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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1/29 第 10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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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主題：《聊齋誌異》公案故事析論 ˙遙光絮語：不打不成器 ˙國學入門：龜毛與龜毛兔角 ˙下回主題：從陶淵明「桃花源記」看老子理想之社會型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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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齋誌異》公案故事析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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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清一代，文言公案小說數量眾多，據不完全統計，約莫數百篇，散見於各文言小說集，如《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野叟閒譚》、《見聞瑣錄》…等，而以狐仙鬼怪為主軸的《聊齋誌異》，也有數量眾多的公案故事，廣義而言約有四十餘篇，其中有九篇完全緊扣人世的公案故事，純以世情判案、以人世眼光看待人間的愛、恨、貪、癡，對於《聊齋誌異》而言是非常特殊的寫法。這些篇章，大都有一位廉正明察的清官，為錯綜離奇的案件條分縷析，不冤枉好人、不縱容犯人，最後都有圓滿的結局。由於寫作內容完全脫離神仙狐鬼等異界的力量，且文中的清官大多又確有其人，因此寫實的成份相當高，也格外值得史家一探究竟。 本文首先從作者蒲松齡的身世遭遇，探究他創作故事時的心理，並肯定其寫作的藝術成就；繼而分析這批公案故事的內容模式，予以分類，討論案件的發生性質、破案手法及其策略運用，最後給予相對的評價。 貳、「公案小說」之義界 「公案」是人類社會的產物，它反映的是多元、複雜的現實，自封建時代以來，始終存在於人世之中。一旦有偷竊、搶奪、殺人、強姦等犯罪行為產生，就必須用偵破、審判、刑罰、處決等司法行為來仲裁。因此，法律和判決的公正與否，都是維繫人性尊嚴與生命財產的關鍵，官吏和升斗小民之間的對應關係，也常受因緣際會而有不同的境遇，自古以來，有關公案的事件不斷上演，史傳記載、口耳相傳或隨筆散記亦斑斑可考。「公案小說」之中情、理、法兼而有之，也是極為忠實的社會寫照。 「公案小說」成為獨立的分類，是始自宋朝，宋人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眾技》云︰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跡變泰之事。1 一般便把「說公案」視為公案小說的雛型。羅燁的《醉談錄．舌耕敘引》進一步分小說為八類︰ 有靈怪、煙粉、傳奇、公案，兼朴刀、桿棒、妖術、神仙。自然使席上風生，不枉教座間星拱。2 不論是耐得翁的四種分類法，還是羅燁的八種分類法，都將「公案」視作一類，可見公案題材在話本中的重要地位。 據有案可考，最早的公案小說當始自戰國時文候手下西門豹治鄴的故事，且且云其事蹟源自《史記》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傳〉3。今《史記．滑稽列傳》中太史公所述僅存淳于髡、優孟、優旃等人，西門豹治鄴之事當為褚少孫所補，內容著重河伯娶親，旨在破除民間迷信的歪風。然而把西門豹革除積弊的良舉視為突梯滑稽之流，適當與否頗引起學者質疑4，能否視之為公案小說更有待商榷。另黃岩柏認為︰ 《醉翁談錄．小說開闢》說︰「說話」藝人「幼習《太平廣記》，長攻歷代史書」。說話人之「習」之「攻」，無非為了「說」；《太平廣記》為宋人所編類書，一向公認為子部小說類。宋人列為〈精察〉的，我們有理由視為公案例證。5 王夢鷗先生亦認為《太平廣記》〈精察〉類，實為後代公案小說的濫觴6。宋人是話本小說分類的先趨者，自始亦出現以「公案」命的文言短篇小說，如蘇軾《東坡志林》中的〈高麗公案〉、洪邁《夷堅志》中的〈何村公案〉、〈艾大中公案〉等，因此自六朝志怪乃至唐人傳奇以來，許多此類性質的小說得以正式歸納為「公案小說」7，並且自有宋一代「公案小說」名實相符之後，明清兩代在質與量上都有空前蓬勃的發展8，作品內容著重於反映官府腐敗、惡霸橫行的黑暗社會現實，所寫的許多案件都屬於官吏貪贓枉法而造成的冤假錯案，因此作品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 參、《聊齋誌異》的創作意識 《聊齋誌異》在六朝志怪、唐人傳奇的影響之下，得以後出轉精，尤其是處於文言小說沒落、白話小說興盛的時期，可以再創文言小說的高峰，有他背後的成因。大約成書於康熙十八年（西元1679年），又稱《聊齋》，俗名《狐鬼傳》。《狐鬼傳》這個書名從表面上看來，無非是干寶《搜神記》之延續，最多不過是「小說家談狐說鬼之書」罷了。然而，仔細閱讀玩味，可說這是一部標誌著中國文言小說高峰的奇書。它不僅繼承了六朝志怪小說的出奇，亦吸取了唐人小說的細膩，寫狐鬼妖怪、花木精靈、神仙外道，於荒誕不經的外表下，獨闢蹊徑，深刻地反映了清初封建社會下，專制嚴苛的現實層面。在《聊齋誌異》這個花妖狐魅、神鬼精靈薈萃的藝術天地裡，主旋律始終圍繞著真、善、美打轉。魯迅云：「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它顯示的是人性美，人情美。」《聊齋誌異》中所反映的正是一幅幅的人間萬象。清人王漁洋有讀《聊齋誌異》詩云：「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9其中的「秋墳鬼唱」指的就是那些花妖狐魅、神鬼精靈，當這些充滿野性和叛逆精神的靈魂，一旦闖入了人類的現實生活，便與人居於同一個社會蒼穹下，發生著種種糾葛，淋漓盡致地活脫出人間萬象來。 作者蒲松齡（1640∼1715）一生科舉不得意，長期過著貧困的墊師生活；大部分活動在淄邑和濟南之間，但接觸的人物卻非常廣泛，上至統治階層人物，下至農夫村婦、僧道術士。他同情農民疾苦，不滿現實，但又始終不忘進取功名，他既收集過民間的故事傳說，又有豐富的生活閱歷，為他的創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礎。作品中寄託了他內心的「孤憤」，即使在公案故事中，也藉著歌訟清廉官吏、譏諷貪官污吏的形象，來達到諷一勸百的目的。 從現存篇章來看，《聊齋誌異》是由「人、鬼、狐、仙、怪」共同組成的一個有情世界．雖然中國人常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但是在這本書裡面，卻讓讀者強烈的感受到，似乎妖界比人間要溫暖，陰間比陽間還要美好。因為他所描述出來的那些所謂的「異物」，不但不會讓人覺得很可怕，反而覺得很可親、很可愛，甚至還覺得令人可敬。依她們對於愛情的態度大致上分為兩種類型︰第一類是代表反傳統的女子，她們絕不被禮教所拘束，可以自由的選擇自己心儀的對象，更不需經過繁瑣的婚姻儀式，只要「趁夜奔之」就可以達到目的。〈狐諧〉可作為其代表性的作品： 夜有奔女，色頗麗，萬悅而私之。請其姓氏，女自言：「妾實狐，但不為君祟耳。」萬喜而不疑。女囑勿與客共，遂日至，與共臥處。 另一類的女狐除了追求愛情之外，也尋求婚姻的保障。因此，她們也願意遵守禮教的約束，甚至在婚後也能做一個傳統社會中的賢妻良母。〈辛十四娘〉中的女狐辛十四娘，面對馮生的熱烈追求和強權的脅迫，仍能不輕易妥協，堅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慎重，使自己的婚姻建築在一個莊嚴而神聖的基礎上，而她在婚後也能克盡妻職，贏得丈夫由衷的敬愛。 蒲松齡的筆下，我們看到了在禮教扭曲人性的時代，還有許多美麗善良、聰穎慧黠的狐女存在，她們正維護著人間真情，以情感人、以情動人、以情入世、以情諷世，在人狐情緣中奏出了一支支人狐情深、情真的永恆樂章。書中狠毒吃人的女狐畢竟只是少數9，當讀者看到書中的〈嬌娜〉、〈青鳳〉、〈紅玉〉、〈狐諧〉等女狐，無不低迴不已，相較於公案故事中殺人者的泯滅人性，不禁讓人感嘆，愛情的美好與由愛生恨的反目成仇，同樣都是行為模式之一，在蒲氏的書中，前者常常是人與狐之間、後者卻在人與人之間。 女狐與人類的愛情故事固然是《聊齋誌異》的一大特色；但《聊齋誌異》裡的數篇公案故事，在清代文言公案小說的發展中，亦呈現著卓越的樣貌，案件本身的錯綜複雜與故事情節的曲折生動，都頗具吸引力。縱觀中國小說發展史，清代的小說技巧圓熟度自不能與魏晉、唐時之概括粗糙同日而語，故在蒲氏筆下的公案故事頗有可觀之處。 蒲松齡在政治思想上，追求的是「仁政」，對暴政深惡痛絕，因此，在這些公案作品中流露著審美理想，也極力塑造體恤民艱、勤於訪查、細於觀察、善於分析的清官形象，而對那些不分青紅皂白、動輒施刑逼供、表面看來雷厲風行、實則草菅人命的司法官吏，或者猛烈批評、或者含蓄諷刺，故這批公案故事，呈現的不僅是一件件曲折離奇的破案故事，而主要是通過這些真實性強烈的作品，謳歌他心目中值得崇敬的清官循吏，進而宣揚企盼封建統治者給人民施行「仁政」的想法。 參、《聊齋誌異》公案故事的內容模式 就寫實功能而言，《聊齋誌異》反映出了社會各種樣貌，四百九十一篇之中大約有四十多篇與官衙判案有關，其中又可分分兩類︰一類涉及玄怪、冥界，藉陰司的懲戒以收警惕之效，例如〈夢狼〉、〈考弊司〉、〈席方平〉等；一類純以現實人事糾葛為主，彰顯清官的廉能及明察（詳後文）。根據《俠義公案小說史》的定義，公案小說在結構上應具備的四大要素是︰作案、報案、審案（包括偵破）、判案11，這也是公案小說成熟的內在標誌。本文即以此標準，將討論範圍設定在後者。檢視《聊齋誌異》全書，應有八篇符合，分別是〈冤獄〉、〈臙脂〉、〈于中丞〉、〈折獄〉、〈詩讞〉、〈老龍船戶〉、〈太原獄〉、〈新鄭獄〉。 就其故事內容的模式而言，大致有以下三種︰ 類型一︰犯罪者在暗處，官吏不力，經由神鬼之力揭發。 茲將故事大意及審判結果摘錄如下︰
前述八篇，字數大約在六百字一千餘字之間，〈臙脂〉情節較為曲折，角色也較多，約佔三千字。「類型一」有二則，朱生有義，願為鄰妻承攬罪責，更可貴的是朱生之母，亦肯成全朱生的義行，以刀割臂作成血衣，這亦是朱生始料未及的，這一切小人物的仁義，都襯托出斷案官吏的迂腐，最若非周倉藉宮標之軀挺身而出，直指兇手，恐怕案情無以大白。〈老龍船戶〉也藉由城隍爺的指點，朱總督破解字謎後捕獲真兇。 「類型二」有三則，兇手都隱在暗處，讀者的樂趣，在於官吏推理的過程、沈冤得雪的結果，同時也彰顯出這位廉能官吏的果決與機智。這種寫法，頗似唐人小說〈蘇無名〉，讀者期待的是「福爾摩斯」的出現，為案情抽絲剝繭，揭開事件的謎底。這位能官通常也是全案最重要的主角，由他主控全局，推崇的也是他的智慧。 「類型三」亦有三則，故事很清楚交代了人物所經驗的遭遇，含冤莫白的小人物，有聲不得鳴、九死一生的情狀寫得生動逼真，令人同情，而讀者對案情的真相已瞭如指掌，等待的是「包青天」出來主持正義，而不是等待「福爾摩斯」來偵破案情。對作者來說，他撰寫公案已不僅將重點放在破案上，而是寫案件本身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場屋失意，青雲失志，對作者而言打擊相當大，遍嘗人情冷暖後廣泛搜羅寫作題材，亦使他想藉人世間的糾葛呈現不平衡的境遇，他既悲憫弱者、亦歌訟有為的廉官。 肆、《聊齋誌異》公案故事的特色 以往論及公案小說的源流，大都不涉及《聊齋誌異》，但若提到公案小說藝術特徵與審美特性，《聊齋誌異》中的〈臙脂〉等篇，具備懸疑的氣氛、人物性格的刻劃、曲折的案情發展，已具備了完整戲劇或小說的架構，可說是中國公案小說史以至中國短篇小說史上的精萃之作。 縱觀八篇故事，其共同的特色如下︰ 一、歌訟清官循吏、批判昏官聵吏︰ 在這系列故事中，作者反映出了一些賢能篤實的人物形象。他們不但受作者崇拜，也受百姓愛戴。如孫進士柳下（太原獄）、吳公南岱、施學使愚山（臙脂）、費公褘祉（折獄）等，都極可圈可點。這些清官，也在清代確有其人，籍名可考︰ （一）于成龍，山西永寧人，任黃州知府，為清聖祖皇帝所深知，從州縣官累遷升至直巡撫、兩江總督； （二）朱徽蔭，名宏祚，山東高唐人；孫柳下，名宗元，號長卿，淄川人； （三）吳南岱，江南武進人，進士，於順治年間任濟南知府； （四）費褘祉，字友喬，浙江鄞縣人，進士，順治十五年任山東淄川令，頗有政聲； （五）周元亮，名亮工，號櫟園，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官戶部侍郎。 （六）石宗玉，山東長山人。 （七）施愚山，安徽宣城人，名閏章，字尚白，愚山為其號，順治六年進士，乃清代著名文士，為蒲松齡。 其中施學使愚山與蒲松齡亦師亦友，後者初應童子試曾倍受施學使賞識獎勉。在〈臙脂〉篇中就曾一再表示感恩懷德之意，並藉篇中宿介之口，道出「學使施公學能稱最，又有憐才恤士之德」，其具經師之質，更具人師之實，影響他一生極大12。不過，《聊齋誌異》的基本精神是「志異」而不是「寫實」，作者寫的是「小說」而非「歷史」。因此主人公即便是有籍可查的歷史人物，篇中的情節也未必真有其事，這種以「真人假事」創作的情形也極為合理。13 八篇之中，僅限於歌訟清官而無涉昏官的有三篇︰〈折獄〉、〈新鄭獄〉、〈于中丞〉，作者對清官的訟揚，側重於其體恤民艱及對雜案情的明察與行事之機警。例如〈折獄〉中的費褘祉，作者主要稱讚其對案發現的仔細勘察精神，研究遺物特徵的認真態度，理出事物之間有機聯繫的思維方式，指出「事無難辦，要在隨處留心」。于成龍在〈于中丞〉第一則故事中，則善於在案發後敏銳地判斷出罪犯逃脫的可能性，果斷迅速地把罪犯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並變被動為主動，牽著罪犯的鼻子走，顯示了其判斷與應變能力。八篇故事俱圍繞在現實人世中，除了〈冤獄〉一則的破案假託周倉外，餘皆仰賴清官之判斷與探究。 作者對判吏的賢愚，作了適切的反映，對於昏庸鄙俗者，不輕易揭其名籍官銜，而對於高明賢能者，則極力頌揚。例如〈冤獄〉一案，若非殺人真犯宮標感於朱生之義而自投，則朱生的冤情不能動搖，但造成冤獄的判官，卻始終未露名籍，保留了他們生前或死後的名譽，這又是作者下筆時加以斟酌之處。在清明賢能的官吏部分，作者則不惜大書特書，「遐邇懽騰，謠訟成集」（老龍船戶），或謂其「神君之名，譟於河朔」（新鄭獄）。從中看得出蒲氏的寫作心法，乃隱惡揚善。 不過，作者對昏官聵吏的譴責，畢竟還停留在思想的批判上，未能通過具有美學價值的藝術形象，使讀者從感情上痛恨這些腐吏。他筆下這些反面官吏的形象多數採取「虛寫」的手法，不但無名無姓，且只稱「某令」、「邑宰」、「某官」，有關其身世經歷則莫可知悉，其心理活動更無從感受，因此若論作品的藝術形象，這些昏官還構不成形象，只能貼上「昏官聵吏」的標籤。14 但這並非《聊齋誌異》所獨有的現象，而與文化背景有關。傳統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下，對屬於統治階級的「官」，老百姓及文學作者只能稱訟吹捧，不容揭露批判、犯上作亂，故蒲氏在這些紀實性極強的作品中，亦不可能對製造冤獄的官吏一無所知，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高壓統治下的噤聲息音，這也是同時期公案作品的局限處。 二、細膩的審案的心理策略及破案方式︰ 《聊齋誌異》的文筆細膩，曲盡世態，所述案情各自不同，起伏跌宕，令人激賞。以此八篇而言，犯案手法便分為︰因色奸殺、奸夫淫婦合謀殺人、強徒謀殺、圖財害命案、強搶拐騙、訛賴、竊盜等案（詳見本文第參節），圍繞在現實生活中，打破了蒲松齡原先給自己規定的「專志鬼狐花妖而不志人事」15的框框，豪不掩飾地表露出他指陳時弊的企圖。 自西漢時期的《東海孝婦》起，公案小說大多短小精悍，百字可數，其作者的初衷只是把它們當成寄聞軼事而記錄，並非刻意創製人物形象生動、故事情節曲折、使人感動的小說。而蒲松齡的故事，篇幅雖亦短，但情節不落俗套，具備強大的張力。例如〈折獄〉第二則，井中無頭屍的身份，在婦人的指認後，讀者已心中有數，但作者不讓案情馬上曝光，讓承辦的縣令費褘祉多方施計，使婦人與真兇王五漸露馬腳，化茫茫案情為曙光畢現，令人不得不暗生佩服，執案官吏的心理策略可說完全成功，也滿足了讀者「辨奸懲邪」的期待。又如〈詩讞〉，由一把嫌犯遺留的扇子，幾陷吳蜚卿於死罪，「郡縣拘質，堅不伏。而慘被械梏，遂以成案，駁解往復，歷十餘餘官，更無異議。」冤者可說已無生機，後由周元亮復審，方憶及扇面詩句似曾相識，因而追溯出真兇何在，過程亦歷盡曲折。 在這批作品中，最能顯露作者構思之精巧與完整的，可說非〈臙脂〉莫屬。洋洋灑灑的三千餘字，超出《聊齋誌異》其餘公案故事很多，但較之清代中國文言小說而言，相當於短篇中的短篇了，以這樣的篇幅，卻能呈現完整的劇情，情節饒富變化，又合情合理，是這類作品藝術的成熟代表作。 故事中真正戲謔臙脂的是王氏的姦夫宿介，而誤殺臙脂之父而興訟的主犯，則為欲思染指王氏及臙脂的毛大，結果被判死刑而獲平反的，則是臙脂僅驚鴻一瞥的鄂秋隼。作者採用的是「滾雪球」式的手法，起初的事件很小，微小到微不足道–一位情竇初開的少女（臙脂），偶然在家門口遇到翩翩秀才鄂秋隼，一見鍾情，其閨中好友王氏佯言為其作媒，不料這出自諳於風月的王氏戲語，使得臙脂患起相思病。由這件小事開始渲染，到王氏的情夫宿介趁機求歡，再使得另一位多次挑逗王氏的毛大臨時起意，調戲臙脂不成而殺害臙脂之父，構成了命案。從上可見作品如何將一件日常小事發展一樁駭人聽聞的大案，雪球愈滾愈大，作者不斷增加新的人物、新的事件、例如宿介的行為和毛大的兇殘，都使得情節大大向前推進。這些人物都非信手拈來，而是與主要人物（臙脂）有某種社會關係，所以早已潛伏在主要人物的四周，故他們的出現並不突兀。 傳統公案小說的情節，不外乎以下這樣的公式︰昏庸無能的官吏，因受賄或糊塗而造成冤案；之後便出現清官，因他的公正廉明和明察秋毫，使真相大白，懲辦了真正的罪犯。但在〈臙脂〉的後半段，作品突破了這個窠臼，首先塑造了一個平反了此冤案、但也新製了另一個冤案的官吏–吳南岱。他平反了因昏官定案而遭死罪的秀才鄂生，「疑不類殺人者，陰使人從容私問之」，又進行一系列的調查研究，終還鄂生清白。但是作者在此所塑造的清官仍難脫傳統士大夫形象，認為「宿妓者必無良士」、「逾牆者何不至」，使得道德品質低劣、但實際並未犯案殺人的宿介陷入囹圄，如此一來，更深化了故事情節的曲折，也使得吳公南岱不同於其他明斷的清官，而擁有了獨立的人物性格。末由作者的恩師施愚山審案，運用心理策略，才使真兇伏案。本案呈現三種層次︰一是鄂秋隼蒙受不白之冤，顯示邑宰、郡官的昏瞶愚庸；二是鄂生蒙獲洗刷，定罪宿介，表示吳公南岱辦案公正嚴明；三是殺人者無所僥倖，終定罪毛大，施學使能明察事理。 除了藝術成分較高的〈臙脂〉外，故事的紀實性都很強，幾乎都圍繞在現實生活中，閱讀這些作品，可以感受到那種貼近實際生活的、未經加工雕琢的樸素真切感。 三、「書判體」及「論贊體」的應用 全書成就較為突出的〈臙脂〉、〈席方平〉篇末都附有較長的、用駢文寫成的「判詞」，雖則唐宋時期就有這類寫法16，非蒲松齡首創，但將「書判體」運用在文言短篇小說中，倒是較為少見。〈臙脂〉中的判詞竟長達八百餘字，雖未能擺脫駢文固有的趡砌詞藻、羅列典故，但作者在運用典故時，是出於加強語言表現力、增添文采與藝術感染力而寫，而非為了吊書袋。從《聊齋誌異》故事中，可知作者閱覽極博，蓋凡先秦諸子及前人之作，皆所涉獵。所以能這之有物，筆底生花，贏得「才子之筆」（俞樾《春在堂隨筆》引紀曉嵐語）及「奄有眾長，不名一格」（王漁洋《聊齋全集序》）的雅譽。摘引〈臙脂〉一篇之判詞如下︰ 宿介蹈盆成括殺身之道，成登徒子好色之名。祇緣兩小無猜，遂野鶩如家雞之戀；為因一言有漏，致得隴興望蜀之心。將仲子而踰牆，便如鳥墜；冒劉郎而入洞，竟賺門開。… 若毛大者，刁滑無籍，…浪乖槎木，直入廣寒之宮，逕泛漁舟，錯認桃源之路。… 臙脂身猶未字，歲已及笲。以月殿之仙人，自應有郎似玉；…而感關雎而念好逑，竟繞春婆之夢；怨摽梅而思吉士，遂離倩女之魂。… 之所以不同於其他故事，特別加了一篇判詞，也許是要有別於「真人真事」的報告文學，加強其藝術虛構成分。〈席方平〉是藉陰司冤判的不公所呈現的諷刺公案，亦有為數不短的判詞︰ 勘得冥王者，…羊很狼貪，竟玷人臣之節。斧敲斤斲，婦子之皮骨皆空；魚食鯨吞，螻蟻之微生可憫。當掬西江之水，為爾湔腸；即燒東壁之床，請君入甕。… 由於蒲氏博覽群書，故在文字筆墨間，自然而然也映現出前人的智慧及語彙，筆下的「判詞」亦織綴典故，用得貼切淺顯，通俗易懂，不無顯露才學的作用。考其採擷及運用前人語彙大致有兩種情形，一是直引原句，一是將原句加以潤飾變化，而成一家之言。如卷九〈冤獄〉為例，「桁楊」一詞源自《莊子．在宥》17，乃古書原句而一成不變嵌入作品，至於化句之詞，比比皆是，如〈冤獄〉︰「偃息在床」乃源自《詩．小雅．北山》︰「或息偃在床」；〈臙脂〉︰「魚脫網而鴻離」出自《詩．邶風．新臺》︰「漁網之設，鴻則離之。」 另外，「異史式曰」在故事中的作用亦不可小覷。中國古書中，篇末綴以「某曰」、「某某曰」，並不少見，《史記》仿先秦典籍中的「君子曰」創「太史公曰」，是為我國史書論贊體例的起始，「太史公曰」的設置及安排，處處表現了司馬遷卓越的創意與史才，而各篇「太史公曰」的內容，則含蘊著史遷獨特的史筆與史觀。自此，史籍多所仿效，文學作品中，最早也只見於《楚辭》某些篇章所附的「亂曰」。但在《聊齋誌異》附加的「異史氏曰」，則是較為罕見的現象。在《聊齋誌異自序》中云︰ 三閭氏感而為騷，…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 顯示蒲公認為此書雖係一部小說，但潛意識中並不一定僅有小說的意義。故其「異史氏曰」必與其寫作的動機及目的有關，包括了諸如評論、感想、歸納、類比等功能，還可顯示作者淵博的歷史文化知識，並對當時的社會現狀有洞若觀火的了解與掌握。語言使用上，夾敘夾議，情理交融；說理時，議論恢宏，抒情時，發自肺腑，兩相結合，產生以理服人與以情動人的雙重力量，由此亦可窺見作者的風旨與本意，以及其對世事的盱衡及態度。如〈臙脂〉末之「異史氏曰」云︰ …嗚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紬被放衙，下情民艱，更不肯一勞方寸，至鼓動衙開，巍然高坐。彼嘵嘵者直以桎梏靜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 充分展現了蒲公對當時折獄狀況混沌不明的深痛心情。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異史氏曰」篇幅很長，甚至超出故事原文，如〈冤獄〉所附達七百餘字，有喧賓奪主之勢，但對於故事的認識與分析，無疑有相乘的效果。提到官吏的昏庸及生靈塗炭的悲酸時云︰ 儼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拔救耶？…況且無辜之干連，往往奸民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於奸民。何以故？奸民難虐，而良民易欺也。 在這系列公案故事裡，蒲公清楚地呈現判官昏庸與黎庶的苦痛，無怪乎江茂森序《讀聊齋雜說》云︰「直可作史傳讀之，非僅供人遣興之小說而已。」18 伍、結語 《聊齋誌異》不是遊戲消遣之作，而是作者憤懣不平的寄託。作者生活在那樣的歷史環境裡，目睹了百姓之痛與卑鄙齷齪的社會現實，結合了自身的痛苦和憤懣，很自然地激起了憤世疾俗的感情。在這批公案故事中，無形中也流露了蒲公的意識形態。作為反映時代、指陳時事的文言小說作品，與晚清興起的「譴責小說」19在創作觀念上有先後呼應之勢。 文言短篇小說發展至清，《聊齋誌異》應可視為成熟的高峰之作，「用傳奇法，而以志怪」，概括了此書寫法與內容上的特徵，此書一出，仿作者蜂起，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尤其譽為與之頡頏之作，但《閱微》側重記事明理，人物形象不如《聊齋誌異》的豐滿，大大減少了小說之味。在篇篇女鬼鶯燕、狐魂充斥的故事中，也潛含了這一批存活於人世間，以人民福祉為依歸的正義官吏，審斷屬於陽間的冤案獄訟，實不可忽略，亦為明清公案小說發展高峰中又一值得探究的瑰寶。 附註： [1]參見《公案小說漫話》，頁二，張國風著，台北遠流出版。又如《中國古典小說美資料匯粹》，頁八，孫遜、孫菊園編，台北大安出版社；《中國小說史》頁一八七，孟瑤著，傳記文學印行，亦有類似說法。 撰文者：問萱〈親民工商專校專任講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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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不成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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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瑞士盧塞恩心理學研究學院的專家發現，一批本來成績平平的大學生，在實驗中被重打屁股後，記憶力突然大增，考試成績突飛猛進。香港《太陽報》報導，瑞士研究員對一百五十名自願接受測試的大學生進行研究，發現他們的屁股雖然受了一點皮肉之苦，但記憶力竟然平均大增了卅八％。從前考試測驗中只能勉強合格的大學生，在屁股被人重重拍打後，成績都大幅改善。心理學家海因斯表示，他們發現當人被打屁股時，其腎上腺素分泌會大幅上升，而用以減低痛楚而分泌的內啡，一旦跟腎上腺素混合，將會有效打通一個人從前沒有充分利用的神經途徑，進而有助ＩＱ的提升，因此一向成績平平的學生，屁股被打得皮開肉裂後竟突然開竅。大學生洛倫茨則說：「我沒有足夠金錢，尤其是在大考期間。雖然我在考試時痛得不能坐下，但這卻非常值得。因為屁股挨打令我保住了獎學金。」研究人員進行這次研究旨在研究為何近年的學生考試成績不斷退步。他們最後發現原來禁止體罰，例如打屁股竟然與學業成績有如此微妙的關係。」【國際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在以往，遙光以為，體罰不過就是一種強制性的記憶效應，就像是訓練小狗一般，透過害怕疼痛的強烈動機，強制性的將某些動作或訊息記在意識中。沒想到，原來除此之外，在人的身上，體罰還與內分泌、神經系統有關係。這讓我進一步想到，諸如針灸、中醫理論等，都是古人透過累積的經驗而成的智慧，未必知其所以然，但卻能知其然的應用；而古代所謂的「不打不成器」，是不是在無數的比較與觀察中，發現透過體罰能確實提昇孩子們的學習與記憶？進而衍生成為一種常則？ 在遙光的教學經驗裡，被打過的孩子不一定比較乖，但不聽話的小孩最後又無法動用體罰教訓的小孩，大多數在日後也比較不能自制；而被打的小孩，如果接受的是毫無理由、權威式、情緒性的教訓，比較容易形成心底創傷，變成不自覺的暴力傾向，而在日後繼續加諸同學或下一代。但如果接受是有理由告誡後再犯的教訓，或者是確認自己做錯後的體罰，這樣的小孩在日後反而比較能修正自己行為上的偏差，並且感激父母或師長的合理教訓。古代所謂「棒下出孝子」的諺語，正是這種明理體罰下的典型。 遙光小的時候被體罰的重！只要被處罰，就是被橡皮水管打得淤青，家母總是以「十次作一次打」，來作為我被處罰的依據；國中時的導師葉雄鈞老師也打的重！聲明分數如果沒有達到自己應有的標準〈像是數學八十分、文科九十分等〉，一分一下，而只要被處罰，那手勁之大，大拇指根部及手掌絕對淤青。這樣被打過來的童年，遙光卻充滿感激！錯非當時他們明理而嚴厲的體罰，遙光不能在不完整的家庭裡，直率而獨立的成長！而這一點，更在同班同學不服管教而長大後居然被判死刑的震撼裡，得到強烈的印證。 話雖如此說，遙光卻很少體罰學生，是一種不忍吧！總是以自己切身痛楚的經驗告誡學生。遙光不知道將來對自己的小孩是否也會用體罰，但可以想見的是，即使真的要處罰，我也期盼自己能用明理合理而嚴厲的態度，讓他們能知道自己的錯，從而在這樣的體罰裡，學到真正做人做事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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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毛與龜毛兔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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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知道台語龜毛一詞的詞源？與成語龜毛兔角是否有關聯？文字與涵義是怎麼樣與佛經、日本漢文扯上關係？要是您有興趣，請前往國學入門一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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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陶淵明「桃花源記」看老子理想之社會型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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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現今忙碌、緊張的社會環境底下，人類常在理想與現實的狹縫中選擇，理想世界的建構不易，加上現實環境壓力下的逼迫，總是使得人們內心充滿焦慮和困惑，急欲尋求一個解脫之處藉以安頓身心，而老子恬淡適逸、清淨無為的生活態度，以及知足樂觀、通達平淡的人生哲學，自然容易受到普遍地歡迎和重視，讓人們起而效尤。東晉文人陶淵明就是身處在世態炎涼、政治黑暗及民生困頓之下，在他的作品裏表現他對於老子筆下「烏托邦」的傾羡與渴望。下一回，我們將要請到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的大崙山，來為我們進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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