容與《抱朴子》相比，就可知唐人對蛇類的分類知識、療法及用途已有長足進步。如晉時葛洪云蛇種雖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為至急」；而《外台秘要方》則認為蛇的毒性依月份就有不同，兼且惡蛇種類甚多，毒性亦有差別，其中青色蒼虺等十二種是毒性較猛烈的毒蛇。最後《外台秘要方》的忠言是「天下小物能使人空致性命者。莫此之甚。可不防慎之乎」，可見對於蛇毒的利害，唐人已知之甚深。

在預防方面，《外台秘要方》亦有如下的記載：

第一有禁。第二則藥。今凡俗知禁者少。縱尋按師術。巳致困斃。唯宜勤事諸藥。但或經行草路。何由皆齎方書。則應儲具所製之藥。并佩帶之自隨。

顯見對於蛇的防患知識，唐人已知禁法不足恃，唯有攜帶藥物方為防止蛇嚙的良方。

至於醫療方法上則有禁蛇法、辟蛇法、蛇人方，蛇螫方，蛇毒方、青蛇螫方、蝮蛇螫方、虺蛇螫方及眾蛇螫方等，不同的醫方使用不同的藥材，可知唐人已知依蛇類毒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療方。因此，由以上唐人《外台秘要方》中與晉代之《抱朴子》相比，顯然唐人隨著經驗法則的累積，對蛇的辨識、防範及治療方法均比前代要理性細膩且有效許多。

三、捕蛇者的行業與生活

在中國，捕蛇者的起源甚早，捕蛇亦為一專門行業。如相傳隱居在終南山上的尹喜，有《關尹子》一書，書中有即有「捕蛇師」之說。柳文中亦云永州蔣氏「專其（捕蛇）利三世」；但對捕蛇者的敘述最詳著莫過於宋朝周密所撰《癸辛雜識•後集》，茲引全文以作說明：

有戴生者，善捕蛇。凡有異蛇必使捕之，至於赤手拾取如鰍、鱔然。或為毒蝮所嚙，一指腫脹如椽，旋於笈中取少藥糝之，即化黃水流出，平復如初。然十指所存亦僅四耳。或欲捕之蛇藏匿不可尋，則以小葦管吹之，其蛇則隨呼而至，此為尤異。其家所蓄異蛇凡數十種，鋸齒毛身，白質赤章，或連錢、或紺碧、或四足、或兩首。或僅如稱衡而首大數倍，謂之飯揪頭，云此種最毒。其一最大者如殿楹，長數尺，呼之為蛇王。各隨小大以筠籃貯之，日啖以肉，每呼之，使之旋轉升降，皆能如意。其家衣食頗贍，無他生產，凡所資命，惟視吾蛇尚存耳，亦可仿佛豢龍之技矣。

在這段敘述中，可以看到捕蛇者，因為毒蛇的種類及毒性均不同，捕蛇者一方面需有較高的技巧，另一方面也需具備辨識不同蛇類的能力及相關秘方，萬一為蛇所嚙，可以自我治療，整體而論，捕蛇是一門需要專門技術而風險又高的行業，不是一般人可以隨便勝任的。

另一方面捕蛇者家中往往也養蛇，因為蛇的經濟價值甚高，可以食用，可以買賣，可以作為藥物，也可作為江湖賣藝之用。因為捕蛇利潤不錯，又需憑恃專業技能，因此捕蛇成為代代相傳的專門行業。以此對照柳文中之捕蛇者的生活狀況，當其他鄉人為酷吏所擾無日安寧十室九空時，捕蛇者仍可熙熙而樂，可見一斑。

四、蛇在唐代時期作為貢賦的情形

柳宗元〈捕蛇者說〉中謂永州所產的異蛇可以治療多種疾病，因此募人捕之可以代替租稅，這是小說之言抑或唐代真實的情形呢？以下就唐代租稅略作說明。

唐代租稅的來源有許多種，在主要稅制中，前期所採的租庸調法及後期的兩稅法又有很大的不同，難以一概而論。但如果將唐代的賦稅收入作劃分，大致可分為賦稅收入、特種收入及公產公業收入等三種，柳文中的以蛇為稅，應是特種收入中的貢獻。所謂貢獻是指土貢，土貢即是「任土為貢」，在唐朝杜佑所撰的《通典》中即言：「諸郡貢獻，皆取當土所出，准絹為價，不得過五十匹，並以官物充市，……其有加於此，亦折租賦，不別徵科」，亦即貢獻比照絹價，並且可以折租賦。

貢獻的種類既雜且多，主要是當地的土特產品及手工製品等，如果細加區分，可以分為紡織品、藥品、高級裝飾品、奢侈品及部分的日常用品，這些主要是皇室貴族所用。因此藥物多是進了太常寺的太醫署，太醫署中藥園師的職責即是「皆辨其（藥物）所出州土，所歲貯納，擇其良者而進焉」。

唐之時永州之異蛇乾外是否曾作為土貢，史無明言，歷代有關蛇的貢品主要是蛇膽，蛇膽的作用很多，如明目、去翳膜、療大風等。許多種蛇的蛇膽都有療效，其中尤以聃蛇膽最為著稱。唐代的土貢中，桂州、賀州及泉州都要歲貢聃蛇膽，直到唐文宗即位後，以取蛇膽需生剖蛇腹，因此減少三州的蛇膽貢。此外也因蛇膽珍貴，故有許多奇聞異說，如蛇膽可自生，無膽蛇亦可再活三年；或是《酉陽雜俎》中有云聃蛇自知其膽珍貴，因此其膽「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以避人取其膽。以上這些都說明蛇可以作為貢獻，尤其在盛產蛇的南方應是十分普遍。

至於貢獻是否可以折租賦的問題，後世雖有許多質疑的意見，如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中即言：「租自租，貢自貢」，而唐時「逾意外求」的事也有許多例證。但從前引杜佑之言及從柳文中可以看出，起碼在當時應是可以折納租賦的，否則永州人不會爭相奔走地去捕蛇。

五、結語

由以上幾點敘述及分析，可以看出唐朝時期，蛇類的分布十分廣泛，江南嶺南地區當然很多，但華北地區，因為唐時氣候較溫潤，其數量亦不少。而唐人對蛇類的認識及功用，對比於唐前，有很長足的進步；預防及治療方法也要理性而細膩許多，懂得分辨不同的毒性而有不同的療法。

就捕蛇而言，捕蛇者是一個世代相傳專業性及危險性都相當高的行業，其收入對比於其他人也要豐富許多，可以過著較好的生活。在唐朝蛇乾及蛇膽的確可以充作租賦，因此唐代後期以後，人民因租賦增加而導致生活困苦，甚至流域四方時，捕蛇者尚可自此求得溫飽。以上這些都是柳宗元創作〈捕蛇者說〉的真實背景。

事實上柳宗元為文極具歷史意識，對於寫史的責任感也很強，他曾在給韓愈信中說到二人「期史志甚壯」，並在韓愈做史官時勸其不要苟過時日，因此柳宗元在〈段太尉（秀實）逸事狀〉中認為史臣當為節烈者立傳，又寫了如〈種樹郭橐駝傳〉、〈宋清傳〉等幾篇不入史乘的庶民傳記。〈捕蛇者說〉雖為寓言，但深入探究，則可見柳宗元擅於民情風俗中擇取創作材料的特色，其作品是十分貼近歷史事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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